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李新勇的《一个险些够着的梦》之前，我想先聊聊近日读的李道新的电影自选集。
　　“现在总爱想起十五六岁在家乡小镇上寻觅的日子：那是一个又矮、又黑、又瘦的农村少年，单薄的身体淌过寒风，停留在一个小小的书摊旁。”这是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的自选集《光影绵长》里的一段话。作为电影学博士，他谈到幼年失怙，苦难的岁月里唯有残缺书卷和露天电影能够“让贫瘠的心灵短暂地沐浴在梦幻的阳光之中”。但他不哀怨，不退缩，不认命，艰难前行，最终实现了“从农村少年到北大教授”的跳跃。他在序言中说：“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对故事和光影的殷切期待，我真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那种黑暗。”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从教授李道新到作家李新勇，他们虽然出生年代不同，生活境况也不一样，但都有着寒门子弟求学的经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时代的发展或许让他们未曾有过这样的过往，但对60后、70后的农村子弟来说，这样的片段却曾在自己或周围人身上显现。想读书，却没有书，只好穷尽各种办法去找书读，试图在字里行间看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便能够想象一个乡下少年，对着人家门前的对联，仔细评点，流连忘返。
　　在已无新书可读的情况下，父亲决定带着孩子们去西昌师专图书馆。
　　因此，我们要感谢这样一位父亲。李新勇的父亲是农民，他对孩子们的要求不高，“对我是否用心学习，是从来不过问的”。但是他对儿子喜欢看书这一点非常上心，所以“常常四处为我们找书读”，到后来是“希望我们能读更多的书”，“常常为找不到可供我们阅读的书籍苦恼不已”，最后是不管人家的嘲笑，真的带着儿子们去城里图书馆看书。这对渴望知识的少年来说，肯定是最难忘记的一天。大清早，“绊落一路田埂上的晨露，父子四人像一队咬着尾巴搬家的鼹鼠”。结果在等车时才发现穿着狼狈——“爹穿着他平时劳动的衣服，两个裤脚挽得一高一矮，从头到脚到处沾满了泥浆。我们弟兄仨穿着平时读书的衣服，浆洗得虽干净，但毕竟旧了，三弟的袖子被树枝丫挂出长长的口子，一片布在风中飘荡。”这样的场景，也就成了定格的影像。
　　等车的经历自然不必说，路途上的过程也可以不表，当父子四人真的到了西昌师专门口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证根本进不去，于是，父亲跟守门的大爷求情，“满含哀求，到后来，完全是哽咽”。在拉家常中，大爷才让他们进入校园，于是，“透过窗户玻璃，我看到无数梦寐以求的书成排成排地站在书架上”，“我急切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其实，那一天，李新勇他们有没有看到书，对读者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场景，会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我们自己，会想起多年前周围的人也曾对我们的父母说：“喜欢读书，那就对了，你迟早有出头之日！”对于苦难中的我们来说，读书虽然不一定能马上改变命运，但读书却是那个年代改变命运的最好出路。
　　之前，我们选发了陈崇正的小说《读书贼》，本期再次刊发此类作品，只为告诉读者，求学历程中的每一天，都能为我们留下无限回忆，尤其是苦难当中的畅想与实践，会激励我们忘记苦难、不断向前。我至今也会经常想起寒风中站在楼顶，望着遥远苍茫的北方，想象着有一天能够走得更远。当某一天真的离开了，家乡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成了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于是在故乡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变成笔下源源不断的文字。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所以，我愿意把这篇文章当作李新勇作品集的“后记”，愿意把这段经历当作他坚持创作的动力。由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路遥在自传里提到的那段话——“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张春，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10余项，出版《中国小小说六十年》《中国电影短片研究》等学术专著，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发表论文40余篇，在《中国青年》《短篇小说》等发表文學作品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