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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Ezra F. Vogel）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关注亚洲事务，是美国最具声誉的“中国通”之一。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是其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对1980年代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在写作《邓小平时代》之前，曾出版过关于中国广东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
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
傅高义正式开始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是1963年。当时，这个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还未能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只能在香港隔岸而观，通过收集广东的各种官方报纸、与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们交谈，为他的第一本中国研究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收集素材。此时，他已经知道邓小平的名字，但知之甚少。
1973年5月，傅高义得以初次访问内地，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去北京访问时，他见到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傅高义留下的强烈印象之一是：当时，邓小平刚刚结束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他将担负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西方人也在猜测，但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将与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联系在一起。
时间走到1987年，傅高义受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邀请，开始第二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实地调研。傅高义后来坦言，“虽然已经尽力去研究中国，尤其是广东，但邓小平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推动改革之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认识上没准备好。”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打算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他的朋友、美国东亚事务记者唐· 奥博多弗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建议傅：“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几周后，傅高义采纳了这一建议——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2011年9月，傅高义第三本中国研究的著作、英文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说：“尽管其中许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它们全都汇集在一本书中，并以学者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
今年5月15日，傅高义在香港——他开启当代中国研究的地方，出席了该书中文版《邓小平时代》（包括繁、简体字版）的新书首发式。82岁高龄的他，颜面与举手投足颇显谦谦君子。出现在公开场合时，多数时候他是坐着的。当站起来或走动时，偶尔会露出西装下系于腰间的黑色护具——据说他背部有疾，但他热爱运动，坚持跑步和游泳。应读者要求在《邓小平时代》的扉页上签名时，傅会先写上自己的英文名“Ezra F. Vogel”，再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傅高义”，笑言，“我的普通话和英语一样好”。
逗留香港的一周里，傅高义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魄力，马不停蹄地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外国记者会、澳门大学、香港哈佛校友俱乐部、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等机构，举办了多场讲座、交流活动。之后，他转战新加坡演讲，接下来还将前往澳洲、新西兰。主题都紧紧围绕着他对邓小平与中国变革的研究。
《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写作，它从邓小平出生的1904年写起，但叙述重点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它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傅高义说，之所以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这个时代，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改革设计者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思考，以及执行战略的坚定决心。书中涉及到中美建交、华国锋的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义提到，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现代中国的转型，而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
不寻常的挑战
傅高义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活动之一。参加招待会的多是美国的“中国通”，虽然没说上话，但傅当时距离邓小平只有几步之遥。
那次，邓小平讲话时，参加招待会的人根本听不清楚他和译员在说什么——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非常糟糕，不是个合适演讲的地方。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们热烈寒暄，忙于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全然顾不上台上正在演讲的邓小平。据邓小平身边的人说，现场这群心不在焉的来宾让邓很是懊恼，但傅高义回忆当时情形却是这样：“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交谈，让傅高义引以为憾。但他觉得，这对他写作《邓小平时代》不一定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他所关心的问题，邓小平不一定会如实相告；从邓小平口中获得的答案，也不一定比他自己发掘得到的更多。
邓小平没有写自传，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众所周知他“不爱说话”。他甚至都“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被问及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傅高义在书中有多处对邓小平性格层面的描述，诸如：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一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
再比如：“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透出威严。决定一旦宣布，他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他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在傅高义看来，相比起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原计划用五年完成这一调研写作，最终他付出多一倍的时间。那几年，受邀到傅家中的访客，注意到了他家里摆放着邓小平的照片。
《邓小平时代》的前言中提及超过300多个访问对象的名字；中文版804页，其中注释超过100页。这位美国老教授所下的工夫，着实令人咋舌。
傅高义除了尽量阅读可以看到的中外公开文献外，还利用自己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机会，大量采访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凭借广阔的人脉，傅高义又与很多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官员交谈，包括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卡特、基辛格等。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傅高义还亲自走访了邓小平出生、工作过的一些重要地方，并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前后累积约12个月。
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接受了傅高义的采访，不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还不想见他。傅高义猜想，这是因为邓朴方与父亲关系密切，非常了解父亲的看法。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接受了傅高义的采访。1997年11月，江泽民访问美国，傅高义促成、并主持接待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有一些人说我是亲中国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讨中国人喜欢，”傅高义告诉记者，当时他的这一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他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事实上，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它使哈佛师生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傅高义在香港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此事，难掩得意之情，“江泽民后来高兴地对我说，他的哈佛测验合格了。”
