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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
侯莹舞蹈剧场位于北京北五环外崔各庄黑桥村。村里的植物几乎都掉光了叶子，惨白的天空给村庄增添了肃穆和冷寂。正当我们找不着北时，遇见一位同样找不着方向的快递员。
终于我们走进一栋二层高的小平房，阳光透过左侧7个天窗倾泻而下，一群年轻人在淡色地板上跳舞，女孩的发丝和灰尘一起在光里飘来荡去。侯莹就坐在边上给年轻人打节奏，不时随着音乐拍打鼓面，“不急。送，甩出去，好的。不急。”有时她干脆自己跑上去做示范。
侯莹在2011年创办了这间侯莹舞蹈剧场。在那之前她在美籍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蹈团跳了8年现代舞，曾连续4年站上美国林肯中心的舞台，3次登上《纽约时报》，并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04年年度最卓越舞者”，她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位得此称号的华人舞者。
跳舞的年轻人是侯莹冬季舞蹈营的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吃住在黑桥村，白天跳舞，晚上听侯莹讲美学理论。
现在看来，侯莹是主动选择了一件难事。正如舞评人曹语凡所言，侯莹在国内艰难地维持着舞团，就像“坚持创造一个神话”。
即使在北京，很多观众也对现代舞感到陌生。总有人问侯莹，“现代舞看不懂怎么办？”侯莹觉得并不是真不懂，而是缺乏自信，“总是担心没看懂，没有领会编导的意思。但其实你并不需要去揣摩编导的意思，恰恰好跟编导理解一样，反而会很无趣。”
更艰难的是生存。在中国，经营现代舞舞团靠演出基本不可能赚钱。在侯莹看来，中国的现代舞市场并不像西方那么健康。“市场是需要培育的，你要让观众来埋单，是很大的工作。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舞者不可能无偿或拿很少的钱在这边跳舞。我是舞者，我知道的。”
她把此前广州现代舞蹈团送她的房子卖了，一部分钱给老家的父母买了房子，另一部分拿来做侯莹舞蹈剧场。钱花得比她想象的快。几年前一工厂曾找过侯莹，想提供帮助，说一年100万给舞团，但得改名叫“××钢厂舞团”。侯莹觉得“比较滑稽”，也解释不通，最后不了了之。
“革命”
侯莹常常提到“Flowing（流动）”，她本人也像这个词，随意，飘忽。前一刻柔和微笑，透着友善以及某种神秘又通透的智慧，下一秒就严肃、冷峻、非常专注乃至出离。总有人说她刺啦啦的，但其实她是艺术家脾性，“活在自己的世界打坐、巡逻、感受，有时甚至看不见别人”。
尤其在排练舞蹈时，侯莹偶尔会很凶，属于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像她自己说的，“舞者都离我远远的。”但她不太会发火，多数时候是反复跟舞者说再来再来。“这已经够让人紧张了。”舞者牛芳洁说。
成为编舞家之前，侯莹曾与桑吉加、邢亮等人一道，被公认为国内最早一批技术最优的现代舞舞者。
侯莹不喜欢太美的东西。最早学民族舞，她认为自己跳舞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美了。她的编舞处女作《夜叉》名字和动作都不美，当时广东现代舞团团长觉得她明明可以跳得很美，为什么要做那么丑陋的动作。结果《夜叉》获得了第七届白俄罗斯国际现代舞大赛创作金奖。评委是西方人，两轮下来侯莹都是第一。她似乎天性就着迷“抽象的、不唯美的，甚至有点残缺的东西，甚至我们认为是丑的东西”。
在她看来，国内外观众对现代舞接受程度的不同源于审美差异。就在前些天，刚看完《涂图》的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他们都跟得了小儿麻痹似的。”
她记得自己1993年初刚加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时的激动，“哇，这可能真的是一种革命”——包括她对自我的革命，从被动式接受舞蹈教育到开始问自己要什么。次年，侯莹剃光了头发和眉毛。回忆起来，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最根本动机在于她想认清自己的内心：侯莹你到底是否能跳现代舞？侯莹有没有魄力？
