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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椿决定做北大的第三个“屠夫”。
与前两位北大毕业后分别摆摊卖猪肉和养猪的校友相比，许晓椿则更有科技含量，他要屠的是克隆牛，“对，就是高科技的屠夫。”许晓椿自我评价道。
许晓椿是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这个公司原名为博雅干细胞集团，专门从事干细胞的相关研究。如今，许晓椿要与天津滨海新区合作，建立全球最大“克隆工厂”，从事优质工具犬、宠物犬、非人灵长类、顶级赛马、优质肉牛等克隆业务。
如果一切顺利，许晓椿正筹备的这条流水线将每年生产10万头克隆牛胚胎，而其设定的目标是100万头。在他看来，克隆牛肉端上餐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签署合作协议当天没有请媒体，但“全球最大克隆工厂”的消息，仅在一天后就占据了新闻网站首页。
从那一天开始，作为公司的负责人，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许晓椿的一大部分时间被各家媒体占据。许晓椿对媒体已经应对自如，他甚至将各个媒体的问题总结为3个：什么是克隆？克隆技术成熟吗？克隆肉真的能吃吗？
从理论上说，克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只需要从被克隆的动物（供体）身上取一个普通的体细胞，取其细胞核注入到去掉细胞核的卵母细胞中，然后放到代孕母体的子宫内，生下来的物种和被克隆动物就会一模一样。换句话来说，克隆就是复制。
博雅的克隆牛胚胎也是要经过这样的“手术”过程，最终被放到“母亲”的肚子里孕育而生。
一组数据为他们庞大的计划提供了支持：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牛肉年产量由513.1万吨增加到673.2万吨，增长31.2%，而同期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购买牛羊肉却增长了60.3%。即使如此，中国的人均牛肉消费量也只有5.25公斤，与欧洲平均水平50公斤和世界平均水平10公斤相差甚远。
与巨大需求相对的是中国参差不齐的肉牛品种，生长速度慢，整体肉用性能生产不高，尤其是高端牛肉市场存在严重缺口。尽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杂交选育，好品种依然屈指可数。“选育一个好的品种需要十多年，而克隆获得个体仅需要1年。”许晓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克隆可以解决困扰科学家数十年的问题。
占领国内高端牛肉市场，只是这家坐落在天津市滨海开发区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内的工厂的开棋之举。目前，工厂已经建设完工80%。
五层大楼的工厂尚未对外界开放。从外观上看来，它像一只四方形的飞碟，玻璃外观的设计凸显了与潮流相应的现代性。根据博雅官方描述，建成后，这里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动物克隆实验室流水线、最高标准的克隆动物中心、生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库以及科教展示中心。
显然，许晓椿不满意这种说法。“我们希望做别人没做过的，”他停顿了一下，“很难用细节来描述我们的工厂，我们不想做一个展厅或者实验室。这太平凡，不是我们想做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或许是一贯的领导者和创业者作风，许晓椿不愿意自己说话时被别人打断，就像流水线，一旦开工，一定要等到电闸关闭的那一刻。“我还没有说完”“请等一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是他应对插话的主要口头禅。
“它比较像未来，因为克隆本身就是一个未来的技术。”许晓椿对于自己的这个总结很满意。说话的时候，他嘴角上扬，眼睛很快地亮了一下。
许晓椿的另一个身份也颇为醒目，他是北大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的儿子。谈及父亲对他的项目的态度，他也并不讳言：“他希望将科学技术用于回报社会，做这件事情，必须对提高中国肉牛养殖业带来实际作用。”
