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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之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沈从文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他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丈夫》，以湘西某河畔的妓船为写作背景，讲述了妻子在船上“做生意”，丈夫逢年过节偶尔来探望的故事。小说《丈夫》典型地体现了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浪漫主义，一方面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是“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这也是沈从文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追求和创作手法。
关键词：浪漫主义思潮;沈从文;丈夫;回归自然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之一，诞生于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在“五四”时期进入了全盛时期，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分化并逐渐处于边缘位置，沈从文的浪漫主义创作观念就是生发在这一时期。本文通过解析短篇小说《丈夫》来阐释沈从文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追求和创作手法。
一、沈从文接受浪漫主义的契机
说到沈从文接受浪漫主义的契机，首先要了解一下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极大地激发了资产阶级在中国投资办厂、振兴实业的热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发展，现代都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后，民国初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举措，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情持续高涨，新兴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断涌现。这些企业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契约性的雇佣关系，这也使得宗族关系和传统价值观进一步解体。19世纪末20年代初，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展开了激烈斗争，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巨大的破坏性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对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一次彻底地颠覆。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情绪，且随着反科学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对个体生命自由、健康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世俗人生的留恋，这些都是促使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出生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湘西，从小就受到湘西独特地域文化的浸润，这对他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他崇尚原始自然之美，富于浪漫和幻想，始终歌唱人性的美好。正是这种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使沈从文终生都有抹不掉的“湘西情结”。后来由于家境的败落，沈从文在高小毕业后就辍学参了军，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湘西底层社会的各色人群，切身体会到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浮沉。这也促使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充满关怀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并常常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身份自居，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生动的底层人物形象。“五四”运动之后，沈从文离开了湘西这片养育他二十余年的土地，只身来到了大都市北京，喧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得习惯了乡村慢生活的沈从文感到非常不适。资本主义经济下，都市人追名逐利的丑陋本性又使他无比怀念质朴美好的乡土文明和古老道德，引发出了他浓郁的乡愁，于是他从浪漫主义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尽管目前为止学界尚未给“浪漫主义”一个准确的界定，但它“主观性”“个人性”和“自然性”的三大特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同。沈从文对湘西世界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淳朴善良的美好人性的讴歌与浪漫主义的内质不谋而合，并且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格的扭曲使他感到深切的忧虑。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都市文明的怀疑成为了促使沈从文接受浪漫主义的契机。
“五四”时期激烈动荡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文学思潮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此时迎来了全盛时期。沈从文自称是30年代“最后一个浪漫派”，另辟蹊径地提出了独属于他的浪漫主义新主张——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浪漫主义。他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和“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
二、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
受“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沈从文离开家乡来到都市打拼，但经过数年仍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始终扮演着一个都市异乡人的尴尬角色，在创作时依旧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他直言道：“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1]在城市中生活的不如意使他致力于对现实的揭露和对都市人性的批判。“他笔下的都市人金钱至上，完全被金钱和权势所支配，在沈从文看来，都市人性完全被掩埋在污秽丑陋的物欲洪流里。沈从文主要关注都市知识分子，比如教授、绅士、大学生等，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都市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代表都市人，是城市的缩影，他以‘乡下人’的尺度来看这些文化精英，否定了这些文化精英，就是否定了都市生活和生活在都市的人。”[2]在沈从文的创作中，都市总是作为湘西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他通过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来讴歌湘西世界人性的至善至美。
《丈夫》创作于1930年，此时沈从文已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发现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其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城市。但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金钱和权力可以主宰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物质化，就连偏远闭塞的湘西农村也受到了金钱和城市文明腐蚀的影响，这令沈从文感到十分忧心。于是，他创作了这篇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丈夫》，试图唤起美好人性的复归。《丈夫》以湘西某河畔的妓船为写作背景，讲述了妻子在船上“做生意”，丈夫逢年过节偶尔来探望的故事。
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导致农村经济凋敝，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逐渐解体，农民生活入不敷出，穷苦困顿，加上资本主义对这片土地的“入侵”，传统道德价值正遭遇瓦解，金钱和权力成为了支配人类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年轻的女子“老七”被丈夫送进城里做起了船妓，俗称“做生意”。“船上人，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的怀抱，跟随了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3]47-48正是这种所谓“现代文明”的侵入使得湘西原本淳樸善良、勤劳正直的美好人性遭到了摧毁，给传统的乡村道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湘西这块净土受到了“都市文明”强烈的腐蚀，沈从文对城里人这种金钱至上、扭曲堕落的价值观感到无比厌恶，“都市现代文明”给农村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使他深恶痛绝。于是，在书写都市时，沈从文往往着力于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展现都市的虚伪和庸俗，与之相反的是对湘西原始美好人性的高度赞美，从而建立起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 三、“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
