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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对1999年到2009年间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发现: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呈现出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在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鉴过程中,研究者不再是一味地对其进行吸收,在质疑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点,这使得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最后,文章对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文化转向;解读;质疑
作者简介:韩晓红(1985-),女,山西寿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陈少康(1951-),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陕西 杨凌 712100)
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也呈现出了其独特性:中国学者在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鉴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结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提出了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翻译理论。此外,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从单纯的语言学角度深入到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翻译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学科结合,正如廖七一[1]预测的那样“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中西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现状
二十世纪是西方翻译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这期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各种语言学理论开始渗透到翻译界,翻译理论家从语言学理论的不同视角论述翻译问题,新的翻译理论和模式层出不穷。“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中,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地位被确定下来,理论界一般认为翻译研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的一个分支”。[2]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又开始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当代文化理论”。[3]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特别是以S.Bassnett和A.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翻译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翻译研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进入新世纪,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已不再是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从文化的不同视角对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二、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不断涌入中国,为国内译学界译介和引用,广大翻译研究者纷纷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国内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向文化研究角度转向的趋势。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主要表现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通过对这些翻译理论的解读,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1.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解读
(1)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法国兴起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以及保罗·德曼等人。王宁[4]指出“德里达的翻译理论虽然未对具体的翻译技巧提出任何指导性意见,但却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上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指导作用”;李红满[5]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她认为“解构主义给新世纪的翻译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法”;在肯定解构主义理论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如唐宗述[6]从人类多中心起源说对解构主义深信不疑的《圣经》巴别塔故事进行解构,提醒人们解构主义者鼓吹译本需要不断更新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作为西方翻译理论一个重要部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其他翻译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将其解读为中国独特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理论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2)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刘霞敏[7]在《翻译中的性别语言差异及女性身份认同》一文中从性别语言入手,从心理因素和社会制约两个方面探讨女性译者如何通过词汇的选择获取自己的身份认同,对文学翻译中性别语言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杨柳[8]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视角,对西方女性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效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提出严酷的现实使得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未来“视界不定”。当然有些学者也毫不置疑地对女性主义的翻译观提出了反对的观点,赵彦春[9]提出:“我们不赞成女权主义翻译家对译文的公然篡改和操控”。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中国学者分析文本、研究作家作品的有利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存在其偏颇之处,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完善。
(3)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将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将翻译研究的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这一点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相通的,他们都探求存在于翻译行为之后的种种权利差异,都倡议在翻译文本中突显差异性,重新书写各族群的文化身份,从而对翻译的本质有了新的阐释。[10]“昔日的帝国辉煌和半殖民地的屈辱给中国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留下了太多的历史译文和空间,引进后殖民翻译研究范式对于反思中国文化和翻译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11]后殖民主义虽然有很多合理的见解,但“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虽有一定的规模,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指导性,但是这些理论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文化或是具体的领域。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迥然不同,因此各自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难以具有普适性”。[12]如何充分认识并克服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进而更好地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语言学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派的消亡。语言学派正向着一个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伊恩·梅森(Ian Mason) [13]指出“拓展了自身视角、具有包容性和宏观性的语言学派即便是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大潮中依然能够有所作为。翻译研究中具有跨学科视野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应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这样翻译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翻译理论的解释和认知意义都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研究者们将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翻译理论,使语言学的应用更为广泛。王东风、司显柱、黄忠廉等分别从功能语言学派、言语行为和语言过程的方面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做出了探索。文化具有很大的兼容性,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惟有抛弃‘惟语言’观或‘惟文化’观之后”[14]以一种兼容的心态探讨翻译理论的发展,才能真正地促进翻译学科的发展。
