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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好的蹩脚作品就是那些难以成为学术经典，但是由于题目刺激、内容丰富却仍有人忍不住买来翻一翻的作品。《国家与社会革命》是国家主义的经典，《驾驭经济》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然而基于国家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国家引导的发展》却可能终将变成一部好的蹩脚之作。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利(Atul Kohli)既没有提出很好的理论，又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但还是勤勤恳恳地写了近十年，完成了这本500多页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专著。
在发展中国家中，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发展更好?围绕这个问题，科利比较了四个案例，韩国、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发展绩效迥异，其中韩国最好，尼日利亚最差，巴西与印度居中。
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般都会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如果国家的促进作用的。确存在，那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呢?首先，国家得有持续的独立于社会的发展意愿，而不能为某些社会集团俘虏、支配，其具体表现就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其次，除了发展意愿之外，国家还得有一定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势必建立在紧密的政，商合作之上，并体现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具有以上特征的国家可以算作是“发展型国家”。科利本人不喜欢这种称谓，他把韩国的发展型国家称为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国家，科利分别称之为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如巴西、印度)，以及新世系性国家(如尼日利亚)。前者的情形是多阶级的斗争分散了国家的精力。后者则更像是裹着现代外壳的掠夺性国家。
说得直白一些，韩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快，是因为韩国的国家组织具有独立发展意愿，而且具有能够动员商业集团的组织结构。相比之下，巴西、印度的国家组织则相对不够凝聚，国家推进经济发展的意愿也消散在社会各个阶级或集团相互冲突的分配性要求之中。而尼日利亚的国家则纯粹只会追求个人化的局部目标，同时也缺乏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从而表现为官商勾结、盘剥社会。
以上这些观点全都不是科利的独创，他的贡献在于继续追问：发展型国家从何而来?韩国有这样的凝聚性国家组织，而巴西、印度、尼日利亚为何没有?科利给出的解释体现了他这部蹩脚作品真正的蹩脚之处所在。
他把国家组织差异的源共追溯到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认为正是这些殖民母国遗留下的历史制度塑造了这些前殖民地的国家组织。殖民历史不仅更决定了这些案例的国家构建过程，还进一步限定了其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韩国源自日本，巴西源自葡萄牙，印度与尼日利亚都是来自英国。仔细去读，读者甚至不禁会佩服这部蹩脚作品的“好”。但是，这样分析下去，不仅伤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感情，而且在逻辑上也有较大的漏洞。
科利是依据自己的逻辑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案例，他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反对其逻辑的关键案例，那就是中国的台湾地区。从各项指标来看，二战之后的台湾当局都符合发展型政府的特征。台湾受日本直接殖民将近50年，按照科利的逻辑，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绩效应该归功于台湾当局政府组织的凝聚性，而这种发展型政府的凝聚性势必与日本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遗憾的是，科利的逻辑在这里似乎有点行不通了。
台湾而战前虽然受日本殖民统治，但二战后的政府是从大陆溃败至台的国民党当局，而不是日本殖民政府当初培养的那批本地官员。另外，即使是科利津津乐道的韩国，他也无法解释在日本殖民政权与朴正熙政权之间夹带着的李承晚政权。李承晚政权的软弱无力形成了严重的断裂，殖民主义影响显然无法保证在这个断裂之后还能立即回到发展型政府的道路上来。
及时科利能把韩国与台湾地区都说圆了，他也无法解释其殖民母国日本的发展型政府的来源。日本的官员又是如何形成共同的发展意愿并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呢?
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中，国家安全可能成为政府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那么他们可能会因为面对日益加剧的外部军事威胁，而把国家安全与个人利益等同起来，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而促进工业化，从而让整个国家组织变成具有凝聚性的发展意愿。这种解释把国家拆成了具有微观基础的理性个人，并加上了国家安全的国际因素。在这种逻辑的挑战之下，科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思路就显得更蹩脚了。有趣的是，这个竞争性解释正好是科利一书的译者朱天飚博士的观点，体现在他本人写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朱天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
发展型国家从何而来?科利归因于殖民主义历史造成的制度结构，朱天飚归因于国际竞争之下造成的官僚集体行动。前者是纵向的结构，后者则是横向的动态。孰是孰非，不妨可以拿中国来检验一下。改革开放之后，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而国家机关的核心经济官僚结构向来高度紧凑。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有其独特的政商合作关系，各个领域都体现出较强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即使学理上经常把中国列入转型国家之列，这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用发展型国家理论来反思中国。
在发展起源的问题上，朱天飚的逻辑似乎直接可以用到中国政府身上，这一点观察小平同志在1970年代末立志发展经济的政治动机就容易清楚了。这种安全逻辑更进一步的追问是：如果国际压力减缓，中国政府的发展意愿还能持续多久?这种具有独立发展意愿的自主性是否会被在经济上逐渐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所逐渐瓦解?
