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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交流方式多样化。中日双方交流角色的变化最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不同的知识层次。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的错误教训，“以强敌为师”相互学习交流，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一条浅浅的海峡阻隔不了两国的文化繁荣发展，双方历史上有过纷争，关系几经波折，在不断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趋向
一、绪论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两国睦邻友好的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日交流文化长久，源远流长，两千余年的沉淀与积累，涉及的内容广泛，交流方式丰富多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对两国的繁荣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古代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空海、圆仁、荣西等僧人的来华，以及鉴真和尚、朱舜水、隐元禅师等中国人士的东渡，都曾对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文化进步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友好佳话。近代许多中国官员、文人、学者访问考察或研究日本，主张仿效日本变法改革。又有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新知识，吸收新思想。这对于推动中国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各个领域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尽管在近现代中日两国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甚至战争的经历，但是如果用宏观的历史眼光看中日关系，在两千余年的中日交往历史长河中，友好与交流仍是主流。历史证明，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基本的经验教训。
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特点分析
（一）中国——救亡图存
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趋势，维新派则是学习日本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曾疾呼：“外国猖撅如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中国要自强、自立，就必须改变祖宗之法。要变，中国缺什么？是西方的科学。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李鸿章主张学习日本，他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其势日张，其志不小”。③如果“中土若于此如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④即中国如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便会强大起来。李鸿章代表了当时中国统治阶层中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80年代，中国的维新志士通过访问、游学、考察和出使日本等渠道，了解日本并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日本国情，启迪民智，促进了维新事业的发展。如浙江海关委员李圭所写的《环游地球新录》、清政府第一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黄庆澄的《东游日记》、李筱圃的《日本游记》、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颜厚琨的《日本新政考》等书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及维新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之改革及发展情况。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日本的认识，激起了人们进一步研究日本，总结并吸收其经验，发奋图强以振兴中华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在奏折中提出的关于变法的各种具体措施，不少是参考《日本国志》，甚至直接转抄而成的。他从《日本国志》中了解日本，并在博览日本图书的基础上，写出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将明治维新的经验概括为：“其大端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而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行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该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⑦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6年到1910年的14年间，留日学生总数达2万人以上，其中不少人是为了寻求救国真理而到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以为救国之途是法政、教育、军事和医学，因而多数人集中于这些专业。如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办了“政法速成科”。5年间，入学者为1885人，毕业1215人。其中大多数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精英，有的已在学界和政界占有一席之地。据现有部分资料表明，在184名毕业生中，原出身状元者应点出生处2人，榜眼1人，探花1人，进士106人。他们留学日本虽然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与立宪和革命的变革大势所趋，但也反映了他们本身因时适变，弃旧图新的愿望。
另有一些毕业生则通过出版报刊杂志和书籍鼓吹革命和立宪。如广东的骆鸿年、骆翔祥、莫鸿秋、曹爱坤、黎庆恩等人回国后参加了广东士绅组织的立宪团体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并成为该社机关刊物《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月刊的编辑。月刊大量刊发鼓吹立宪与地方自治的论说、议义、杂录等。诸如《论广东急宜举办地方自治》、《宪法泛论》、《地方自治要论》、《日本府县郡制要义》和《日本户籍法释义》等等，热心介绍与立宪及地方自治有关的法政知识。预备立宪公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该会5名编辑全是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其中秦瑞、邵羲、张家镇3人编辑出版的《预备立宪公会会报》是国内立宪派的重要喉舌。该会还出版了大量宣传立宪与地方自治的教科书，在全国影响很大。张元济在民国初回忆说：“光绪己亥以后，东游渐众，聪颖者宰人其国法科，因其文字之便利，朝受课程于讲堂，文即移译以饷祖国。斯时杂志之刊，前后相继，称为极盛”。他认为，立宪运动之兴起，“朔其原因，虽至复杂，然当时输入法学，广刊杂志，不得谓无丝毫之力也”。⑨
留学生的译书活动，主要通过译书团体进行。译书汇编社是最早的译书团体，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各国的学术图书，该社出版的刊物为《译书汇编》。所翻译的日本书籍以政治法律为主，自1900年至1903年间共译出并出版发行的有政治、法律类26种，经济类6种，军事类3种，历史类8种，哲学类2种，社会类4种，还有其他各类。其中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诸如加藤弘之的《物竞论》、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岩崎昌的《国法学》等等。据统计，自1898年至1911年间发行的刊物有65种之多，这些杂志的内容虽包罗万象，但其宗旨不外介绍新知识和新思想；激发爱国精神；提倡女权和振兴工商业。 这些由留学生创办并为主要撰稿人的进步刊物，所传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新知，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在日本，在这些刊物出版以前，几万华侨当中“附和排满革命说者，只得数十人”。刊物出版后“不到3年，不谈革命者反而成为少数”⑩在国内，这些刊物，经过革命党的秘密输送、散发，在青年学生和会党中广为流传。《浙江潮》被传到长沙周南女校后，经徐特立、朱钊凡等教师传后，“革命思想的浪潮就泛滥起来，冲动了整个学校”。
