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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主教是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给菲律宾留下的最深刻的宗教遗产，现在的菲律宾已然是一个天主教占主流的国家，而其南部的伊斯兰教却长久地被边缘化、被压制。从西班牙到美国再到菲律宾独立，统治者对南北的不平等政策，逐步地导致南北两地的积怨日深。菲律宾穆斯林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正是在历史积怨与政府当局的压榨中爆发，时至今日依旧是菲律宾政坛的痼疾。值得注意的是，菲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上升到国际层面，对菲律宾的外交关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将从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对中菲外交关系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来阐述，以此来对菲律宾的政治与外交有更深刻的认知。
【关键词】 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产生与发展 中菲外交关系
陈衍德在其《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前言中谈到：东南亚是世界上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地区，民族问题是理解东南亚历史与现状的关键。 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民族问题，不仅体现在国内不同的土著民族之间的离心力，还体现在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的歧视。这些民族问题多多少少都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困扰和制约，尤其是恐怖主义借机渗入东南亚，同激进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安全。
“分离主义”实质上是将国家权威排斥在本群体居住范围之外的行为。分裂与反分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对国家权力及其范围的争夺。 因此，分离主义的政治目的都与独立、自治相关。菲律宾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不仅是殖民历史的产物，也与菲律宾政府不合理地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有关。当代，受到国际一些因素影响，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菲律宾国家发展的桎梏，影响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由于菲律宾军事实力较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同周边国家合作以及寻求帮助，加上境外阿拉伯国家对菲律宾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使得该问题具有国际性。因而，菲律宾的民族分离主义也成为菲律宾考虑对外政策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殖民时代形成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菲律宾独立后对南部的同化政策、战后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些学者在分析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认为， 由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并且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形成一种 “内部的殖民关系” ， 使边缘地区的民族产生 “受压迫、 受剥削” 感 ， 从而产生了分离意识。[1]从殖民时期开始，南部穆斯林民族便在压迫和边缘化的过程中从古代繁荣的经济中心逐步地没落，心理失衡、积怨日深成为分离意识产生的“温床”。
（一）历史根源：殖民时代形成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刻板印象”
首先，西班牙殖民时期。西班牙殖民者为了传播天主教，不断地向菲律宾中、北部民众植入负面的“摩洛形象”，使受众对南部穆斯林产生片面認知。
“摩洛人”是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蔑称。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菲律宾南部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均高于北部，伊斯兰教就已经对南部地区产生深刻地影响并开始在北部传播。西班牙对北部和中部的殖民阻止了伊斯兰教在北部的扩散，1578年稳定了其对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在西班牙人的记载中，摩洛人是残忍的奴隶制、好战的海盗等形象。西班牙人通过宗教性的戏剧来传播天主教，同时将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塑造为反面角色，最后被天主教徒英雄惩罚。这些戏剧在菲律宾北部广泛流传，因此对于从未正真正接触过南部穆斯林的人来说，穆斯林是“恶”的形象，并且这种形象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形成了北部天主教和南部伊斯兰教对立的局面。再加上长达300年的“摩洛战争”破坏了南部穆斯林地区的经济发展，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这些都为之后的民族、宗教问题埋下了伏笔。
其次，在美国殖民时期，美国总是以“救世主”的视角来看待落后文明，期望通过他的改造使殖民地达到“文明开化”。美国人认为南部的穆斯林就是一群原始的、野蛮的民族，美国为了在穆斯林地区实现“菲律宾化”和“基督教化”，鼓励北方天主教徒向南方大规模移民，但是这使大批穆斯林失去了世代耕种的土地，积怨日深。[2]
（二）主要原因：同化政策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政府制定了整合政策，通过天主教徒向南部移民，削弱南方穆斯林的文化，从而达到把穆斯林整合到菲律宾主体文化——天主教文化中。[3]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主教徒大量移民到南部回教徒聚居地区时，两者之间公然敌对已不可避免。 这样，穆斯林的利益受到更大程度的伤害，尤其是穆斯林上层失去了昔日的特权，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穆斯林武装反抗运动。
（三）动力因素：战后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
