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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4日，中共元老、耄耋之年的董必武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接见了几位党史工作者。客人们请董老回忆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情况。这一下子打开了老人记忆的闸门，52年前的人和事像海潮一般，在脑海里翻卷。他缓缓地对客人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最厉害的是无政府主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应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引者注）。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这位引导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人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笔名汗、濑石、先进、均等。湖北潜江人。1902年12岁时东渡扶桑求学。1918年7月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同年底回到上海，与二哥、辛亥革命元勋李书城同寓。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大正时代，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播，李汉俊深受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回到上海，初登舆论平台，就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成为中共第一代红色媒体人，2年的时间就在报刊上发表了100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比董老小4岁，但思想上却对董老影响甚大，成为董老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引路人。尽管世事沧桑，李汉俊境遇跌宕起伏，但他们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却保持终身。
初 识 申 城
董必武，名贤琮，15岁时改名用威，号璧武，“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时，用号的谐音取的名。他生于1886年3月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书人家，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17岁时中考，但风雨如晦的社会没有使他沿着求功名的仕途走下去，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他毅然割掉了辫子，从家乡赶到汉口，参加阳夏保卫战。民国初，他追随孙中山，为了民主共和，两次坐牢，两次亡命日本。1918年他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1886—1919）的邀请，到湖北利川，担任鄂西靖国军秘书，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战役。1919年1月28日，在护法军内讧中，蔡济民被川军唐克明、方化南杀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与同乡张国恩（1880—1940）赴上海向社会各方申述，替蔡济民讨回公道。他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1887—1927）的引荐下，拜访了孙中山，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但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也无办法。这让董必武大失所望，反思革命，认为不能再走利用军阀打军阀的老路，革命要从头来。但新路何在？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中。
此时，经过詹大悲的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住在附近的同乡李汉俊。这四个湖北佬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救国新路。李汉俊成了他们的思想中心，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推荐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等。董必武等抱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他们的生活是清贫的，有时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一次詹大悲将自己衣服和蚊帐也拿出去典当，与董必武共穿一件长衫；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心一意地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领略其中精义。
他们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董必武、张国恩决定回到湖北，先办报纸，为人民说话。但他们身无分文。8月13日詹大悲致函孙中山：“先生大鉴：上回从夔府来董君用威，因为蔡济民一案来到上海，想上海各方面替蔡案主张公道，住了几个月，现在才将蔡案证据印好，急于回利夔去，但是一钱不名，要求先生给他100元供他回利夔，这件事情先生允许吗？董君为人是很好的，若是有旁的法子可想，决不会拿这件事来烦先生，先生的意思，怎样办法？请告诉孙铁人君来说一声。前天同先生说组织《汉口新报》的事，现在送上一份印刷品，请先生指教。”孙中山接到信后，送了100元给董必武。
董必武、张国恩回到武昌后，办报纸却无法实现，又计划办学校，培养进步青年。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屡受挫折，报国无门。忧思国难的情感和一时找不到改变环境办法的焦虑使董必武陷入极大苦闷之中，于是写信给李汉俊，诉说自己的心情。
10月6日，李汉俊写了一封1.5万字的回函，用唯物史观剖析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教育的关系，指出只有实行根本制度上的改造，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教育与社会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整个社会糟的缘故，“我们湖北糟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通过李汉俊，董必武在革命的实践中，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遵从马列无不胜，坚信前途会伐柯”。
1920年夏，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接着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成立党的组织。陈独秀也派鄂人刘伯垂（1887—1936）回到武汉，刘与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加入共产党，筹建武汉地区党的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湖北早期党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李汉俊与董必武受会议委托，向共产国际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了这次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意义深远的会议。
