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消沉
　　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当了两年多农民。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农民，因为我对种地总也提不起兴趣。我成天想的是，怎样脱离家乡那块黄土地，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我不敢奢望一定到城市里去，心想只要挪挪窝儿就可以。
　　若是我从来没有外出过，走出去的心情不会那么急切。在1966年秋冬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当年15岁的我，先后到了北京、武汉、长沙、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湘潭过了元旦，在上海过了春节。我的头脑里装进了外面的世界，知道天外有天，河外有河，外面是那样广阔，那般美好。
　　当时，我被抽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干了一段时间。在宣传队也不错，我每天和一帮男女青年唱歌跳舞，移植革命样板戏，到各大队巡回演出，过的是欢乐的日子。不料宣传队是临时性的，它头年秋后成立，到了第二年春天，小麦刚起身就解散了。没办法，我只得拿起锄头，重新回到农民的行列。
　　还有一条可以走出农村的途径，那就是去当兵。我曾两次报名参军，体检都没问题，但一到政治审查这一关，就把我刷下来了。原因是我父亲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一个下级军官，被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我觉得自己完蛋了，这一辈子再也没什么前途了。
　　我消沉下来，不愿说话，不愿理人，连饭都不想吃。我一天比一天瘦，忧郁得都脱了相。
　　特殊待遇
　　我悲观的情绪自然是瞒不过母亲。我知道母亲心里也很难过，但母亲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也无从安慰我。
　　有一天早上，母亲作出了一个决定，给我煮一个鸡蛋吃。我们家通常的早饭是，在锅边贴一些红薯面的锅饼子，在锅底烧些红薯茶。锅饼子是死面的，红薯茶是稀汤寡水。我们啃一口锅饼子，喝一口红薯茶，没有什么菜可就，连腌咸菜都没有。母亲砸一点蒜汁，把鸡蛋剥开，切成四块，泡在蒜汁里，给我当菜吃。鸡蛋当时可是奢侈品，一个人一年到头都难得吃一个鸡蛋。
　　问题是，我母亲没有吃鸡蛋，大姐、二姐没有吃鸡蛋，妹妹和弟弟也没有吃鸡蛋，只有我一个人每天早饭时吃一个鸡蛋。我吃得并不是心安理得，但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羞愧甚至羞耻的是，我没有拒绝，一次又一次把鸡蛋吃掉了。
　　我那时还缺乏反思的能力，也没有自问：凭什么我就可以吃一个鸡蛋呢？要论辛苦，全家人数母亲最辛苦。为了多挣工分，母亲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一年到头和生产队里的男劳力一起干活儿。要数对家里的贡献，大姐、二姐都比我贡献大。大姐是妇女小组长，二姐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们干起活儿来都很要强，只能冲在别人前头，绝不会落在别人后头。因此，她们挣的工分是妇女劳力里最高的。要按大让小的规矩，妹妹比我小两岁，弟弟比我小五岁，妹妹天天薅草、拾柴，弟弟正上小学，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更需要营养。可是，他们都没有吃鸡蛋，母亲只让我一个人吃。
　　愧悔终生
　　我相信，他们都想吃鸡蛋。我不知道，母亲在背后跟他们说过什么没有，反正他们都没有提意见，没有和我攀比，都默默地接受了让我在家里搞特殊化的现实。
　　有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没有哭，没有闹，有的只是苦闷、沉默。也许在母亲看来，我不哭不闹，比又哭又闹还让她痛心。可能是母亲怕我憋出病来，怕我有个好歹，就决定让我每天吃一个鸡蛋。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记忆不但没有模糊，反而變得愈发清晰。鸡蛋像是唤起记忆的一个线索，只要一看到鸡蛋，一吃鸡蛋，那个记忆就回到眼前。鸡蛋的记忆几乎成了我的一种心理负担，它让我反思，让我一再自问：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自问的结果是，我那时太自私，太不懂事，我对母亲、大姐、二姐、妹妹和弟弟都心怀愧悔，永远的愧悔。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天天陪伴母亲，给母亲做饭，陪母亲说话。有一天，我终于对母亲把我的愧悔说了出来。我说：那时候我实在不应该一个人吃鸡蛋，过后啥时候想起来心里都难受。我想，母亲也许会对我解释一下让我吃鸡蛋的缘由，不料母亲却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