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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上，敦煌莫高窟、马蹄山寺石窟群、拉梢寺石窟群、莲花寺石窟群、天水麦积山石窟……这些自魏晋以来不断营造、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大小小的石窟佛龛，如同佛陀撒落的串串珍珠，闪耀着瑰丽璀璨的艺术色彩，使丝绸之路辉映在一片神奇而祥和的佛国灵光之中。一百多年来，引得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被裹卷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主、踉踉跄跄地跋涉在通往艺术佛国的道路上，渴望被艺术震撼、消融。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全五卷)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意指历史上连接东西方的交易之路。由于丝绸在古代东西方的交易物品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与影响，“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便逐渐为学术界接受。
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的便利了中西方物品的流通，中国的丝绸、火药、罗盘等销往西方，西方的琉璃、珊瑚、夜光珠等物也进入中国。但这只是有形物的交流，在这条横跨万里、逾越千年的丝绸古道上，还有许多交流是在“无形”地进行着的，如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等，这种“无形”的文化交流，从一定程度上看，其意义远非舟载驼运的丝绸或奇珍异物所能比拟。如果说，在销往西方的物品中丝绸最具文化特点的话，那么传人中国最具意义的不是琉璃、夜光珠等物品，而是精神产品，即佛教思想文化。
佛教传人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条连接中西的通道，既可称为。丝绸之路”，亦可叫做“佛教文化之路”。
菩提无语，佛亦沉默。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因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段——河西走廊而千里一线得以连接，它悄悄地使外来的宗教与文化、思想与艺术逐步地中国化，也让泱泱大国的子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未像接受佛教那样接受了对自己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外来文化。就是这样一条尘世间利来利往的狭长通道，在我们面前展开了非帛非锦、似真似幻的历史长卷……
地处两北边陲的甘肃，是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一段，它是汉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转变的催化剂，在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中意义自然不同凡响。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立玉门关和阳关，甘肃地区遂成为贯通中西的交通要塞及古丝路的门户。
甘肃由河西、陇右两地组成。甘肃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即河西，泛称为“凉州”。十六国时期，河西先后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据，历史上称其为“五凉”；陇右则为甘肃中东部地区，曾为前秦、后秦、西秦所掩，史称“三秦”。历史进入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八郡都在张轨治下，中原的大动乱到这里已是“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成为许多文人学者避乱的“桃花源”。他们在河西传授儒学，使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学说得以保存下来，对后世影响极大。与此同时，由于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生活困苦，连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佛教“人生皆苦”、“四大皆空”及“彼岸世界”的宣传，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儒学和佛学在这里交融，东方的中庸之道和西方的大慈大悲在这里惺惺相惜，大中华文化宽广的胸怀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论证。
祁连山呼啸而下的骠骑、大沙漠神出鬼没的战队，掠尽了人民的生活物资，也掏空了人们的思想。从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考虑，从消除当世“业债”免坠“阿鼻地狱”的角度出发，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扶植佛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真的以此为精神寄托，因此佛教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迅速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丝绸之路的畅通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带来了佛教文化的兴盛，同时，也带来了佛教石窟艺术的繁兴。甘肃石窟开凿始于十六国时期，盛于北朝、隋唐，宋以后渐趋衰落，至明清历经多个朝代的毁损与重建，绵延1600年，留存至今大小60余处，为中国石窟寺最为集中的省份，素有“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
