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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元月20日结束的江苏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上，仇和顺利当选为江苏省新的副省长。这一原本正常的人事变动，因为涉及“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而变得不寻常。如果对仇和的人事任命不是偶然性事件，那么，这一任命是否反映出江苏发展格局的部分走势？是否反映出仇和的改革逻辑的某种普遍性？
江苏的不如意
尽管2003年以来，江苏经济获得了1997年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但多年难得的发展态势不仅没有在横向比较上为江苏增添新亮色，与此共生的却是“江苏快、外省也不慢甚至更快”的格局，特别是延续多年日益白热化的苏鲁竞争的排序颠倒，对江苏的发展信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原本就逐步进入工业化爆发期、坐拥中国第二大油田、作为全国重要煤电基地和黄金产地的山东，因为全球性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抬升而如虎添翼，获得了更快的发展速度。全国GDP第二的殊荣，被江苏无可奈何地拱手让给已觊觎之十多年的山东。此消彼长固然因为齐鲁近年来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本地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但不可否认，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周期波动的影响起了关键作用。
而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的公布，更让江苏如芒在背。在大幅上调2004年全国及广东、北京、上海乃至浙江等的GDP数据的同时，江苏GDP数据却在原先公报基础上下调了。出现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源于江苏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和省内部分地区以往统计数据中的水分。
此后，元月17日传出国家将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江苏更有点如坐针毡了。这一消息虽对江苏的税政是个利好，但却给主要依靠吸引外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江苏尤其苏州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三重因素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江苏优秀发展成绩的光环。
而日前，已作为近年来中国地方县市基层改革的标志性人物的仇和，随着各级党政领导换届的启动而突然升迁，给光彩渐暗的江苏一丝振奋，为关注江苏发展的传媒们提供了新的爆炸性素材。
江苏并非中国体制优势最明显的地方，却是近年来体制机制创新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主政江苏的李源潮被认为是思路开阔、锐意改革、鼓励创新的省委书记，万人评议机关作风、公推公选正厅级干部、大力提倡创业创新创优等诸多务实的举措，使他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群众认同度。而仇和作为李源潮的下属，向以改革者形象著称，近年来更因教育、卫生领域内的改革尝试引发争议而一再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尽管仇和引起的争议颇为巨大，但他此次仍能在江苏诸多能力强、政绩好的省辖市市委书记中脱颖而出，顺利进阶，表明了中央对仇和个人素质的肯定、对江苏改革探索的鼓励，也表明了江苏省委推进改革、积累新优势的决心。
仇和改革为何远离高压线
仇和，具备新时期中国优秀地方官员的基本素质，他忠诚于执政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富有感情，熟谙官场规则，在官场交往中游刃有余，能力全面、视野开阔、思路清醒、作风干练。但他又与众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锐意改革的进取心，表现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其改革理论的系统性和可行性，表现在他推进他确认改革目标的依凭手段和行为方式的争议处。
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进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进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地方官员中推进改革的这些矛盾现象决定了坚持改革、有效改革的艰难，也决定了一个引发争议却矢志改革的仇和的不易。
但与吕日周等官员改革实施的过程和结局相比，仇和是幸运的。仇和主政的沭阳和宿迁是地处东部沿海的落后地区，这决定了仇和改革的独特性。附近发达地区的存在加大了该地发展的迫切性，也为该地加快发展提供和准备了诸多可供利用的资源和可供参考的机制，而上一级政府追求均衡发展、改变该地面貌的急切愿望，又为当地大胆创新、实现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也是如此，江苏省为本省最落后地区的宿迁加快发展开了诸多绿灯。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明确写明“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就是突出的明证。但仅有此还不能成全仇和的改革名声。
十六大以来，徘徊多年的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综合配套改革得以全面展开。而这一轮的改革与先前不同的是，改革的方向不再含糊，实施更加有序，进度更加可控，成效更加明显。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不再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改革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主线有序、全面地展开。