另外，帝国主义早就被当作三座大山之一被推翻了，所以科利的蹩脚逻辑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但他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却刺激我们思考：中国政府的发展型源头是否反过来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构成一种制度约束呢?
在发展中国家中，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发展更好?围绕这个问题，科利比较了四个案例，韩国、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发展绩效迥异，其中韩国最好，尼日利亚最差，巴西与印度居中。
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般都会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如果国家的促进作用的。确存在，那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呢?首先，国家得有持续的独立于社会的发展意愿，而不能为某些社会集团俘虏、支配，其具体表现就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其次，除了发展意愿之外，国家还得有一定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势必建立在紧密的政，商合作之上，并体现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具有以上特征的国家可以算作是“发展型国家”。科利本人不喜欢这种称谓，他把韩国的发展型国家称为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国家，科利分别称之为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如巴西、印度)，以及新世系性国家(如尼日利亚)。前者的情形是多阶级的斗争分散了国家的精力。后者则更像是裹着现代外壳的掠夺性国家。
说得直白一些，韩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快，是因为韩国的国家组织具有独立发展意愿，而且具有能够动员商业集团的组织结构。相比之下，巴西、印度的国家组织则相对不够凝聚，国家推进经济发展的意愿也消散在社会各个阶级或集团相互冲突的分配性要求之中。而尼日利亚的国家则纯粹只会追求个人化的局部目标，同时也缺乏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从而表现为官商勾结、盘剥社会。
以上这些观点全都不是科利的独创，他的贡献在于继续追问：发展型国家从何而来?韩国有这样的凝聚性国家组织，而巴西、印度、尼日利亚为何没有?科利给出的解释体现了他这部蹩脚作品真正的蹩脚之处所在。
他把国家组织差异的源共追溯到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认为正是这些殖民母国遗留下的历史制度塑造了这些前殖民地的国家组织。殖民历史不仅更决定了这些案例的国家构建过程，还进一步限定了其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韩国源自日本，巴西源自葡萄牙，印度与尼日利亚都是来自英国。仔细去读，读者甚至不禁会佩服这部蹩脚作品的“好”。但是，这样分析下去，不仅伤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感情，而且在逻辑上也有较大的漏洞。
科利是依据自己的逻辑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案例，他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反对其逻辑的关键案例，那就是中国的台湾地区。从各项指标来看，二战之后的台湾当局都符合发展型政府的特征。台湾受日本直接殖民将近50年，按照科利的逻辑，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绩效应该归功于台湾当局政府组织的凝聚性，而这种发展型政府的凝聚性势必与日本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遗憾的是，科利的逻辑在这里似乎有点行不通了。
台湾而战前虽然受日本殖民统治，但二战后的政府是从大陆溃败至台的国民党当局，而不是日本殖民政府当初培养的那批本地官员。另外，即使是科利津津乐道的韩国，他也无法解释在日本殖民政权与朴正熙政权之间夹带着的李承晚政权。李承晚政权的软弱无力形成了严重的断裂，殖民主义影响显然无法保证在这个断裂之后还能立即回到发展型政府的道路上来。
及时科利能把韩国与台湾地区都说圆了，他也无法解释其殖民母国日本的发展型政府的来源。日本的官员又是如何形成共同的发展意愿并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呢?
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中，国家安全可能成为政府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那么他们可能会因为面对日益加剧的外部军事威胁，而把国家安全与个人利益等同起来，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而促进工业化，从而让整个国家组织变成具有凝聚性的发展意愿。这种解释把国家拆成了具有微观基础的理性个人，并加上了国家安全的国际因素。在这种逻辑的挑战之下，科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思路就显得更蹩脚了。有趣的是，这个竞争性解释正好是科利一书的译者朱天飚博士的观点，体现在他本人写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朱天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
发展型国家从何而来?科利归因于殖民主义历史造成的制度结构，朱天飚归因于国际竞争之下造成的官僚集体行动。前者是纵向的结构，后者则是横向的动态。孰是孰非，不妨可以拿中国来检验一下。改革开放之后，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而国家机关的核心经济官僚结构向来高度紧凑。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有其独特的政商合作关系，各个领域都体现出较强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即使学理上经常把中国列入转型国家之列，这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用发展型国家理论来反思中国。
在发展起源的问题上，朱天飚的逻辑似乎直接可以用到中国政府身上，这一点观察小平同志在1970年代末立志发展经济的政治动机就容易清楚了。这种安全逻辑更进一步的追问是：如果国际压力减缓，中国政府的发展意愿还能持续多久?这种具有独立发展意愿的自主性是否会被在经济上逐渐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所逐渐瓦解?
另外，帝国主义早就被当作三座大山之一被推翻了，所以科利的蹩脚逻辑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但他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却刺激我们思考：中国政府的发展型源头是否反过来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构成一种制度约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