2.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质疑
文化转向给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挑战,扩大了研究领域,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中国学者针对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质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翻译理论脱离翻译实践。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然而翻译理论研究定位于解释、认识翻译现象,却不关注翻译现实,理论研究变成了为研究而研究。翻译理论者对现实中的翻译现象视而不见,一些重大翻译现象产生后翻译理论研究者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解决这些翻译问题的往往是翻译实践者。鉴于这种情况,关于翻译研究的现实转向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在实用翻译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林克难[15]指出丁衡祁教授提出的“模仿—借用—创新”的理论打开了实用翻译理论建设的新局面,是实用翻译切实可行的一种指导原则。虽然将翻译理论融入翻译实践中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在对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翻译理论建设不完善。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虽已完成,但其理论建设还不完善。近年来,译界对翻译批评的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形成,翻译理论研究深入到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权利关系以及其他学科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形势下,翻译批评理论更显示出其建立的必要性。然而,“翻译界尚未建立起积极、有效的批评空间,从而限制和束缚了翻译批评的开展”。[16]除了翻译批评理论,学者们还提出了翻译补偿理论研究。夏廷德出版专著《翻译补偿研究》(2006)对翻译补偿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陈吉荣[17]在对该书的评介中指出:“宏观的理论建构已经开始出现阶段性的沉寂期。如何就精微的领域进一步开展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共同面临的课题”。目前,翻译补偿研究在我国仍属于前沿课程,需要更多的翻译研究者给予关注。
(3)文化翻译中本土文化的缺失。有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民族性将日益消亡,新世纪包括翻译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建设不应再过多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民族性、本土性,否则就有违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护主义,阻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18]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文化全球化并不是文化的单一化,而是文化的多元化。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只有保持这种本土的独特性,才能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翻译理论也是如此。中国翻译学只有结合自己的文化根源,同时吸取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才能创建适合于自己的翻译理论。蒋晓华指出:“研究翻译理论、构建翻译模式、描写翻译状况,不顾中国几千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撇开汉语及其独特性,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够严谨的,不够完整的”。[19]谭载喜[20]也提出,正如西方的翻译理论值得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借鉴一样,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好的经验和思想也同样值得西方学习。只有保留文化翻译中的本土文化,东西方之间相互借鉴,才能使翻译理论以致整个翻译学得到健全的发展。
三、问题与思考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主流。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亦是如此,研究者们对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是西方翻译理论文化转向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表现,而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正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是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深入发展的另一具体表现。研究者在解读西方译论的同时,提出了文化转向后西方译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翻译理论脱离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建设不完善;文化翻译中本土文化缺失。在研究者的解读与质疑中,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从整体上看,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吸收引进的阶段,主要是用这些理论来解决一些个别方面的翻译策略问题,而对西方翻译理论提出质疑并进行研究的文章仍属少数,从其他领域的视角进行翻译理论研究,进而提出自己的翻译观点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在未来的几年内,文化研究仍将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翻译批评、翻译补偿等理论的建设将会更加完善;宏观上的理论构建将不会出现大的变动,但在新领域将会有新的翻译理论提出;中西方翻译理论相互借鉴将会进一步推进翻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廖七一.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J].外国语,1998,(5).
[2]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 and London:Pergamon Press,1981.Reprinted in 1988,New York: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影印版,2001.
[3]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4]王宁.德里达与翻译理论的解构——悼念一代翻译理论宗师德里达[J].中国翻译,2005,(1).
[5]李红满.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3).
[6]唐宗述.“巴别塔”理论可以休矣——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再解构[J].山东外语教学,2004,(2).
[7]刘霞敏.翻译中的性别差异及女性身份认同[J].外语教学,2007,(2).
[8]杨柳.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6).
[9]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0]何高大,陈水平.翻译——政治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对话[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
[11]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12]方灿.西方后现代主义翻译观概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7,(11).
[13]任文.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互补性——伊恩·梅森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07,(6).
[14]谢天振.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中国翻译,2008(5).
[15]林克难.从信达雅、看易写到模仿—借用—创新——必须重视实用翻译理论建设[J].上海翻译,2007,(3).
[16]刘云虹.论翻译批评空间的构建[J].中国翻译,2008,(3).
[17]陈吉荣.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力作——评《翻译补偿研究》[J].上海翻译,2008,(2).
[18]张柏然.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002,(1).
[19]蒋骁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J].外国语言文学,2003,(2)..