在“五四”时期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与提倡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目标相一致，整个社会都想要迅速地从几千年的封建桎梏之中脱离出来，飞速地实现现代化。但高速的现代化进程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格的扭曲使得沈从文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这里的“自然”指的是自然界和自然人性。湘西自然条件独特、优越，不仅有一条美丽的沅江流淌而过，河两岸更是布满了层峦叠嶂的青山，船坞、碾房、吊脚楼、白塔等都是人们随处可见的生活景观，在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亲密无间。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闭塞，千百年来湘西就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外桃源，几乎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印记，这片肥沃秀丽的土地孕育出了朴素健康、正直美好的自然人性。在湘西生活的二十余年里，沈从文深受此处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这片热土是他在经历了多年城市生活后依旧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是令他魂牵梦萦的理想世界。
在《丈夫》中，虽然“老七”从事的是见不得光的、为人所不齿的特殊职业，但在她的家乡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了。”[3]48這些妇人的丈夫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尴尬境遇而感到羞辱，反而是“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妻的面了，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3]48。可以看出，在这里，丈夫把妻子送到城里靠出卖肉体挣钱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从来没有人质疑它的不合理性，丈夫和妻子之间似乎只是一种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契约关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挣钱来养家糊口，并不在乎彼此之间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丈夫甚至能怀着走亲访友的愉悦心情去看望船上的妻子。虽然这些行为在今天看似愚昧腐朽，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合乎自然人性的，在这片原始的土地上，视丈夫为一切的传统婚姻模式得到了延续，人们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人性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
《丈夫》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是一位妓女，但这一角色却与传统意义上媚俗卑贱的妓女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这篇小说里没有晦暗痛苦、厌恶憎恨的血泪控诉。正如沈从文在《边城》中所说：“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4]沈从文用温暖、纯净的散文式笔调来书写湘西人民淳朴美好的人性，歌唱这些有情有义的湘西女人。“老七”、丈夫、老鸨和水保等人物尽管有缺点，但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反而被刻画出了浓郁的人情味，特别是文末“老七”放弃了看似可以使生活变得富足的捷径，跟着丈夫重新回到家乡的举动实际上就彰显了自然人性的复归。又如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说：“我只是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碓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2沈从文正是通过塑造“老七”和丈夫这两个角色，发掘了隐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人性美质，高度赞扬这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进而重塑民族品德和传统价值。
四、结语
沈从文曾这样说过：“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固执，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5]3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对古老宁静的乡村文明的破坏使他感到十分痛心，因此他总是带着对乡土的眷恋和热爱，用浪漫理想的笔调书写乡土世界的美好单纯，凸显出人性善良的一面，创造出了独属于他的田园浪漫主义，彰显出他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4.
[2]钟振纲.对抗中的城乡世界——沈从文小说杂谈[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4）：83—84.
[3]沈从文.丈夫[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边城[M]//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0-71.
[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万方玲，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浪漫主义思潮;沈从文;丈夫;回归自然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之一，诞生于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在“五四”时期进入了全盛时期，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分化并逐渐处于边缘位置，沈从文的浪漫主义创作观念就是生发在这一时期。本文通过解析短篇小说《丈夫》来阐释沈从文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追求和创作手法。
一、沈从文接受浪漫主义的契机
说到沈从文接受浪漫主义的契机，首先要了解一下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极大地激发了资产阶级在中国投资办厂、振兴实业的热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发展，现代都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后，民国初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举措，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情持续高涨，新兴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断涌现。这些企业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契约性的雇佣关系，这也使得宗族关系和传统价值观进一步解体。19世纪末20年代初，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展开了激烈斗争，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巨大的破坏性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对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一次彻底地颠覆。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情绪，且随着反科学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对个体生命自由、健康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世俗人生的留恋，这些都是促使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出生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湘西，从小就受到湘西独特地域文化的浸润，这对他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他崇尚原始自然之美，富于浪漫和幻想，始终歌唱人性的美好。正是这种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使沈从文终生都有抹不掉的“湘西情结”。后来由于家境的败落，沈从文在高小毕业后就辍学参了军，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湘西底层社会的各色人群，切身体会到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浮沉。这也促使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充满关怀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并常常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身份自居，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生动的底层人物形象。“五四”运动之后，沈从文离开了湘西这片养育他二十余年的土地，只身来到了大都市北京，喧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得习惯了乡村慢生活的沈从文感到非常不适。资本主义经济下，都市人追名逐利的丑陋本性又使他无比怀念质朴美好的乡土文明和古老道德，引发出了他浓郁的乡愁，于是他从浪漫主义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尽管目前为止学界尚未给“浪漫主义”一个准确的界定，但它“主观性”“个人性”和“自然性”的三大特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同。沈从文对湘西世界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淳朴善良的美好人性的讴歌与浪漫主义的内质不谋而合，并且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格的扭曲使他感到深切的忧虑。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都市文明的怀疑成为了促使沈从文接受浪漫主义的契机。