战 斗 江 汉
1922年，李汉俊回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参加了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通缉，避难北京。非常遗憾，此时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于这年5月5日意气用事地给中共中央写信脱离了共产党。下半年，他回到武昌，在武昌高师执教，继续宣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
1924年国共实行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狂飙。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他向李汉俊伸出热情之手，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李汉俊主动与中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与詹大悲等团结在董必武周围，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1926年8月21日，以董必武为团长、李汉俊为副团长的湖北各界代表团抵达长沙，热烈欢迎北伐军。他们参加了在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湖北、湖南两省的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联席会议，讨论北伐军进攻武汉，以及武汉解放后政权建设问题。
10月10日，北伐军解放武汉后，董必武与李汉俊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李汉俊是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成员。他俩参加湖北省政府，均为省政府委员，董必武兼农工厅厅长，李汉俊兼教育厅厅长。他们相互配合，推动湖北的革命形势向前发展。
1927年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开学，李汉俊是负责人。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校专门成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李汉俊聘请董必武担任委员。董必武主持的湖北省中小学校教师党义研究班，请李汉俊教授《社会学大纲》等课程。
同年初，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破坏国共合作。武汉掀起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斗争。2月19日，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执监会召集武昌、汉阳、汉口各级党部联系会议，董必武出席大会，李汉俊作政治报告。李汉俊义正辞严地说：“中央迁鄂是在广东经全体中央执委议决者，在外交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均属必要，若推翻原案，不仅违背多数党员的意志，且违背客观的事实及人民的要求，吾们要破除封建制度，必须力量集中于最高指导机关，以运用大多数的意志，决不能依照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否则非民主集中制，乃个人独裁，如此不仅违背本党的总章，且破坏了党的生命。”他号召全党一致努力，反对独裁。24日，董必武、李汉俊一起出席武汉三镇各级党部党员大会，到会20余万人。董必武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致辞，一一列举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罪行，严正指出：“这都是党的病象，都是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把持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威权，打倒一切封建势力。”
2月27日，阳新的反动势力残害9位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农运领袖，制造了“阳新惨案”。李汉俊出席了董必武召集的国民党省党部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代表去阳新调查，严肃处理案件，以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3月6日，他们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15次执委会，通过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这是革命政权制定的第一个打击农村封建反动势力的革命法规，沉重地打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5月，汪精卫也蠢蠢欲动，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酝酿反共。他常常无端指责以董必武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支持农工，打击反动势力的革命举动。6月22日至26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省市县联席会议召开。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时，再次对省党部横加责难。李汉俊作为会议总主席，针锋相对地充分肯定省党部的工作，对农工运动大加称赞，指出农工的力量是革命的基础，是革命政权的基础。要巩固政权就非武装农民不可。农运中出现的偏差，主要是因为乡间政权混杂了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至于阻扰税收问题，也不全然是“人民幼稚”，有些是官吏贪污所引起的。他要中央政府建设真正的廉洁政府，建立健全的乡村自治。
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一片恐怖。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汉俊、詹大悲与董必武保持联系，董老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党的撤退，没有布置后卫，原来同党合作的人，要留下来做点工作。”他们遵照董老的指示，想尽办法，利用合法的身份，保护了一些中共党团员，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同年底，桂系军阀（西征军）进攻武汉，李汉俊、詹大悲欲去日本，与董老商量。董老很不赞成，认为他们不应该随便离开革命战线，鼓励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坚持斗争。
11月中旬，西征军攻占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的名义，发动群众与西征军抗争。西征军控制的国民政府明令通缉他俩。李汉俊与詹大悲躲匿汉口日租界，与董必武相邻。12月16日，报上披露董必武藏在日租界。李汉俊、詹大悲闻讯，立即派人到董老住地，叮嘱挚友特别小心。董必武反而关照他们：“你们危险比我大，请格外小心。”果不出董老所料，当天下午，西征军政府与日租界当局联手，派军警到李汉俊、詹大悲的住地将其逮捕，不加审讯，即以“共产党”的罪名，于17日将他们枪决。
深 情 怀 念
李汉俊人生之途波澜曲折。1923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意见不合，离开了中共，1924年被除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曾在报上公开发表过不当言论，因而他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此董老非常清楚，但他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坚持了一生。