而2005年末颁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更是对包括党内民主在内的中国民主政治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全面阐释。中央一连串的新判断和部署，为先前通常不着边际的改革探索界定了雷区，指明了可行路径。仇和改革尝试于全国新一轮改革的酝酿期，曝光于新一轮改革的铺展期，决定了仇和推行改革时来自更大背景阻力的式微。这是仇和的幸运之处。
因此，尽管仇和走得并不轻松，但却远离了改革的高压线，踩准了改革的需求点。而对这一情况的深知不仅鼓舞了仇和推行改革的勇气，而且注定了仇和改革虽然难以赢得立马叫好，但却不至于彻底失败。
仇和先前在沭阳似乎过于偏激的“全民招商”类发展经济的举措如此，随后推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公推竞选、廉政述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等干部人事制度和党内民主探索如此，引起争议最大的卫生、教育改革更是如此。仇和推进的改革在大方向和目标上基本都没有问题。
之所以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仇和的个人经历和魅力必不可少。仇和出身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农业院校，长期在国内从事农科工作，又参加过国外培训，既有省级机关的工作经历，又有县市级领导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历练加上仇和个人的努力，为他实践理想储备了足够的素质积累和能力沉淀。因此，仇和成为地方官员中改革形象的重要代表，固然有偶然因素，但并非投机使然。
政府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地方经济发展成正比
对仇和早期改革行为的最大非议来自于指责其劳民伤财，特别是“使官员疲于奔命，使百姓忙于应付”。
政府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地方经济发展成正比。贫困不能归因于地方政府，但如果贫困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地方政府便难逃其咎。一个超脱的、低效率的政府曾是早年温州经济奇迹诞生的重要保障。但低效率不一定伴生超脱，相反却更易使政府机关因部门本位“见部门利益而忘政府义务”。倘若这种“见利忘义”的可能得不到抑制，政府部门就极易滋生出卡、拿、要行为从而变成地方发展的阻滞因素。
仇和早年在沭阳的改革，意义就在于他扭转了沭阳官场“忘记责任不作为”或“偏离使命乱作为”的格局，尽管未能就此使当地公务机构变得高明超脱，却使之拥有了较高的效率。这是仇和早年在沭阳施政能够产生一定积极效应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仇和阻止了党政机关的利益集团化，尽力使其认清应有职责，并充分运用压力机制，改变了公务部门的暮气沉沉，激发了公务人员的活力，再辅之以市场化导向促发、释放出民间创富冲动，苏北才得以出现暗处变亮、谷底崛起的“沭阳现象”。
对仇和近期改革的非议，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其社会事业改革市场化导向的批评。社会事业的宿迁改革之所以遭遇到更多的杂音纷呈，一缘于赎买机制未健全，二缘于宿迁赎买财政支付能力的薄弱，三缘于仇和在锐意进取过程一贯的强力作风。
仇和社会事业改革，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除了上述可以改进的“地方原因”外，还有一些原因是推进者无能为力的。医疗、教育体制中的深层矛盾显然不是一个地级市党委书记所能解决的。但所有这些影响仇和社会事业改革成效的因素，特别是诸多的非议和责难，并不能证伪仇和为社会事业改革设定的方向和基调。
仇和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一些过激行为的确容易被定性为教育产业化、政府躲避责任，但这些引起嫌疑的现象只应是改革负面效应的产物和矫枉过正的牺牲品。不然就不足以解释仇和在卖掉公办医院的同时却大兴疾病防控中心，用卖掉公办高中和幼儿园的资金充实、强化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等做法。
当前，改革后的宿迁社会事业的部分领域的确存在诸多因过度社会化、市场化而造成的有违公平、公正的现象，比如，部分地区存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向营利性民办学校集中的趋势；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即使不被转变为高收费的民办学校，也沦为事实上的公办高收费教育；民办医疗机构与公办卫生事业的竞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民办的医院、诊所收费低廉，质量却不能得到保证等等。这正说明仇和的市场化改革应被继续完善，而非中止。
仇和带来的改革压力
仇和近期的社会事业改革与先前在沭阳推行的经济发展措施实际效果的产生一样，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仇和离开沭阳后，大部分沭阳人才逐渐发觉他对沭阳的贡献；仇和与宿迁的关系，不知是否会有相似之处？
在宿迁改革引发的争议中，仇和在推进宿迁跨越式发展和党内民主制度探索中的一些值得肯定的提法和行动的积极意义却被忽视了。而这才是仇和改革意义更大之处。任前公示、公推竞选、廉政述职公示、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等制度将在中国体制改革史上留下印记。
而仇和对宿迁城市建设的设想、城市框架的拉开，特别是通过2004年行政区划调整为宿迁留下了连接洪泽湖、骆马湖，横跨大运河、古黄河的大城市格局，为宿迁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诸如对嫁娶寿丧的酒席桌数进行限制的这些过分干涉私人自由、有点荒唐的规定，相信他没有理由将之带到省城。
正因为仇和争议性的存在，造成了宿迁和省城不同群体对仇和履新的不同感受。面对他的离任，宿迁的得益者未必都会恋恋不舍，而受累者则会暗自庆幸，暂时松一口气。
近来从中央传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设想和方案已经足够让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们觉得前途未卜了，而素以强悍姿态著称的仇和的调入，则着实有理由令这个群体坐立不安。在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全力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时刻，在分管部分社会事业的原副省长到龄转任后的特殊时刻，仇和适时调入省政府，被相中的或许正是他拥有的改革思路、积累的改革经验和形成的改革号召力。