[20]谭载喜.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J].外国语,2005,(1).
(责任编辑:赵赟)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文化转向;解读;质疑
作者简介:韩晓红(1985-),女,山西寿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陈少康(1951-),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陕西 杨凌 712100)
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也呈现出了其独特性:中国学者在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鉴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结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提出了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翻译理论。此外,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从单纯的语言学角度深入到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翻译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学科结合,正如廖七一[1]预测的那样“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中西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现状
二十世纪是西方翻译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这期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各种语言学理论开始渗透到翻译界,翻译理论家从语言学理论的不同视角论述翻译问题,新的翻译理论和模式层出不穷。“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中,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地位被确定下来,理论界一般认为翻译研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的一个分支”。[2]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又开始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当代文化理论”。[3]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特别是以S.Bassnett和A.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翻译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翻译研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进入新世纪,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已不再是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从文化的不同视角对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二、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不断涌入中国,为国内译学界译介和引用,广大翻译研究者纷纷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国内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向文化研究角度转向的趋势。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主要表现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通过对这些翻译理论的解读,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1.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解读
(1)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法国兴起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以及保罗·德曼等人。王宁[4]指出“德里达的翻译理论虽然未对具体的翻译技巧提出任何指导性意见,但却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上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指导作用”;李红满[5]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她认为“解构主义给新世纪的翻译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法”;在肯定解构主义理论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如唐宗述[6]从人类多中心起源说对解构主义深信不疑的《圣经》巴别塔故事进行解构,提醒人们解构主义者鼓吹译本需要不断更新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作为西方翻译理论一个重要部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其他翻译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将其解读为中国独特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理论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2)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刘霞敏[7]在《翻译中的性别语言差异及女性身份认同》一文中从性别语言入手,从心理因素和社会制约两个方面探讨女性译者如何通过词汇的选择获取自己的身份认同,对文学翻译中性别语言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杨柳[8]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视角,对西方女性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效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提出严酷的现实使得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未来“视界不定”。当然有些学者也毫不置疑地对女性主义的翻译观提出了反对的观点,赵彦春[9]提出:“我们不赞成女权主义翻译家对译文的公然篡改和操控”。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中国学者分析文本、研究作家作品的有利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存在其偏颇之处,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完善。
(3)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将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将翻译研究的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这一点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相通的,他们都探求存在于翻译行为之后的种种权利差异,都倡议在翻译文本中突显差异性,重新书写各族群的文化身份,从而对翻译的本质有了新的阐释。[10]“昔日的帝国辉煌和半殖民地的屈辱给中国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留下了太多的历史译文和空间,引进后殖民翻译研究范式对于反思中国文化和翻译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11]后殖民主义虽然有很多合理的见解,但“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虽有一定的规模,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指导性,但是这些理论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文化或是具体的领域。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迥然不同,因此各自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难以具有普适性”。[12]如何充分认识并克服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进而更好地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语言学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派的消亡。语言学派正向着一个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伊恩·梅森(Ian Mason) [13]指出“拓展了自身视角、具有包容性和宏观性的语言学派即便是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大潮中依然能够有所作为。翻译研究中具有跨学科视野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应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这样翻译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翻译理论的解释和认知意义都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研究者们将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翻译理论,使语言学的应用更为广泛。王东风、司显柱、黄忠廉等分别从功能语言学派、言语行为和语言过程的方面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做出了探索。文化具有很大的兼容性,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惟有抛弃‘惟语言’观或‘惟文化’观之后”[14]以一种兼容的心态探讨翻译理论的发展,才能真正地促进翻译学科的发展。