“五四”时期激烈动荡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文学思潮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此时迎来了全盛时期。沈从文自称是30年代“最后一个浪漫派”，另辟蹊径地提出了独属于他的浪漫主义新主张——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浪漫主义。他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和“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
二、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
受“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沈从文离开家乡来到都市打拼，但经过数年仍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始终扮演着一个都市异乡人的尴尬角色，在创作时依旧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他直言道：“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1]在城市中生活的不如意使他致力于对现实的揭露和对都市人性的批判。“他笔下的都市人金钱至上，完全被金钱和权势所支配，在沈从文看来，都市人性完全被掩埋在污秽丑陋的物欲洪流里。沈从文主要关注都市知识分子，比如教授、绅士、大学生等，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都市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代表都市人，是城市的缩影，他以‘乡下人’的尺度来看这些文化精英，否定了这些文化精英，就是否定了都市生活和生活在都市的人。”[2]在沈从文的创作中，都市总是作为湘西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他通过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来讴歌湘西世界人性的至善至美。
《丈夫》创作于1930年，此时沈从文已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发现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其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城市。但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金钱和权力可以主宰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物质化，就连偏远闭塞的湘西农村也受到了金钱和城市文明腐蚀的影响，这令沈从文感到十分忧心。于是，他创作了这篇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丈夫》，试图唤起美好人性的复归。《丈夫》以湘西某河畔的妓船为写作背景，讲述了妻子在船上“做生意”，丈夫逢年过节偶尔来探望的故事。
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导致农村经济凋敝，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逐渐解体，农民生活入不敷出，穷苦困顿，加上资本主义对这片土地的“入侵”，传统道德价值正遭遇瓦解，金钱和权力成为了支配人类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年轻的女子“老七”被丈夫送进城里做起了船妓，俗称“做生意”。“船上人，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的怀抱，跟随了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3]47-48正是这种所谓“现代文明”的侵入使得湘西原本淳樸善良、勤劳正直的美好人性遭到了摧毁，给传统的乡村道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湘西这块净土受到了“都市文明”强烈的腐蚀，沈从文对城里人这种金钱至上、扭曲堕落的价值观感到无比厌恶，“都市现代文明”给农村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使他深恶痛绝。于是，在书写都市时，沈从文往往着力于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展现都市的虚伪和庸俗，与之相反的是对湘西原始美好人性的高度赞美，从而建立起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 三、“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
在“五四”时期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与提倡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目标相一致，整个社会都想要迅速地从几千年的封建桎梏之中脱离出来，飞速地实现现代化。但高速的现代化进程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格的扭曲使得沈从文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回归自然”的创作倾向，这里的“自然”指的是自然界和自然人性。湘西自然条件独特、优越，不仅有一条美丽的沅江流淌而过，河两岸更是布满了层峦叠嶂的青山，船坞、碾房、吊脚楼、白塔等都是人们随处可见的生活景观，在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亲密无间。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闭塞，千百年来湘西就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外桃源，几乎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印记，这片肥沃秀丽的土地孕育出了朴素健康、正直美好的自然人性。在湘西生活的二十余年里，沈从文深受此处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这片热土是他在经历了多年城市生活后依旧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是令他魂牵梦萦的理想世界。
在《丈夫》中，虽然“老七”从事的是见不得光的、为人所不齿的特殊职业，但在她的家乡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了。”[3]48這些妇人的丈夫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尴尬境遇而感到羞辱，反而是“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妻的面了，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3]48。可以看出，在这里，丈夫把妻子送到城里靠出卖肉体挣钱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从来没有人质疑它的不合理性，丈夫和妻子之间似乎只是一种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契约关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挣钱来养家糊口，并不在乎彼此之间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丈夫甚至能怀着走亲访友的愉悦心情去看望船上的妻子。虽然这些行为在今天看似愚昧腐朽，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合乎自然人性的，在这片原始的土地上，视丈夫为一切的传统婚姻模式得到了延续，人们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人性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
《丈夫》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是一位妓女，但这一角色却与传统意义上媚俗卑贱的妓女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这篇小说里没有晦暗痛苦、厌恶憎恨的血泪控诉。正如沈从文在《边城》中所说：“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4]沈从文用温暖、纯净的散文式笔调来书写湘西人民淳朴美好的人性，歌唱这些有情有义的湘西女人。“老七”、丈夫、老鸨和水保等人物尽管有缺点，但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反而被刻画出了浓郁的人情味，特别是文末“老七”放弃了看似可以使生活变得富足的捷径，跟着丈夫重新回到家乡的举动实际上就彰显了自然人性的复归。又如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说：“我只是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碓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2沈从文正是通过塑造“老七”和丈夫这两个角色，发掘了隐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人性美质，高度赞扬这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进而重塑民族品德和传统价值。
四、结语
沈从文曾这样说过：“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固执，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5]3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对古老宁静的乡村文明的破坏使他感到十分痛心，因此他总是带着对乡土的眷恋和热爱，用浪漫理想的笔调书写乡土世界的美好单纯，凸显出人性善良的一面，创造出了独属于他的田园浪漫主义，彰显出他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4.
[2]钟振纲.对抗中的城乡世界——沈从文小说杂谈[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4）：83—84.
[3]沈从文.丈夫[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边城[M]//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0-71.
[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万方玲，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