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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进入8月以后,西方各国的党政军大员一如往年的这个时候,纷纷前往各旅游圣地避暑度假。然而,这个夏天,却成了西德的“多事之夏”……
蒂德格出逃惊动四方
8月2日,西德经济部部长班格曼的私人秘书吕南博格失踪;16日,西德难民协会女会计利希特失踪;17日,波恩陆军后勤部传令兵贝茨因失踪。这三个人的神秘失踪一时间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但更大的新闻还在后头,8月23日11时30分,东德通讯社——德新社播发了一则消息: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官员汉斯·约阿希姆·蒂德格在东德首都柏林请求“政治避难”。
一石激起千层浪,西方各大通讯社均以怏讯的形式转发了这则短讯。西德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闻迅后,立刻中断休假,火速从外地赶回了波恩。他一面指示国务秘书马上成立“特别工作小组”,迅速查明情况,一面抓起电话,通知了正在外地休假的部长们。随后,经济部部长班恪曼、总理府部长朔伊布勒都中断了休假,赶了回来……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正在奥地利休假的科尔总理的耳朵里,科尔在放下电话后,顿时惊呆了,不禁喃喃自语道:“一场灾难,一场灾难……”随后,他也立刻中止了休假,返回了波恩。
科尔一进总理府,就以党主席的身份召开了执政党基民盟的领导人会议。接着,他又听取了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关于蒂德格的情况汇报。当他听到蒂德恪是个酗酒成性、经常烂醉如泥和债务累累的人时,突然质问道:“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待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岗位上,简直是莫名其妙!你们早都干什么去了?”
“总理先生,我向你保证,内政部在此之前,对这些情况都是毫无所知。”齐摩尔曼回答道。
对于蒂德格的身份,与会者个个都十分清楚:身为宪保局第四处的处长,他不仅熟悉本局的内部情况和反间谍工作,而且还知道西德在东德,乃至东欧各国活动的不少情报人员的情况。如果他到东德后,把他所知道的都抖搂出来的话,那还了得!此时,有人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有人涨红了脸,拍桌子骂娘。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位专门对付东德的反间谍专家,竟然跑到东德去了。
“反间谍专家”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西德的保安人员搜查了蒂德格位于科隆市科勒惠支街7号的家。一个星期前,蒂德格就是从这里出逃的。
记者们纷纷要求当局能够谈谈蒂德格事件的情况。宪保局和内政部的官员都认为,他的失踪是出于家庭原因,甚至还一度称他已经自杀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失踪并非间谍事件。
而真实的情况却是:8月19日,蒂德格一早乘从科隆开往波恩的公共汽车,来到波思,随后进入了东德常驻西德外交使团负责人摩尔特的寓所。一个小时以后,一辆挂着外交使团车牌的小轿车驶出了摩尔特的寓所。两个小时后,这辆轿车便开到东西德边界的一个检查站,没费任何周折,就过了境……蒂德格,1937年生于柏林,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法律学院。1966年,他进入了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深获上司的器重,并在几年前当上了第四处的处长。
蒂德格的出逃,马上就会使西德和北约盟国潜伏在东方的间谍面临被捕、甚至被悄悄消灭的危险境地。西德的保安机构对此非常清楚,认为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们不等“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结果出来,就立即向潜伏在国外的情报人员发出了“能撤就撤、能避就避”的指令。
同时,西德警方也迅速对潜伏在本国的“可疑”人物采取了行动。8月24日,西德警方逮捕了总统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克和保卫局负责监视纳粹分子的官员利贝塔茨(后者其实与蒂德格的出逃并无一点关联)。
蒂德格出逃之谜
蒂德格为什么要弃官出逃呢?案发时,人们大都认为他的出逃或与经济拮据和家庭变故有关。
蒂德格29岁结婚,妻子乌特是个教师。婚后,乌特先后生了三个女儿。不知是因为妻子没能为他生下儿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夫妻间的恩爱逐渐让位给了争吵。1982年7月,乌特在进入浴室准备洗澡时,突然摔倒,头正好磕在浴缸的边上,顿时人事不省。但蒂德格对此却似乎并不以为然,直到8天后,才给妻子请了大夫,又拖了几天,才给她动手术。结果,乌特终因脑出血过多,于第9天就一命呜呼了。当时,司法部门是按正常死亡处理的,但在蒂德格出逃后,科隆检察院才开始怀疑乌特有被谋杀的可能。