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光头侯莹走在马路上，常常有人骑着自行车就不往前了，开到前面的车上也会有人把头探出窗朝她看，居然还有男人挨过来，凑近看，走着走着就一头撞树上。所有人的眼神都像看动物一样。“你想说什么呢？你看什么呢？”侯莹朝对方喊，她这才发现，“如果你想屏蔽所有的目光对人是多么的难。不在乎所有人的目光，是多么的难。”大概过了五六年，侯莹才真正适应“他者目光”。“你对什么事情都不那么care（在乎）了。没问题。谁也损伤不了谁半根毫毛。”
也许是从那时开始，侯莹活得像“隐者”——这也是现代舞舞者活着的最好方式。“现代舞舞者不讲究明星化，是不愿意喧闹的。每个舞者都是独立的普通人。现代舞的生活方式，非常贴地气，非常谦虚，非常沉。真正的现代舞者是不在乎出名的。”
2001年，她得到亚洲文化基金的支持赴美留学，第二年，加入著名美籍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蹈团，与其合作并出演了《春之祭》《声希》《天梯》等震动世界舞台的力作。
变化
促使侯莹告别舞台的是她的腰伤。2006年跳《声希》时，腰伤差点影响了舞台效果。最后侯莹决定不跳了，从心理上与舞台做了“了断”，“我觉得非常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放下。”
侯莹决定再次“自我革命”，回到中国。20年前她离开时，中国现代舞舞台只是片土壤，但现在可以开始发芽了。“艺术喜欢什么样的平台？它喜欢不确定。在萌芽中，在正发生中，有阻碍，有很多可能性，很多不解，也有困难——中国的现代舞环境正是这样的。相反，纽约的现代舞舞台，已经太成熟了。”
侯莹在追寻“Flowing”。“面对一个新世界，转变一个视角。生命是需要变化的，不变化就再好也没有意思了。”这也是侯莹对生命的态度。“生命不是那么舒服的。或者说，追求舒服并不是生命的本质。”
但当前的时代真的不一样了。“一个世界还没落成呢，另一个世界已经被推翻了，这事没等往前走两步呢，新的事情又出现了，太快了。”现代舞所在的创作语境也变了。“再也不需要去维持一个大团，没有意义。现在不是说我排了一个节目，演好几百场，把大家累得要死，然后这作品没什么意义。我们的艺术，就是个现在式的问题，就是当下，有需要的就做，有意思就做，能生存下去就做，不能生存就休息。”侯莹的声音越来越轻，她好像再次出离到另一个空间。
混沌、放空于侯莹是珍贵的。她再也不像年轻时想一个作品3天不睡觉了。“真正的大家创作时一定是松弛的。对，要放松，要笑。哈哈。”
侯莹舞蹈剧场位于北京北五环外崔各庄黑桥村。村里的植物几乎都掉光了叶子，惨白的天空给村庄增添了肃穆和冷寂。正当我们找不着北时，遇见一位同样找不着方向的快递员。
终于我们走进一栋二层高的小平房，阳光透过左侧7个天窗倾泻而下，一群年轻人在淡色地板上跳舞，女孩的发丝和灰尘一起在光里飘来荡去。侯莹就坐在边上给年轻人打节奏，不时随着音乐拍打鼓面，“不急。送，甩出去，好的。不急。”有时她干脆自己跑上去做示范。
侯莹在2011年创办了这间侯莹舞蹈剧场。在那之前她在美籍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蹈团跳了8年现代舞，曾连续4年站上美国林肯中心的舞台，3次登上《纽约时报》，并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04年年度最卓越舞者”，她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位得此称号的华人舞者。
跳舞的年轻人是侯莹冬季舞蹈营的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吃住在黑桥村，白天跳舞，晚上听侯莹讲美学理论。
现在看来，侯莹是主动选择了一件难事。正如舞评人曹语凡所言，侯莹在国内艰难地维持着舞团，就像“坚持创造一个神话”。
即使在北京，很多观众也对现代舞感到陌生。总有人问侯莹，“现代舞看不懂怎么办？”侯莹觉得并不是真不懂，而是缺乏自信，“总是担心没看懂，没有领会编导的意思。但其实你并不需要去揣摩编导的意思，恰恰好跟编导理解一样，反而会很无趣。”
更艰难的是生存。在中国，经营现代舞舞团靠演出基本不可能赚钱。在侯莹看来，中国的现代舞市场并不像西方那么健康。“市场是需要培育的，你要让观众来埋单，是很大的工作。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舞者不可能无偿或拿很少的钱在这边跳舞。我是舞者，我知道的。”
她把此前广州现代舞蹈团送她的房子卖了，一部分钱给老家的父母买了房子，另一部分拿来做侯莹舞蹈剧场。钱花得比她想象的快。几年前一工厂曾找过侯莹，想提供帮助，说一年100万给舞团，但得改名叫“××钢厂舞团”。侯莹觉得“比较滑稽”，也解释不通，最后不了了之。
