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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专家陈梧桐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朱元璋研究，最近出版的力作《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总结性地反映了他在朱元璋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就，凝结着他多年以来的研究心血和智慧结晶。
这部大型传记全面而深刻地记述了朱元璋一生复杂而曲折的经历；以流畅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朱元璋各个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大举措及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史料的丰富翔实、史论的犀利深刻，布局的缜密得体、文笔的流畅生动，如实地反映了朱元璋的个人生活、兴趣爱好以及多疑残暴的性格特点，堪称上乘之作。 通观全书，本人认为以下几方面显示了作者卓尔不群的史家见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一、史料丰富而翔实。作者积二十五年之力，广泛搜集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文献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又努力吸取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在文献资料方面，作者征引各种文献资料达五百余种，不仅充分利用了《元史》《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历代官方编写的正史和典籍，包括《逆臣录》等前人尚未征引过的罕见史籍，还广泛查阅了《七修类稿》(郎瑛撰)、《名山藏》(何乔远撰)、《国史考异》(潘柽章撰)、《雪楼文集》(程钜夫撰)、《牧庵集》(姚燧撰)、《南村辍耕录》(陶宗仪撰)、《记事录》(俞本撰)、《献征录》(焦竑编)、《草木子》(叶子奇撰)、《国初群雄事略》(钱谦益撰)、《胜朝彤史拾遗记》(毛奇龄撰)、《鲒崎亭集》(全祖望著)等众多明清私人著述、笔记和野史、方志。作者又利用他在“文革”期间下放到设在安徽风阳的干校“再教育”的机会，探寻了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址，搜集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民间传说。该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经过作者认真的审核考订、确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尽量地做到言必有据，使结论符合客观实际。作者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又善于进行理论分析，对诸多历史问题做了认真细致的辨析考订、去伪存真的工作，提出了不少独创的见解。这就使得《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也是一部对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期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论著。
二、评价全面而公允。对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只有客观地反映传主的是非功过，对他做出公允的评价，才称得上是成功的作品。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在前期他是杰出的农民领袖，到后期他又不愧为颇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朱元璋的评价出现了偏高偏低，褒贬不一的现象。有的论者在评论中存在偏颇，往往采取肯定他的前期而否定其后期的做法，将朱元璋当皇帝说成是“蜕变”、“背叛农民革命”。陈梧桐教授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全面地、辩证地考察和记述了朱元璋一生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史论结合，既不因为传主的前期是农民领袖而随意拔高，也不由于传主到后期成了封建皇帝而多加贬低，根据传主一生的活动，总评其是非功过。评价全面而公允，既不溢美，也不贬低。
三、创见迭出而不鲜。该书在视角、观点、内容上突破甚多，这里仅列举如下六点：
(一)关于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原因。当朱元璋于公元1352年(元朝至正十二年)3月投入郭子兴麾下的时候，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已是久历戎行的领兵元帅了；但是，后来他们都成了朱元璋的手下败将，朱元璋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登上了明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朱元璋是怎样获得成功的?他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原因何在?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作者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朱元璋始终坚持反元斗争的旗帜，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加上他的政策、策略运用得当，使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逐步得到发展并超过对手，终于使他能次第削平群雄统一中国。
(二)关于朱元璋杀戮淮西勋贵和功臣宿将的原因。朱元璋以淮右布衣崛起于元末群雄之中，从南略定远到建立明朝，一直依靠淮西将臣削平群雄、奄有天下。朱元璋称帝伊始，绝大部分的公、侯和朝廷重臣都是淮人，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在明初政局中，淮西勋贵地位显赫，无疑是明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那么后来又为何风云突变，朱元璋要大开杀戒?他杀戮淮西勋贵和功臣宿将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史学家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作者指出，朱元璋诛杀淮西功臣宿将，固然是皇权与相权、军权矛盾的产物，但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明初功臣宿将腐化堕落、骄纵妄为的必然结果。
(三)关于朱元璋的宗教和天命神授思想。作者精辟地指出，朱元璋虽是和尚出身，但他并不迷信宗教神佛。他大搞神道设教，其目的有二：一是“谕众以神仙为征应”，宣扬自己受命于天，以增强皇权的神圣性；其二是想借助神鬼来震慑臣民，使之服从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朱元璋特别强调，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儒、佛、道三教都是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