自从乌特去世后,蒂德格就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年前,他还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驶执照。他不仅在酒馆里喝,在家里也喝,甚至在办公室也喝,而且每喝必醉。为此,他的邻居曾上书给保卫局局长,反映他酗酒的情况,说他“不可靠,不宜在要害部门工作”。而他4500马克的月薪,按照当时西德的物价,应该足够一家4口每月的开销,但他还是负债累累。警方在搜查他的住宅时,发现他尚有35万马克的账单未付。他的3个女儿也因得不到他正常的抚养而不得不向老师和同学借贷,全算起来,他的债务竟有高达30万马克之巨,以他的薪金根本无法偿清。
又,在蒂德格出逃前一个月,即7月24日,一个名叫尤尔琴科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叛逃到了西方。他的叛逃也是非同小可,直接威胁到了像蒂德格这样一些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安全。蒂德格的逃走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蒂德格虽然走得仓促,但仍没有忘记通知几个人。吕南博格可能是第—个被他通知的人。她20岁就参加了自民党,1974年,她被提拔为经济部部长班格曼的秘书,开始接触联邦政府的决策层人物。8月2日是个星期五,下班时,她曾对她的同事说:“我要到布鲁塞尔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到了8月6日,她还未回来上班。她的同事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仍未见踪影,便向警察局报了案。据查,此人的身份证和中学毕业证全都是伪造的,在她的寓所里还发现了拍摄用的器材,可她的朋友都说从未发现她对照相有兴趣。第二个被通知的人是难民协会的女秘书利希特。她60年代从加拿大移居西德,已在难民协会工作了12年。她是—个糖尿病患者。一天,她对同事说,她“打算到汉堡的一个卫生所去接受一个星期的治疗”,然后她就慌里慌张地走了,连行李也没顾上带走。事后警察发现,在她的行李中装有联邦政府的机密文件。波恩陆军后勤部传令兵贝茨因是第三个被通知的人,他曾在波恩西南阿尔山谷的政府战时地下指挥所当过机械师,该差事使他对这个在核战争时指挥全国行动的地下工程有所了解…… 潜伏在总统、总理身边的女间谍
最后逃走的是科尔总理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尔塔·阿斯特里德-维尔纳和她的丈夫赫伯特·阿道夫·维尔纳。维尔纳夫人曾供职于国防部。她曾经手过有关“尤里卡”计划和西德核计划的机密文件。维尔纳先生1944年参加过希特勒的纳粹党,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关押至1949年。获释后定居东德,成为一名职业间谍。其实,西德的反间谍机构对维尔纳先生的底细是清楚的,并曾对这对夫妇进行过多次调查。有趣的是,蒂德格在出逃前还亲自处理过这个案子……
要逃的都已经逃走了,唯独总统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克因未能接到蒂德格的通知而及时逃走。赫克被捕时已在联邦总统办公室礼宾、外事与新闻处工作了21年,先后为5位总统效过劳。她一直没有结婚,但早在1968年,她就认识了一个叫贝克尔的男子。这名男子仪表堂堂,使她一见倾心。此人其实是东德谍报机关专门用来勾引西方国家单身女秘书的间谍。后来,尽管贝克尔已移居了瑞士,但他们的关系仍然不断
“蒂德格事件”引发西德政坛“地震”
其时,西德—共有三大情报部门:一是情报局,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二是宪保局,专门负责反问谍和国内局势控制;三是军队的反间谍局。宪保局下设7个处,最核心的就是蒂德格所在的四处,即反间谍处。因此蒂德格的出逃将意味着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土崩瓦解”。《法兰克福评论报》甚至指出:在东西德的间谍战中,因为蒂德格的出逃所造成的损失,西德方面“起码需要10年才能予以弥补”。国外的反应也十分强烈,称蒂德格事件不仅“对波恩是个灾难”,对整个北约的反间谍工作“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动摇了盟国对西德安全的信心”。
蒂德格出逃也在西德的政坛上,引起一场尖锐的党派斗争。在野的社民党借机发动攻势,指责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并要求其对这次事件负责,同时也要求宪保局局长辞职。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和鉴于国外舆论的压力,科尔不得不于8月27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蒂德格案件和整肃反间谍机构的问题。第二天,8月1日才上任宪保局局长黑伦布罗伊希就收到了科尔总理签发的“免职书”。
“蒂德格事件”发生后,该抓的抓了,该撤的撤了。可这些都不过是警方的应急与防范措施。人们不禁要问:像蒂德格这样的重要人物,怎么会是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并长期混在反间谍机构里而未被发现昵?西德的要害部门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外国间谍坭?到底还有多少身居要职的外国间谍?同时,“蒂德格事件”也让西德人领略了东德情报机构的厉害。
两德统一后,“斯塔西”的档案向民众开放,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在“柏林墙”建成后的近30年里,平均每66个东德人中就有1人长年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个比例可谓高得离谱(纳粹德国盖世太保是1:2000,苏联克格勃是1:5830)!在两德统一前东德1800万人口中,竟然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1个人是处于被监视之下的。
