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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政区划经历多次调整。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使行政区划更好适应城市发展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若干年前实施了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有序地实施“撤二建一”工作，自此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改革开放前，上海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基本是那些摩登的、洋气的街区。改革开放后，浦东新区聚焦了世界的目光。闸北呢，仿佛总在用功，但却从没有摘得第一，成了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直到有一天，我在阅读有关商务印书馆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闸北曾经是文化名人的聚集地。
翻开历史，闸北曾是上海遭遇日军炮火轰炸最惨烈的区域，“一·二八”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闸北9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日本的侵略中断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进程，大片的废墟恢复重建，步履艰难。而在炮弹落下前，闸北曾是上海工业的重地，撑起沪上文化的半边天。
闸北曾是上海最年轻的一个区，1900年才开始城市化进程。1908年底，随着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火车站落户闸北，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站，闸北由此成为上海陆路交通的枢纽。彼时的闸北尚未正式划入上海版图，由隶属江苏的宝山县和上海县共同管理。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闸北被正式确定为上海的一个行政区。这一时期，上海市区被英、法、德等国分割成一个个租界，而闸北几乎完整地属于中国人，痛恨列强侵略的文化人，纷纷在闸北落脚。商务印书馆大厦在宝山路建起，奠定了闸北文化高地的基础，《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开明书店等，都诞生在宝山路。一时之间，巨擘、大家、大师、各路英才集聚于闸北。异彩纷呈，文盛一时。在此有限篇幅仅为大家盘点几位。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住地有横浜路景云里、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现四川北路2099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三个地方如今已划入虹口区，当年都属于闸北区，因此，在鲁迅先生的很多文章后，可见“写于上海闸北”的字样。
另一位艺术大师、海派画家的领袖吴昌硕，在1913年70岁时迁居上海，就住在原闸北山西北路457弄12号，到1927年11月6日，老人在此悄然辞世。老人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岁月，都是在此度过。曾经，无数大师、大家和俊杰环绕堂前，高谈阔论切磋技艺，使这里成为沪上闻名一时的艺术圣地，海派画坛的中心。
茅盾先生的文学之路也始于闸北，他在闸北生活长达十多年，并成长为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16年，茅盾还是一个名叫沈德鸿的20岁青年，从浙江乌镇来到上海，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的赏识，进入编译所工作。他上班的地方，就在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新厦，住在编译所的宿舍里。他在闸北完成了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把在闸北的社会观察写进了《子夜》，小说中的裕华丝厂即以闸北的工厂为原型。在散文《第二天》中，他详细描述了闸北遭遇日军轰炸的一夜：早几天，我就听说闸北形势紧张，中日两方面的士兵隔沙袋铁丝网布防，并且当天傍晚我也看见了租界当局临时戒严的布告;但听得了不很分明的轰轰两声的那时，我当真没有转念到这便是中日两方军队开火。然而轰轰声音又接连而起。我放下手里的书了。辨认出这就是炮声。
鲁迅 
吴觉農和夫人 
吴昌硕 
瞿秋白与杨之华 
上海大学青云里遗址与上海大学同学会特刊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茅盾、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等在闸北宝兴里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全市的三罢运动，拟定要求：租界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
三德里是地处宝山路、鸿兴路、永兴路三角地段的一条里弄，弄内原有20余幢二层楼楼房。如果你在当年走进这条路，则不经意间，可能在A3号遇见郭沫若、恽代英、沈雁冰等人正在成立中国济难会;在A11号发现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看到瞿秋白、杨之华夫妻出入A12号;楼适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在A16号开展活动;在A19号里，住着对闸北的茶叶经济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吴觉农。
吴觉农在闸北居住13年，1924年初开始寓居三德里，当时的中华农学会就设在吴觉农家。这位被称作当代茶圣的前辈，在茶叶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容易使人们忽略他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当年他与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文化精英为邻，投身进步的文化科学工作。《新女性》杂志就是由他出面创办的，最初的地址也在他家，他还参与了共同设立开明书店。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就在他的寓所中，由胡愈之起草请愿书，与郑振铎等7人共同签名，向当局发起请愿。他还在这里多次掩护共产党人，支持进步文化事业，在闸北留下卓越丰富的文化记忆。
青云路上曾经有所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1922年10月，于右任出任校长，国民党方面派出邵力子、叶楚伧、戴季陶、杨杏佛、何世桢、陈德征等人到学校担任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共产党方面，邓中夏（即邓安石）出任上海大学总务长，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任弼时、杨贤江、沈雁冰、安体诚、施存统等共产党员到上海大学任教。
当时的文化名人俞平伯、陈望道、刘大白、蒋光慈和田汉等都在学校担任过教师，教学阵容极其豪华。学生中也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如施蛰存、戴望舒，丁玲等。从1922到1927年，学校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却星光闪耀，让闸北的青云路成为文化聚焦，并辐射上海，那时节，上海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中，都有这所大学师生的身影。