沿着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域至终点中国腹地，可以发现大量的佛教文化遗迹，特别是那历经沧桑的一座座石窟寺，像颗颗明珠镶嵌在这千年古道上，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在这些石窟寺中，凝结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千年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它向我们展示着那一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状貌，是我们与远古沟通的信使。
如果说，久居浩瀚大漠的莫高窟是一位潜心修行的老僧，他的，博大、厚重，威迫得人无法从容，那份孤高令人难以企及；那么，这麦积山则像是一位秀外慧中的清秀小尼，不食人间烟火，带有几分清高、儒雅和秀逸的风格。
沿着永川河南行来到秦岭山区，放眼望去，真如《太平广记》所载：“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我们的确感到有鬼斧神工之奇。
半山崖上，自云如丝如絮般缠绕。洞窟密如蜂房，栈道接踵连墙，从山下仰望麦积南崖：千寻赭壁，危若崩坠；栈道凌云，天梯明灭，崖际阁凌空，户精宛然；“西方三圣”法相庄严，现身半空，抿嘴笑看人间，仿佛迎风踏浪而来，多少次梦中神游的麦积山如此俊逸与洒脱、清丽与秀媚。一踏上陇南的土地，不由得被陇山渭水环抱，素有“陇上江南”之称的羲皇故里迷醉、倾倒。
陇南地处关陇之会，十六国、南北朝分治时期，这里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佛教石窟艺术也在同期得到了空前的发腱。位于今天甘肃省南部、分布在渭河上游沿岸的陇南石窟群，主要有天水的麦积山、武山的拉梢寺及甘谷的大像山等石窟，其中尤以中国四大名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最为著名。
“麦积峰千丈，凭空欲上天，最宜秋后雨，兼爱暮时烟，境胜端由险，梯危若未连，钟声落何处，遥想在层巅。”清代诗人吴西川曾这样描述过天水麦积山。地处秦岭以南的麦积山于层蟑叠翠的山峦问，一峰突起，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凸起的农家麦垛，因而得名。其地气候宜人、湿润多雨、植被繁茂，与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风貌迥异，恍若到了江南。闻名于世的麦积山石窟就坐落于此。
拾级而上，走到庄严肃穆的佛山脚下，尚未窥得佛祖真面，便觉灵魂似乎已经得到了净化。污言秽语哪敢出口，杂念恶意全然不见，在这里，不管你是否佛家信徒，都会感到诚惶诚恐。
历史上曾动用了20多万人力在麦积山上开凿石窟的场面是何等壮观!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害千百年来曾无数次把厄运带到麦积山。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取道入蜀时路过麦积山，发出了凭古伤时的感叹：“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日香眼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千百年后，仍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历史的失落与凄凉。
麦积山石窟的创建者是十六国时期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他是一位精通治国方略的国君。对外，攻灭前秦、后凉，降服西秦，使国家版图得以不断扩大；对内，采取扼制羌、汉族豪强的策略， 解放奴婢，奖励农垦，倡导儒学和佛学。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曾被其请至长安翻译佛经，并待以国师之礼。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长安僧团居南北朝时期全国四大译经僧团首，其弟子后来遍布大江南北，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秦在姚兴统治时期，国力及佛教均到最为鼎盛的状态。
当长安成为佛经翻译及佛学研究中心的同时，麦积山石窟则成为后秦佛教艺术的中心。只是经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及自然变迁，麦积山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和雕塑多已不存。现存佛教艺术多为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明所造，其中北魏造像数量最多，唐、宋、明各代多为改塑和重新修葺。
现存的194个洞窟均开凿于山体西、南、东三侧的峭壁上，最高处离地面达70－80米，洞窟之间以栈道连通。西崖石窟较多，且开凿时间较早。在西崖中下部及山体南部地区，留有大量桩眼和残窟痕迹，这里当时建有寺窟，后为地震所毁。东崖窟龛相对要少，开造时间也多晚于西崖。南崖因历次地震，造成大面积山体滑坡，石窟损毁严重。麦积山石窟留存至今的塑像有7000余尊，壁画1000多平方米，其中尤以石胎泥塑闻名于世。不论是北朝的“秀骨清像”，还是隋唐的“丰满圆润”，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温婉可亲，极富生活气息，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这种“形神兼备”的传统技法，充分体现了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宋新风的民族艺术魅力，不愧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