很少有一位外国的学者能像傅高义一样，几十年来与中共不同时期的高层甚至是最高领导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傅高义成为第一位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学者。“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傅高义向记者回忆道，他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尚存的遗憾
《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去年推出后，迅速获得广泛的国际关注，入围美国国家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终选名单，荣获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的最高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是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的最高奖项。
有评论认为，《邓小平时代》堪称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由于各种限制，中文世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傅高义几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小平的学者。比之后继研究者，傅高义得天独厚地得以采访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使本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不过，傅高义向记者坦言，他仍有遗憾之处。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这些头衔。
是哪些奇特的因素导致这样的结果？傅高义极想知道个中内幕，但迄今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档案材料或知道事情真相的核心当事人。“一些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还没有解密；我试过很多提问方法，但都问不出答案。一些位子不高的人，或许不了解真实情况。高层领导人会知道很多事情真相，但我接触不到。”傅高义对此不无遗憾。
傅高义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1976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而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傅高义有自己的独到阐释，“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中共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书中的主角是邓小平，傅高义也试图构建邓小平与同时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图谱，并对他们提出重新审视的角度。
傅高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了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在他看来，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傅高义并不认同将陈云视为阻挠改革的保守派的论调，他称陈云为“平衡派”。在经济改革上，陈云固然不如邓小平那样开创进取，但是他的细心审慎、稳健沉着也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陈云的责任，就像在一个企业、公司里，看人才够不够，钱够不够。1978年以后，邓小平挂帅，他想前进，陈云的工作是要考虑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从1982年一直到1992年，有时候他们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矛盾的，邓小平想做得快，陈云觉得应该小心走路。他们基本上说法一样，他们始终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彼此在外面不讨论、不争论。”
傅高义还认为，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在华国锋生前，他本来想见一见；但是与华国锋熟悉的人认为他不会答应接受访问，只好放弃。现在澳洲任教的孙万国教授提供关于华国锋支持改革的证据。“他对华国锋的研究比我多，他跟华国锋的一些亲戚谈过，也跟曾经与华国锋一起工作的人谈过话，我对华国锋的理解，很多是从孙万国那里来的。”傅高义对记者如实相告。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
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随着当时日本经济的崛起而成为全球畅销书。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邓小平时代》一书随即推出，是否也有顺应当下西方“中国热”的考量？
对此，傅高义表示，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出版时机。不过，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小平为已发生的变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诚如傅高义所言，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在他看来，在西方世界，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当提及20世纪伟人时，人们不一定立即会想到邓小平。他试图改变这一偏见。
在“记住邓小平”一节中，傅高义写道：“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
“他仅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傅高义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冯克利，《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的译者、山东大学教授，在评论本书时谈道，“傅高义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也许是为了突出邓小平的成就，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相信，很多读者对于他这样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对此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这却是全书中写得最草率的一部分。”
对于各种批评，傅高义的回应是，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多年对邓小平与中国的研究，傅高义在谈及相关中国问题时，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1986年，他也有意识地讨论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他认为推进政治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要是整个社会安定、各方面情况都好的话，政治改革完全可以逐步开展的。“邓小平担心中国太大、容易乱。如果他当时坚持下来，这一决策或许对中国影响深远。”
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决定在1988年开展“价格闯关”可能过于超前，因为当时国内物资本就匮乏，价格市场化导致通胀失控，使得工薪阶层受到损害，这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在《邓小平时代》正文最后，傅高义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的“假如”频频出现：“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干更多实事”、“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缩小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用十年时间深层分析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自信。
“那么，假如邓小平还活着，并有机会读到这本关于自己的这本书，你觉得他会给出什么评语？”他微笑给了回答：“邓小平考虑问题的标准，不是对不对，而是对现行政策是否能带来好处。我希望，邓小平能注意到，这本书中谈到了他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目前有大陆的出版社正在与他商议，对《邓小平时代》一书进行一定的改动，择合适的时机在大陆出版。今年是否有望实现？傅高义给了一个乐观的回答：“应该会更快”。
他希望，这本书在大陆能顺利出版的话，一些原先拒绝他访问的重要人物看到这本书后，如果认为他写得还比较客观，也许能够回心转意。“如果在两三年之内，我有机会见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材料，我会再写、再改，不断修订这本书。”
凑巧的是，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于今年出版，傅高义82岁，而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也正好是82岁，一位是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的美国学者，另一位在耄耋之年推动中国变革的中国领导人。两位老人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历史此刻相遇。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样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美国）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的牌打好。”