(四)关于朱元璋实行“让步政策”或“休养生息”政策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有相当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朱元璋实行过“让步政策”。已故的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就是“让步政策”论者的典型代表，他在其《朱元璋传》第四稿中说：“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并且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如郭厚安教授认为：“震撼全国的元末农民革命战争，不能不给朱元璋以深刻的影响。然而他并不像‘让步论’者所说，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实行‘让步政策’……”迨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又有学者把朱元璋旨在恢复和发展明初经济的措施冠以“休养生息”政策。那么，在历史上朱元璋究竟有没有实行过“让步政策”或者“休养生息”政策?如何来看待这一政策?陈梧桐教授认为，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顺应着民心思治的历史潮流，提出了“安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主张，并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来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陈梧桐教授指出，朱元璋这一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奠定了洪武“盛世”的物质基础，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现，其直接的推动力量是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肯定朱元璋的这一业绩，决不是宣扬英雄史观，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
(五)关于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本书作者比较全面而中肯地论述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指出：朱元璋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威德兼施”政策，乃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惯用的一种古老的治世法则。但是过去的封建帝王，除了唐太宗等少数人之外，在具体运用这个法则时，往往只注意军事上的威胁，很少有政治上的恩抚，所谓“德”不过是“威”的一种点缀和装饰。朱元璋却不然，在大多数场合之下，他是侧重于“以德服之”的；只是当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拒绝招抚或发动叛乱时，他才临之以兵，“以威服之”。一般而言，朱元璋对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持“华夷无间”、“一视同仁”的态度。从社会效果看，朱元璋的颇为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取得一定成效的。陈梧桐教授认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还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六)关于朱元璋的文化专制问题。陈梧桐教授认为，明初洪武年间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初的文化专制首先从加强儒家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人手。为了抬高儒学的地位，朱元璋下令全国通祀孔子，又规定全国各级科举考试都以八股文取土，从四书五经中出考题。除了利用儒学愚弄人民，朱元璋还搞神道设教，利用佛、道等宗教麻醉人民，力图使皇帝成为思想信仰的最高权威。陈梧桐教授指出，朱元璋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强化文化专制，利用政治权力强行干预意识形态，粗暴地践踏了思想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结果不仅助长了政治的腐败，而且造成了科学文化的衰落，埋下使我们中华民族由先进变成落后的祸根，这是一个极其惨重的历史教训。
本书是作者以前出版的《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之再版增订本，书后补添附列了现当代国内外学者有关朱元璋研究的论著目录，便于后学和广大读者参考之用。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陈梧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58．00元)
这部大型传记全面而深刻地记述了朱元璋一生复杂而曲折的经历；以流畅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朱元璋各个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大举措及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史料的丰富翔实、史论的犀利深刻，布局的缜密得体、文笔的流畅生动，如实地反映了朱元璋的个人生活、兴趣爱好以及多疑残暴的性格特点，堪称上乘之作。 通观全书，本人认为以下几方面显示了作者卓尔不群的史家见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一、史料丰富而翔实。作者积二十五年之力，广泛搜集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文献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又努力吸取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在文献资料方面，作者征引各种文献资料达五百余种，不仅充分利用了《元史》《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历代官方编写的正史和典籍，包括《逆臣录》等前人尚未征引过的罕见史籍，还广泛查阅了《七修类稿》(郎瑛撰)、《名山藏》(何乔远撰)、《国史考异》(潘柽章撰)、《雪楼文集》(程钜夫撰)、《牧庵集》(姚燧撰)、《南村辍耕录》(陶宗仪撰)、《记事录》(俞本撰)、《献征录》(焦竑编)、《草木子》(叶子奇撰)、《国初群雄事略》(钱谦益撰)、《胜朝彤史拾遗记》(毛奇龄撰)、《鲒崎亭集》(全祖望著)等众多明清私人著述、笔记和野史、方志。作者又利用他在“文革”期间下放到设在安徽风阳的干校“再教育”的机会，探寻了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址，搜集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民间传说。该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经过作者认真的审核考订、确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尽量地做到言必有据，使结论符合客观实际。作者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又善于进行理论分析，对诸多历史问题做了认真细致的辨析考订、去伪存真的工作，提出了不少独创的见解。这就使得《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也是一部对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期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论著。
二、评价全面而公允。对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只有客观地反映传主的是非功过，对他做出公允的评价，才称得上是成功的作品。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在前期他是杰出的农民领袖，到后期他又不愧为颇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朱元璋的评价出现了偏高偏低，褒贬不一的现象。有的论者在评论中存在偏颇，往往采取肯定他的前期而否定其后期的做法，将朱元璋当皇帝说成是“蜕变”、“背叛农民革命”。陈梧桐教授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全面地、辩证地考察和记述了朱元璋一生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史论结合，既不因为传主的前期是农民领袖而随意拔高，也不由于传主到后期成了封建皇帝而多加贬低，根据传主一生的活动，总评其是非功过。评价全面而公允，既不溢美，也不贬低。
