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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利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据统计，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银行共实现净利润5183亿元，同比增长29％。
对此，一些舆论认为,银行存在榨取实体经济利益之嫌；另一些舆论则以为,银行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可以轻松赢利。
正确看待银行赢利水平，必须要客观分析影响因素，深入研究银行收入结构，理性判断赢利前景。在此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银行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维持合理的赢利水平。
特殊影响因素：改革红利
赢利是反映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重要财务指标。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内部来说，资产规模、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净息差、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等指标都与银行利润高度相关。
从外部来说，经济周期、税收制度、银行业市场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也会影响银行赢利水平。然而，对于中国银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银行业改革红利。应该说，近年来的赢利也是银行业改革成果的具体反映。
2003年，中国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身陷困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加快了改革步伐。借鉴国际银行业和国内企业改革经验，中国银行业采取了核销资产损失、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上市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至今仍产生着积极影响，形成了银行业的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之一是通过核销和处置不良资产，提高了银行生息资产占比，信贷成本大幅下降。
2002年，包括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在2万亿元以上，不良资产率高达25％；损失准备金缺口达1.34万亿元，拨备覆盖率仅为6.9％；而账面税前利润仅364亿元。不良贷款长期占据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科目，不能实现正常还本付息，大量损失类贷款根本不产生现金流。
2003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先后核销和处置了约2万亿元不良资产，农村信用社改革使用央行票据等置换不良资产约1700多亿元，国家还加大了商业银行自主核销资产损失的力度，银行业用改革后增加的赢利冲销了大量不良资产，弥补了过去的损失。
随着我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效果不断显现，不良资产连续出现双降，信贷成本不断降低。截至2011年9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05万亿元，其中，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下降到3379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9％；拨备覆盖率达到270.99％。
改革红利之二是通过补充资本金，提高了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和业务发展能力，增加了银行稳定可用资金来源。2003年中国商业银行仅有八家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监管要求，且达标银行的资产占比仅为0.6％。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先后获得国家注资约825亿美元。
商业银行除通过利润留存等内源融资方式不断补充资本金外，还利用发行股票、次级债等外源融资方式进一步补充资本金。截至2011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净额近6万亿元，资本充足率达12.3％；吸收损失能力最强的普通股一级资本接近5万亿元。
充足的资本尤其是普通股资本对增强资产扩张能力和赢利能力至关重要，同时充足的资本金本身也是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净利息收益率的重要因素。
改革红利之三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降低了银行经营成本。2003年以来的银行业改革在注重内部改革的同时，顺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潮，向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打开了投资入股的大门。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得到应用，特别是银行业的科技化、集约化大大节约了成本。
在科技化的支持下，以零售业务为主的中国银行业普遍加快了电子渠道替代柜台的步伐，据工商银行统计，其69％的业务已通过网上办理。测算表明，通过银行营业柜台进行交易的单笔成本为3.06元， 自动柜员机的单笔成本为0.83元，而网上银行成本仅为0.49元。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运用，使得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大大降低，目前已普遍控制在30％左右。
此外，通过公开发行上市，市场对银行的约束和促进作用初步形成。商业银行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满足股东分红需求，普遍制定了以加快发展为主旨的经营计划，并通过层层下达与薪酬紧密挂钩的、以利润增长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将落实经营计划的压力传导到基层行，力争经营规模超常发展、利润逐年递增成为银行各级经营管理者普遍的行为选择。正是这种动力和压力，也使得商业银行利润持续高速增长。
赢利增长的实体经济基础
抛开改革红利不计，银行业利润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基本一致，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
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6834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利润增长分别为19.8％、33.6％、32.4％、12.9％和44.7％。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来，由于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利润增长最快的私营企业已成为银行的主要客户，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银行利润增幅。
截至2011年9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60.5％，中小企业贷款当年新增额占到全部企业贷款新增额的比重达到68.4％。中小企业中90％为私营企业，据此推断，私营企业贷款约占全部企业贷款的54％，为银行贡献了一半的收益来源。
观察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可以发现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均有改善。一方面，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一般都在50％左右，这一收入结构大大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
中国商业银行一直致力于改善收入结构，主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从2003年末的12.82％提升到2011年9月末的18.52％，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更是达到22.2％。
不能否认的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提高并非完全由于业务转型和产品创新，其中一部分是由于银行在融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收取到的不合理费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净利息收益率（也称净息差）出现改善。净息差体现了商业银行综合平衡资产负债和成本收益后的定价能力。
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及人民币名义利差收窄影响，净息差从2.94％一度下跌至2009年的2.24％，2011年逐步回升到2.6％。尽管如此，国内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仍低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欧美等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净息差长期保持在2.9％以上。
国际经验表明，净息差的提高与商业银行客户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越是零售客户多、客户规模小、融资期限短的银行，净息差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客户贷款的风险溢价水平，也是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得以回升的重要原因。
理性判断赢利前景及其影响
