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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应该允许学者、智库、媒体以及社会名流基于各自的立场发出自己独立的外交声音，从而达到与官方外交互动、关键时刻策应当局的效果。
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目前还是落后于美日德的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但再过两年，超越德国便不成问题，下一步就是赶超日本。日本2000年时GDP是中国的4倍多，而今只有不到1.5倍。可见在这8年当中，中国的经济身躯已经膨胀了将近3倍。这种速度和长时段的经济增长，无疑赋予中国更多的资源用于扩大在世界的影响。
正如基辛格所言，“一国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只标记出一种可能，她还需高妙的外交艺术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影响”，而要磨练出“高妙的外交艺术”，以下“三重门”就是中国必须过的关卡。
“走出去”如何少吃亏
首先，尽管国人对“大国崛起”寄托了诸多曼妙的想象，但现如今，中国崛起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虽说外贸和海外投资在近些年勃兴，但中国还没能完全“走出去”。
例如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中国日益丧失定价权：两年前山西焦炭价格被砍的记忆还未散去，不久前又传出国际钢铁三巨头计划明年将铁矿石再提价两成的消息；又如在海外找矿、找油时，中国也接连遭遇国际寡头阻击：2003年中石化、中海油收购北里海油田就因西方巨头动用企业优先否决权而告失败，今年初中钢集团收购澳中西部钢铁公司的提案，又因淡水河谷等钢铁大鳄的炒价行为而被告知“不可接受”；比商战更让人无奈的是，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上游环节的海外收购频繁受到主权因素的干扰，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美国会驳回，而首钢对吉布森矿业的收购，也因澳方外资审查的限制，在今年3月告吹。
与国有经济扩张受阻几乎同步，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开始遭到海外舆论炮击。2003年后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就将攻势从政治转移到中国产品、企业对其他国家的“打压”上。而在近两年中非经贸关系狂飙猛长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媒体对中国的非议更是甚嚣尘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直言中国在“酣饮”非洲资源。更令人担心的是，非洲国家的舆论也不见得都欢迎中国这样的投资者，何况北京有时会被动卷入别国的政治纷争。
抽象而言，上述对中国的“两面夹击”预示着全球化的多赢棋局已告一段落，零和博弈开始大行其道；各国不再安于绝对获益，而是关注彼此的相对收益。但作为大国，北京可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而放眼于国家战略的综合考量。这方面，中石油在印尼成功收购的案例或可算作典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达成经济互信中国政府坚持了战略眼光：在印尼发生排华风波时能够理性对待；在其遭受金融冲击和海啸侵袭时，中国还提供了贷款和慷慨的捐助。应该说经济上的稳定合作与这种政治上长期培育的友好气氛是分不开的。
而为了扭转各国舆论的过激反应，中国也应及时开展危机公关。其实外媒也注意到中国正在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派驻利比里亚和苏丹的维和人员及在坦、赞等国的援助项目。但问题是，北京不仅要关注援助的数额，更要对其效果负责。如我国对安哥拉的援建资金和石油换汇，就常因当地官员的中饱私囊而遭讥讽。因此援助方式的调整刻不容缓。
国际规范力量的束缚
新世纪给大国外交的另一个颠覆在于：虽处在崛起的通道中，但中国不仅未尝到任何崛起大国的特权或快感，反而要在各种场合更加谨慎，并甘受更多国际规范的限制。
以今夏举行的G8峰会为例，由于“对话国”中国的受瞩目程度，此次峰会甚至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是G9峰会的“预演”。但反过来，中国也因此倍感压力。拿气候问题来说，强硬派如美国将中国参与联合履约视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关键，而温和派如日本和欧盟，在劝说美国碰壁之后，也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藉此对美国形成压力。
并非只有发达国家催促中国尽环境治理的义务，第三世界也对北京提出了意见。早在19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COP4会议上，阿根廷等国就提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自愿承诺”减排，以缓解全球气候压力；而在去年的巴厘岛会议上，东道主印尼及邻近的新加坡等国也含蓄地提出，第三世界国家也需要在发展道路上选择“环境友好型”战略，以求在减排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翘楚，中国无疑是这类减排呼吁的剑尖所指。