（一）日本——侵略政策的推行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日本输入中国文化是政治的需要。一是日本政治改革的需要；二是向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国情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也是被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国家。日本人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仍继承历来的传统“以华为师”，通过中国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以认识世界，改造自己。鸦片战争前后，日本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渠道，将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大批汉文译著，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祟祯历书》等书，从中国输入日本。日本洋学家从这些中译西书中获益匪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若干年。此时的洋学家往往把上海和北京出版的汉译西书，再译成日文，或直接用汉文翻刻。如188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在日本多次翻刻或译刻，甚至出版了《博物新编译解》。又如1859年出版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谈天》、《几何原本》，伟烈亚力和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韦廉臣著的《格物探源》以及他和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明治维新前，作为明治维新思想渊源的西学书籍，大半是从中国间接输入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蠡管》等注释本。《万国公法》还被改编成中小学教科书。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等书传到日本后，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正视自己的重要启蒙读物，尤其是《海国图志》一书，在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时，日本天皇向国民宣誓了5条誓文，其第5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把输入西学提到振兴国家基础的高度。因此，输入西方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聘用专家建校讲学；派出官员考察制度；奖励留学，培养人才；广译群书，更新学术；其成绩显著，不仅胜过中国，而且由于跻身于强国之林，很快制订了以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大陆政策”。此后，日本虽仍继续寻求中国文化，但不论其来华学者出于何种动机，其结果均服务于其向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和侵略战争。
自1871年起，明治政府的各省、陆海军和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学习，并有不少自费留学生。按来华目的，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一、从事地理、兵制和社会调查等间谍活动者；二、学习中国的学术文化者；三、专门学习汉语、历史以养成教师和翻译者。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学问留学生”渐居多数。
1873年后，日本再次派遣大批人员来华学习。陆海军方面，于70～80年代先后派遣6名青年军官分别至北京、厦门、福州留学；1879年参谋本部派遣14人留学北京。这些人一面学习汉语口语时文，一面在使馆和驻华日军军官的指挥下，从事情报收集的间谍活动。其中有的人奉军令部之命，到宁波、厦门、香港、广东、上海、烟台、天津、北京、大沽、山海关、牛庄、旅顺等要地调查军队部署、炮台等设施及风俗民情，然后将所获资料报告军令部。由参谋本部所派的专攻汉语的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汉语人才所需的师资。这批人回国后，便在各地镇台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为日本军事行动服务。
有些留学生除自学和进人大学学习外，还走访中国著名学者，以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访问过陈宝琛、郑孝胥、王国维、康有为、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周作人、胡适、陈垣、马叙伦、陈寅恪、钱玄同等不下百余人。从中受到很大教益。
他们还游历名胜古迹，考察民俗，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全国各地。不少人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同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这些著作公开问世后，不仅有助于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的了解，而且也为日本政府确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吸收日本先进文化的目的，主要是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反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可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真正意图是推行其侵略政策。所以，就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言，在中国起到了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中国整个近代化过程的作用；在日本则尽管对明治维新事业的成功有积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其侵略政策的推行。
中日恢复正常的邦交后，两国之间还存在少许的分歧和摩擦，特别是对待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历史，尤其是在修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成为一个症结问题。要化解这一矛盾和症结，通过文化交流的渠道十分重要和有效。首先要以历史为蓝本，以事实为依据，了解和承认历史真相。让中国广大群众和日本各界人士与青少年，通过参观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纪念馆、威海甲午战争博物馆等等纪念馆、陈列馆、历史遗址遗迹，具体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还有各种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戏剧、图片、美术作品等等也能起到再现历史和震撼人心的作用。其次，中日两国学者应对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中日战争的历史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分析和学术讨论。在学术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阐明历史的真相，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分析产生认识分歧的文化心理根源，纠正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总之，正确认识历史，以史为鉴，正是为了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日本需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承认过去犯下的罪行，真诚的道歉，这样才能获得中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宽容，才能更好的推进中日睦邻友好的关系发展。当然就自身而言我们要摒弃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放眼世界，以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得不同的文化价值并存不悖，以文化交流为载体，通过更加明智的，更加和平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更加发展的眼光去解决摩擦与争端，相信不论对于我国人民的长治久安，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将产生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外文化交流有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特别是民间文化交流双方易于接受，往往能产生特殊的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域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当前可积极探索推进建立中日或东亚文化交流圈，对公益性文化交流给予优先，对经营性文化合作给予优惠，同时，鼓励地方政府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关键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趋向