烟雨中的麦积山，宛若灵鹫仙境。造化之功和先人的鬼斧神工混化无迹，难怪《秦州府志》将“麦积烟雨”列为“秦州八景”之首。人们顺着栈道攀上绝岩，跻身半空，大有凭虚御风、飘飘欲仙之感。仰视，宝相庄严，佛国梵音缥缈传来；俯瞰，草木葱笼，远山近水尽在脚下。在这亦真亦幻的奇妙感觉中，佛在身边，佛藏心中，而历史在恍惚中重现。
十六国后期，关陇的长安和河西的凉州，先后成为北方佛教中心，佛教思想在甘肃地区影响日见广泛、深远。然而，北魏太武帝在进攻凉州过程中，面对当地强大的护法民众，内心深处对佛教的繁盛产生了无由的恐惧，更对世俗政权的稳固焦虑重重，于是，采取了焚荡佛籍的手段，并将凉州民众三万余家迁往京师。其中有名僧玄高、师贤、昙曜等，但却未能达到消除凉、秦佛教影响的目的。同时，太武帝在连年的征战消耗中，认为让僧人免役、免租，也为国情所不容。因此，统一中国北方后，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下令灭法。《魏书·释老志》记载了这次灭佛的残酷及彻底：“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名僧玄高也在大规模灭佛前一年，为太武帝诛杀长安僧人时所害。古丝绸之路上惟一留存十六国时期纪年的佛教造像，是炳灵寺第109窟西秦造像，应是当地僧众为护法，毁去栈道后的幸存物。麦积山作为秦地造像中心，其塑像和壁画当为太武帝重点清除对象之一。因此，麦积山十六国时期的造像多已不复存在了，今存早期造像多为北魏文成帝复法后所为。
1500名工匠，竟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那一个个无名氏怎能想到为子孙后代留下的究竟是什么?信佛便要六根清净，而在五周窟中却有菩萨与沙弥窃窃私语。这饶有情趣的场面，他们又在诉说些什么?在断断续续的历史中感叹，在兴兴衰衰的佛事中流连，那佛却依旧慈眉善目，雍容华贵。其状似兰花指的手上，一道道掌纹并未因时光磨损而不清晰；圆润的指甲盖，经过千年的岁月还显得那么饱满和逼真。我佛慈悲，对灭法毁佛难道也是大度与宽容?
这是佛徒的大灾难，亦是艺术的大灾难。经过七年的灭法，十六国时期辉煌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大多毁灭殆尽，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甘肃地区难觅早期佛教艺术踪迹的主要原因。
作为意识形态的佛教，在重整政治一统层面有着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在国势渐强的历史时期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北魏文成帝继位后，便表现出非凡的胆略，除下诏复法外，还亲自为师贤等京师沙门落发，安扶僧众，并于和平初年(460)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世人称之为“昙曜五窟”。至此，北朝佛事重又迅速兴盛起来。麦积山开窟造像的第二个高峰就出现在北魏时期，留存至今的北魏洞窟计有80多个，占麦积山窟龛总数近一半。
从总体上看，北魏在文成帝复法之后，佛教艺术风格仍未脱出十六国时期凉州及关陇地区的影响，如佛像造型雄伟，着半披式袈裟，衣纹刻画细密、质感厚重，壁画绘千佛等。
北魏造像的大规模风格转变，发生在孝文帝改制以后，孝文帝的改革用了近十年(486－495)，其间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吸收南朝典章制度，并将都城南迁至洛阳。其目的是为加速鲜卑族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方融合，以巩固北魏鲜卑族的统治地位。盛行于南朝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风格此间得以北上，影响了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的北朝造像。“褒衣博带”式佛衣有很强的程式感，佛衣内着倌祗支，胸腹部系有带结，外披对襟袈裟，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表现厚重，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佛衣下摆呈八字形外展，标示出南方文人士大夫着衣的洒脱飘逸之感。这种特征明显的南式风格造像，也影响到了麦积山，使这一时期的麦积佛像呈现出典型的南式风范。麦积山石窟中的各代窟龛，原来均有壁画，因当地潮湿多雨，大量壁画已自然脱落或漫漶不清，幸存壁画保存完好的不多。
在随后的各朝各代，麦积山石窟均带着时代的痕迹向前迈进。
西魏时期洞窟形制，大多沿袭北魏晚期旧式。其后的北周，是麦积山造窟的第四个高峰，今存北周窟44个，占麦积山总窟数的五分之一，遗有造像1000余尊，壁画80余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多造于武帝灭佛以前的作品保存完好，几乎未受到任何毁坏。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麦积山地处常年潮湿多雨的陇南高寒山林地带，土地多为瘠薄山岗，人口和资源占有量，相对于土地肥沃关中地区的寺院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秦州地方官员的保护和抵制也是麦积山石窟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北周出任秦州刺史的官员多信佛教，在麦积山也多有功德(建窟造像)。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州刺史李充信为其父营造的大型七佛阁，这佛阁将麦积山北朝佛教艺术推向新的高度。七佛阁又称“散花楼”，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七佛阁修建落成后，佛主释迦牟尼到此说法，与会民众盛况空前。七佛阁上的飞天为一试民众对佛法的诚意，将花瓣由空中洒下，如花瓣落于听众肩上，说明此人尘缘未了，结果花瓣皆于空中飞舞，无一落下，足见众人崇佛心诚。在七佛阁外上方崖壁上，饰有影塑和彩绘相结合的五组伎乐飞天图，每组飞天四身，人体部分为浅浮雕，头饰、衣饰、花瓣等为彩绘。人物动感极强，姿态优美，有的手执器乐，有的手执供物，衣带飘扬，翩翩飞舞于祥云之中，有呼之欲出之感。
