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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交的强关系性为大病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筹款渠道，轻松筹开启了新的筹款模式，亦走上了不断被质疑不断去解释的疲累之路
“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早就考虑到了。我们在背后做了多少，他们却不知道。”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于亮无奈地对《中国慈善家》说。
作为轻松筹的创始人兼副总裁，于亮始终坚信轻松筹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通过社交的强关系性为大病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筹款渠道。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尝试，在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尚未对个人求助开设通道之时，轻松筹可以作为传统公益筹款的有益补充。他强调，“真的帮了很多人。”
自2014年12月上线以来，轻松筹已经积累了8847万用户，平台发起个人救助项目近7万个，总支持近1500万人，筹款金额超过6亿元。
但是质疑从未停止过。
“确实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对项目真实性的把控、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鞭长莫及。”于亮承认。但他觉得用户迟早能感受到轻松筹服务的优良，“我们有很多路转粉甚至黑转粉的，其实很简单，只要他们自己或者朋友用过我们平台，就会知道我们是好的。”
就怕这种模式被扼杀了
对轻松筹的最新一轮质疑起自网友“午后狂睡”，他的文章《轻松筹？轻松骗？》《轻松筹？另类发家致富手段》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对轻松筹的质疑接踵而至。
“午后狂睡”指出，轻松筹没有公募资质，根据《慈善法》的要求不能公开募款，擅自收取2%的手续费更是集资谋利行为。此外，轻松筹缺乏对项目有效的审核和监管机制，让很多骗子有机可乘，发起假项目或者设定远远高于医疗费的筹款目标，将网友的爱心捐款挪作私用。
于亮觉得应该把对方的疑点一一解释清楚。通过熟识的中间人，他和“午后狂睡”被拉到同一个微信群。
看到“午后狂睡”发出的一条条充满挑衅的消息，为避免微信交流断章取义，于亮决定先不作回答，而是通过轻松筹官方微博发出《关于一些网友对轻松筹个人救助项目疑问的声明》一文，对质疑点依次作出解释。
“项目的法律关系为单方赠与，不属于募捐范围，未被新《慈善法》所禁止或限制”、“通过对医院诊断书等材料初步审核及平台其他用户监督举报，在我公司能力范围内尽可能保证发起项目的真实性”、“救助款项所有权归被赠予人，使用方式或途径不受第三方限制”、“款项都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一定的服务费（1%），考虑到运营压力（轻松筹团队目前200余人），剩余部分用作轻松筹平台的运营费用”。
然而质疑仍持续发酵，从微博平台蔓延到微信平台，媒体也闻讯而来。
那几天轻松筹办公室灯火通明，团队连续加班，准备各种项目材料，包括对争议项目介入调查的经过、处理的方案、最终的结果。“其实这些项目我们都给用户解释过了，用户也接受了，但是现在又被网友拿出来说，我们只能再解释。”
于亮通过这些材料，把质疑的点向前来了解情况的媒体一一说明。“我们不能每一个项目都做到实地（考察），我们一般通过举报，个人救助都是通过朋友圈来传播的，所以他的朋友如果看到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人来筹款，也会给我们提供举报线索。”
通过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轻松筹工作人员再进行针对性调查，“质疑病情的，我们会通过发起人留的医院信息去向医院核实；质疑家庭条件的，我们会联系当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核实情况。”于亮说，轻松筹有400多个注册志愿者帮忙调查，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一旦调查清楚，轻松筹会把结果向举报人电话反馈。
让他欣慰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自己的解释基本得到了认可。
这并非轻松筹上线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事件，于亮说，不管是用户数据还是项目数据，都没有受到直观的影响，但是他也坦言，这件事情给团队带来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公司不怕被质疑，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合适的地方调整就好，但是我们很害怕这种质疑会让用户对众筹医疗费用的个人救助产生怀疑，把这种模式给扼杀了。”
把口子越扎越紧
把熟人关系的众筹模式运用到大病救助领域，轻松筹可以说是业内首创。
轻松筹主要通过朋友圈转发传播消息，于亮认为，筹款对象都是熟人圈子，利用这种强关系网，一方面对项目的真实性有保障，形成天然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基于朋友间的信任，大家也更愿意解囊相助。
于亮自己也会帮忙转发筹款链接。8月17日，他转发了一条名为“为早产儿宝宝（体重一斤半）筹款”的链接。他说这是一个记者朋友验证过的，“能帮就帮一下吧。”