一、绪论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两国睦邻友好的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日交流文化长久，源远流长，两千余年的沉淀与积累，涉及的内容广泛，交流方式丰富多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对两国的繁荣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古代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空海、圆仁、荣西等僧人的来华，以及鉴真和尚、朱舜水、隐元禅师等中国人士的东渡，都曾对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文化进步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友好佳话。近代许多中国官员、文人、学者访问考察或研究日本，主张仿效日本变法改革。又有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新知识，吸收新思想。这对于推动中国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各个领域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尽管在近现代中日两国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甚至战争的经历，但是如果用宏观的历史眼光看中日关系，在两千余年的中日交往历史长河中，友好与交流仍是主流。历史证明，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基本的经验教训。
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特点分析
（一）中国——救亡图存
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趋势，维新派则是学习日本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曾疾呼：“外国猖撅如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中国要自强、自立，就必须改变祖宗之法。要变，中国缺什么？是西方的科学。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李鸿章主张学习日本，他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其势日张，其志不小”。③如果“中土若于此如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④即中国如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便会强大起来。李鸿章代表了当时中国统治阶层中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80年代，中国的维新志士通过访问、游学、考察和出使日本等渠道，了解日本并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日本国情，启迪民智，促进了维新事业的发展。如浙江海关委员李圭所写的《环游地球新录》、清政府第一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黄庆澄的《东游日记》、李筱圃的《日本游记》、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颜厚琨的《日本新政考》等书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及维新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之改革及发展情况。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日本的认识，激起了人们进一步研究日本，总结并吸收其经验，发奋图强以振兴中华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在奏折中提出的关于变法的各种具体措施，不少是参考《日本国志》，甚至直接转抄而成的。他从《日本国志》中了解日本，并在博览日本图书的基础上，写出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将明治维新的经验概括为：“其大端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而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行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该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⑦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6年到1910年的14年间，留日学生总数达2万人以上，其中不少人是为了寻求救国真理而到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以为救国之途是法政、教育、军事和医学，因而多数人集中于这些专业。如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办了“政法速成科”。5年间，入学者为1885人，毕业1215人。其中大多数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精英，有的已在学界和政界占有一席之地。据现有部分资料表明，在184名毕业生中，原出身状元者应点出生处2人，榜眼1人，探花1人，进士106人。他们留学日本虽然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与立宪和革命的变革大势所趋，但也反映了他们本身因时适变，弃旧图新的愿望。
另有一些毕业生则通过出版报刊杂志和书籍鼓吹革命和立宪。如广东的骆鸿年、骆翔祥、莫鸿秋、曹爱坤、黎庆恩等人回国后参加了广东士绅组织的立宪团体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并成为该社机关刊物《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月刊的编辑。月刊大量刊发鼓吹立宪与地方自治的论说、议义、杂录等。诸如《论广东急宜举办地方自治》、《宪法泛论》、《地方自治要论》、《日本府县郡制要义》和《日本户籍法释义》等等，热心介绍与立宪及地方自治有关的法政知识。预备立宪公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该会5名编辑全是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其中秦瑞、邵羲、张家镇3人编辑出版的《预备立宪公会会报》是国内立宪派的重要喉舌。该会还出版了大量宣传立宪与地方自治的教科书，在全国影响很大。张元济在民国初回忆说：“光绪己亥以后，东游渐众，聪颖者宰人其国法科，因其文字之便利，朝受课程于讲堂，文即移译以饷祖国。斯时杂志之刊，前后相继，称为极盛”。他认为，立宪运动之兴起，“朔其原因，虽至复杂，然当时输入法学，广刊杂志，不得谓无丝毫之力也”。⑨
留学生的译书活动，主要通过译书团体进行。译书汇编社是最早的译书团体，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各国的学术图书，该社出版的刊物为《译书汇编》。所翻译的日本书籍以政治法律为主，自1900年至1903年间共译出并出版发行的有政治、法律类26种，经济类6种，军事类3种，历史类8种，哲学类2种，社会类4种，还有其他各类。其中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诸如加藤弘之的《物竞论》、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岩崎昌的《国法学》等等。据统计，自1898年至1911年间发行的刊物有65种之多，这些杂志的内容虽包罗万象，但其宗旨不外介绍新知识和新思想；激发爱国精神；提倡女权和振兴工商业。 这些由留学生创办并为主要撰稿人的进步刊物，所传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新知，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在日本，在这些刊物出版以前，几万华侨当中“附和排满革命说者，只得数十人”。刊物出版后“不到3年，不谈革命者反而成为少数”⑩在国内，这些刊物，经过革命党的秘密输送、散发，在青年学生和会党中广为流传。《浙江潮》被传到长沙周南女校后，经徐特立、朱钊凡等教师传后，“革命思想的浪潮就泛滥起来，冲动了整个学校”。