詹大悲、李汉俊遇难第二天（12月18日），董必武在报上看到噩耗后，悲痛欲绝，不顾个人安危，搜集詹大悲、李汉俊的资料，不久化装避难日本。1928年3月初春，董必武在日本京都，用了10个夜晚的时间，撰写了回忆詹大悲的纪念资料，全文约1万多字。资料记录了他与詹大悲、李汉俊的战斗友谊，以及他们遇难前后的情景。每行文字饱含着董必武对战友无限缅怀的深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特别是詹大悲、李汉俊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保持联系的事实，为后人正确评价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行为提供了权威证明。
1937年，斯诺前妻、记者尼姆·韦尔斯采访董老。董老在采访中称赞李汉俊：“五四运动后，我开始考虑是否能找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我同朋友们讨论了这些问题，恰好一名叫李汉俊的中国学生从日本回国。在日本，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些著作，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如此浓厚兴趣。”“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同我们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是董必武第一次对媒体讲述自己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经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李汉俊不是机会主义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而是宣传、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而是积极筹建了党。
1952年，新中国开展大规模调查烈士并发放烈士证活动。3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为确认詹大悲和李汉俊的烈士资格，向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去函。4月2日，董必武回函，出具证明，其中讲到：“詹、李都是国民党员，思想可能是属于急（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在国共分裂后，他们仍在湖北省政府任职期间，可能有反共的言论，当时他们还不是国民党中反共积极分子。但他们都实际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工作，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了生命，我认为他们二人是可以称为烈士的。”
据此，1953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了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到：“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56年8月15日，董必武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陈模采访时，再次缅怀了李汉俊。1961年，他在与作家田海燕作自述性的回忆时，多次谈到李汉俊，充满了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入党介绍人李汉俊的无限深情。
1971年，董必武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四人帮”肆意利用颠倒的党史残害忠良，大抓叛徒，以言治罪。在黑色恐怖中，许多老同志对党史避之唯恐不及，对有“问题”的人更是缄默不语，以免引火烧身。但董老全然不顾，毅然接受采访，实事求是地回忆湖北地区党的历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口述历史。他无限深情地缅怀了李汉俊，为历史正确评价李汉俊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这次谈话也是老人家最后一次公开的回忆。4年后，董必武逝世。如今他留下的谈话记录，留下的回忆手稿，留下的证明材料，仍然是那样清晰，无不凝聚了董老对李汉俊、詹大悲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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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引导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人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笔名汗、濑石、先进、均等。湖北潜江人。1902年12岁时东渡扶桑求学。1918年7月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同年底回到上海，与二哥、辛亥革命元勋李书城同寓。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大正时代，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播，李汉俊深受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回到上海，初登舆论平台，就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成为中共第一代红色媒体人，2年的时间就在报刊上发表了100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比董老小4岁，但思想上却对董老影响甚大，成为董老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引路人。尽管世事沧桑，李汉俊境遇跌宕起伏，但他们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却保持终身。
初 识 申 城
董必武，名贤琮，15岁时改名用威，号璧武，“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时，用号的谐音取的名。他生于1886年3月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书人家，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17岁时中考，但风雨如晦的社会没有使他沿着求功名的仕途走下去，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他毅然割掉了辫子，从家乡赶到汉口，参加阳夏保卫战。民国初，他追随孙中山，为了民主共和，两次坐牢，两次亡命日本。1918年他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1886—1919）的邀请，到湖北利川，担任鄂西靖国军秘书，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战役。1919年1月28日，在护法军内讧中，蔡济民被川军唐克明、方化南杀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与同乡张国恩（1880—1940）赴上海向社会各方申述，替蔡济民讨回公道。他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1887—1927）的引荐下，拜访了孙中山，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但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也无办法。这让董必武大失所望，反思革命，认为不能再走利用军阀打军阀的老路，革命要从头来。但新路何在？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中。