斜阳下，走上散花楼凭栏远眺，山峦起伏， 郁郁葱葱，近处是层层梯田环绕，远山村落腾起炊烟，在空中袅袅盘旋……这里没有空旷凄寂的荒漠，没有黄沙漫漫的苍凉，而是松涛阵阵，曲溪潺潺，一派田园风光。对照现代都市里的过眼云烟和泡沫文化，这样一部深邃的民间艺术宝典，藏身在这陇右高原中，无愧是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北周时期的佛像塑造也较西魏时期有很大变化，佛头肉髻趋于低平，面相丰圆，佛衣由西魏的外展飘逸，变得内敛贴体，注重人体表现。褒衣博带由右领襟向左删，演变为搭向右肩。西魏佛像的“秀骨清像”让位于北周的“面短而艳”造型。佛像塑造上的这些新变化已呈现向隋唐造像过渡的特征。
麦积山隋代造像继承了北周遗风，并有一定发展，隋代造像多为造型生动的圆雕，塑像注重整体多角度的审美视觉效果。唐代佛像如高楼林立的都市，雍容华贵，珠光宝气，那完美的感觉让人迷失自我。看那两魏坐佛，不仅造型富于装饰性，而且颇有人情味的女性美比唐代塑像多了几分：袈裟自双肩垂下，如莲花般覆盖在双膝，头顶是花冠似的结结，双目似开似合，细眉小口，欲言又止，据说是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的坐像，难怪其而且是如此生动，皮肤是那么细腻!窟龛雕刻得精美绝伦，泥塑的花枝从那残余的雕梁画栋中翘出，尽可能地表白着昔日的瑰丽。洞窟阴暗潮湿，惟乙弗氏的坐像生动、完美，除色彩脱落严重外，其他没有损坏，看来上苍是有意让她传奇的一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石窟造像是静止的，是没有生命的，可麦积山石窟的雕塑，或身材扭动，或眼神含蓄，或神秘地微笑，一举手，一投足，使静态的形象充满强烈的动感、无生命的泥塑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命力——这正是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的神奇之处。
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艺术——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表现出了一种震人心魄的世俗化、人格化、中国化、民族化的鲜明特征和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里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多数面带含蓄、温柔又神秘的微笑。他们体态轻盈，甚至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于中所体现的不再是宗教的庄严和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人间的亲情和心灵交流。
五代以后卷轴画成为中国主流艺术表现形式，石窟艺术却趋于式微。唐后期武宗灭佛，及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也削弱、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宋代少数作品仍保留唐代遗风，但在人物形神及动态的表现上，远不及前代那么具有艺术张力。至元明清，天水地区道教抬头，佛教更趋衰退，麦积山造像处于民间修补的状态，艺术表现粗劣、呆板。
在历史中神游，数次被心潮澎湃的激动情绪打断；回到现实，却总被无端的牵绊重被吸引。是每个人都有佛心吗?下山时穿行在一片树林之中，风拂杨柳、枝叶婆娑。高远的天空，变幻的云朵，与麦积山交相辉映。
远处的公路像丝带缠绕着青山绿水，蜿蜒曲折的山间流水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满眼翠绿欲滴，满耳鸟鸣虫啼，鼻中嗅到无名花的芬芳，面颊被潮湿的空气笼袭——这北方的山林竟透出南国的气息，让人暂时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不悦。难怪出家人要到这里修行!脱离尘世，纯洁超然，白可修成仙风道骨，归天成佛。在身临其境中，不由得感到佛的无量、法的无边。
如果说，久居浩瀚大漠的莫高窟是一位潜心修行的老僧，他的博大、厚重，威迫得人无法从容，那份孤高令人难以企及；那么，这麦积山则像一位秀外慧中的清修小尼，不食人间烟火，带有几分清高、儒雅和秀逸的风格。那木构建筑艺术与泥塑、壁画的融合，以及这四周的自然环境所呈现出的整体氛围，如同在细雨蒙蒙中，坐在窗前品读着的一本书，那种超逸闲适的感觉让人难以割舍。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全五卷)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意指历史上连接东西方的交易之路。由于丝绸在古代东西方的交易物品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与影响，“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便逐渐为学术界接受。
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的便利了中西方物品的流通，中国的丝绸、火药、罗盘等销往西方，西方的琉璃、珊瑚、夜光珠等物也进入中国。但这只是有形物的交流，在这条横跨万里、逾越千年的丝绸古道上，还有许多交流是在“无形”地进行着的，如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等，这种“无形”的文化交流，从一定程度上看，其意义远非舟载驼运的丝绸或奇珍异物所能比拟。如果说，在销往西方的物品中丝绸最具文化特点的话，那么传人中国最具意义的不是琉璃、夜光珠等物品，而是精神产品，即佛教思想文化。