目前，银行业改革红利正在加速消失，不良资产反弹可能性增大，当前这种拼规模、拼份额的粗放经营模式无法持续，2009年以来的信贷过快增长也消耗了银行的资本。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转变，银行赢利高增长局面已难以维持。但是，如果不能维持银行合理的赢利水平，则不仅会大大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强化，信贷投放需保持一定增速，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压力进一步增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实体经济资金来源仍将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这将对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形成倒逼压力。
与此同时，按照监管部门的计划，中国银行业还将实施第三版巴塞尔新协议，届时，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和流动性水平还将有更高的硬性要求。
有专家预测，商业银行赢利增长如果能够保持在15％左右，则可以通过利润留存方式补充一部分资本金，通过外源融资解决的资本规模不会过大，也能够为市场所接受；如果商业银行赢利水平下降幅度过大，则不仅无法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从而加大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压力，更可能因为影响市场信心而导致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逐渐恢复常态，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新一轮不良资产反弹，处置和核销不良资产将动用银行部分收入。
近几年，商业银行资产快速扩张、信贷集中大量投放，一些商业银行为实现超常发展甚至开始追逐质量越来越低的客户、风险越来越高的业务。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势必有一些贷款客户会退出市场、出现违约，商业银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反弹。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资产价格还将进一步回落，商业银行抵质押资产可能出现不足值问题，贷款价值比变化可能导致违约增加。
伴随着信贷快速增长，不良贷款却能够连续35个月保持双降，这种过于乐观的指标也使人担心资产分类的真实性，忧虑商业银行是否存在着不能识别甚至隐瞒不良资产的情况。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在提高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同时，保持银行合理的赢利水平。解决这一难题，目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敏锐把握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提高效能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入手，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积极创新产品、改进服务，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与此同时，清理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和不合理附加条件，明确商业银行不得对企业贷款收取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以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名义增加不合理费用。
二是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对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小企业，要通过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给予金融支持，减轻对银行融资的依赖。
同时，引导大企业更多地通过债市和股市融资，促使商业银行主动将信贷业务转向小企业。此外，应鼓励和扩大基础性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将银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有价证券，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本充足压力。
三是加快发展面向基层和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缓解小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
应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在形成市场化和有效约束的退出机制前提下，大幅放宽小型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允许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和组建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发展小型、社区型金融机构改善小型微型和“三农”金融服务，促进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通过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调节商业银行赢利水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对此，一些舆论认为,银行存在榨取实体经济利益之嫌；另一些舆论则以为,银行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可以轻松赢利。
正确看待银行赢利水平，必须要客观分析影响因素，深入研究银行收入结构，理性判断赢利前景。在此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银行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维持合理的赢利水平。
特殊影响因素：改革红利
赢利是反映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重要财务指标。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内部来说，资产规模、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净息差、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等指标都与银行利润高度相关。
从外部来说，经济周期、税收制度、银行业市场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也会影响银行赢利水平。然而，对于中国银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银行业改革红利。应该说，近年来的赢利也是银行业改革成果的具体反映。
2003年，中国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身陷困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加快了改革步伐。借鉴国际银行业和国内企业改革经验，中国银行业采取了核销资产损失、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上市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至今仍产生着积极影响，形成了银行业的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之一是通过核销和处置不良资产，提高了银行生息资产占比，信贷成本大幅下降。
2002年，包括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在2万亿元以上，不良资产率高达25％；损失准备金缺口达1.34万亿元，拨备覆盖率仅为6.9％；而账面税前利润仅364亿元。不良贷款长期占据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科目，不能实现正常还本付息，大量损失类贷款根本不产生现金流。
2003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先后核销和处置了约2万亿元不良资产，农村信用社改革使用央行票据等置换不良资产约1700多亿元，国家还加大了商业银行自主核销资产损失的力度，银行业用改革后增加的赢利冲销了大量不良资产，弥补了过去的损失。
随着我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效果不断显现，不良资产连续出现双降，信贷成本不断降低。截至2011年9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05万亿元，其中，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下降到3379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9％；拨备覆盖率达到270.99％。
改革红利之二是通过补充资本金，提高了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和业务发展能力，增加了银行稳定可用资金来源。2003年中国商业银行仅有八家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监管要求，且达标银行的资产占比仅为0.6％。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先后获得国家注资约825亿美元。
商业银行除通过利润留存等内源融资方式不断补充资本金外，还利用发行股票、次级债等外源融资方式进一步补充资本金。截至2011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净额近6万亿元，资本充足率达12.3％；吸收损失能力最强的普通股一级资本接近5万亿元。
充足的资本尤其是普通股资本对增强资产扩张能力和赢利能力至关重要，同时充足的资本金本身也是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净利息收益率的重要因素。
改革红利之三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降低了银行经营成本。2003年以来的银行业改革在注重内部改革的同时，顺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潮，向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打开了投资入股的大门。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得到应用，特别是银行业的科技化、集约化大大节约了成本。
