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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字义疏证》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戴震最重要的义理著作。在该书中，戴震欲以疏证孟子达到批判程朱理学的目的，从而阐发自己的哲學思想。对义理的重视使该书呈现出与别的注疏之作截然不同的体例及其特点。
【关键词】疏证；体例；特点
戴震非常擅长考据，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很大，是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的突出代表。而同时戴震也非常喜欢义理，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 [1]他认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2] 也就是主张由故训以明理义的治学方法，希望达到在对文献训诂、考证的基础上来阐发义理，而既不是像宋儒一样空发义理，又不是像汉学家一样，终身埋头故纸堆。
《孟子字义疏证》（下面简称《疏证》）就是戴震这一主张下的产物，该书以疏证《孟子》来批判"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学，从而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除该书之外，对《孟子》的注疏之作为数不少，如赵歧的《孟子章句》、焦循的《孟子正义》等。这一类注疏之作，一般仅止于疏通文字，解读章句，即对孟子当中的每句话进行
训诂考证，而戴震《疏证》的体例却明显有别于此，显示了他的独特之处。
一、《疏证》的体例
首先，戴震在每卷都分别选出"理"、"天道"、"性"等若干切中义理的字眼，并给出新的解释。这种体例方式在以往的注疏之作中是很少见的，而在注疏《孟子》的著作中则没有出现过。
比如《疏证》在上卷开篇就对"理"做了解释，"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疏证上o理》）在中卷"天道"篇中，开头就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疏证中o天道》）在其他篇章亦是遵循这样的体式。
其次，对选出的字眼，采用大量引据经书，互相疏通印证。而以往注疏体例的引据经言，一般不采用这种方式。
如上卷，对"理"下完定义之后，便引用《孟子》、《周易》、《中庸》、《乐记》以及郑康成的注和许叔重的《说文解字序》中的相关内容互相疏通印证。比如他说"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然后再引用郑康成注云："理，分也"，以及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疏证上o理》）层层递进，以在六经、孔孟那里寻得说明"理"为"分理"、"条理"这一概念的依据。在"天道"篇中，对"道"下完定义之后，便援引《周易》、《诗经》、《毛传》、《郑笺》、《大戴礼记》以说明"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而在"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篇章中亦采取同样的方式，援据经言，以疏通印证。
再次，全书采用问答体，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立论并展开分析。这在以往的注疏体例当中是没有的。
在《疏证》中通篇以"问"和"曰"为标志，在对所疏证的字眼下完定义之后，便把对程朱理学的批驳贯穿在一问一答中，这不仅有利于激发读者的思考，更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揭露程朱理学的虚伪性。
且看"理"的疏证：首先对"理"下定义，即理就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的分理、条理。并立"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之论。紧接着即"问：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之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挈之人，则理明。……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 （《疏证上o理》）在戴震看来，古人所说的天理就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的分理，并且要通过反躬这种活动去做那为善去恶的工夫，以克服情欲之偏私。即"以我之情挈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如是"问"、"曰"凡三过，层层深入，穷"理"之至，剥茧抽丝以达其批驳宋明理学之目的。
由于体例上的独特性，《疏证》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注疏之作的鲜明特点。
二、《疏证》的体例特点
（一）讲究概念范畴
以往对孟子的注疏，如：赵歧《孟子章句》、焦循《孟子正义》、朱熹《孟子集注》等，都是对经文或传注中的每句话进行训诂考证，其分卷也是按照孟子原文的分卷划分，从卷一"梁惠王章句"到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而《疏证》则不同，该书从形式上看，像一部字典，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每一卷虽然都有若干个要疏证的字眼，但实际上作者都将其纳入一定的概念范畴。上卷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这种体例便是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思想。
虽然这种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思想的体例并非戴震首创，南宋朱熹弟子陈淳和程端蒙分别创作的《北溪字义》和《性理字训》也是采用这种方式，但数量不多，仅限于这两篇。而在戴震的《疏证》之后，与《疏证》体例类似的著作便蔚为大观，形成较大的影响，如焦循的《论语通释》、阮元的《性命古训》、陈澧的《汉儒通义》、黄以周的《经义比训》、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等等。
（二）行文方式极具思辨色彩
戴震在《疏证》中通篇采用的是问答体，使行文方式极具思辨色彩。