佛教传人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条连接中西的通道，既可称为。丝绸之路”，亦可叫做“佛教文化之路”。
菩提无语，佛亦沉默。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因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段——河西走廊而千里一线得以连接，它悄悄地使外来的宗教与文化、思想与艺术逐步地中国化，也让泱泱大国的子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未像接受佛教那样接受了对自己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外来文化。就是这样一条尘世间利来利往的狭长通道，在我们面前展开了非帛非锦、似真似幻的历史长卷……
地处两北边陲的甘肃，是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一段，它是汉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转变的催化剂，在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中意义自然不同凡响。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立玉门关和阳关，甘肃地区遂成为贯通中西的交通要塞及古丝路的门户。
甘肃由河西、陇右两地组成。甘肃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即河西，泛称为“凉州”。十六国时期，河西先后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据，历史上称其为“五凉”；陇右则为甘肃中东部地区，曾为前秦、后秦、西秦所掩，史称“三秦”。历史进入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八郡都在张轨治下，中原的大动乱到这里已是“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成为许多文人学者避乱的“桃花源”。他们在河西传授儒学，使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学说得以保存下来，对后世影响极大。与此同时，由于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生活困苦，连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佛教“人生皆苦”、“四大皆空”及“彼岸世界”的宣传，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儒学和佛学在这里交融，东方的中庸之道和西方的大慈大悲在这里惺惺相惜，大中华文化宽广的胸怀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论证。
祁连山呼啸而下的骠骑、大沙漠神出鬼没的战队，掠尽了人民的生活物资，也掏空了人们的思想。从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考虑，从消除当世“业债”免坠“阿鼻地狱”的角度出发，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扶植佛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真的以此为精神寄托，因此佛教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迅速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丝绸之路的畅通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带来了佛教文化的兴盛，同时，也带来了佛教石窟艺术的繁兴。甘肃石窟开凿始于十六国时期，盛于北朝、隋唐，宋以后渐趋衰落，至明清历经多个朝代的毁损与重建，绵延1600年，留存至今大小60余处，为中国石窟寺最为集中的省份，素有“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
沿着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域至终点中国腹地，可以发现大量的佛教文化遗迹，特别是那历经沧桑的一座座石窟寺，像颗颗明珠镶嵌在这千年古道上，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在这些石窟寺中，凝结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千年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它向我们展示着那一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状貌，是我们与远古沟通的信使。
如果说，久居浩瀚大漠的莫高窟是一位潜心修行的老僧，他的，博大、厚重，威迫得人无法从容，那份孤高令人难以企及；那么，这麦积山则像是一位秀外慧中的清秀小尼，不食人间烟火，带有几分清高、儒雅和秀逸的风格。
沿着永川河南行来到秦岭山区，放眼望去，真如《太平广记》所载：“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我们的确感到有鬼斧神工之奇。
半山崖上，自云如丝如絮般缠绕。洞窟密如蜂房，栈道接踵连墙，从山下仰望麦积南崖：千寻赭壁，危若崩坠；栈道凌云，天梯明灭，崖际阁凌空，户精宛然；“西方三圣”法相庄严，现身半空，抿嘴笑看人间，仿佛迎风踏浪而来，多少次梦中神游的麦积山如此俊逸与洒脱、清丽与秀媚。一踏上陇南的土地，不由得被陇山渭水环抱，素有“陇上江南”之称的羲皇故里迷醉、倾倒。
陇南地处关陇之会，十六国、南北朝分治时期，这里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佛教石窟艺术也在同期得到了空前的发腱。位于今天甘肃省南部、分布在渭河上游沿岸的陇南石窟群，主要有天水的麦积山、武山的拉梢寺及甘谷的大像山等石窟，其中尤以中国四大名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最为著名。