不仅是环境，包括核不扩散、热点维和、能源安全在内，各种议题的全球治理都在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参与。最近核供应国集团(NSG)在美国游说下批准向印度进行核贸易，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建设性角色，试图斡旋各方作出妥协，但却被印度媒体说成是企图通过拖延时间阻止协议的达成。固然该协议可能使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受损，但为了把印度拉回核不扩散谈判桌，中国最终并没有投否决票，就说明中国是在对国际社会负责。
再如在今年4月“安岳江号”事件中，中国如期发往津巴布韦的军火船“安岳江号”在非洲南部各国码头被拒绝卸货，引起西方媒体炒作。当北京了解到津巴布韦大选后国内对峙的情况后，主动宣布运回这些军品，而将其他的非武器类货品在安哥拉卸货。尽管中国往津巴布韦运军火并不违背现行国际法，但在强大的国际舆论面前，中国愿意作出让步。而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北京并没有怪责那些抵制军火船的国家，体现了良好的心态。
中国之所以甘愿接受国际规范价值的束缚，除了自助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两项额外收益：一是按规则行动导致中国外交可预期，加深了各国和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信赖；二是参与上述公共治理的“溢出”效应——中国的声音和作为在合作过程中上升到国际层面并被广泛传播，间接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所以佐利克的判断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
外交“非政府化”的冲击
从今年初开始，外来的干预就不断充盈着国人的视野——只不过这些干预的主角多半是北京始料未及的：3月的拉萨事件之后，海外掀起一阵大炒“藏独”的逆风，而最为国人熟知者有二：美国的CNN电视台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月7日，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遭到骚扰，之后又传出很多借奥运攻击中国人权的杂音，其代表有二：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大赦国际。
如果再继续上溯，去年4月，好莱坞娱乐界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向北京施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属那位曾签约出任北京奥运开幕式顾问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经济领域，美欧的劳工组织和产业行会一向对我国政策特别是汇率和劳工待遇问题颇为关注，前些年甚至还搞出一个由美国工会、企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很 明显，近些年对我国外交形成压力的，已不再是某个主权国家，甚至鲜有政府官员出现，而如上面所述——议员、名流、行会、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总之，是那些以非官方形式出面，但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单元。
这种非政府形式的“外交”在上世纪初就已悄然兴起，但在近些年却狂飙般迅速壮大。从长远来看，非政府力量对各国外交的侵蚀是一种必然：因为随着通讯的发展，价值观念的传播变得更为容易，这导致舆论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软性约束的“权力”，有越来越多有钱无权、有名无权的个人或团体都会尝试以这种方法来影响政府。这也就难怪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会感慨地预言，未来世界将出现一种“新中世纪秩序”：上面是掌握规范力量的世界性权威，下面是掌握舆论威信的次国家组织，而国家的主权力量将会在二者的包夹中被日渐侵蚀。
坦率地说，面对这些此起彼伏且奇招频出的民间干预，我国外交的传统手段的确略显无力，因此中国外交在新世纪最紧迫的一门课，恐怕就是学会和这些非政府力量打交道。
今年3月，以“Anti-CNN”网站创办人饶谨为代表的一批“爱国青年”发起了“还原西藏真相”、“反对西媒失实诬蔑”的抗议活动。这些来自民间的抗议很快进入了公众视野，有力地反制了CNN等的无端抨击。这一案例揭示了两个问题：首先，对于批评者非官方的草根形象，中国官方的外交反制往往显得笨拙，甚至适得其反，而借助民间的力量来平衡对方的“亲民”优势，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次，非官方外交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无所不用其极”，而政府的反制却受到外交程序和外交规范的局限——包括传播途径、揭露力度等等，因此中国外交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应该允许学者、智库、媒体以及社会名流基于各自的立场发出自己独立的外交声音，从而达到与官方外交互动、关键时刻策应当局的效果。
对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现状，当年曾力主联华制苏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以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作比，认为同样是随崛起而扩张的内在需求和随崛起而加重的外在压力，这两点都需要一个强劲而清晰的外交。换言之，中国需要在全球化机遇和挑战面前开展积极、主动和可预期的外交，这样既能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海外竞争的筹码，又能化解外界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误会。当然，开展前述“全民外交”的前提是，国人愿意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出牌，而不是自封天朝上国，我行我素，另立体系，陷入人海战术而将自我孤立。