比如在谈到"理"的时候，戴震为了批判程朱"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戴震在文章的开头便强调"理"指的应该是"分理"、"条理"，并引据经言，疏通印证，从而归纳出"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所谓理者矣。"（《疏证上o理》）这是引导性的话，接下来戴震马上以"问"的形式提出问题："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接下来又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援据经言、疏通印证出情与理的关系，以及真正的理当是"心之所同然"。接下来，戴震又发问："宋以来儒书之言，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今释孟子，乃曰'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是心之明，能于事情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非'如有物焉具于心矣'。……"又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其逻辑之严密，剖析之犀利，首先在气势上就显得势不可挡。这当然得益于戴震其思想之敏锐，思辨之精彩。
（三）考证为工具，义理为目的
戴震自称《疏证》是"讲理学一书"，该书批判的主要矛头便是程朱理学，他说："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3]
在体例安排上，戴震也把"理"列为首篇，作为最重要的部分，目的就在于辟首中的，直指程朱理学的要害。《疏证》中 "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字眼不仅是《孟子》中出现过的，更是程朱等理学家经常提到的非常重要的理学概念。戴震在体例上如此费心安排，是由其批判宋明理学，阐发义理为目的决定的。
在该书中，尽管采用了疏证的方法，但是从通篇的整体结构来看，采用的是考据学中的归纳法，即"比类合义"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经典训诂、考据的疏通，然后搜集类似的例子，再从中归纳出通则来，这与汉学家的治学方法一脉相承。
戴震将程朱等理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如"理"、"天道"、"性"等一一列出，作出解释之后用疏证的方法来疏通证明，然后归纳出这些字眼在儒家原始典籍中的用法和意义，以此来证明程朱理学不符合儒家的原始教义，从而达到批判宋明理学的目的。因此，在以归纳法为组织篇幅的大框架中，疏证的方式便成为证明义理的手段和工具。
【参考文献】
[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Brief Expounding About the Styl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of Meng Zi Zi Yi
Shu Zheng
Abstract: Meng Zi Zi Yi Shu Zheng was the important work of Dai Zhen.In this book, Dai Zhen wanted to explain Meng Zi to get the purpose of criticizing the Neo-Confucianism of Zhu Cheng,and then he could also elucidate his own philosophy thought.Because Dai Zhen payed so much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the book had special style and it's characteristic,what other textual criticising books didn't have.
Key words: textual criticism；style； characteristic
【关键词】疏证；体例；特点
戴震非常擅长考据，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很大，是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的突出代表。而同时戴震也非常喜欢义理，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 [1]他认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2] 也就是主张由故训以明理义的治学方法，希望达到在对文献训诂、考证的基础上来阐发义理，而既不是像宋儒一样空发义理，又不是像汉学家一样，终身埋头故纸堆。
《孟子字义疏证》（下面简称《疏证》）就是戴震这一主张下的产物，该书以疏证《孟子》来批判"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学，从而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除该书之外，对《孟子》的注疏之作为数不少，如赵歧的《孟子章句》、焦循的《孟子正义》等。这一类注疏之作，一般仅止于疏通文字，解读章句，即对孟子当中的每句话进行
训诂考证，而戴震《疏证》的体例却明显有别于此，显示了他的独特之处。
一、《疏证》的体例
首先，戴震在每卷都分别选出"理"、"天道"、"性"等若干切中义理的字眼，并给出新的解释。这种体例方式在以往的注疏之作中是很少见的，而在注疏《孟子》的著作中则没有出现过。
比如《疏证》在上卷开篇就对"理"做了解释，"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疏证上o理》）在中卷"天道"篇中，开头就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疏证中o天道》）在其他篇章亦是遵循这样的体式。
其次，对选出的字眼，采用大量引据经书，互相疏通印证。而以往注疏体例的引据经言，一般不采用这种方式。
如上卷，对"理"下完定义之后，便引用《孟子》、《周易》、《中庸》、《乐记》以及郑康成的注和许叔重的《说文解字序》中的相关内容互相疏通印证。比如他说"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然后再引用郑康成注云："理，分也"，以及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疏证上o理》）层层递进，以在六经、孔孟那里寻得说明"理"为"分理"、"条理"这一概念的依据。在"天道"篇中，对"道"下完定义之后，便援引《周易》、《诗经》、《毛传》、《郑笺》、《大戴礼记》以说明"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而在"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篇章中亦采取同样的方式，援据经言，以疏通印证。
再次，全书采用问答体，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立论并展开分析。这在以往的注疏体例当中是没有的。
在《疏证》中通篇以"问"和"曰"为标志，在对所疏证的字眼下完定义之后，便把对程朱理学的批驳贯穿在一问一答中，这不仅有利于激发读者的思考，更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揭露程朱理学的虚伪性。