“麦积峰千丈，凭空欲上天，最宜秋后雨，兼爱暮时烟，境胜端由险，梯危若未连，钟声落何处，遥想在层巅。”清代诗人吴西川曾这样描述过天水麦积山。地处秦岭以南的麦积山于层蟑叠翠的山峦问，一峰突起，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凸起的农家麦垛，因而得名。其地气候宜人、湿润多雨、植被繁茂，与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风貌迥异，恍若到了江南。闻名于世的麦积山石窟就坐落于此。
拾级而上，走到庄严肃穆的佛山脚下，尚未窥得佛祖真面，便觉灵魂似乎已经得到了净化。污言秽语哪敢出口，杂念恶意全然不见，在这里，不管你是否佛家信徒，都会感到诚惶诚恐。
历史上曾动用了20多万人力在麦积山上开凿石窟的场面是何等壮观!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害千百年来曾无数次把厄运带到麦积山。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取道入蜀时路过麦积山，发出了凭古伤时的感叹：“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日香眼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千百年后，仍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历史的失落与凄凉。
麦积山石窟的创建者是十六国时期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他是一位精通治国方略的国君。对外，攻灭前秦、后凉，降服西秦，使国家版图得以不断扩大；对内，采取扼制羌、汉族豪强的策略， 解放奴婢，奖励农垦，倡导儒学和佛学。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曾被其请至长安翻译佛经，并待以国师之礼。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长安僧团居南北朝时期全国四大译经僧团首，其弟子后来遍布大江南北，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秦在姚兴统治时期，国力及佛教均到最为鼎盛的状态。
当长安成为佛经翻译及佛学研究中心的同时，麦积山石窟则成为后秦佛教艺术的中心。只是经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及自然变迁，麦积山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和雕塑多已不存。现存佛教艺术多为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明所造，其中北魏造像数量最多，唐、宋、明各代多为改塑和重新修葺。
现存的194个洞窟均开凿于山体西、南、东三侧的峭壁上，最高处离地面达70－80米，洞窟之间以栈道连通。西崖石窟较多，且开凿时间较早。在西崖中下部及山体南部地区，留有大量桩眼和残窟痕迹，这里当时建有寺窟，后为地震所毁。东崖窟龛相对要少，开造时间也多晚于西崖。南崖因历次地震，造成大面积山体滑坡，石窟损毁严重。麦积山石窟留存至今的塑像有7000余尊，壁画1000多平方米，其中尤以石胎泥塑闻名于世。不论是北朝的“秀骨清像”，还是隋唐的“丰满圆润”，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温婉可亲，极富生活气息，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这种“形神兼备”的传统技法，充分体现了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宋新风的民族艺术魅力，不愧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
烟雨中的麦积山，宛若灵鹫仙境。造化之功和先人的鬼斧神工混化无迹，难怪《秦州府志》将“麦积烟雨”列为“秦州八景”之首。人们顺着栈道攀上绝岩，跻身半空，大有凭虚御风、飘飘欲仙之感。仰视，宝相庄严，佛国梵音缥缈传来；俯瞰，草木葱笼，远山近水尽在脚下。在这亦真亦幻的奇妙感觉中，佛在身边，佛藏心中，而历史在恍惚中重现。
十六国后期，关陇的长安和河西的凉州，先后成为北方佛教中心，佛教思想在甘肃地区影响日见广泛、深远。然而，北魏太武帝在进攻凉州过程中，面对当地强大的护法民众，内心深处对佛教的繁盛产生了无由的恐惧，更对世俗政权的稳固焦虑重重，于是，采取了焚荡佛籍的手段，并将凉州民众三万余家迁往京师。其中有名僧玄高、师贤、昙曜等，但却未能达到消除凉、秦佛教影响的目的。同时，太武帝在连年的征战消耗中，认为让僧人免役、免租，也为国情所不容。因此，统一中国北方后，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下令灭法。《魏书·释老志》记载了这次灭佛的残酷及彻底：“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名僧玄高也在大规模灭佛前一年，为太武帝诛杀长安僧人时所害。古丝绸之路上惟一留存十六国时期纪年的佛教造像，是炳灵寺第109窟西秦造像，应是当地僧众为护法，毁去栈道后的幸存物。麦积山作为秦地造像中心，其塑像和壁画当为太武帝重点清除对象之一。因此，麦积山十六国时期的造像多已不复存在了，今存早期造像多为北魏文成帝复法后所为。
1500名工匠，竟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那一个个无名氏怎能想到为子孙后代留下的究竟是什么?信佛便要六根清净，而在五周窟中却有菩萨与沙弥窃窃私语。这饶有情趣的场面，他们又在诉说些什么?在断断续续的历史中感叹，在兴兴衰衰的佛事中流连，那佛却依旧慈眉善目，雍容华贵。其状似兰花指的手上，一道道掌纹并未因时光磨损而不清晰；圆润的指甲盖，经过千年的岁月还显得那么饱满和逼真。我佛慈悲，对灭法毁佛难道也是大度与宽容?