这并非他第一次帮忙转发，如果是与熟人相关的项目，只要他看到，一般都会顺手转到朋友圈。他也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别人的转发，都冠以“亲戚、同学、朋友真事”的名义。
轻松筹“走红朋友圈”，其实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于亮一开始只是觉得，利用社交的强关系去增信能够在众筹领域做成很多事情，过程中慢慢发现很多大病患者来筹集医疗费和手术费，“我们就觉得原来它可以是一个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到别人，我们就去完善它，为筹款救命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早期的产品设计中，轻松筹平台是完全放开的，用户申请项目不需要填写验证信息，完全依靠朋友圈的熟人关系来监督项目的真实性，“我们觉得都是依靠亲戚朋友来支持，不可能骗人。后来用的人越来越多，问题出现，我们才开始引入验证机制。”
2015年初，轻松筹平台进行第一次系统升级，引入验证系统，项目申请需要提交患者身份信息以及医院诊断书等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审核通过才能发布；2015年10月，第二次系统升级加入了实名举报和实名验证，网友可以根据了解的情况对项目内容进行举报或验证，收到举报的项目轻松筹会介入调查，如果存在问题则终止项目，款项原路退还；2016年春节进行第三次系统升级，取消了委托人收款的资格，把项目的收款账号设定为必须是患者本人，并且需要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作为验证。 “尽可能保证项目真实可靠，我们一直在把口子越扎越紧，让平台更规范。”于亮说。
和基金会合作，则是另一种规范化的保障。
2015年12月，轻松筹成立“社会责任部”，负责对接与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合作。
今年年初，红十字基金会和轻松筹携手成立“轻松筹微基金”。这意味着，轻松筹成为中国首个获得公益牌照的众筹平台。几乎同时，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开始和轻松筹合作。
轻松筹提供便捷、高效的平台向社会筹款，基金会进行项目资料的审核，同时进行后续善款使用的监督。于亮说，这是基金会对轻松筹模式的认可，同时也是对轻松筹项目的保护。
我们希望被监管
再紧的口子也有缝隙。
2015年12月，广东佛山人卢兆泉的女儿洛洛身患“嗜血细胞综合征”，通过轻松筹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卢兆泉为女儿筹得10万元医疗费，加上从其他渠道募得4万元，卢兆泉实际筹得捐款14万元。
洛洛最终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去世。根据卢兆泉整理的数据，医疗开支总共花费约8万元，结余6万元，其中，1.3万元用于他和妻子去西藏为洛洛“做法事”。这件事引起了捐款人的质疑。2016年春节，卢兆泉在朋友圈晒出与妻子、母亲在马来西亚度假的照片，再次引发网友质疑。
对轻松筹的质疑也随之而来，有网友说，平台没有对筹款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导致善款被挥霍，爱心被消费。
于亮觉得委屈，“没有哪个平台有资格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严格把控，就算你把钱捐给基金会，基金会也只能公开透明到告诉你钱捐给了哪个学校，没法要求学校把一条条花钱的记录公开出来，没花完还给你退回来。”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在“午后狂睡”的质疑中，又再度被翻了出来。
于亮一遍遍给人解释，轻松筹会给每一位募款成功的人建议，如果医疗费有结余的情况，最好能够捐给相应的慈善组织，让大家的善款得到进一步使用。
轻松筹联系了卢兆泉，对方表示，出国旅行的钱是自己的，不是善款。另外他在轻松筹上为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7000块钱，并且承诺会找一些义工团体和户外俱乐部联系到更多需要帮助的患病儿童，直接把钱捐给他们。
然而新的质疑又来了：既然有钱出国旅游，为什么还要筹款为孩子治病？
网友似乎总是能挑出源源不断的问题。于亮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而他们本来只想帮助那些没钱治病的人筹款治病而已。
“如果我们平台直接把钱打给病人所在的医院，作其医药费之用，病人出院时若有结余，可以双方协商之后把钱捐给医院的基金会，或者捐给当地的慈善组织。”于亮设想过，或许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花钱”状态。
所以用户在轻松筹发起项目时，系统和客服都会建议其填写入住医院的账号，“但是有人害怕医院一下子拿到很多钱后会有意用贵的药，还是觉得自己拿着比较放心。”于亮说，这个事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造成这种尴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轻松筹这种个人救助性质的筹款平台，没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监管。
“我们希望被监管，希望有政府部门来管我们，不管是需要提供技术支持，还是需要制订管理标准，我们都愿意配合。”于亮说，如果有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像基金会那样，规定一个准入门槛，颁布一些管理条例，让整个行业在一种健康的环境下良性发展，平台也才能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8月22日，民政部在官网发布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公示，轻松筹和其他12家网络平台一起入选。于亮说，这是他们主动争取纳入政府管理的结果，“以后的责任更重了。”