在科技化的支持下，以零售业务为主的中国银行业普遍加快了电子渠道替代柜台的步伐，据工商银行统计，其69％的业务已通过网上办理。测算表明，通过银行营业柜台进行交易的单笔成本为3.06元， 自动柜员机的单笔成本为0.83元，而网上银行成本仅为0.49元。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运用，使得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大大降低，目前已普遍控制在30％左右。
此外，通过公开发行上市，市场对银行的约束和促进作用初步形成。商业银行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满足股东分红需求，普遍制定了以加快发展为主旨的经营计划，并通过层层下达与薪酬紧密挂钩的、以利润增长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将落实经营计划的压力传导到基层行，力争经营规模超常发展、利润逐年递增成为银行各级经营管理者普遍的行为选择。正是这种动力和压力，也使得商业银行利润持续高速增长。
赢利增长的实体经济基础
抛开改革红利不计，银行业利润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基本一致，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
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6834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利润增长分别为19.8％、33.6％、32.4％、12.9％和44.7％。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来，由于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利润增长最快的私营企业已成为银行的主要客户，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银行利润增幅。
截至2011年9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60.5％，中小企业贷款当年新增额占到全部企业贷款新增额的比重达到68.4％。中小企业中90％为私营企业，据此推断，私营企业贷款约占全部企业贷款的54％，为银行贡献了一半的收益来源。
观察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可以发现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均有改善。一方面，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一般都在50％左右，这一收入结构大大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
中国商业银行一直致力于改善收入结构，主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从2003年末的12.82％提升到2011年9月末的18.52％，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更是达到22.2％。
不能否认的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提高并非完全由于业务转型和产品创新，其中一部分是由于银行在融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收取到的不合理费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净利息收益率（也称净息差）出现改善。净息差体现了商业银行综合平衡资产负债和成本收益后的定价能力。
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及人民币名义利差收窄影响，净息差从2.94％一度下跌至2009年的2.24％，2011年逐步回升到2.6％。尽管如此，国内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仍低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欧美等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净息差长期保持在2.9％以上。
国际经验表明，净息差的提高与商业银行客户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越是零售客户多、客户规模小、融资期限短的银行，净息差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客户贷款的风险溢价水平，也是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得以回升的重要原因。
理性判断赢利前景及其影响
目前，银行业改革红利正在加速消失，不良资产反弹可能性增大，当前这种拼规模、拼份额的粗放经营模式无法持续，2009年以来的信贷过快增长也消耗了银行的资本。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转变，银行赢利高增长局面已难以维持。但是，如果不能维持银行合理的赢利水平，则不仅会大大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强化，信贷投放需保持一定增速，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压力进一步增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实体经济资金来源仍将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这将对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形成倒逼压力。
与此同时，按照监管部门的计划，中国银行业还将实施第三版巴塞尔新协议，届时，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和流动性水平还将有更高的硬性要求。
有专家预测，商业银行赢利增长如果能够保持在15％左右，则可以通过利润留存方式补充一部分资本金，通过外源融资解决的资本规模不会过大，也能够为市场所接受；如果商业银行赢利水平下降幅度过大，则不仅无法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从而加大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压力，更可能因为影响市场信心而导致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逐渐恢复常态，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新一轮不良资产反弹，处置和核销不良资产将动用银行部分收入。
近几年，商业银行资产快速扩张、信贷集中大量投放，一些商业银行为实现超常发展甚至开始追逐质量越来越低的客户、风险越来越高的业务。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势必有一些贷款客户会退出市场、出现违约，商业银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反弹。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资产价格还将进一步回落，商业银行抵质押资产可能出现不足值问题，贷款价值比变化可能导致违约增加。
伴随着信贷快速增长，不良贷款却能够连续35个月保持双降，这种过于乐观的指标也使人担心资产分类的真实性，忧虑商业银行是否存在着不能识别甚至隐瞒不良资产的情况。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在提高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同时，保持银行合理的赢利水平。解决这一难题，目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敏锐把握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提高效能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入手，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积极创新产品、改进服务，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与此同时，清理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和不合理附加条件，明确商业银行不得对企业贷款收取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以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名义增加不合理费用。
二是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对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小企业，要通过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给予金融支持，减轻对银行融资的依赖。
同时，引导大企业更多地通过债市和股市融资，促使商业银行主动将信贷业务转向小企业。此外，应鼓励和扩大基础性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将银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有价证券，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本充足压力。
三是加快发展面向基层和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缓解小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
应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在形成市场化和有效约束的退出机制前提下，大幅放宽小型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允许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和组建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发展小型、社区型金融机构改善小型微型和“三农”金融服务，促进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通过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调节商业银行赢利水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