新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 、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各个穆斯林民族之间的联系 ， 倡导在当代情况下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 ， 开展在政治 、经济 、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 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致立场，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 ，反对外来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控制。战后菲律宾穆斯林加强了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同时广泛开展宗教活动和教育，建立一些伊斯兰政治组织，维护穆斯林的团结。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是现存的几个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对菲律宾南部的稳定和国家安全与发展都产生负面影响。1968年5月，“回教独立运动”（the Muslim Independence Movement）成立，要求建立一个有苏禄、巴拉望与大部分民答那峨的独立国家。1969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the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MNLF）成立，直到80年代该组织都处于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导地位。它的主要诉求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菲律宾分离出去。[4] 1982年MNLF内部分裂，撒拉马成立了更为激进的“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进行分离主义武装斗争，主张在棉兰老岛建立伊斯兰国家。[5] 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结合体——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前期走宗教极端主义道路，意图在南部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后期则演化成暴力恐怖组织，以伊斯兰为旗帜号召穆斯林反对天主教政府，该组织代表了一部分菲南穆斯林群体。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通过沙巴进去菲律宾并建立基地开展恐怖活动。 由此可见，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渗入菲律宾，这为菲律宾原本复杂难解的安全环境“雪上加霜”。 由上可见，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共同形成了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民族分离势力，影响菲律宾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二、对中菲外交关系的影响
从马科斯政府到现在的菲律宾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成效各异。但随着外部势力的支持和恐怖主义的渗透使得菲南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更加复杂，由内政层面上升到国际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菲外交关系产生影响。
（一）对中菲建交的间接性影响
首先，间接推动了中菲建交。阿拉伯国家以石油出口威胁菲律宾对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做出让步，菲律宾政府为了缓解石油危机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转向中国寻求新的石油进口渠道，这加速了中菲建交的进程。
马科斯政府时期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同情”，这威胁到菲律宾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马科斯政府在解决摩洛民族分离运动时不仅仅依靠武力镇压，还要使用外交手段，避免受到回教国家的谴责以及断绝石油来源。[5]而中国当时为了与菲律宾建交，愿意以低于国际标准的价格将石油卖给菲律宾。1974年中菲之间达成第一项石油协定：菲将向中共取得七十五万吨石油，如以桶为单位计算，共约五百七十万桶。此数字为菲1975年汽车总需求量的百分之九。[6] “中菲关系迅速走上了实现正常化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贸易。它加速了中菲建交的进程。” 这对于当时处于国内物资紧急短缺状态下的菲律宾而言，中国为其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援助。
（二）反恐合作
其次，菲律宾寻求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帮助，这有利于两国的合作与发展。虽然菲律宾政府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谈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南部和平仍受到IS支持的伊斯兰极端分离势力的威胁。
2014年菲律宾政府同棉兰老岛最大的分离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在邦萨摩洛实现自治。[7] 然而，仅仅通过这种权力下放的方式来实现南部和平与稳定是不够的，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的结合成为最大的威胁。比如，2017年菲律宾发生的“马拉维反恐战事”，整整持续了5个月，菲律宾政府军击毙恐怖分子人数达到961人，拯救人质共计1780名，政府军方面有165人在战斗中牺牲。超过46万民众逃离家园。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较弱，在反恐方面需要寻求国际合作。据“全球火力”网站的统计，2012 年菲律宾的综合军事实力在全球 55 个有记录的国家中排名 31位，2016 年，菲律宾综合军事实力在全球 126 个有记录的国家中排名 40 位。2017年是第50名，2018年下降到第52位。除了借助东盟、美国的力量，中菲在反恐合作方面也推动两国的外交关系。
2017年6月份，中国首次向菲律宾提供用以打击恐怖主义的武器装备，包括3000支突击步枪和100支狙击枪。同年10月，中方再次赠送给菲律宾警察部队约330万美元的步枪。2016年美国曾计划向菲律宾售出2万6000支M4步枪，但该计划因被美国国会否决而搁置。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就一直亲近中国，与中国建立密切的政治和贸易联系。他甚至批判美国的虚伪，抱怨美国使他的国家成为侵略者的潜在目标。他也批评美国把美军的“二手”武器提供给菲律宾，并赞扬中國提供新货。由此可见，菲律宾期望从中国那里获取更多武器，用于治理国内的反动武装和毒品贸易等棘手问题。
菲律宾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政府在解决过程中与中国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菲律宾分离主义势力在殖民统治时期埋下祸根，在以天主教为主流的政府统治之下南北矛盾激化，在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发展，恐怖主义的渗入使问题更难以解决。菲律宾除了在南部改革推动公平、权力下放推动自治区建立，也同激进的分离主义势力斗争。中菲之间具有悠久的历史友谊，但新中国建立后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地区政权。中菲建交经历艰难险阻，建交之后又深受南海领土争端的困扰，双边存在信任危机。外交政策是务实的，在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过程中，中国为菲政府提供的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有利于深化双边外交关系，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注 释】
[1] 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长沙：岳麓书社，2004.08：1.