此时，经过詹大悲的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住在附近的同乡李汉俊。这四个湖北佬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救国新路。李汉俊成了他们的思想中心，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推荐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等。董必武等抱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他们的生活是清贫的，有时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一次詹大悲将自己衣服和蚊帐也拿出去典当，与董必武共穿一件长衫；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心一意地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领略其中精义。
他们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董必武、张国恩决定回到湖北，先办报纸，为人民说话。但他们身无分文。8月13日詹大悲致函孙中山：“先生大鉴：上回从夔府来董君用威，因为蔡济民一案来到上海，想上海各方面替蔡案主张公道，住了几个月，现在才将蔡案证据印好，急于回利夔去，但是一钱不名，要求先生给他100元供他回利夔，这件事情先生允许吗？董君为人是很好的，若是有旁的法子可想，决不会拿这件事来烦先生，先生的意思，怎样办法？请告诉孙铁人君来说一声。前天同先生说组织《汉口新报》的事，现在送上一份印刷品，请先生指教。”孙中山接到信后，送了100元给董必武。
董必武、张国恩回到武昌后，办报纸却无法实现，又计划办学校，培养进步青年。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屡受挫折，报国无门。忧思国难的情感和一时找不到改变环境办法的焦虑使董必武陷入极大苦闷之中，于是写信给李汉俊，诉说自己的心情。
10月6日，李汉俊写了一封1.5万字的回函，用唯物史观剖析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教育的关系，指出只有实行根本制度上的改造，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教育与社会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整个社会糟的缘故，“我们湖北糟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通过李汉俊，董必武在革命的实践中，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遵从马列无不胜，坚信前途会伐柯”。
1920年夏，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接着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成立党的组织。陈独秀也派鄂人刘伯垂（1887—1936）回到武汉，刘与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加入共产党，筹建武汉地区党的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湖北早期党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李汉俊与董必武受会议委托，向共产国际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了这次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意义深远的会议。
战 斗 江 汉
1922年，李汉俊回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参加了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通缉，避难北京。非常遗憾，此时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于这年5月5日意气用事地给中共中央写信脱离了共产党。下半年，他回到武昌，在武昌高师执教，继续宣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
1924年国共实行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狂飙。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他向李汉俊伸出热情之手，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李汉俊主动与中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与詹大悲等团结在董必武周围，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1926年8月21日，以董必武为团长、李汉俊为副团长的湖北各界代表团抵达长沙，热烈欢迎北伐军。他们参加了在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湖北、湖南两省的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联席会议，讨论北伐军进攻武汉，以及武汉解放后政权建设问题。
10月10日，北伐军解放武汉后，董必武与李汉俊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李汉俊是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成员。他俩参加湖北省政府，均为省政府委员，董必武兼农工厅厅长，李汉俊兼教育厅厅长。他们相互配合，推动湖北的革命形势向前发展。
1927年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开学，李汉俊是负责人。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校专门成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李汉俊聘请董必武担任委员。董必武主持的湖北省中小学校教师党义研究班，请李汉俊教授《社会学大纲》等课程。
同年初，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破坏国共合作。武汉掀起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斗争。2月19日，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执监会召集武昌、汉阳、汉口各级党部联系会议，董必武出席大会，李汉俊作政治报告。李汉俊义正辞严地说：“中央迁鄂是在广东经全体中央执委议决者，在外交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均属必要，若推翻原案，不仅违背多数党员的意志，且违背客观的事实及人民的要求，吾们要破除封建制度，必须力量集中于最高指导机关，以运用大多数的意志，决不能依照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否则非民主集中制，乃个人独裁，如此不仅违背本党的总章，且破坏了党的生命。”他号召全党一致努力，反对独裁。24日，董必武、李汉俊一起出席武汉三镇各级党部党员大会，到会20余万人。董必武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致辞，一一列举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罪行，严正指出：“这都是党的病象，都是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把持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威权，打倒一切封建势力。”