在建的克隆工厂第一期投资2亿元人民币，总投资30亿元。意外和震惊是国内业界对这个庞大投资规模的最直接反应。“他们说建设成这样，我也相当地吃惊。”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副教授戴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8年，戴蕴平就开始进入到动物克隆领域，他是参与中国克隆牛研究最早的一批人。“用克隆的方式进行少量优质质种资源的培育确实可行，例如2010年‘牛和猪体细胞克隆研究与利用’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是要像他们那样做商业化很难。”在戴蕴平看来，这种方式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克隆技术只是用于制备少量顶尖的优质资源。
9月15日在北京农学院位于平谷的试验基地拍摄的“妞妞”和第二代“转基因小牛”。图/新华 图片编辑/董洁旭
成活率低，是阻碍克隆商业化最大的因素，也让全球科学家受尽困扰：活得少，死得多，成本太大。“一般的小牛怀孕两个月后，很少会流产;而克隆牛，在不同时期，甚至快生之前都会面临流产、死亡的风险。”戴蕴平说。
2002年，第一头国产克隆牛“委委”在诞生不到一小时后夭折了。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是它的缔造者。
“叫了几声，就死了。”到现在，陈大元还保留着它的照片，那是一头黑白花的小牛，瘦瘦小小的身躯上还粘连着羊水。陈大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累计降生了14头牛，只存活了5头。
后来，陈大元将死去的小牛送去做DNA鉴定，发现死去的牛无一例外，均存在胸腺、肺和肾发育不全的症状。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克隆出生的部分个体很多都表现出明显的生理或免疫缺限。2000年，日本全国累计有121头体细胞克隆牛诞生，但存活的只有64头。情形大多与陈大元的发现类似。
后来，科学家们将原因归结为供体核的不完全编程，这是与发育直接相关的一个步骤。正常来说，一个个体的诞生，需要父亲染色体和母亲染色体的正常表达。而克隆中，供体核来自高度分化的体细胞，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从而导致在发育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的基因没有表达或者异常表达。 这直接导致的是克隆效率的不稳定。戴蕴平曾经同时取不同样本的体细胞，进行克隆试验，有的成功率甚至达到20%-30%，有的却在移植了二百多个受体的体内后，没有一个顺利降生。在他曾经一度以为克隆就要接近商业化时，下一个实验就让这种喜悦破灭了。
这种偶然性，再次让人想起世界第一头克隆羊——多利的降生。当时它的创造者维尔穆特也是融合了277枚核移植的卵细胞，才最终获得克隆羊“多利”，成功率不到0.36%。他本人也承认，“多利”的成功是一个奇迹。
高死亡率意味着高成本，即使到现在，要获取一头普通的克隆牛，也需要花费两三万元，更不要提日本和牛这样的优秀品种。在每年的世界奶牛博览会上，明星奶牛的克隆后代甚至高达2万美元以上。
“克隆技术，确实有商业化的潜力。从多利到现在，技术有一定的改进，但没有想象中这么快。”戴蕴平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也许，他们掌握了关键技术。”
或许是为了获取噱头，在之前，许晓椿曾将100万“克隆牛胚胎”的目标表述为“100万头克隆牛”。它们之间的差距可是巨大的。按照已有的10%-15%的成功率，这些胚胎，只有10万-15万会成功“变身”为小牛。
在许晓椿看来，博雅能做到的不止这些。他喜欢用《西游记》中，孙悟空拔出毫毛变出一群猴子来描述克隆的“简单”，“以前这是神话，在博雅却是现实，”他甚至否认重编程给科学家带来的烦恼，在他眼中“克隆就是复制”。
“博雅有这样的技术，不代表全世界都有。”交谈中，许晓椿多次重复了这句话。而戴蕴平依然在探寻破局的手段，他甚至将其称为困扰自己半生的“困局”。
许晓椿的自信或许来自于他的合作者——韩国秀岩生命工学研究院院长黄禹锡，他于1999 年培育出全球首只克隆牛。除此之外，黄还提供全球唯一获得许可的克隆狗商业服务。他被世界熟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造假者”，2005年，他因干细胞学术造假丑闻而被首尔大学解除职务。
这些，并没有使黄禹锡变得消沉。他依然恪守着从业三十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早上5点45分从家里出发到研究所，先为自己设在办公室里的佛像烧香并祭拜108次，然后检查一遍实验室，8点开始开实验室会议。