张宁据《文史天地》刘振修/文 整理
蒂德格出逃惊动四方
8月2日,西德经济部部长班格曼的私人秘书吕南博格失踪;16日,西德难民协会女会计利希特失踪;17日,波恩陆军后勤部传令兵贝茨因失踪。这三个人的神秘失踪一时间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但更大的新闻还在后头,8月23日11时30分,东德通讯社——德新社播发了一则消息: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官员汉斯·约阿希姆·蒂德格在东德首都柏林请求“政治避难”。
一石激起千层浪,西方各大通讯社均以怏讯的形式转发了这则短讯。西德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闻迅后,立刻中断休假,火速从外地赶回了波恩。他一面指示国务秘书马上成立“特别工作小组”,迅速查明情况,一面抓起电话,通知了正在外地休假的部长们。随后,经济部部长班恪曼、总理府部长朔伊布勒都中断了休假,赶了回来……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正在奥地利休假的科尔总理的耳朵里,科尔在放下电话后,顿时惊呆了,不禁喃喃自语道:“一场灾难,一场灾难……”随后,他也立刻中止了休假,返回了波恩。
科尔一进总理府,就以党主席的身份召开了执政党基民盟的领导人会议。接着,他又听取了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关于蒂德格的情况汇报。当他听到蒂德恪是个酗酒成性、经常烂醉如泥和债务累累的人时,突然质问道:“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待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岗位上,简直是莫名其妙!你们早都干什么去了?”
“总理先生,我向你保证,内政部在此之前,对这些情况都是毫无所知。”齐摩尔曼回答道。
对于蒂德格的身份,与会者个个都十分清楚:身为宪保局第四处的处长,他不仅熟悉本局的内部情况和反间谍工作,而且还知道西德在东德,乃至东欧各国活动的不少情报人员的情况。如果他到东德后,把他所知道的都抖搂出来的话,那还了得!此时,有人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有人涨红了脸,拍桌子骂娘。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位专门对付东德的反间谍专家,竟然跑到东德去了。
“反间谍专家”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西德的保安人员搜查了蒂德格位于科隆市科勒惠支街7号的家。一个星期前,蒂德格就是从这里出逃的。
记者们纷纷要求当局能够谈谈蒂德格事件的情况。宪保局和内政部的官员都认为,他的失踪是出于家庭原因,甚至还一度称他已经自杀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失踪并非间谍事件。
而真实的情况却是:8月19日,蒂德格一早乘从科隆开往波恩的公共汽车,来到波思,随后进入了东德常驻西德外交使团负责人摩尔特的寓所。一个小时以后,一辆挂着外交使团车牌的小轿车驶出了摩尔特的寓所。两个小时后,这辆轿车便开到东西德边界的一个检查站,没费任何周折,就过了境……蒂德格,1937年生于柏林,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法律学院。1966年,他进入了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深获上司的器重,并在几年前当上了第四处的处长。
蒂德格的出逃,马上就会使西德和北约盟国潜伏在东方的间谍面临被捕、甚至被悄悄消灭的危险境地。西德的保安机构对此非常清楚,认为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们不等“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结果出来,就立即向潜伏在国外的情报人员发出了“能撤就撤、能避就避”的指令。
同时,西德警方也迅速对潜伏在本国的“可疑”人物采取了行动。8月24日,西德警方逮捕了总统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克和保卫局负责监视纳粹分子的官员利贝塔茨(后者其实与蒂德格的出逃并无一点关联)。
蒂德格出逃之谜
蒂德格为什么要弃官出逃呢?案发时,人们大都认为他的出逃或与经济拮据和家庭变故有关。
蒂德格29岁结婚,妻子乌特是个教师。婚后,乌特先后生了三个女儿。不知是因为妻子没能为他生下儿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夫妻间的恩爱逐渐让位给了争吵。1982年7月,乌特在进入浴室准备洗澡时,突然摔倒,头正好磕在浴缸的边上,顿时人事不省。但蒂德格对此却似乎并不以为然,直到8天后,才给妻子请了大夫,又拖了几天,才给她动手术。结果,乌特终因脑出血过多,于第9天就一命呜呼了。当时,司法部门是按正常死亡处理的,但在蒂德格出逃后,科隆检察院才开始怀疑乌特有被谋杀的可能。
自从乌特去世后,蒂德格就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年前,他还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驶执照。他不仅在酒馆里喝,在家里也喝,甚至在办公室也喝,而且每喝必醉。为此,他的邻居曾上书给保卫局局长,反映他酗酒的情况,说他“不可靠,不宜在要害部门工作”。而他4500马克的月薪,按照当时西德的物价,应该足够一家4口每月的开销,但他还是负债累累。警方在搜查他的住宅时,发现他尚有35万马克的账单未付。他的3个女儿也因得不到他正常的抚养而不得不向老师和同学借贷,全算起来,他的债务竟有高达30万马克之巨,以他的薪金根本无法偿清。