2月27日，阳新的反动势力残害9位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农运领袖，制造了“阳新惨案”。李汉俊出席了董必武召集的国民党省党部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代表去阳新调查，严肃处理案件，以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3月6日，他们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15次执委会，通过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这是革命政权制定的第一个打击农村封建反动势力的革命法规，沉重地打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5月，汪精卫也蠢蠢欲动，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酝酿反共。他常常无端指责以董必武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支持农工，打击反动势力的革命举动。6月22日至26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省市县联席会议召开。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时，再次对省党部横加责难。李汉俊作为会议总主席，针锋相对地充分肯定省党部的工作，对农工运动大加称赞，指出农工的力量是革命的基础，是革命政权的基础。要巩固政权就非武装农民不可。农运中出现的偏差，主要是因为乡间政权混杂了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至于阻扰税收问题，也不全然是“人民幼稚”，有些是官吏贪污所引起的。他要中央政府建设真正的廉洁政府，建立健全的乡村自治。
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一片恐怖。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汉俊、詹大悲与董必武保持联系，董老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党的撤退，没有布置后卫，原来同党合作的人，要留下来做点工作。”他们遵照董老的指示，想尽办法，利用合法的身份，保护了一些中共党团员，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同年底，桂系军阀（西征军）进攻武汉，李汉俊、詹大悲欲去日本，与董老商量。董老很不赞成，认为他们不应该随便离开革命战线，鼓励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坚持斗争。
11月中旬，西征军攻占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的名义，发动群众与西征军抗争。西征军控制的国民政府明令通缉他俩。李汉俊与詹大悲躲匿汉口日租界，与董必武相邻。12月16日，报上披露董必武藏在日租界。李汉俊、詹大悲闻讯，立即派人到董老住地，叮嘱挚友特别小心。董必武反而关照他们：“你们危险比我大，请格外小心。”果不出董老所料，当天下午，西征军政府与日租界当局联手，派军警到李汉俊、詹大悲的住地将其逮捕，不加审讯，即以“共产党”的罪名，于17日将他们枪决。
深 情 怀 念
李汉俊人生之途波澜曲折。1923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意见不合，离开了中共，1924年被除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曾在报上公开发表过不当言论，因而他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此董老非常清楚，但他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坚持了一生。
詹大悲、李汉俊遇难第二天（12月18日），董必武在报上看到噩耗后，悲痛欲绝，不顾个人安危，搜集詹大悲、李汉俊的资料，不久化装避难日本。1928年3月初春，董必武在日本京都，用了10个夜晚的时间，撰写了回忆詹大悲的纪念资料，全文约1万多字。资料记录了他与詹大悲、李汉俊的战斗友谊，以及他们遇难前后的情景。每行文字饱含着董必武对战友无限缅怀的深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特别是詹大悲、李汉俊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保持联系的事实，为后人正确评价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行为提供了权威证明。
1937年，斯诺前妻、记者尼姆·韦尔斯采访董老。董老在采访中称赞李汉俊：“五四运动后，我开始考虑是否能找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我同朋友们讨论了这些问题，恰好一名叫李汉俊的中国学生从日本回国。在日本，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些著作，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如此浓厚兴趣。”“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同我们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是董必武第一次对媒体讲述自己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经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李汉俊不是机会主义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而是宣传、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而是积极筹建了党。
1952年，新中国开展大规模调查烈士并发放烈士证活动。3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为确认詹大悲和李汉俊的烈士资格，向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去函。4月2日，董必武回函，出具证明，其中讲到：“詹、李都是国民党员，思想可能是属于急（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在国共分裂后，他们仍在湖北省政府任职期间，可能有反共的言论，当时他们还不是国民党中反共积极分子。但他们都实际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工作，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了生命，我认为他们二人是可以称为烈士的。”
据此，1953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了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到：“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56年8月15日，董必武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陈模采访时，再次缅怀了李汉俊。1961年，他在与作家田海燕作自述性的回忆时，多次谈到李汉俊，充满了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入党介绍人李汉俊的无限深情。
1971年，董必武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四人帮”肆意利用颠倒的党史残害忠良，大抓叛徒，以言治罪。在黑色恐怖中，许多老同志对党史避之唯恐不及，对有“问题”的人更是缄默不语，以免引火烧身。但董老全然不顾，毅然接受采访，实事求是地回忆湖北地区党的历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口述历史。他无限深情地缅怀了李汉俊，为历史正确评价李汉俊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这次谈话也是老人家最后一次公开的回忆。4年后，董必武逝世。如今他留下的谈话记录，留下的回忆手稿，留下的证明材料，仍然是那样清晰，无不凝聚了董老对李汉俊、詹大悲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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