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艾恺来华专访梁漱溟，长谈十余次并做了录音，时至今年年初全文方才整理成《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出版。在书中，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梁漱溟回顾了自己87年的生命历程，评点了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人物。
　　梁漱溟品评人物中，最有趣的是对冯友兰的评价。当艾恺问到“除了您自己之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第一个提到了冯友兰。梁漱溟非常有趣地说：“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那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他有点像玩世不恭。”
　　这种评价，对冯友兰的信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梁漱溟认为冯友兰的为人像“玩世不恭”的道家，可以说颠覆了既往的评价。事实上，从一个人品评他人的话，我们倒可看出这个人的思想模样。梁漱溟是一个有道德洁癖，并且无畏地以自己坚信的道德理想，对抗一切外来压力的人。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他眼中的冯友兰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知行不能合一。
　　在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顶住1974年政协的批判会的时候，梁漱溟对艾恺说了8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此种精神，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梁漱溟作为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一直秉持。在“文革”中，唯有梁漱溟一人能够保持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而在当下嚣嚣不已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中，也还没有看到一个持儒家立场言说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艾恺研究的是反现代化思潮，他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一书。所以，他在采访梁漱溟的时候，对中国当时新出现的青年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提出了他的忧虑。梁漱溟的回答，可能会令艾恺非常失望。梁漱溟一再强调，西化“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这个当年被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和胡适之当作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说道，“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
　　艾恺的问题和梁漱溟的回答并不在同一个层面。艾恺关心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弊病，由此企图从他认为的“反现代”的儒家思想中得到治现代病的资源。而梁漱溟回答的背景，则是他知道中国的所谓“西化”，最主要的是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而对这两者，梁漱溟一贯都采取审慎拥护的态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说：“其实这两种精神(指民主和科学)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这种态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支配下的开放的态度。
　　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植到中国农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精英流失、两极分化中的农民生活，使农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识的危机之中。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梁漱溟曾经给出了他的答案，出版于1936年的《乡村建设大意》，其中提出的乡村自治方案，在整整70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忍不住有一种重新假设历史的冲动。
　　2004年，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借“读经”事件，《甲申文化宣言》浮上水面，2005年，传统文化话语在“人大国学院”等问题的争论中复兴。但是绝大多数是浮躁的表态，这些表态文字泛起层层话语的泡沫，在纸媒、网络上流行。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儒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不少认同。但是，他们的群像却是姿态越极端，思想越浅薄；声音越激烈，行动越苍白。
　　梁漱溟的独立精神与知行合一的态度，他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追求，与他对芸芸众生，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关怀，都照出这个时代这群秉持儒家话语言说的文人的渺小与猥琐。对今天的所谓“大陆新儒家”而言，如果以梁漱溟为镜，那些声音最激烈，姿态最极端的人，倘若深夜梦回，扪心自问，稍有良知者，能不汗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