[2] 李捷，雍通.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治理——基于亚齐与菲南的案例分析[J].东南亚研究，2019（05）：15.
[3] 怀静茹.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湾：商务印书馆，168.
[4] Islamic State uses Sabah to enter PH，The Manila Times， 2019.27，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9/04/27/news/regions/islamic-state-uses-sabah-to-enter-ph/545884/
[5] 东南亚国家石油问题资料 菲律宾反对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斗争[J].南洋问题研究，1975（07）：48.
[6] 菲律宾国防部长：马拉维恐怖分子被全歼 战斗已结束.央视新闻，2017-10-23 .http：//news.ifeng.com/a/20171023/52757599_0.shtml;
【参考文献】
[1] 施雪琴.战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J].东南亚，2002（01）：35-40+45.
[2][3] 彭慧.菲律宾穆斯林的“摩洛形象”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10.
[4] [5] 怀静茹.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湾：商务印书馆，168-169.
[6] 萧曦清.中菲外交关系史.正中书局，1995：375.
[7] 李捷，雍通.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治理——基于亚齐与菲南的案例分析[J].东南亚研究，2019（05）：9.
作者简介：王晨（1993-），女，汉族，河南沁阳市人，在读研究生，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华侨华人研究院外交学专业，研究方向：中菲关系
【关键词】 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产生与发展 中菲外交关系
陈衍德在其《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前言中谈到：东南亚是世界上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地区，民族问题是理解东南亚历史与现状的关键。 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民族问题，不仅体现在国内不同的土著民族之间的离心力，还体现在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的歧视。这些民族问题多多少少都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困扰和制约，尤其是恐怖主义借机渗入东南亚，同激进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安全。
“分离主义”实质上是将国家权威排斥在本群体居住范围之外的行为。分裂与反分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对国家权力及其范围的争夺。 因此，分离主义的政治目的都与独立、自治相关。菲律宾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不仅是殖民历史的产物，也与菲律宾政府不合理地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有关。当代，受到国际一些因素影响，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菲律宾国家发展的桎梏，影响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由于菲律宾军事实力较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同周边国家合作以及寻求帮助，加上境外阿拉伯国家对菲律宾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使得该问题具有国际性。因而，菲律宾的民族分离主义也成为菲律宾考虑对外政策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殖民时代形成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菲律宾独立后对南部的同化政策、战后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些学者在分析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认为， 由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并且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形成一种 “内部的殖民关系” ， 使边缘地区的民族产生 “受压迫、 受剥削” 感 ， 从而产生了分离意识。[1]从殖民时期开始，南部穆斯林民族便在压迫和边缘化的过程中从古代繁荣的经济中心逐步地没落，心理失衡、积怨日深成为分离意识产生的“温床”。
（一）历史根源：殖民时代形成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刻板印象”
首先，西班牙殖民时期。西班牙殖民者为了传播天主教，不断地向菲律宾中、北部民众植入负面的“摩洛形象”，使受众对南部穆斯林产生片面認知。
“摩洛人”是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蔑称。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菲律宾南部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均高于北部，伊斯兰教就已经对南部地区产生深刻地影响并开始在北部传播。西班牙对北部和中部的殖民阻止了伊斯兰教在北部的扩散，1578年稳定了其对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在西班牙人的记载中，摩洛人是残忍的奴隶制、好战的海盗等形象。西班牙人通过宗教性的戏剧来传播天主教，同时将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塑造为反面角色，最后被天主教徒英雄惩罚。这些戏剧在菲律宾北部广泛流传，因此对于从未正真正接触过南部穆斯林的人来说，穆斯林是“恶”的形象，并且这种形象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形成了北部天主教和南部伊斯兰教对立的局面。再加上长达300年的“摩洛战争”破坏了南部穆斯林地区的经济发展，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这些都为之后的民族、宗教问题埋下了伏笔。