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目前还是落后于美日德的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但再过两年，超越德国便不成问题，下一步就是赶超日本。日本2000年时GDP是中国的4倍多，而今只有不到1.5倍。可见在这8年当中，中国的经济身躯已经膨胀了将近3倍。这种速度和长时段的经济增长，无疑赋予中国更多的资源用于扩大在世界的影响。
正如基辛格所言，“一国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只标记出一种可能，她还需高妙的外交艺术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影响”，而要磨练出“高妙的外交艺术”，以下“三重门”就是中国必须过的关卡。
“走出去”如何少吃亏
首先，尽管国人对“大国崛起”寄托了诸多曼妙的想象，但现如今，中国崛起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虽说外贸和海外投资在近些年勃兴，但中国还没能完全“走出去”。
例如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中国日益丧失定价权：两年前山西焦炭价格被砍的记忆还未散去，不久前又传出国际钢铁三巨头计划明年将铁矿石再提价两成的消息；又如在海外找矿、找油时，中国也接连遭遇国际寡头阻击：2003年中石化、中海油收购北里海油田就因西方巨头动用企业优先否决权而告失败，今年初中钢集团收购澳中西部钢铁公司的提案，又因淡水河谷等钢铁大鳄的炒价行为而被告知“不可接受”；比商战更让人无奈的是，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上游环节的海外收购频繁受到主权因素的干扰，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美国会驳回，而首钢对吉布森矿业的收购，也因澳方外资审查的限制，在今年3月告吹。
与国有经济扩张受阻几乎同步，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开始遭到海外舆论炮击。2003年后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就将攻势从政治转移到中国产品、企业对其他国家的“打压”上。而在近两年中非经贸关系狂飙猛长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媒体对中国的非议更是甚嚣尘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直言中国在“酣饮”非洲资源。更令人担心的是，非洲国家的舆论也不见得都欢迎中国这样的投资者，何况北京有时会被动卷入别国的政治纷争。
抽象而言，上述对中国的“两面夹击”预示着全球化的多赢棋局已告一段落，零和博弈开始大行其道；各国不再安于绝对获益，而是关注彼此的相对收益。但作为大国，北京可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而放眼于国家战略的综合考量。这方面，中石油在印尼成功收购的案例或可算作典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达成经济互信中国政府坚持了战略眼光：在印尼发生排华风波时能够理性对待；在其遭受金融冲击和海啸侵袭时，中国还提供了贷款和慷慨的捐助。应该说经济上的稳定合作与这种政治上长期培育的友好气氛是分不开的。
而为了扭转各国舆论的过激反应，中国也应及时开展危机公关。其实外媒也注意到中国正在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派驻利比里亚和苏丹的维和人员及在坦、赞等国的援助项目。但问题是，北京不仅要关注援助的数额，更要对其效果负责。如我国对安哥拉的援建资金和石油换汇，就常因当地官员的中饱私囊而遭讥讽。因此援助方式的调整刻不容缓。
国际规范力量的束缚
新世纪给大国外交的另一个颠覆在于：虽处在崛起的通道中，但中国不仅未尝到任何崛起大国的特权或快感，反而要在各种场合更加谨慎，并甘受更多国际规范的限制。
以今夏举行的G8峰会为例，由于“对话国”中国的受瞩目程度，此次峰会甚至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是G9峰会的“预演”。但反过来，中国也因此倍感压力。拿气候问题来说，强硬派如美国将中国参与联合履约视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关键，而温和派如日本和欧盟，在劝说美国碰壁之后，也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藉此对美国形成压力。
并非只有发达国家催促中国尽环境治理的义务，第三世界也对北京提出了意见。早在19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COP4会议上，阿根廷等国就提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自愿承诺”减排，以缓解全球气候压力；而在去年的巴厘岛会议上，东道主印尼及邻近的新加坡等国也含蓄地提出，第三世界国家也需要在发展道路上选择“环境友好型”战略，以求在减排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翘楚，中国无疑是这类减排呼吁的剑尖所指。
不仅是环境，包括核不扩散、热点维和、能源安全在内，各种议题的全球治理都在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参与。最近核供应国集团(NSG)在美国游说下批准向印度进行核贸易，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建设性角色，试图斡旋各方作出妥协，但却被印度媒体说成是企图通过拖延时间阻止协议的达成。固然该协议可能使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受损，但为了把印度拉回核不扩散谈判桌，中国最终并没有投否决票，就说明中国是在对国际社会负责。