“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早就考虑到了。我们在背后做了多少，他们却不知道。”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于亮无奈地对《中国慈善家》说。
作为轻松筹的创始人兼副总裁，于亮始终坚信轻松筹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通过社交的强关系性为大病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筹款渠道。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尝试，在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尚未对个人求助开设通道之时，轻松筹可以作为传统公益筹款的有益补充。他强调，“真的帮了很多人。”
自2014年12月上线以来，轻松筹已经积累了8847万用户，平台发起个人救助项目近7万个，总支持近1500万人，筹款金额超过6亿元。
但是质疑从未停止过。
“确实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对项目真实性的把控、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鞭长莫及。”于亮承认。但他觉得用户迟早能感受到轻松筹服务的优良，“我们有很多路转粉甚至黑转粉的，其实很简单，只要他们自己或者朋友用过我们平台，就会知道我们是好的。”
就怕这种模式被扼杀了
对轻松筹的最新一轮质疑起自网友“午后狂睡”，他的文章《轻松筹？轻松骗？》《轻松筹？另类发家致富手段》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对轻松筹的质疑接踵而至。
“午后狂睡”指出，轻松筹没有公募资质，根据《慈善法》的要求不能公开募款，擅自收取2%的手续费更是集资谋利行为。此外，轻松筹缺乏对项目有效的审核和监管机制，让很多骗子有机可乘，发起假项目或者设定远远高于医疗费的筹款目标，将网友的爱心捐款挪作私用。
于亮觉得应该把对方的疑点一一解释清楚。通过熟识的中间人，他和“午后狂睡”被拉到同一个微信群。
看到“午后狂睡”发出的一条条充满挑衅的消息，为避免微信交流断章取义，于亮决定先不作回答，而是通过轻松筹官方微博发出《关于一些网友对轻松筹个人救助项目疑问的声明》一文，对质疑点依次作出解释。
“项目的法律关系为单方赠与，不属于募捐范围，未被新《慈善法》所禁止或限制”、“通过对医院诊断书等材料初步审核及平台其他用户监督举报，在我公司能力范围内尽可能保证发起项目的真实性”、“救助款项所有权归被赠予人，使用方式或途径不受第三方限制”、“款项都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一定的服务费（1%），考虑到运营压力（轻松筹团队目前200余人），剩余部分用作轻松筹平台的运营费用”。
然而质疑仍持续发酵，从微博平台蔓延到微信平台，媒体也闻讯而来。
那几天轻松筹办公室灯火通明，团队连续加班，准备各种项目材料，包括对争议项目介入调查的经过、处理的方案、最终的结果。“其实这些项目我们都给用户解释过了，用户也接受了，但是现在又被网友拿出来说，我们只能再解释。”
于亮通过这些材料，把质疑的点向前来了解情况的媒体一一说明。“我们不能每一个项目都做到实地（考察），我们一般通过举报，个人救助都是通过朋友圈来传播的，所以他的朋友如果看到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人来筹款，也会给我们提供举报线索。”
通过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轻松筹工作人员再进行针对性调查，“质疑病情的，我们会通过发起人留的医院信息去向医院核实；质疑家庭条件的，我们会联系当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核实情况。”于亮说，轻松筹有400多个注册志愿者帮忙调查，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一旦调查清楚，轻松筹会把结果向举报人电话反馈。
让他欣慰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自己的解释基本得到了认可。
这并非轻松筹上线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事件，于亮说，不管是用户数据还是项目数据，都没有受到直观的影响，但是他也坦言，这件事情给团队带来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公司不怕被质疑，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合适的地方调整就好，但是我们很害怕这种质疑会让用户对众筹医疗费用的个人救助产生怀疑，把这种模式给扼杀了。”
把口子越扎越紧
把熟人关系的众筹模式运用到大病救助领域，轻松筹可以说是业内首创。
轻松筹主要通过朋友圈转发传播消息，于亮认为，筹款对象都是熟人圈子，利用这种强关系网，一方面对项目的真实性有保障，形成天然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基于朋友间的信任，大家也更愿意解囊相助。
于亮自己也会帮忙转发筹款链接。8月17日，他转发了一条名为“为早产儿宝宝（体重一斤半）筹款”的链接。他说这是一个记者朋友验证过的，“能帮就帮一下吧。”
这并非他第一次帮忙转发，如果是与熟人相关的项目，只要他看到，一般都会顺手转到朋友圈。他也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别人的转发，都冠以“亲戚、同学、朋友真事”的名义。