这是佛徒的大灾难，亦是艺术的大灾难。经过七年的灭法，十六国时期辉煌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大多毁灭殆尽，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甘肃地区难觅早期佛教艺术踪迹的主要原因。
作为意识形态的佛教，在重整政治一统层面有着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在国势渐强的历史时期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北魏文成帝继位后，便表现出非凡的胆略，除下诏复法外，还亲自为师贤等京师沙门落发，安扶僧众，并于和平初年(460)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世人称之为“昙曜五窟”。至此，北朝佛事重又迅速兴盛起来。麦积山开窟造像的第二个高峰就出现在北魏时期，留存至今的北魏洞窟计有80多个，占麦积山窟龛总数近一半。
从总体上看，北魏在文成帝复法之后，佛教艺术风格仍未脱出十六国时期凉州及关陇地区的影响，如佛像造型雄伟，着半披式袈裟，衣纹刻画细密、质感厚重，壁画绘千佛等。
北魏造像的大规模风格转变，发生在孝文帝改制以后，孝文帝的改革用了近十年(486－495)，其间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吸收南朝典章制度，并将都城南迁至洛阳。其目的是为加速鲜卑族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方融合，以巩固北魏鲜卑族的统治地位。盛行于南朝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风格此间得以北上，影响了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的北朝造像。“褒衣博带”式佛衣有很强的程式感，佛衣内着倌祗支，胸腹部系有带结，外披对襟袈裟，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表现厚重，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佛衣下摆呈八字形外展，标示出南方文人士大夫着衣的洒脱飘逸之感。这种特征明显的南式风格造像，也影响到了麦积山，使这一时期的麦积佛像呈现出典型的南式风范。麦积山石窟中的各代窟龛，原来均有壁画，因当地潮湿多雨，大量壁画已自然脱落或漫漶不清，幸存壁画保存完好的不多。
在随后的各朝各代，麦积山石窟均带着时代的痕迹向前迈进。
西魏时期洞窟形制，大多沿袭北魏晚期旧式。其后的北周，是麦积山造窟的第四个高峰，今存北周窟44个，占麦积山总窟数的五分之一，遗有造像1000余尊，壁画80余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多造于武帝灭佛以前的作品保存完好，几乎未受到任何毁坏。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麦积山地处常年潮湿多雨的陇南高寒山林地带，土地多为瘠薄山岗，人口和资源占有量，相对于土地肥沃关中地区的寺院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秦州地方官员的保护和抵制也是麦积山石窟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北周出任秦州刺史的官员多信佛教，在麦积山也多有功德(建窟造像)。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州刺史李充信为其父营造的大型七佛阁，这佛阁将麦积山北朝佛教艺术推向新的高度。七佛阁又称“散花楼”，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七佛阁修建落成后，佛主释迦牟尼到此说法，与会民众盛况空前。七佛阁上的飞天为一试民众对佛法的诚意，将花瓣由空中洒下，如花瓣落于听众肩上，说明此人尘缘未了，结果花瓣皆于空中飞舞，无一落下，足见众人崇佛心诚。在七佛阁外上方崖壁上，饰有影塑和彩绘相结合的五组伎乐飞天图，每组飞天四身，人体部分为浅浮雕，头饰、衣饰、花瓣等为彩绘。人物动感极强，姿态优美，有的手执器乐，有的手执供物，衣带飘扬，翩翩飞舞于祥云之中，有呼之欲出之感。