2.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质疑
文化转向给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挑战,扩大了研究领域,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中国学者针对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质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翻译理论脱离翻译实践。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然而翻译理论研究定位于解释、认识翻译现象,却不关注翻译现实,理论研究变成了为研究而研究。翻译理论者对现实中的翻译现象视而不见,一些重大翻译现象产生后翻译理论研究者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解决这些翻译问题的往往是翻译实践者。鉴于这种情况,关于翻译研究的现实转向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在实用翻译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林克难[15]指出丁衡祁教授提出的“模仿—借用—创新”的理论打开了实用翻译理论建设的新局面,是实用翻译切实可行的一种指导原则。虽然将翻译理论融入翻译实践中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在对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翻译理论建设不完善。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虽已完成,但其理论建设还不完善。近年来,译界对翻译批评的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形成,翻译理论研究深入到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权利关系以及其他学科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形势下,翻译批评理论更显示出其建立的必要性。然而,“翻译界尚未建立起积极、有效的批评空间,从而限制和束缚了翻译批评的开展”。[16]除了翻译批评理论,学者们还提出了翻译补偿理论研究。夏廷德出版专著《翻译补偿研究》(2006)对翻译补偿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陈吉荣[17]在对该书的评介中指出:“宏观的理论建构已经开始出现阶段性的沉寂期。如何就精微的领域进一步开展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共同面临的课题”。目前,翻译补偿研究在我国仍属于前沿课程,需要更多的翻译研究者给予关注。
(3)文化翻译中本土文化的缺失。有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民族性将日益消亡,新世纪包括翻译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建设不应再过多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民族性、本土性,否则就有违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护主义,阻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18]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文化全球化并不是文化的单一化,而是文化的多元化。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只有保持这种本土的独特性,才能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翻译理论也是如此。中国翻译学只有结合自己的文化根源,同时吸取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才能创建适合于自己的翻译理论。蒋晓华指出:“研究翻译理论、构建翻译模式、描写翻译状况,不顾中国几千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撇开汉语及其独特性,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够严谨的,不够完整的”。[19]谭载喜[20]也提出,正如西方的翻译理论值得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借鉴一样,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好的经验和思想也同样值得西方学习。只有保留文化翻译中的本土文化,东西方之间相互借鉴,才能使翻译理论以致整个翻译学得到健全的发展。
三、问题与思考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主流。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亦是如此,研究者们对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是西方翻译理论文化转向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表现,而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正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是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深入发展的另一具体表现。研究者在解读西方译论的同时,提出了文化转向后西方译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翻译理论脱离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建设不完善;文化翻译中本土文化缺失。在研究者的解读与质疑中,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从整体上看,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吸收引进的阶段,主要是用这些理论来解决一些个别方面的翻译策略问题,而对西方翻译理论提出质疑并进行研究的文章仍属少数,从其他领域的视角进行翻译理论研究,进而提出自己的翻译观点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在未来的几年内,文化研究仍将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翻译批评、翻译补偿等理论的建设将会更加完善;宏观上的理论构建将不会出现大的变动,但在新领域将会有新的翻译理论提出;中西方翻译理论相互借鉴将会进一步推进翻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廖七一.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J].外国语,1998,(5).
[2]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 and London:Pergamon Press,1981.Reprinted in 1988,New York: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影印版,2001.
[3]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4]王宁.德里达与翻译理论的解构——悼念一代翻译理论宗师德里达[J].中国翻译,2005,(1).
[5]李红满.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3).
[6]唐宗述.“巴别塔”理论可以休矣——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再解构[J].山东外语教学,2004,(2).
[7]刘霞敏.翻译中的性别差异及女性身份认同[J].外语教学,2007,(2).
[8]杨柳.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6).
[9]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0]何高大,陈水平.翻译——政治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对话[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
[11]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12]方灿.西方后现代主义翻译观概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7,(11).
[13]任文.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互补性——伊恩·梅森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07,(6).
[14]谢天振.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中国翻译,2008(5).
[15]林克难.从信达雅、看易写到模仿—借用—创新——必须重视实用翻译理论建设[J].上海翻译,2007,(3).
[16]刘云虹.论翻译批评空间的构建[J].中国翻译,2008,(3).
[17]陈吉荣.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力作——评《翻译补偿研究》[J].上海翻译,2008,(2).
[18]张柏然.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002,(1).
[19]蒋骁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J].外国语言文学,2003,(2)..
[20]谭载喜.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J].外国语,2005,(1).
(责任编辑:赵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