又,在蒂德格出逃前一个月,即7月24日,一个名叫尤尔琴科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叛逃到了西方。他的叛逃也是非同小可,直接威胁到了像蒂德格这样一些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安全。蒂德格的逃走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蒂德格虽然走得仓促,但仍没有忘记通知几个人。吕南博格可能是第—个被他通知的人。她20岁就参加了自民党,1974年,她被提拔为经济部部长班格曼的秘书,开始接触联邦政府的决策层人物。8月2日是个星期五,下班时,她曾对她的同事说:“我要到布鲁塞尔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到了8月6日,她还未回来上班。她的同事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仍未见踪影,便向警察局报了案。据查,此人的身份证和中学毕业证全都是伪造的,在她的寓所里还发现了拍摄用的器材,可她的朋友都说从未发现她对照相有兴趣。第二个被通知的人是难民协会的女秘书利希特。她60年代从加拿大移居西德,已在难民协会工作了12年。她是—个糖尿病患者。一天,她对同事说,她“打算到汉堡的一个卫生所去接受一个星期的治疗”,然后她就慌里慌张地走了,连行李也没顾上带走。事后警察发现,在她的行李中装有联邦政府的机密文件。波恩陆军后勤部传令兵贝茨因是第三个被通知的人,他曾在波恩西南阿尔山谷的政府战时地下指挥所当过机械师,该差事使他对这个在核战争时指挥全国行动的地下工程有所了解…… 潜伏在总统、总理身边的女间谍
最后逃走的是科尔总理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尔塔·阿斯特里德-维尔纳和她的丈夫赫伯特·阿道夫·维尔纳。维尔纳夫人曾供职于国防部。她曾经手过有关“尤里卡”计划和西德核计划的机密文件。维尔纳先生1944年参加过希特勒的纳粹党,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关押至1949年。获释后定居东德,成为一名职业间谍。其实,西德的反间谍机构对维尔纳先生的底细是清楚的,并曾对这对夫妇进行过多次调查。有趣的是,蒂德格在出逃前还亲自处理过这个案子……
要逃的都已经逃走了,唯独总统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克因未能接到蒂德格的通知而及时逃走。赫克被捕时已在联邦总统办公室礼宾、外事与新闻处工作了21年,先后为5位总统效过劳。她一直没有结婚,但早在1968年,她就认识了一个叫贝克尔的男子。这名男子仪表堂堂,使她一见倾心。此人其实是东德谍报机关专门用来勾引西方国家单身女秘书的间谍。后来,尽管贝克尔已移居了瑞士,但他们的关系仍然不断
“蒂德格事件”引发西德政坛“地震”
其时,西德—共有三大情报部门:一是情报局,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二是宪保局,专门负责反问谍和国内局势控制;三是军队的反间谍局。宪保局下设7个处,最核心的就是蒂德格所在的四处,即反间谍处。因此蒂德格的出逃将意味着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土崩瓦解”。《法兰克福评论报》甚至指出:在东西德的间谍战中,因为蒂德格的出逃所造成的损失,西德方面“起码需要10年才能予以弥补”。国外的反应也十分强烈,称蒂德格事件不仅“对波恩是个灾难”,对整个北约的反间谍工作“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动摇了盟国对西德安全的信心”。
蒂德格出逃也在西德的政坛上,引起一场尖锐的党派斗争。在野的社民党借机发动攻势,指责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并要求其对这次事件负责,同时也要求宪保局局长辞职。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和鉴于国外舆论的压力,科尔不得不于8月27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蒂德格案件和整肃反间谍机构的问题。第二天,8月1日才上任宪保局局长黑伦布罗伊希就收到了科尔总理签发的“免职书”。
“蒂德格事件”发生后,该抓的抓了,该撤的撤了。可这些都不过是警方的应急与防范措施。人们不禁要问:像蒂德格这样的重要人物,怎么会是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并长期混在反间谍机构里而未被发现昵?西德的要害部门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外国间谍坭?到底还有多少身居要职的外国间谍?同时,“蒂德格事件”也让西德人领略了东德情报机构的厉害。
两德统一后,“斯塔西”的档案向民众开放,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在“柏林墙”建成后的近30年里,平均每66个东德人中就有1人长年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个比例可谓高得离谱(纳粹德国盖世太保是1:2000,苏联克格勃是1:5830)!在两德统一前东德1800万人口中,竟然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1个人是处于被监视之下的。
张宁据《文史天地》刘振修/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