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部典型的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作品，但是对于权利和自由的探讨却远不止到女性为止，电影到最后，早已经从对性别权利的探讨延展成为了人类层面对于自由的渴求最终，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上，《野马》还是败给了《索尔之子》。但这个结果绝不会掩盖《野马》的光芒。开场几分钟之后的迅速转折就已经宣告，这段发生在土耳其村庄里的荒诞剧情有着怎样残酷的走向。这个以小见大的故事，有着铺张的野望和难以辖制的自由之光。
　　电影从一派烂漫开始，五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姑娘，放学后结伴与男同学玩耍，在海边，两个姑娘分别骑在了两个男孩儿的脖子上做着类似“骑马打仗”的游戏，发泄着青春期孩子无尽的精力。回到家后，五个姑娘被祖母依次叫到房间教训。最终，祖母告诉她们，是一位老太太告了状，认为她们骑在男孩身上的行为“不检点”。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封闭村落里，与男孩子公然亲昵被认作是一种罪恶。从此，五个姑娘被软禁起来。不允许外出上学和玩耍，不允许与外界的人接触，由于她们的父母去世，没人能解救她们，祖母和叔叔成了看押他们的狱卒。姑娘们只能每天在这座房子里打扫卫生，学习烹饪，跟随着老人学习如何变得具备妇道和懂得顺从。
　　这部电影的色调、光线和镜头摇曳的角度都十分讲究，一个内核极其幽暗的故事，却一直被放置于一个阳光明媚的环境下进行展示。几个姑娘站在窗台上努力擦着玻璃，温煦的阳光暖暖地射进来，打在她们青春的身体上，这反差更加令人心痛，而女孩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张望，那层玻璃展现出的“透明的囚禁”也愈发显得残酷。
　　土耳其的女导演蒂尼斯·艾葛温在呈现几个女孩的形象时，竭尽了一切力量用细节去推动着情欲的汪洋。她们的外形、穿着、举止，一切都在彰显着肉身的本能，同时，也在对比和对抗着一个禁欲之地的荒凉与荒诞。五个姑娘摇曳着散乱的长发，像情欲的旗帜，在一个必须包裹身体发肤的地方，那头乱发如此魅惑又如此危险。而且，即便无法出门，她们在家里也要换上鲜艳的比基尼假装游泳。她们偶然一次逃出房子去看球赛，穿着紧身牛仔裤，钻过墙洞时，镜头从姑娘们的腿和臀上慢慢摇过，那道曲线已经说明了一切。她们对身体的展现多么大胆，其他人对身体就多么恐惧。
　　很快，姑娘们的窗外被焊接了铁栅栏，正值青春期的她们，开始被安排上门提亲，然后不可选择地成亲。有人反抗，有人自杀，有人自暴自弃，直到最终，两个最小的姑娘，结伴逃亡，奔向伊斯坦布尔。
　　某种程度上说，《野马》讲述的也是一个和《房间》相似的故事，甚至比《房间》还要残忍。毕竟，那个故事还是一段黑白分明的灾难与犯罪，而在《野马》的囚禁故事中，一切对于人性的阉割都以文化之名，以爱意之名，以纯洁之名，以信仰之名，当施害者把圣洁与道德作为自己的盾牌，这一切使得受害者深受摧残却无人可以解救。电影中，面对着那个道貌岸然的叔叔，上一秒钟还试图逗自己和妹妹开心的姑娘，下一秒就拿了叔叔的枪饮弹自尽，所谓绝望，还需要怎样去诉说吗？
　　这部电影的写作方式非常巧妙，你把它当做一个微观的故事来看，它可以成立，你把它当做一个宏大的寓言来看，同样成立。叔叔代表着强权式的父权，而祖母看似对姑娘们充满保护欲的初衷，但实际上是更加无知和深邃的恶，相比于男性明火执仗的暴力，这个角色身上所隐喻的女性自己对同性别者的软糯的迫害，更加令人悲伤，她用一种“强迫性的文化”告诉孩子们顺从命运是唯一的，也是道德的选择。如果说，叔叔所代表的是强加于肉身的迫害，那么祖母所代表的就是从精神内部的摧毁。
　　《野马》是一部典型的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作品，但是对于权利和自由的探讨却远不止到女性为止，电影到最后，早已经从对性别权利的探讨延展成为了人类层面对于自由的渴求。
　　这部电影中，那几个姑娘的表演极为令人称道，她们把那种发自青春本能的倔强、独立演绎得真实无比，她们没有任何口号，也没想过反对什么更大的文化禁锢，就是凭借一个人对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追求的本能行事，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动容。当她们第一次出逃后，站在大街上，穿着帆布鞋和牛仔裤，跑到球场看台上放肆地笑闹，就像美国和欧洲的女孩一样，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天赋权利，剥夺这一切的人就是邪恶的。
　　如果说电影有什么遗憾，或许结尾的虚弱成为了唯一的缺陷。那两个女孩找到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师的家里。但这样的庇护又怎能持久呢？更深的拷问，导演并没有提供。但是这些姑娘所经历的囚禁和挣脱的过程，已经近乎一部人性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