其次，在美国殖民时期，美国总是以“救世主”的视角来看待落后文明，期望通过他的改造使殖民地达到“文明开化”。美国人认为南部的穆斯林就是一群原始的、野蛮的民族，美国为了在穆斯林地区实现“菲律宾化”和“基督教化”，鼓励北方天主教徒向南方大规模移民，但是这使大批穆斯林失去了世代耕种的土地，积怨日深。[2]
（二）主要原因：同化政策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政府制定了整合政策，通过天主教徒向南部移民，削弱南方穆斯林的文化，从而达到把穆斯林整合到菲律宾主体文化——天主教文化中。[3]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主教徒大量移民到南部回教徒聚居地区时，两者之间公然敌对已不可避免。 这样，穆斯林的利益受到更大程度的伤害，尤其是穆斯林上层失去了昔日的特权，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穆斯林武装反抗运动。
（三）动力因素：战后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
新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 、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各个穆斯林民族之间的联系 ， 倡导在当代情况下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 ， 开展在政治 、经济 、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 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致立场，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 ，反对外来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控制。战后菲律宾穆斯林加强了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同时广泛开展宗教活动和教育，建立一些伊斯兰政治组织，维护穆斯林的团结。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是现存的几个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对菲律宾南部的稳定和国家安全与发展都产生负面影响。1968年5月，“回教独立运动”（the Muslim Independence Movement）成立，要求建立一个有苏禄、巴拉望与大部分民答那峨的独立国家。1969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the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MNLF）成立，直到80年代该组织都处于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导地位。它的主要诉求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菲律宾分离出去。[4] 1982年MNLF内部分裂，撒拉马成立了更为激进的“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进行分离主义武装斗争，主张在棉兰老岛建立伊斯兰国家。[5] 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结合体——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前期走宗教极端主义道路，意图在南部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后期则演化成暴力恐怖组织，以伊斯兰为旗帜号召穆斯林反对天主教政府，该组织代表了一部分菲南穆斯林群体。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通过沙巴进去菲律宾并建立基地开展恐怖活动。 由此可见，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渗入菲律宾，这为菲律宾原本复杂难解的安全环境“雪上加霜”。 由上可见，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共同形成了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民族分离势力，影响菲律宾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二、对中菲外交关系的影响
从马科斯政府到现在的菲律宾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成效各异。但随着外部势力的支持和恐怖主义的渗透使得菲南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更加复杂，由内政层面上升到国际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菲外交关系产生影响。
（一）对中菲建交的间接性影响
首先，间接推动了中菲建交。阿拉伯国家以石油出口威胁菲律宾对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做出让步，菲律宾政府为了缓解石油危机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转向中国寻求新的石油进口渠道，这加速了中菲建交的进程。