傅高义中国三部曲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1969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上图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上图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1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图为中文简体版《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关注亚洲事务，是美国最具声誉的“中国通”之一。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是其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对1980年代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在写作《邓小平时代》之前，曾出版过关于中国广东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
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
傅高义正式开始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是1963年。当时，这个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还未能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只能在香港隔岸而观，通过收集广东的各种官方报纸、与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们交谈，为他的第一本中国研究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收集素材。此时，他已经知道邓小平的名字，但知之甚少。
1973年5月，傅高义得以初次访问内地，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去北京访问时，他见到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傅高义留下的强烈印象之一是：当时，邓小平刚刚结束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他将担负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西方人也在猜测，但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将与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联系在一起。
时间走到1987年，傅高义受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邀请，开始第二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实地调研。傅高义后来坦言，“虽然已经尽力去研究中国，尤其是广东，但邓小平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推动改革之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认识上没准备好。”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打算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他的朋友、美国东亚事务记者唐· 奥博多弗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建议傅：“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几周后，傅高义采纳了这一建议——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2011年9月，傅高义第三本中国研究的著作、英文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说：“尽管其中许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它们全都汇集在一本书中，并以学者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
今年5月15日，傅高义在香港——他开启当代中国研究的地方，出席了该书中文版《邓小平时代》（包括繁、简体字版）的新书首发式。82岁高龄的他，颜面与举手投足颇显谦谦君子。出现在公开场合时，多数时候他是坐着的。当站起来或走动时，偶尔会露出西装下系于腰间的黑色护具——据说他背部有疾，但他热爱运动，坚持跑步和游泳。应读者要求在《邓小平时代》的扉页上签名时，傅会先写上自己的英文名“Ezra F. Vogel”，再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傅高义”，笑言，“我的普通话和英语一样好”。
逗留香港的一周里，傅高义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魄力，马不停蹄地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外国记者会、澳门大学、香港哈佛校友俱乐部、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等机构，举办了多场讲座、交流活动。之后，他转战新加坡演讲，接下来还将前往澳洲、新西兰。主题都紧紧围绕着他对邓小平与中国变革的研究。
《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写作，它从邓小平出生的1904年写起，但叙述重点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它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傅高义说，之所以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这个时代，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改革设计者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思考，以及执行战略的坚定决心。书中涉及到中美建交、华国锋的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义提到，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现代中国的转型，而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
不寻常的挑战
傅高义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活动之一。参加招待会的多是美国的“中国通”，虽然没说上话，但傅当时距离邓小平只有几步之遥。
那次，邓小平讲话时，参加招待会的人根本听不清楚他和译员在说什么——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非常糟糕，不是个合适演讲的地方。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们热烈寒暄，忙于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全然顾不上台上正在演讲的邓小平。据邓小平身边的人说，现场这群心不在焉的来宾让邓很是懊恼，但傅高义回忆当时情形却是这样：“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交谈，让傅高义引以为憾。但他觉得，这对他写作《邓小平时代》不一定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他所关心的问题，邓小平不一定会如实相告；从邓小平口中获得的答案，也不一定比他自己发掘得到的更多。
邓小平没有写自传，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众所周知他“不爱说话”。他甚至都“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被问及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傅高义在书中有多处对邓小平性格层面的描述，诸如：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一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
再比如：“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透出威严。决定一旦宣布，他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他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在傅高义看来，相比起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原计划用五年完成这一调研写作，最终他付出多一倍的时间。那几年，受邀到傅家中的访客，注意到了他家里摆放着邓小平的照片。
《邓小平时代》的前言中提及超过300多个访问对象的名字；中文版804页，其中注释超过100页。这位美国老教授所下的工夫，着实令人咋舌。
傅高义除了尽量阅读可以看到的中外公开文献外，还利用自己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机会，大量采访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凭借广阔的人脉，傅高义又与很多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官员交谈，包括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卡特、基辛格等。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傅高义还亲自走访了邓小平出生、工作过的一些重要地方，并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前后累积约12个月。
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接受了傅高义的采访，不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还不想见他。傅高义猜想，这是因为邓朴方与父亲关系密切，非常了解父亲的看法。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接受了傅高义的采访。1997年11月，江泽民访问美国，傅高义促成、并主持接待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有一些人说我是亲中国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讨中国人喜欢，”傅高义告诉记者，当时他的这一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他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事实上，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它使哈佛师生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傅高义在香港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此事，难掩得意之情，“江泽民后来高兴地对我说，他的哈佛测验合格了。”