江苏的不如意
尽管2003年以来，江苏经济获得了1997年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但多年难得的发展态势不仅没有在横向比较上为江苏增添新亮色，与此共生的却是“江苏快、外省也不慢甚至更快”的格局，特别是延续多年日益白热化的苏鲁竞争的排序颠倒，对江苏的发展信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原本就逐步进入工业化爆发期、坐拥中国第二大油田、作为全国重要煤电基地和黄金产地的山东，因为全球性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抬升而如虎添翼，获得了更快的发展速度。全国GDP第二的殊荣，被江苏无可奈何地拱手让给已觊觎之十多年的山东。此消彼长固然因为齐鲁近年来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本地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但不可否认，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周期波动的影响起了关键作用。
而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的公布，更让江苏如芒在背。在大幅上调2004年全国及广东、北京、上海乃至浙江等的GDP数据的同时，江苏GDP数据却在原先公报基础上下调了。出现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源于江苏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和省内部分地区以往统计数据中的水分。
此后，元月17日传出国家将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江苏更有点如坐针毡了。这一消息虽对江苏的税政是个利好，但却给主要依靠吸引外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江苏尤其苏州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三重因素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江苏优秀发展成绩的光环。
而日前，已作为近年来中国地方县市基层改革的标志性人物的仇和，随着各级党政领导换届的启动而突然升迁，给光彩渐暗的江苏一丝振奋，为关注江苏发展的传媒们提供了新的爆炸性素材。
江苏并非中国体制优势最明显的地方，却是近年来体制机制创新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主政江苏的李源潮被认为是思路开阔、锐意改革、鼓励创新的省委书记，万人评议机关作风、公推公选正厅级干部、大力提倡创业创新创优等诸多务实的举措，使他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群众认同度。而仇和作为李源潮的下属，向以改革者形象著称，近年来更因教育、卫生领域内的改革尝试引发争议而一再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尽管仇和引起的争议颇为巨大，但他此次仍能在江苏诸多能力强、政绩好的省辖市市委书记中脱颖而出，顺利进阶，表明了中央对仇和个人素质的肯定、对江苏改革探索的鼓励，也表明了江苏省委推进改革、积累新优势的决心。
仇和改革为何远离高压线
仇和，具备新时期中国优秀地方官员的基本素质，他忠诚于执政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富有感情，熟谙官场规则，在官场交往中游刃有余，能力全面、视野开阔、思路清醒、作风干练。但他又与众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锐意改革的进取心，表现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其改革理论的系统性和可行性，表现在他推进他确认改革目标的依凭手段和行为方式的争议处。
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进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进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地方官员中推进改革的这些矛盾现象决定了坚持改革、有效改革的艰难，也决定了一个引发争议却矢志改革的仇和的不易。
但与吕日周等官员改革实施的过程和结局相比，仇和是幸运的。仇和主政的沭阳和宿迁是地处东部沿海的落后地区，这决定了仇和改革的独特性。附近发达地区的存在加大了该地发展的迫切性，也为该地加快发展提供和准备了诸多可供利用的资源和可供参考的机制，而上一级政府追求均衡发展、改变该地面貌的急切愿望，又为当地大胆创新、实现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也是如此，江苏省为本省最落后地区的宿迁加快发展开了诸多绿灯。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明确写明“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就是突出的明证。但仅有此还不能成全仇和的改革名声。
十六大以来，徘徊多年的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综合配套改革得以全面展开。而这一轮的改革与先前不同的是，改革的方向不再含糊，实施更加有序，进度更加可控，成效更加明显。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不再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改革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主线有序、全面地展开。
而2005年末颁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更是对包括党内民主在内的中国民主政治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全面阐释。中央一连串的新判断和部署，为先前通常不着边际的改革探索界定了雷区，指明了可行路径。仇和改革尝试于全国新一轮改革的酝酿期，曝光于新一轮改革的铺展期，决定了仇和推行改革时来自更大背景阻力的式微。这是仇和的幸运之处。
