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和中国作家都擅长以“轻逸”的文学形式来应对现代社会的紧张关系。但两人在叙述之“轻”和现实之“重”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卡尔维诺倾向于前者，而余华却更着重于后者。本文试分析两位作家的叙事策略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特性及其原因，并以此关照不同叙事策略带来的阅读体验差异。
　　关键词：卡尔维诺； 余华； 轻逸； 沉重； 叙事策略
　　卡尔维诺和余华对小说技术上的改革都非常热衷，他们的作品都回避了对沉重主题的直接摹写，匠心独运地从时间结构空间化、叙述语言轻逸化、小说文类戏仿性等方面对文本进行“减负”，以此达到“以轻述重”的叙事效果。然而在以“轻逸”表述“沉重”的侧重维度上，二者却有不同选择。
　　卡尔维诺侧重在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困顿。他以“化重为轻”的策略创造了颇具意味的情境意象，将自己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独特感知以“陌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挑战人们习惯化、规约化的认知路径。如在《树上的男爵》的表层结构中极力勾画男爵的树上人生，然而“虚设”的树上生活与“实在”地面生活的相互作用、较量，又形成了叙述的潜在结构。他以此提示读者：地面上的生活中诸多问题才更值得反思。“树”这个根植与地面却向上生长的生命特征的意象，实际上也象征了在地面上生活不得实现的理想的一条可能性出路。卡尔维诺似乎有意回避现实社会所奉行的官方价值构成，化解了对现代性意识围困的凝重体验。他以返璞归真的单纯眼光看待人们怯于面对的现实问题，让苦难深重的现实以隐性的方式融化在充满诗性的文学思维中，并在小说中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沉重”的栖息地。
　　余华小说的“以轻述重”本质上还是围绕“重”展开的。其小说着力点在于利用语言、形式、结构的轻松，与沉重的主题产生强烈的反差或者说是一种违和感，从而构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力量。“以轻击重”去迫使人们去面对丑陋的人性阴暗面。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故事时间突破僵化的线性发展，以空间化的方式将所有的过去、未来都指向当下。人物成为站在时空中央的一个符号，其身上理性、道德等社会标识都被作家删减，所有的行动选择都源自于原初人性、生存的欲望。于是疯子的自戕可以表现出摇曳的美感；死亡的鲜血看上去像绽放的花朵；尖锐的“呼喊”也温和的“细雨”中稀释出幽默和甜蜜等等。这种“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更自由地接近了真实”。[1]以《现实一种》为例，小说中第一次死亡是引起后面连环相杀的起点，凶手皮皮是个孩子，他还没有学会用成人的理性规约自己的行动，也没有所谓道德伦理意识，他的行动全凭自己本能的意识。皮皮摔死弟弟时并没有觉得害怕，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看见父亲们为此打架甚至还很高兴，从始至终他都没意识到自己造成堂弟的死亡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皮皮身上表现出人类抛开理性和社会制约之下的最为原始的人性欲望——对暴力的迷醉，这才是导致一个家庭家破人亡的始作俑者。似乎为了印证这一点，余华以舒缓到近似优雅的口吻描写了每一个死亡场面。皮皮发现婴儿死了，“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留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2]这种轻松到荒诞滑稽的叙述反而凸显了人在面对死亡和暴力时变态的快意和麻木残忍，作者意在告诉我们这才是人们面对死亡和暴力时最为真实的反映。人们精心掩饰现实生存中那些沉重表象被这种“轻”的叙述狠狠击碎，而对人性的本质、生命处境的凝重反思得到了彰显。如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状态，只要再加上一根小小的稻草就能摧毁历史粉饰的表象，暴露出被遮蔽的真实。这时的“轻”比“重”还要有力。
　　“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他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他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3]卡尔维诺和余华“以轻述重”的叙事策略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首先，早在作家的生命体验中便通过“在场”参与，对他们的审美情致和创作动力埋下了伏笔。卡尔维诺在圣莫雷的成长环境和反德意志法西斯的游击战经历不仅为他提供了文学想象的素材，也让他看到了揶揄、自嘲的轻松态度对现实苦难化解。余华童年对于医院的记忆养成了他面对死亡、消逝这类沉重问题的别样思考方式。而文化大革命的中非常态的社会，非理性的人际，也启蒙了他对现实荒诞的认知。
　　而在“以轻述重”的风格探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坚守在自己时代文化立场之上，对现实形成观照，最终构成了两位作家叙事策略上“化重为轻”和“以轻击重”的选择。卡尔维诺选择“化重为轻”，是出于对二战后意大利兴起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反驳。这种思潮将文學置于政治的制控之下，把文学驱赶向狭隘的牢笼，造成一种“惰性的负重”。基于此，卡尔维诺毅拒绝再现式地摹写现实，主张以自己独特的心灵体验去观察现实，淡化了现实真实的轮廓，并将之投射在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世界中。在另一种观察角度和逻辑方法的化学作用下，现实中不得不面对的严肃问题化解成了轻灵、愉悦的叙述话语，反而能显示出一种生意盎然的诗性智慧。
　　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主义”的创作风潮席卷中国文坛。这种思潮打破文学“虚”与历史“真”之间的对立状态，强调对历史的文化性阐发。认定所谓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于想象中，放弃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追求，转而向边缘化、微观化的素材中寻找历史的真实。[4]与同时代小说家一样，余华也受到这种风潮的感染。他一改以往作品的甜蜜忧伤，转而尝试拉开了视象和感觉的距离，以平缓的语调将现实的苦难推向顶峰，最后瞬间释放之前所积累的巨大情感力量，造成“空虚之轻沉重地压在生命之上”[5]。“人生的重量和命运的空旷”便在其中得以显现。综上所述，二者都实现了对传统叙述模式的有效反叛，挫败了传统小说提供的既定视野。卡尔维诺在侧重“叙述之轻”的基础上形成的“化重为轻”的叙事策略。他以“轻”构成观察“重”的视角，分解了现实的沉重质感，通过在文学中整合出一个稳定的精神机制，以此拯救现代人日渐混乱的精神秩序。余华在着力表现“现实之重”的基础上选择的“以轻击重”的写作技巧，他以“轻”构成冲击“重”的武器，加重了对现实生存的苦重体验，通过分解传统观念的价值，破坏日常认知经验的稳定机制，迫使读者看清历史现实的本质。而小说通过对传统阅读经验的否定，重新建立作家与读者的交流模式，为读者观照历史现实提供了一条非常规的思维逻辑，小说也以此实现了文本意义阐释的多重可能。通过读者加入自我经验的阅读理解，“使我们能够系统地阐述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至今仍未意识到的内在世界。”[6]，以此穿透现实的表象深入地反思的人们的生存之境。
　　注释：
　　[1]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虚伪的作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p165.
　　[2]余华.朋友·现实一种[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p16.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p238.
　　[4]参考杨承磊.无法远行的冒险之旅——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J].山东文学.2006（1），60-63.p60.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p131.
　　[6]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p191.
　　参考文献：
　　[1]余华.朋友·现实一种[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p16.
　　[2]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虚伪的作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六卷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5]杨承磊.无法远行的冒险之旅——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J].山东文学.2006（1）.
　　[6]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7]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课题项目：
　　上饶师范学院校级自选课题《“化重为轻”和“以轻击重”——卡尔维诺和余华小说叙事策略比较研究》（批准号：20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