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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社会和谐、均衡以及财富分配均匀而自豪的日本，正在出现两个分化的阵营：永远的赢家和永远的输家。
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他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社会，而是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不均衡社会”中。
而让日本国民忧虑的不仅仅是悬殊的收入差距，更有精神上的巨大差异。
井尻的失落
大阪市的一家职业介绍机构，舒适得就像是一家咖啡屋。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她们身着色彩明亮的制服，有着极其柔美的嗓音。无论来访者多么垂头丧气，她们都会送上一声“你好”。
前来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们，大都穿着深蓝色的应聘套装。他们一边喝着免费咖啡、果汁或乌龙茶，一边仔细阅读着雇用说明，与职业咨询师或公司招聘人员交谈。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动听的歌曲，“别发愁，要开心”这样的歌词一直在大厅里回荡。
但免费的咖啡和欢快的音乐都不能使井尻直树从失业的沮丧中振奋起来。井尻今年25岁，是一名专科学校毕业生。他原本想当一个环境系统工程师，但长期的失业状态终于让井尻相信，他不可能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了。
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但工作机会却少得可怜。去年，该市失业率是6.4%，居全国第三位。
井尻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吉姆·弗雷德里克斯说，在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日本，即使找到工作，他也无法迎接这场“胜者全得”规则的社会竞争游戏。井尻怀念他父辈的年代，那是日本的全盛时期，年轻人刚毕业就被公司吸纳。在家长式的统治下，他们就像身处避风港，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都会得到照料和保护。
“不均衡社会”
如今，日本正在艰难地把产业重心从制造业转移到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产业上来。与此同时，几代日本人也在社会变迁中身处迷失边缘。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公共与私人产业部门纷纷大量裁员，开始中止与高风险借贷者的合作，并且简化经营，提高效率，以便在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日本有很多世界级企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许多人身陷艰难的就业处境，他们不再拥有丰富的选择机会或是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一向以社会和谐、均衡以及财富分配均匀而自豪的日本，正在出现两个分化的阵营：永远的赢家和永远的输家。前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雇员和企业家核心群体，他们在国际大公司工作，后者是趋于边缘化但却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另一群体，他们是那些生活在乡村的穷苦老人，以及像井尻一样生活在都市里却充满绝望情绪的年轻人。“过去，人们相信整个国家正在变富，那些富人只是先变富而已。”东京大学社会学家佐都俊村说，“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阶级的存在。”日趋明显的贫富差距，让日本国民自称生活在“不均衡社会”。
要找出这一现象的证据并不难。现在，在整个劳工队伍中，兼职雇员占了30%。2月份，政府发布消息说，过去十年来，日本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增加了60%，这是1950年此项制度设立以来首次达到100万人关口。
像船一样沉没
从繁荣的东京行进400公里抵达岛根县大田市，是一个拥有3.3万人口的冷清小镇。连接大田市与最近火车站的是一条与小镇很不协调的现代化高速路，在这条路上，唯一的经济活动标记是废弃的建筑工地。岛根县是日本最穷、人烟稀少的地区之一，除了公共建设工程之外没有任何工业，每8位居民中就有一个与建筑行业相关。
岛根县57岁的下垣继承了父亲的一家建筑公司。20世纪90年代早期，下垣的公司达到顶峰，当时有800万美元的销售额和80名员工。现在，公司的薪水册上却只有18个人，销售额也跌到了100万美元以下。下垣的4个孩子没有一个对继承他的生意有兴趣。“时代不同了。”下垣说，隐隐流露出退意，“如果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起改变，我们就会像船一样‘沉没’。”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出现这种“沉没”的感觉。10年前，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在去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级以下”，日本国民越来越意识到“不均衡社会”的存在。