斜阳下，走上散花楼凭栏远眺，山峦起伏， 郁郁葱葱，近处是层层梯田环绕，远山村落腾起炊烟，在空中袅袅盘旋……这里没有空旷凄寂的荒漠，没有黄沙漫漫的苍凉，而是松涛阵阵，曲溪潺潺，一派田园风光。对照现代都市里的过眼云烟和泡沫文化，这样一部深邃的民间艺术宝典，藏身在这陇右高原中，无愧是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北周时期的佛像塑造也较西魏时期有很大变化，佛头肉髻趋于低平，面相丰圆，佛衣由西魏的外展飘逸，变得内敛贴体，注重人体表现。褒衣博带由右领襟向左删，演变为搭向右肩。西魏佛像的“秀骨清像”让位于北周的“面短而艳”造型。佛像塑造上的这些新变化已呈现向隋唐造像过渡的特征。
麦积山隋代造像继承了北周遗风，并有一定发展，隋代造像多为造型生动的圆雕，塑像注重整体多角度的审美视觉效果。唐代佛像如高楼林立的都市，雍容华贵，珠光宝气，那完美的感觉让人迷失自我。看那两魏坐佛，不仅造型富于装饰性，而且颇有人情味的女性美比唐代塑像多了几分：袈裟自双肩垂下，如莲花般覆盖在双膝，头顶是花冠似的结结，双目似开似合，细眉小口，欲言又止，据说是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的坐像，难怪其而且是如此生动，皮肤是那么细腻!窟龛雕刻得精美绝伦，泥塑的花枝从那残余的雕梁画栋中翘出，尽可能地表白着昔日的瑰丽。洞窟阴暗潮湿，惟乙弗氏的坐像生动、完美，除色彩脱落严重外，其他没有损坏，看来上苍是有意让她传奇的一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石窟造像是静止的，是没有生命的，可麦积山石窟的雕塑，或身材扭动，或眼神含蓄，或神秘地微笑，一举手，一投足，使静态的形象充满强烈的动感、无生命的泥塑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命力——这正是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的神奇之处。
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艺术——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表现出了一种震人心魄的世俗化、人格化、中国化、民族化的鲜明特征和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里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多数面带含蓄、温柔又神秘的微笑。他们体态轻盈，甚至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于中所体现的不再是宗教的庄严和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人间的亲情和心灵交流。
五代以后卷轴画成为中国主流艺术表现形式，石窟艺术却趋于式微。唐后期武宗灭佛，及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也削弱、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宋代少数作品仍保留唐代遗风，但在人物形神及动态的表现上，远不及前代那么具有艺术张力。至元明清，天水地区道教抬头，佛教更趋衰退，麦积山造像处于民间修补的状态，艺术表现粗劣、呆板。
在历史中神游，数次被心潮澎湃的激动情绪打断；回到现实，却总被无端的牵绊重被吸引。是每个人都有佛心吗?下山时穿行在一片树林之中，风拂杨柳、枝叶婆娑。高远的天空，变幻的云朵，与麦积山交相辉映。
远处的公路像丝带缠绕着青山绿水，蜿蜒曲折的山间流水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满眼翠绿欲滴，满耳鸟鸣虫啼，鼻中嗅到无名花的芬芳，面颊被潮湿的空气笼袭——这北方的山林竟透出南国的气息，让人暂时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不悦。难怪出家人要到这里修行!脱离尘世，纯洁超然，白可修成仙风道骨，归天成佛。在身临其境中，不由得感到佛的无量、法的无边。
如果说，久居浩瀚大漠的莫高窟是一位潜心修行的老僧，他的博大、厚重，威迫得人无法从容，那份孤高令人难以企及；那么，这麦积山则像一位秀外慧中的清修小尼，不食人间烟火，带有几分清高、儒雅和秀逸的风格。那木构建筑艺术与泥塑、壁画的融合，以及这四周的自然环境所呈现出的整体氛围，如同在细雨蒙蒙中，坐在窗前品读着的一本书，那种超逸闲适的感觉让人难以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