因此，尽管仇和走得并不轻松，但却远离了改革的高压线，踩准了改革的需求点。而对这一情况的深知不仅鼓舞了仇和推行改革的勇气，而且注定了仇和改革虽然难以赢得立马叫好，但却不至于彻底失败。
仇和先前在沭阳似乎过于偏激的“全民招商”类发展经济的举措如此，随后推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公推竞选、廉政述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等干部人事制度和党内民主探索如此，引起争议最大的卫生、教育改革更是如此。仇和推进的改革在大方向和目标上基本都没有问题。
之所以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仇和的个人经历和魅力必不可少。仇和出身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农业院校，长期在国内从事农科工作，又参加过国外培训，既有省级机关的工作经历，又有县市级领导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历练加上仇和个人的努力，为他实践理想储备了足够的素质积累和能力沉淀。因此，仇和成为地方官员中改革形象的重要代表，固然有偶然因素，但并非投机使然。
政府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地方经济发展成正比
对仇和早期改革行为的最大非议来自于指责其劳民伤财，特别是“使官员疲于奔命，使百姓忙于应付”。
政府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地方经济发展成正比。贫困不能归因于地方政府，但如果贫困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地方政府便难逃其咎。一个超脱的、低效率的政府曾是早年温州经济奇迹诞生的重要保障。但低效率不一定伴生超脱，相反却更易使政府机关因部门本位“见部门利益而忘政府义务”。倘若这种“见利忘义”的可能得不到抑制，政府部门就极易滋生出卡、拿、要行为从而变成地方发展的阻滞因素。
仇和早年在沭阳的改革，意义就在于他扭转了沭阳官场“忘记责任不作为”或“偏离使命乱作为”的格局，尽管未能就此使当地公务机构变得高明超脱，却使之拥有了较高的效率。这是仇和早年在沭阳施政能够产生一定积极效应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仇和阻止了党政机关的利益集团化，尽力使其认清应有职责，并充分运用压力机制，改变了公务部门的暮气沉沉，激发了公务人员的活力，再辅之以市场化导向促发、释放出民间创富冲动，苏北才得以出现暗处变亮、谷底崛起的“沭阳现象”。
对仇和近期改革的非议，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其社会事业改革市场化导向的批评。社会事业的宿迁改革之所以遭遇到更多的杂音纷呈，一缘于赎买机制未健全，二缘于宿迁赎买财政支付能力的薄弱，三缘于仇和在锐意进取过程一贯的强力作风。
仇和社会事业改革，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除了上述可以改进的“地方原因”外，还有一些原因是推进者无能为力的。医疗、教育体制中的深层矛盾显然不是一个地级市党委书记所能解决的。但所有这些影响仇和社会事业改革成效的因素，特别是诸多的非议和责难，并不能证伪仇和为社会事业改革设定的方向和基调。
仇和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一些过激行为的确容易被定性为教育产业化、政府躲避责任，但这些引起嫌疑的现象只应是改革负面效应的产物和矫枉过正的牺牲品。不然就不足以解释仇和在卖掉公办医院的同时却大兴疾病防控中心，用卖掉公办高中和幼儿园的资金充实、强化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等做法。
当前，改革后的宿迁社会事业的部分领域的确存在诸多因过度社会化、市场化而造成的有违公平、公正的现象，比如，部分地区存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向营利性民办学校集中的趋势；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即使不被转变为高收费的民办学校，也沦为事实上的公办高收费教育；民办医疗机构与公办卫生事业的竞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民办的医院、诊所收费低廉，质量却不能得到保证等等。这正说明仇和的市场化改革应被继续完善，而非中止。
仇和带来的改革压力
仇和近期的社会事业改革与先前在沭阳推行的经济发展措施实际效果的产生一样，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仇和离开沭阳后，大部分沭阳人才逐渐发觉他对沭阳的贡献；仇和与宿迁的关系，不知是否会有相似之处？
在宿迁改革引发的争议中，仇和在推进宿迁跨越式发展和党内民主制度探索中的一些值得肯定的提法和行动的积极意义却被忽视了。而这才是仇和改革意义更大之处。任前公示、公推竞选、廉政述职公示、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等制度将在中国体制改革史上留下印记。
而仇和对宿迁城市建设的设想、城市框架的拉开，特别是通过2004年行政区划调整为宿迁留下了连接洪泽湖、骆马湖，横跨大运河、古黄河的大城市格局，为宿迁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诸如对嫁娶寿丧的酒席桌数进行限制的这些过分干涉私人自由、有点荒唐的规定，相信他没有理由将之带到省城。
正因为仇和争议性的存在，造成了宿迁和省城不同群体对仇和履新的不同感受。面对他的离任，宿迁的得益者未必都会恋恋不舍，而受累者则会暗自庆幸，暂时松一口气。
近来从中央传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设想和方案已经足够让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们觉得前途未卜了，而素以强悍姿态著称的仇和的调入，则着实有理由令这个群体坐立不安。在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全力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时刻，在分管部分社会事业的原副省长到龄转任后的特殊时刻，仇和适时调入省政府，被相中的或许正是他拥有的改革思路、积累的改革经验和形成的改革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