日本媒体的话题也更多围绕着成功与失败。不管在杂志、电视脱口秀或是商店书架上，国内辩论的主要话题都是赢家与输家。在时尚杂志里，到处都是美容小窍门，教女性早点结婚以免成为贫穷的单身女人；新闻杂志会一一列出中学名称，它们能保证孩子长大后成为成功者；而周刊讨论的是成功者穿什么衣服，去什么餐厅；文学作品则在思考生命中成功与失败的意义。
社会另一极
今年6月份，日本国家税务部门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国纳税排行榜前100人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清原达郎今年46岁，是塔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他的纳税单显示他的个人收入约为1亿美元。这是历史上首次由雇员占据纳税榜首位。
日本许多评论家对此或喜或悲。在这个崭新的、更讲究优胜劣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
37岁的数字好莱坞创立者兼首席执行官藤本晋介也同意这个观点。数字好莱坞是一所教授电脑绘图和程序设计的学校。10年前，藤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如今数字好莱坞已经有3000万美元的规模，在日本全境有9所学校。藤本说，成功的法门非常清楚，就是“毅力，时机和理念”。
还有位置。数字好莱坞的总部位于喧闹的东京御茶水地段中心，离冷清压抑的大田市简直有好几光年那么遥远。周围是书店和东京最好的大学。
这些天，藤本几乎都呆在六本木之丘大厦里的家中。六本木之丘那座闪闪发光的大厦是一座代表日本新兴贵族阶层的最新摩天大楼综合体。它的街道上有路易·威登、三宅一生、安娜苏等名店以及东京最负盛名的餐厅。建筑群内的两个住宅区属于东京最有名的高级住宅，而商务大厦里则是日本雅虎这些赫赫有名的公司。
大厦的51层是六本木之丘俱乐部，一个会员制场所，有着精美的餐厅和引人入胜的景致。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四，藤本都会在这里组织一次年轻企业家的集会。这是一个有125名商务人员的协会，其中近40个人是企业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企业年销售额至少为100万美元。集会的目的是聆听企业杰出人物的演讲，比如像前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或松井证券的总裁松井道夫之类的人物，他们还会讨论当日热点商务话题，并在俱乐部的酒吧里召开以交际为目的的鸡尾酒会。“日本过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体系再也不能适应今天全球化的经济了。”藤本说。
也许他是对的，这意味着所有日本国民必须忍受悬殊的收入差距。
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他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社会，而是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不均衡社会”中。
而让日本国民忧虑的不仅仅是悬殊的收入差距，更有精神上的巨大差异。
井尻的失落
大阪市的一家职业介绍机构，舒适得就像是一家咖啡屋。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她们身着色彩明亮的制服，有着极其柔美的嗓音。无论来访者多么垂头丧气，她们都会送上一声“你好”。
前来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们，大都穿着深蓝色的应聘套装。他们一边喝着免费咖啡、果汁或乌龙茶，一边仔细阅读着雇用说明，与职业咨询师或公司招聘人员交谈。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动听的歌曲，“别发愁，要开心”这样的歌词一直在大厅里回荡。
但免费的咖啡和欢快的音乐都不能使井尻直树从失业的沮丧中振奋起来。井尻今年25岁，是一名专科学校毕业生。他原本想当一个环境系统工程师，但长期的失业状态终于让井尻相信，他不可能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了。
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但工作机会却少得可怜。去年，该市失业率是6.4%，居全国第三位。
井尻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吉姆·弗雷德里克斯说，在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日本，即使找到工作，他也无法迎接这场“胜者全得”规则的社会竞争游戏。井尻怀念他父辈的年代，那是日本的全盛时期，年轻人刚毕业就被公司吸纳。在家长式的统治下，他们就像身处避风港，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都会得到照料和保护。
“不均衡社会”