（一）日本——侵略政策的推行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日本输入中国文化是政治的需要。一是日本政治改革的需要；二是向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国情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也是被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国家。日本人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仍继承历来的传统“以华为师”，通过中国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以认识世界，改造自己。鸦片战争前后，日本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渠道，将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大批汉文译著，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祟祯历书》等书，从中国输入日本。日本洋学家从这些中译西书中获益匪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若干年。此时的洋学家往往把上海和北京出版的汉译西书，再译成日文，或直接用汉文翻刻。如188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在日本多次翻刻或译刻，甚至出版了《博物新编译解》。又如1859年出版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谈天》、《几何原本》，伟烈亚力和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韦廉臣著的《格物探源》以及他和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明治维新前，作为明治维新思想渊源的西学书籍，大半是从中国间接输入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蠡管》等注释本。《万国公法》还被改编成中小学教科书。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等书传到日本后，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正视自己的重要启蒙读物，尤其是《海国图志》一书，在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时，日本天皇向国民宣誓了5条誓文，其第5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把输入西学提到振兴国家基础的高度。因此，输入西方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聘用专家建校讲学；派出官员考察制度；奖励留学，培养人才；广译群书，更新学术；其成绩显著，不仅胜过中国，而且由于跻身于强国之林，很快制订了以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大陆政策”。此后，日本虽仍继续寻求中国文化，但不论其来华学者出于何种动机，其结果均服务于其向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和侵略战争。
自1871年起，明治政府的各省、陆海军和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学习，并有不少自费留学生。按来华目的，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一、从事地理、兵制和社会调查等间谍活动者；二、学习中国的学术文化者；三、专门学习汉语、历史以养成教师和翻译者。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学问留学生”渐居多数。
1873年后，日本再次派遣大批人员来华学习。陆海军方面，于70～80年代先后派遣6名青年军官分别至北京、厦门、福州留学；1879年参谋本部派遣14人留学北京。这些人一面学习汉语口语时文，一面在使馆和驻华日军军官的指挥下，从事情报收集的间谍活动。其中有的人奉军令部之命，到宁波、厦门、香港、广东、上海、烟台、天津、北京、大沽、山海关、牛庄、旅顺等要地调查军队部署、炮台等设施及风俗民情，然后将所获资料报告军令部。由参谋本部所派的专攻汉语的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汉语人才所需的师资。这批人回国后，便在各地镇台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为日本军事行动服务。
有些留学生除自学和进人大学学习外，还走访中国著名学者，以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访问过陈宝琛、郑孝胥、王国维、康有为、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周作人、胡适、陈垣、马叙伦、陈寅恪、钱玄同等不下百余人。从中受到很大教益。
他们还游历名胜古迹，考察民俗，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全国各地。不少人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同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这些著作公开问世后，不仅有助于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的了解，而且也为日本政府确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吸收日本先进文化的目的，主要是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反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可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真正意图是推行其侵略政策。所以，就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言，在中国起到了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中国整个近代化过程的作用；在日本则尽管对明治维新事业的成功有积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其侵略政策的推行。
中日恢复正常的邦交后，两国之间还存在少许的分歧和摩擦，特别是对待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历史，尤其是在修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成为一个症结问题。要化解这一矛盾和症结，通过文化交流的渠道十分重要和有效。首先要以历史为蓝本，以事实为依据，了解和承认历史真相。让中国广大群众和日本各界人士与青少年，通过参观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纪念馆、威海甲午战争博物馆等等纪念馆、陈列馆、历史遗址遗迹，具体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还有各种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戏剧、图片、美术作品等等也能起到再现历史和震撼人心的作用。其次，中日两国学者应对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中日战争的历史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分析和学术讨论。在学术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阐明历史的真相，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分析产生认识分歧的文化心理根源，纠正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总之，正确认识历史，以史为鉴，正是为了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日本需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承认过去犯下的罪行，真诚的道歉，这样才能获得中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宽容，才能更好的推进中日睦邻友好的关系发展。当然就自身而言我们要摒弃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放眼世界，以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得不同的文化价值并存不悖，以文化交流为载体，通过更加明智的，更加和平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更加发展的眼光去解决摩擦与争端，相信不论对于我国人民的长治久安，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将产生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外文化交流有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特别是民间文化交流双方易于接受，往往能产生特殊的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域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当前可积极探索推进建立中日或东亚文化交流圈，对公益性文化交流给予优先，对经营性文化合作给予优惠，同时，鼓励地方政府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