再如在今年4月“安岳江号”事件中，中国如期发往津巴布韦的军火船“安岳江号”在非洲南部各国码头被拒绝卸货，引起西方媒体炒作。当北京了解到津巴布韦大选后国内对峙的情况后，主动宣布运回这些军品，而将其他的非武器类货品在安哥拉卸货。尽管中国往津巴布韦运军火并不违背现行国际法，但在强大的国际舆论面前，中国愿意作出让步。而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北京并没有怪责那些抵制军火船的国家，体现了良好的心态。
中国之所以甘愿接受国际规范价值的束缚，除了自助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两项额外收益：一是按规则行动导致中国外交可预期，加深了各国和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信赖；二是参与上述公共治理的“溢出”效应——中国的声音和作为在合作过程中上升到国际层面并被广泛传播，间接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所以佐利克的判断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
外交“非政府化”的冲击
从今年初开始，外来的干预就不断充盈着国人的视野——只不过这些干预的主角多半是北京始料未及的：3月的拉萨事件之后，海外掀起一阵大炒“藏独”的逆风，而最为国人熟知者有二：美国的CNN电视台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月7日，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遭到骚扰，之后又传出很多借奥运攻击中国人权的杂音，其代表有二：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大赦国际。
如果再继续上溯，去年4月，好莱坞娱乐界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向北京施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属那位曾签约出任北京奥运开幕式顾问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经济领域，美欧的劳工组织和产业行会一向对我国政策特别是汇率和劳工待遇问题颇为关注，前些年甚至还搞出一个由美国工会、企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很 明显，近些年对我国外交形成压力的，已不再是某个主权国家，甚至鲜有政府官员出现，而如上面所述——议员、名流、行会、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总之，是那些以非官方形式出面，但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单元。
这种非政府形式的“外交”在上世纪初就已悄然兴起，但在近些年却狂飙般迅速壮大。从长远来看，非政府力量对各国外交的侵蚀是一种必然：因为随着通讯的发展，价值观念的传播变得更为容易，这导致舆论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软性约束的“权力”，有越来越多有钱无权、有名无权的个人或团体都会尝试以这种方法来影响政府。这也就难怪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会感慨地预言，未来世界将出现一种“新中世纪秩序”：上面是掌握规范力量的世界性权威，下面是掌握舆论威信的次国家组织，而国家的主权力量将会在二者的包夹中被日渐侵蚀。
坦率地说，面对这些此起彼伏且奇招频出的民间干预，我国外交的传统手段的确略显无力，因此中国外交在新世纪最紧迫的一门课，恐怕就是学会和这些非政府力量打交道。
今年3月，以“Anti-CNN”网站创办人饶谨为代表的一批“爱国青年”发起了“还原西藏真相”、“反对西媒失实诬蔑”的抗议活动。这些来自民间的抗议很快进入了公众视野，有力地反制了CNN等的无端抨击。这一案例揭示了两个问题：首先，对于批评者非官方的草根形象，中国官方的外交反制往往显得笨拙，甚至适得其反，而借助民间的力量来平衡对方的“亲民”优势，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次，非官方外交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无所不用其极”，而政府的反制却受到外交程序和外交规范的局限——包括传播途径、揭露力度等等，因此中国外交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应该允许学者、智库、媒体以及社会名流基于各自的立场发出自己独立的外交声音，从而达到与官方外交互动、关键时刻策应当局的效果。
对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现状，当年曾力主联华制苏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以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作比，认为同样是随崛起而扩张的内在需求和随崛起而加重的外在压力，这两点都需要一个强劲而清晰的外交。换言之，中国需要在全球化机遇和挑战面前开展积极、主动和可预期的外交，这样既能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海外竞争的筹码，又能化解外界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误会。当然，开展前述“全民外交”的前提是，国人愿意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出牌，而不是自封天朝上国，我行我素，另立体系，陷入人海战术而将自我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