且看"理"的疏证：首先对"理"下定义，即理就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的分理、条理。并立"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之论。紧接着即"问：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之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挈之人，则理明。……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 （《疏证上o理》）在戴震看来，古人所说的天理就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的分理，并且要通过反躬这种活动去做那为善去恶的工夫，以克服情欲之偏私。即"以我之情挈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如是"问"、"曰"凡三过，层层深入，穷"理"之至，剥茧抽丝以达其批驳宋明理学之目的。
由于体例上的独特性，《疏证》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注疏之作的鲜明特点。
二、《疏证》的体例特点
（一）讲究概念范畴
以往对孟子的注疏，如：赵歧《孟子章句》、焦循《孟子正义》、朱熹《孟子集注》等，都是对经文或传注中的每句话进行训诂考证，其分卷也是按照孟子原文的分卷划分，从卷一"梁惠王章句"到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而《疏证》则不同，该书从形式上看，像一部字典，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每一卷虽然都有若干个要疏证的字眼，但实际上作者都将其纳入一定的概念范畴。上卷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这种体例便是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思想。
虽然这种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思想的体例并非戴震首创，南宋朱熹弟子陈淳和程端蒙分别创作的《北溪字义》和《性理字训》也是采用这种方式，但数量不多，仅限于这两篇。而在戴震的《疏证》之后，与《疏证》体例类似的著作便蔚为大观，形成较大的影响，如焦循的《论语通释》、阮元的《性命古训》、陈澧的《汉儒通义》、黄以周的《经义比训》、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等等。
（二）行文方式极具思辨色彩
戴震在《疏证》中通篇采用的是问答体，使行文方式极具思辨色彩。
比如在谈到"理"的时候，戴震为了批判程朱"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戴震在文章的开头便强调"理"指的应该是"分理"、"条理"，并引据经言，疏通印证，从而归纳出"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所谓理者矣。"（《疏证上o理》）这是引导性的话，接下来戴震马上以"问"的形式提出问题："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接下来又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援据经言、疏通印证出情与理的关系，以及真正的理当是"心之所同然"。接下来，戴震又发问："宋以来儒书之言，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今释孟子，乃曰'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是心之明，能于事情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非'如有物焉具于心矣'。……"又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其逻辑之严密，剖析之犀利，首先在气势上就显得势不可挡。这当然得益于戴震其思想之敏锐，思辨之精彩。
（三）考证为工具，义理为目的
戴震自称《疏证》是"讲理学一书"，该书批判的主要矛头便是程朱理学，他说："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3]
在体例安排上，戴震也把"理"列为首篇，作为最重要的部分，目的就在于辟首中的，直指程朱理学的要害。《疏证》中 "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字眼不仅是《孟子》中出现过的，更是程朱等理学家经常提到的非常重要的理学概念。戴震在体例上如此费心安排，是由其批判宋明理学，阐发义理为目的决定的。
在该书中，尽管采用了疏证的方法，但是从通篇的整体结构来看，采用的是考据学中的归纳法，即"比类合义"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经典训诂、考据的疏通，然后搜集类似的例子，再从中归纳出通则来，这与汉学家的治学方法一脉相承。
戴震将程朱等理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如"理"、"天道"、"性"等一一列出，作出解释之后用疏证的方法来疏通证明，然后归纳出这些字眼在儒家原始典籍中的用法和意义，以此来证明程朱理学不符合儒家的原始教义，从而达到批判宋明理学的目的。因此，在以归纳法为组织篇幅的大框架中，疏证的方式便成为证明义理的手段和工具。
【参考文献】
[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Brief Expounding About the Styl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of Meng Zi Zi Yi
Shu Zheng
Abstract: Meng Zi Zi Yi Shu Zheng was the important work of Dai Zhen.In this book, Dai Zhen wanted to explain Meng Zi to get the purpose of criticizing the Neo-Confucianism of Zhu Cheng,and then he could also elucidate his own philosophy thought.Because Dai Zhen payed so much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the book had special style and it's characteristic,what other textual criticising books didn't have.
Key words: textual criticism；style； character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