很少有一位外国的学者能像傅高义一样，几十年来与中共不同时期的高层甚至是最高领导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傅高义成为第一位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学者。“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傅高义向记者回忆道，他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尚存的遗憾
《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去年推出后，迅速获得广泛的国际关注，入围美国国家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终选名单，荣获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的最高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是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的最高奖项。
有评论认为，《邓小平时代》堪称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由于各种限制，中文世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傅高义几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小平的学者。比之后继研究者，傅高义得天独厚地得以采访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使本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不过，傅高义向记者坦言，他仍有遗憾之处。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这些头衔。
是哪些奇特的因素导致这样的结果？傅高义极想知道个中内幕，但迄今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档案材料或知道事情真相的核心当事人。“一些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还没有解密；我试过很多提问方法，但都问不出答案。一些位子不高的人，或许不了解真实情况。高层领导人会知道很多事情真相，但我接触不到。”傅高义对此不无遗憾。
傅高义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1976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而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傅高义有自己的独到阐释，“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中共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书中的主角是邓小平，傅高义也试图构建邓小平与同时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图谱，并对他们提出重新审视的角度。
傅高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了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在他看来，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傅高义并不认同将陈云视为阻挠改革的保守派的论调，他称陈云为“平衡派”。在经济改革上，陈云固然不如邓小平那样开创进取，但是他的细心审慎、稳健沉着也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陈云的责任，就像在一个企业、公司里，看人才够不够，钱够不够。1978年以后，邓小平挂帅，他想前进，陈云的工作是要考虑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从1982年一直到1992年，有时候他们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矛盾的，邓小平想做得快，陈云觉得应该小心走路。他们基本上说法一样，他们始终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彼此在外面不讨论、不争论。”
傅高义还认为，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在华国锋生前，他本来想见一见；但是与华国锋熟悉的人认为他不会答应接受访问，只好放弃。现在澳洲任教的孙万国教授提供关于华国锋支持改革的证据。“他对华国锋的研究比我多，他跟华国锋的一些亲戚谈过，也跟曾经与华国锋一起工作的人谈过话，我对华国锋的理解，很多是从孙万国那里来的。”傅高义对记者如实相告。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
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随着当时日本经济的崛起而成为全球畅销书。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邓小平时代》一书随即推出，是否也有顺应当下西方“中国热”的考量？
对此，傅高义表示，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出版时机。不过，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小平为已发生的变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诚如傅高义所言，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在他看来，在西方世界，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当提及20世纪伟人时，人们不一定立即会想到邓小平。他试图改变这一偏见。
在“记住邓小平”一节中，傅高义写道：“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
“他仅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傅高义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冯克利，《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的译者、山东大学教授，在评论本书时谈道，“傅高义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也许是为了突出邓小平的成就，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相信，很多读者对于他这样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对此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这却是全书中写得最草率的一部分。”
对于各种批评，傅高义的回应是，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多年对邓小平与中国的研究，傅高义在谈及相关中国问题时，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1986年，他也有意识地讨论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他认为推进政治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要是整个社会安定、各方面情况都好的话，政治改革完全可以逐步开展的。“邓小平担心中国太大、容易乱。如果他当时坚持下来，这一决策或许对中国影响深远。”
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决定在1988年开展“价格闯关”可能过于超前，因为当时国内物资本就匮乏，价格市场化导致通胀失控，使得工薪阶层受到损害，这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在《邓小平时代》正文最后，傅高义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的“假如”频频出现：“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干更多实事”、“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缩小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用十年时间深层分析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自信。
“那么，假如邓小平还活着，并有机会读到这本关于自己的这本书，你觉得他会给出什么评语？”他微笑给了回答：“邓小平考虑问题的标准，不是对不对，而是对现行政策是否能带来好处。我希望，邓小平能注意到，这本书中谈到了他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目前有大陆的出版社正在与他商议，对《邓小平时代》一书进行一定的改动，择合适的时机在大陆出版。今年是否有望实现？傅高义给了一个乐观的回答：“应该会更快”。
他希望，这本书在大陆能顺利出版的话，一些原先拒绝他访问的重要人物看到这本书后，如果认为他写得还比较客观，也许能够回心转意。“如果在两三年之内，我有机会见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材料，我会再写、再改，不断修订这本书。”
凑巧的是，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于今年出版，傅高义82岁，而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也正好是82岁，一位是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的美国学者，另一位在耄耋之年推动中国变革的中国领导人。两位老人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历史此刻相遇。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样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美国）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的牌打好。”
傅高义中国三部曲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1969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上图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上图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1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图为中文简体版《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