轻松筹“走红朋友圈”，其实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于亮一开始只是觉得，利用社交的强关系去增信能够在众筹领域做成很多事情，过程中慢慢发现很多大病患者来筹集医疗费和手术费，“我们就觉得原来它可以是一个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到别人，我们就去完善它，为筹款救命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早期的产品设计中，轻松筹平台是完全放开的，用户申请项目不需要填写验证信息，完全依靠朋友圈的熟人关系来监督项目的真实性，“我们觉得都是依靠亲戚朋友来支持，不可能骗人。后来用的人越来越多，问题出现，我们才开始引入验证机制。”
2015年初，轻松筹平台进行第一次系统升级，引入验证系统，项目申请需要提交患者身份信息以及医院诊断书等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审核通过才能发布；2015年10月，第二次系统升级加入了实名举报和实名验证，网友可以根据了解的情况对项目内容进行举报或验证，收到举报的项目轻松筹会介入调查，如果存在问题则终止项目，款项原路退还；2016年春节进行第三次系统升级，取消了委托人收款的资格，把项目的收款账号设定为必须是患者本人，并且需要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作为验证。 “尽可能保证项目真实可靠，我们一直在把口子越扎越紧，让平台更规范。”于亮说。
和基金会合作，则是另一种规范化的保障。
2015年12月，轻松筹成立“社会责任部”，负责对接与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合作。
今年年初，红十字基金会和轻松筹携手成立“轻松筹微基金”。这意味着，轻松筹成为中国首个获得公益牌照的众筹平台。几乎同时，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开始和轻松筹合作。
轻松筹提供便捷、高效的平台向社会筹款，基金会进行项目资料的审核，同时进行后续善款使用的监督。于亮说，这是基金会对轻松筹模式的认可，同时也是对轻松筹项目的保护。
我们希望被监管
再紧的口子也有缝隙。
2015年12月，广东佛山人卢兆泉的女儿洛洛身患“嗜血细胞综合征”，通过轻松筹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卢兆泉为女儿筹得10万元医疗费，加上从其他渠道募得4万元，卢兆泉实际筹得捐款14万元。
洛洛最终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去世。根据卢兆泉整理的数据，医疗开支总共花费约8万元，结余6万元，其中，1.3万元用于他和妻子去西藏为洛洛“做法事”。这件事引起了捐款人的质疑。2016年春节，卢兆泉在朋友圈晒出与妻子、母亲在马来西亚度假的照片，再次引发网友质疑。
对轻松筹的质疑也随之而来，有网友说，平台没有对筹款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导致善款被挥霍，爱心被消费。
于亮觉得委屈，“没有哪个平台有资格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严格把控，就算你把钱捐给基金会，基金会也只能公开透明到告诉你钱捐给了哪个学校，没法要求学校把一条条花钱的记录公开出来，没花完还给你退回来。”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在“午后狂睡”的质疑中，又再度被翻了出来。
于亮一遍遍给人解释，轻松筹会给每一位募款成功的人建议，如果医疗费有结余的情况，最好能够捐给相应的慈善组织，让大家的善款得到进一步使用。
轻松筹联系了卢兆泉，对方表示，出国旅行的钱是自己的，不是善款。另外他在轻松筹上为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7000块钱，并且承诺会找一些义工团体和户外俱乐部联系到更多需要帮助的患病儿童，直接把钱捐给他们。
然而新的质疑又来了：既然有钱出国旅游，为什么还要筹款为孩子治病？
网友似乎总是能挑出源源不断的问题。于亮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而他们本来只想帮助那些没钱治病的人筹款治病而已。
“如果我们平台直接把钱打给病人所在的医院，作其医药费之用，病人出院时若有结余，可以双方协商之后把钱捐给医院的基金会，或者捐给当地的慈善组织。”于亮设想过，或许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花钱”状态。
所以用户在轻松筹发起项目时，系统和客服都会建议其填写入住医院的账号，“但是有人害怕医院一下子拿到很多钱后会有意用贵的药，还是觉得自己拿着比较放心。”于亮说，这个事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造成这种尴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轻松筹这种个人救助性质的筹款平台，没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监管。
“我们希望被监管，希望有政府部门来管我们，不管是需要提供技术支持，还是需要制订管理标准，我们都愿意配合。”于亮说，如果有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像基金会那样，规定一个准入门槛，颁布一些管理条例，让整个行业在一种健康的环境下良性发展，平台也才能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8月22日，民政部在官网发布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公示，轻松筹和其他12家网络平台一起入选。于亮说，这是他们主动争取纳入政府管理的结果，“以后的责任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