如今，日本正在艰难地把产业重心从制造业转移到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产业上来。与此同时，几代日本人也在社会变迁中身处迷失边缘。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公共与私人产业部门纷纷大量裁员，开始中止与高风险借贷者的合作，并且简化经营，提高效率，以便在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日本有很多世界级企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许多人身陷艰难的就业处境，他们不再拥有丰富的选择机会或是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一向以社会和谐、均衡以及财富分配均匀而自豪的日本，正在出现两个分化的阵营：永远的赢家和永远的输家。前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雇员和企业家核心群体，他们在国际大公司工作，后者是趋于边缘化但却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另一群体，他们是那些生活在乡村的穷苦老人，以及像井尻一样生活在都市里却充满绝望情绪的年轻人。“过去，人们相信整个国家正在变富，那些富人只是先变富而已。”东京大学社会学家佐都俊村说，“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阶级的存在。”日趋明显的贫富差距，让日本国民自称生活在“不均衡社会”。
要找出这一现象的证据并不难。现在，在整个劳工队伍中，兼职雇员占了30%。2月份，政府发布消息说，过去十年来，日本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增加了60%，这是1950年此项制度设立以来首次达到100万人关口。
像船一样沉没
从繁荣的东京行进400公里抵达岛根县大田市，是一个拥有3.3万人口的冷清小镇。连接大田市与最近火车站的是一条与小镇很不协调的现代化高速路，在这条路上，唯一的经济活动标记是废弃的建筑工地。岛根县是日本最穷、人烟稀少的地区之一，除了公共建设工程之外没有任何工业，每8位居民中就有一个与建筑行业相关。
岛根县57岁的下垣继承了父亲的一家建筑公司。20世纪90年代早期，下垣的公司达到顶峰，当时有800万美元的销售额和80名员工。现在，公司的薪水册上却只有18个人，销售额也跌到了100万美元以下。下垣的4个孩子没有一个对继承他的生意有兴趣。“时代不同了。”下垣说，隐隐流露出退意，“如果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起改变，我们就会像船一样‘沉没’。”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出现这种“沉没”的感觉。10年前，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在去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级以下”，日本国民越来越意识到“不均衡社会”的存在。
日本媒体的话题也更多围绕着成功与失败。不管在杂志、电视脱口秀或是商店书架上，国内辩论的主要话题都是赢家与输家。在时尚杂志里，到处都是美容小窍门，教女性早点结婚以免成为贫穷的单身女人；新闻杂志会一一列出中学名称，它们能保证孩子长大后成为成功者；而周刊讨论的是成功者穿什么衣服，去什么餐厅；文学作品则在思考生命中成功与失败的意义。
社会另一极
今年6月份，日本国家税务部门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国纳税排行榜前100人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清原达郎今年46岁，是塔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他的纳税单显示他的个人收入约为1亿美元。这是历史上首次由雇员占据纳税榜首位。
日本许多评论家对此或喜或悲。在这个崭新的、更讲究优胜劣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
37岁的数字好莱坞创立者兼首席执行官藤本晋介也同意这个观点。数字好莱坞是一所教授电脑绘图和程序设计的学校。10年前，藤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如今数字好莱坞已经有3000万美元的规模，在日本全境有9所学校。藤本说，成功的法门非常清楚，就是“毅力，时机和理念”。
还有位置。数字好莱坞的总部位于喧闹的东京御茶水地段中心，离冷清压抑的大田市简直有好几光年那么遥远。周围是书店和东京最好的大学。
这些天，藤本几乎都呆在六本木之丘大厦里的家中。六本木之丘那座闪闪发光的大厦是一座代表日本新兴贵族阶层的最新摩天大楼综合体。它的街道上有路易·威登、三宅一生、安娜苏等名店以及东京最负盛名的餐厅。建筑群内的两个住宅区属于东京最有名的高级住宅，而商务大厦里则是日本雅虎这些赫赫有名的公司。
大厦的51层是六本木之丘俱乐部，一个会员制场所，有着精美的餐厅和引人入胜的景致。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四，藤本都会在这里组织一次年轻企业家的集会。这是一个有125名商务人员的协会，其中近40个人是企业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企业年销售额至少为100万美元。集会的目的是聆听企业杰出人物的演讲，比如像前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或松井证券的总裁松井道夫之类的人物，他们还会讨论当日热点商务话题，并在俱乐部的酒吧里召开以交际为目的的鸡尾酒会。“日本过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体系再也不能适应今天全球化的经济了。”藤本说。
也许他是对的，这意味着所有日本国民必须忍受悬殊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