三、创见迭出而不鲜。该书在视角、观点、内容上突破甚多，这里仅列举如下六点：
(一)关于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原因。当朱元璋于公元1352年(元朝至正十二年)3月投入郭子兴麾下的时候，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已是久历戎行的领兵元帅了；但是，后来他们都成了朱元璋的手下败将，朱元璋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登上了明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朱元璋是怎样获得成功的?他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原因何在?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作者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朱元璋始终坚持反元斗争的旗帜，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加上他的政策、策略运用得当，使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逐步得到发展并超过对手，终于使他能次第削平群雄统一中国。
(二)关于朱元璋杀戮淮西勋贵和功臣宿将的原因。朱元璋以淮右布衣崛起于元末群雄之中，从南略定远到建立明朝，一直依靠淮西将臣削平群雄、奄有天下。朱元璋称帝伊始，绝大部分的公、侯和朝廷重臣都是淮人，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在明初政局中，淮西勋贵地位显赫，无疑是明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那么后来又为何风云突变，朱元璋要大开杀戒?他杀戮淮西勋贵和功臣宿将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史学家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作者指出，朱元璋诛杀淮西功臣宿将，固然是皇权与相权、军权矛盾的产物，但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明初功臣宿将腐化堕落、骄纵妄为的必然结果。
(三)关于朱元璋的宗教和天命神授思想。作者精辟地指出，朱元璋虽是和尚出身，但他并不迷信宗教神佛。他大搞神道设教，其目的有二：一是“谕众以神仙为征应”，宣扬自己受命于天，以增强皇权的神圣性；其二是想借助神鬼来震慑臣民，使之服从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朱元璋特别强调，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儒、佛、道三教都是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
(四)关于朱元璋实行“让步政策”或“休养生息”政策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有相当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朱元璋实行过“让步政策”。已故的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就是“让步政策”论者的典型代表，他在其《朱元璋传》第四稿中说：“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并且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如郭厚安教授认为：“震撼全国的元末农民革命战争，不能不给朱元璋以深刻的影响。然而他并不像‘让步论’者所说，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实行‘让步政策’……”迨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又有学者把朱元璋旨在恢复和发展明初经济的措施冠以“休养生息”政策。那么，在历史上朱元璋究竟有没有实行过“让步政策”或者“休养生息”政策?如何来看待这一政策?陈梧桐教授认为，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顺应着民心思治的历史潮流，提出了“安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主张，并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来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陈梧桐教授指出，朱元璋这一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奠定了洪武“盛世”的物质基础，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现，其直接的推动力量是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肯定朱元璋的这一业绩，决不是宣扬英雄史观，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
(五)关于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本书作者比较全面而中肯地论述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指出：朱元璋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威德兼施”政策，乃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惯用的一种古老的治世法则。但是过去的封建帝王，除了唐太宗等少数人之外，在具体运用这个法则时，往往只注意军事上的威胁，很少有政治上的恩抚，所谓“德”不过是“威”的一种点缀和装饰。朱元璋却不然，在大多数场合之下，他是侧重于“以德服之”的；只是当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拒绝招抚或发动叛乱时，他才临之以兵，“以威服之”。一般而言，朱元璋对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持“华夷无间”、“一视同仁”的态度。从社会效果看，朱元璋的颇为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取得一定成效的。陈梧桐教授认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还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六)关于朱元璋的文化专制问题。陈梧桐教授认为，明初洪武年间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初的文化专制首先从加强儒家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人手。为了抬高儒学的地位，朱元璋下令全国通祀孔子，又规定全国各级科举考试都以八股文取土，从四书五经中出考题。除了利用儒学愚弄人民，朱元璋还搞神道设教，利用佛、道等宗教麻醉人民，力图使皇帝成为思想信仰的最高权威。陈梧桐教授指出，朱元璋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强化文化专制，利用政治权力强行干预意识形态，粗暴地践踏了思想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结果不仅助长了政治的腐败，而且造成了科学文化的衰落，埋下使我们中华民族由先进变成落后的祸根，这是一个极其惨重的历史教训。
本书是作者以前出版的《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之再版增订本，书后补添附列了现当代国内外学者有关朱元璋研究的论著目录，便于后学和广大读者参考之用。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陈梧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