“革命”
侯莹常常提到“Flowing（流动）”，她本人也像这个词，随意，飘忽。前一刻柔和微笑，透着友善以及某种神秘又通透的智慧，下一秒就严肃、冷峻、非常专注乃至出离。总有人说她刺啦啦的，但其实她是艺术家脾性，“活在自己的世界打坐、巡逻、感受，有时甚至看不见别人”。
尤其在排练舞蹈时，侯莹偶尔会很凶，属于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像她自己说的，“舞者都离我远远的。”但她不太会发火，多数时候是反复跟舞者说再来再来。“这已经够让人紧张了。”舞者牛芳洁说。
成为编舞家之前，侯莹曾与桑吉加、邢亮等人一道，被公认为国内最早一批技术最优的现代舞舞者。
侯莹不喜欢太美的东西。最早学民族舞，她认为自己跳舞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美了。她的编舞处女作《夜叉》名字和动作都不美，当时广东现代舞团团长觉得她明明可以跳得很美，为什么要做那么丑陋的动作。结果《夜叉》获得了第七届白俄罗斯国际现代舞大赛创作金奖。评委是西方人，两轮下来侯莹都是第一。她似乎天性就着迷“抽象的、不唯美的，甚至有点残缺的东西，甚至我们认为是丑的东西”。
在她看来，国内外观众对现代舞接受程度的不同源于审美差异。就在前些天，刚看完《涂图》的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他们都跟得了小儿麻痹似的。”
她记得自己1993年初刚加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时的激动，“哇，这可能真的是一种革命”——包括她对自我的革命，从被动式接受舞蹈教育到开始问自己要什么。次年，侯莹剃光了头发和眉毛。回忆起来，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最根本动机在于她想认清自己的内心：侯莹你到底是否能跳现代舞？侯莹有没有魄力？
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光头侯莹走在马路上，常常有人骑着自行车就不往前了，开到前面的车上也会有人把头探出窗朝她看，居然还有男人挨过来，凑近看，走着走着就一头撞树上。所有人的眼神都像看动物一样。“你想说什么呢？你看什么呢？”侯莹朝对方喊，她这才发现，“如果你想屏蔽所有的目光对人是多么的难。不在乎所有人的目光，是多么的难。”大概过了五六年，侯莹才真正适应“他者目光”。“你对什么事情都不那么care（在乎）了。没问题。谁也损伤不了谁半根毫毛。”
也许是从那时开始，侯莹活得像“隐者”——这也是现代舞舞者活着的最好方式。“现代舞舞者不讲究明星化，是不愿意喧闹的。每个舞者都是独立的普通人。现代舞的生活方式，非常贴地气，非常谦虚，非常沉。真正的现代舞者是不在乎出名的。”
2001年，她得到亚洲文化基金的支持赴美留学，第二年，加入著名美籍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蹈团，与其合作并出演了《春之祭》《声希》《天梯》等震动世界舞台的力作。
变化
促使侯莹告别舞台的是她的腰伤。2006年跳《声希》时，腰伤差点影响了舞台效果。最后侯莹决定不跳了，从心理上与舞台做了“了断”，“我觉得非常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放下。”
侯莹决定再次“自我革命”，回到中国。20年前她离开时，中国现代舞舞台只是片土壤，但现在可以开始发芽了。“艺术喜欢什么样的平台？它喜欢不确定。在萌芽中，在正发生中，有阻碍，有很多可能性，很多不解，也有困难——中国的现代舞环境正是这样的。相反，纽约的现代舞舞台，已经太成熟了。”
侯莹在追寻“Flowing”。“面对一个新世界，转变一个视角。生命是需要变化的，不变化就再好也没有意思了。”这也是侯莹对生命的态度。“生命不是那么舒服的。或者说，追求舒服并不是生命的本质。”
但当前的时代真的不一样了。“一个世界还没落成呢，另一个世界已经被推翻了，这事没等往前走两步呢，新的事情又出现了，太快了。”现代舞所在的创作语境也变了。“再也不需要去维持一个大团，没有意义。现在不是说我排了一个节目，演好几百场，把大家累得要死，然后这作品没什么意义。我们的艺术，就是个现在式的问题，就是当下，有需要的就做，有意思就做，能生存下去就做，不能生存就休息。”侯莹的声音越来越轻，她好像再次出离到另一个空间。
混沌、放空于侯莹是珍贵的。她再也不像年轻时想一个作品3天不睡觉了。“真正的大家创作时一定是松弛的。对，要放松，要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