编辑：沈海晨haichenwowo@163.com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政区划经历多次调整。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使行政区划更好适应城市发展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若干年前实施了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有序地实施“撤二建一”工作，自此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改革开放前，上海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基本是那些摩登的、洋气的街区。改革开放后，浦东新区聚焦了世界的目光。闸北呢，仿佛总在用功，但却从没有摘得第一，成了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直到有一天，我在阅读有关商务印书馆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闸北曾经是文化名人的聚集地。
翻开历史，闸北曾是上海遭遇日军炮火轰炸最惨烈的区域，“一·二八”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闸北9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日本的侵略中断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进程，大片的废墟恢复重建，步履艰难。而在炮弹落下前，闸北曾是上海工业的重地，撑起沪上文化的半边天。
闸北曾是上海最年轻的一个区，1900年才开始城市化进程。1908年底，随着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火车站落户闸北，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站，闸北由此成为上海陆路交通的枢纽。彼时的闸北尚未正式划入上海版图，由隶属江苏的宝山县和上海县共同管理。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闸北被正式确定为上海的一个行政区。这一时期，上海市区被英、法、德等国分割成一个个租界，而闸北几乎完整地属于中国人，痛恨列强侵略的文化人，纷纷在闸北落脚。商务印书馆大厦在宝山路建起，奠定了闸北文化高地的基础，《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开明书店等，都诞生在宝山路。一时之间，巨擘、大家、大师、各路英才集聚于闸北。异彩纷呈，文盛一时。在此有限篇幅仅为大家盘点几位。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住地有横浜路景云里、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现四川北路2099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三个地方如今已划入虹口区，当年都属于闸北区，因此，在鲁迅先生的很多文章后，可见“写于上海闸北”的字样。
另一位艺术大师、海派画家的领袖吴昌硕，在1913年70岁时迁居上海，就住在原闸北山西北路457弄12号，到1927年11月6日，老人在此悄然辞世。老人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岁月，都是在此度过。曾经，无数大师、大家和俊杰环绕堂前，高谈阔论切磋技艺，使这里成为沪上闻名一时的艺术圣地，海派画坛的中心。
茅盾先生的文学之路也始于闸北，他在闸北生活长达十多年，并成长为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16年，茅盾还是一个名叫沈德鸿的20岁青年，从浙江乌镇来到上海，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的赏识，进入编译所工作。他上班的地方，就在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新厦，住在编译所的宿舍里。他在闸北完成了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把在闸北的社会观察写进了《子夜》，小说中的裕华丝厂即以闸北的工厂为原型。在散文《第二天》中，他详细描述了闸北遭遇日军轰炸的一夜：早几天，我就听说闸北形势紧张，中日两方面的士兵隔沙袋铁丝网布防，并且当天傍晚我也看见了租界当局临时戒严的布告;但听得了不很分明的轰轰两声的那时，我当真没有转念到这便是中日两方军队开火。然而轰轰声音又接连而起。我放下手里的书了。辨认出这就是炮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茅盾、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等在闸北宝兴里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全市的三罢运动，拟定要求：租界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
三德里是地处宝山路、鸿兴路、永兴路三角地段的一条里弄，弄内原有20余幢二层楼楼房。如果你在当年走进这条路，则不经意间，可能在A3号遇见郭沫若、恽代英、沈雁冰等人正在成立中国济难会;在A11号发现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看到瞿秋白、杨之华夫妻出入A12号;楼适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在A16号开展活动;在A19号里，住着对闸北的茶叶经济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吴觉农。
吴觉农在闸北居住13年，1924年初开始寓居三德里，当时的中华农学会就设在吴觉农家。这位被称作当代茶圣的前辈，在茶叶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容易使人们忽略他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当年他与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文化精英为邻，投身进步的文化科学工作。《新女性》杂志就是由他出面创办的，最初的地址也在他家，他还参与了共同设立开明书店。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就在他的寓所中，由胡愈之起草请愿书，与郑振铎等7人共同签名，向当局发起请愿。他还在这里多次掩护共产党人，支持进步文化事业，在闸北留下卓越丰富的文化记忆。
青云路上曾经有所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1922年10月，于右任出任校长，国民党方面派出邵力子、叶楚伧、戴季陶、杨杏佛、何世桢、陈德征等人到学校担任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共产党方面，邓中夏（即邓安石）出任上海大学总务长，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任弼时、杨贤江、沈雁冰、安体诚、施存统等共产党员到上海大学任教。
当时的文化名人俞平伯、陈望道、刘大白、蒋光慈和田汉等都在学校担任过教师，教学阵容极其豪华。学生中也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如施蛰存、戴望舒，丁玲等。从1922到1927年，学校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却星光闪耀，让闸北的青云路成为文化聚焦，并辐射上海，那时节，上海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中，都有这所大学师生的身影。
编辑：沈海晨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