马科斯政府时期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同情”，这威胁到菲律宾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马科斯政府在解决摩洛民族分离运动时不仅仅依靠武力镇压，还要使用外交手段，避免受到回教国家的谴责以及断绝石油来源。[5]而中国当时为了与菲律宾建交，愿意以低于国际标准的价格将石油卖给菲律宾。1974年中菲之间达成第一项石油协定：菲将向中共取得七十五万吨石油，如以桶为单位计算，共约五百七十万桶。此数字为菲1975年汽车总需求量的百分之九。[6] “中菲关系迅速走上了实现正常化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贸易。它加速了中菲建交的进程。” 这对于当时处于国内物资紧急短缺状态下的菲律宾而言，中国为其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援助。
（二）反恐合作
其次，菲律宾寻求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帮助，这有利于两国的合作与发展。虽然菲律宾政府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谈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南部和平仍受到IS支持的伊斯兰极端分离势力的威胁。
2014年菲律宾政府同棉兰老岛最大的分离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在邦萨摩洛实现自治。[7] 然而，仅仅通过这种权力下放的方式来实现南部和平与稳定是不够的，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的结合成为最大的威胁。比如，2017年菲律宾发生的“马拉维反恐战事”，整整持续了5个月，菲律宾政府军击毙恐怖分子人数达到961人，拯救人质共计1780名，政府军方面有165人在战斗中牺牲。超过46万民众逃离家园。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较弱，在反恐方面需要寻求国际合作。据“全球火力”网站的统计，2012 年菲律宾的综合军事实力在全球 55 个有记录的国家中排名 31位，2016 年，菲律宾综合军事实力在全球 126 个有记录的国家中排名 40 位。2017年是第50名，2018年下降到第52位。除了借助东盟、美国的力量，中菲在反恐合作方面也推动两国的外交关系。
2017年6月份，中国首次向菲律宾提供用以打击恐怖主义的武器装备，包括3000支突击步枪和100支狙击枪。同年10月，中方再次赠送给菲律宾警察部队约330万美元的步枪。2016年美国曾计划向菲律宾售出2万6000支M4步枪，但该计划因被美国国会否决而搁置。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就一直亲近中国，与中国建立密切的政治和贸易联系。他甚至批判美国的虚伪，抱怨美国使他的国家成为侵略者的潜在目标。他也批评美国把美军的“二手”武器提供给菲律宾，并赞扬中國提供新货。由此可见，菲律宾期望从中国那里获取更多武器，用于治理国内的反动武装和毒品贸易等棘手问题。
菲律宾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政府在解决过程中与中国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菲律宾分离主义势力在殖民统治时期埋下祸根，在以天主教为主流的政府统治之下南北矛盾激化，在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发展，恐怖主义的渗入使问题更难以解决。菲律宾除了在南部改革推动公平、权力下放推动自治区建立，也同激进的分离主义势力斗争。中菲之间具有悠久的历史友谊，但新中国建立后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地区政权。中菲建交经历艰难险阻，建交之后又深受南海领土争端的困扰，双边存在信任危机。外交政策是务实的，在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过程中，中国为菲政府提供的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有利于深化双边外交关系，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注 释】
[1] 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长沙：岳麓书社，2004.08：1.
[2] 李捷，雍通.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治理——基于亚齐与菲南的案例分析[J].东南亚研究，2019（05）：15.
[3] 怀静茹.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湾：商务印书馆，168.
[4] Islamic State uses Sabah to enter PH，The Manila Times， 2019.27，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19/04/27/news/regions/islamic-state-uses-sabah-to-enter-ph/545884/
[5] 东南亚国家石油问题资料 菲律宾反对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斗争[J].南洋问题研究，1975（07）：48.
[6] 菲律宾国防部长：马拉维恐怖分子被全歼 战斗已结束.央视新闻，2017-10-23 .http：//news.ifeng.com/a/20171023/52757599_0.shtml;
【参考文献】
[1] 施雪琴.战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J].东南亚，2002（01）：35-40+45.
[2][3] 彭慧.菲律宾穆斯林的“摩洛形象”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10.
[4] [5] 怀静茹.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湾：商务印书馆，168-169.
[6] 萧曦清.中菲外交关系史.正中书局，1995：375.
[7] 李捷，雍通.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治理——基于亚齐与菲南的案例分析[J].东南亚研究，2019（05）：9.
作者简介：王晨（1993-），女，汉族，河南沁阳市人，在读研究生，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华侨华人研究院外交学专业，研究方向：中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