“我的人生信条是没有周末，所以自然周末也会到研究所上班。”黄禹锡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现在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包括黄禹锡在内，整个研究所忙碌的像一只“陀螺”。除了既有的研究活动外，还有韩国政府机关委托的优良韩牛复原事业（京畿道）;警察厅委托的特殊目的探知犬的克隆生产以及环境部委托的濒临灭绝动物复原事业相关研究。韩国政府对这位曾经犯错的教授的支持和倚重可见一斑。
黄禹锡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其团队培育的世界首只克隆狗“斯纳皮”。这个由韩国干细胞研究者、曾因学术造假被判刑的黄禹锡创办的秀岩生命工学研究所，已成为韩国的“克隆工厂”，提供全球唯一获得许可的克隆狗商业服务。图/新华
他们还要应对几乎每天都来访问研究所的国内外见习团队，每次黄禹锡都亲自带领参观并讲解介绍，或许因为参观者的惊叹声让他很受用。“只可惜一天只有24小时。”
黄禹锡的24小时显然不是这些内容就能概括的。事实上，从2005年以后，黄禹锡从未从媒体报道中沉寂，这与他的高调不无关系。或许，他更需要曝光率来抚慰受伤的心。
但他想寻找一个地方，来成就他的野心。“在克隆领域我们具有全世界最高的技术能力。”而中国，是他选择良久的目标。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的面积辽阔，不同地区有其固定的特点和优点。仅2015年，黄禹锡就以考察交流的名义来中国数次。
颠覆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只是黄禹锡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天津作为我国畜牧业的中心点，无疑是一个好的跳板，以此“作为与中国的第一项合作事业，对我们来说其意义非常重大”。“天津在地理位置上与首尔很接近，去天津出差，与去韩国其他地方出差相差无几。”黄禹锡说。
他的勃勃野心几乎流露在他给《中国新闻周刊》回复的每个字眼之中：“今后会在中国开展多项事业……运用多年来积累的多种生命工学技术，并将引领成功的商业化模式……最终跨越中国向全球范围内打造出最受消费者信赖的高品质中国制造生物技术产品。”
事实上，在与博雅合作之前，黄禹锡曾经在接受韩国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国有更大的尺度是其要在中国建立实验室的原因，“我们不只是想获利，而是想被历史铭记。”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黄禹锡受到起诉的缘由之一，使用研究人员的卵细胞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尽管许晓椿一再强调目前公司没有进行任何与克隆人相关的活动，但依然掩饰不住得意，“如果允许克隆人的话，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技术会超过我们 。”
对于黄禹锡，许晓椿是赞赏甚至膜拜。“他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科学家，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黄禹锡。”
评价源于他们在藏獒克隆方面的合作。许晓椿对所有的日期记得很清楚：2014年7月10日，黄禹锡带队到青海寻找到有“中华藏獒王”称号的藏獒嘉玛，从其腿上取了一块组织，经克隆处理后移进一只普通黄狗的肚子里;9月24日，3只小藏獒出生，黄禹锡主持了分娩手术。
“我们是一次成功的。”许晓椿试图以此来证明其技术在克隆牛领域的可行性，“从7月种进肚子到9月怀孕生下来，中间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事实上，许晓椿在试图放大克隆的成功率。早在藏獒出生时，黄禹锡就已经公开表示，经过几万次的失败，克隆的成功率也仅是达到60%。 许晓椿总喜欢从植物克隆的发展历史引经据典。“草莓、香蕉、木瓜，很多都用到了植物克隆技术。”许晓椿试图以植物克隆的成熟技术来指代动物克隆。
2014年之前，在公开场合，许晓椿很少会提到“克隆”的概念，几乎他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干细胞”展开，这是博雅控股之前最为重头的业务。如今他的成竹在胸有点让人玩味，他更像一个克隆的布道者。
“你牵一条狗来，我们75天如果不能给你一条克隆后代，我们赔你3倍的价钱。有的东西，博雅能做，不是随便找做克隆的科学家就能做。”这一刻，许晓椿更像是总裁班上的培训讲师。
和克隆能否商业化一样被讨论的，是克隆肉上餐桌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克隆牲畜能否上餐桌，已经成了矛和盾的两个面。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早在2008年就宣布，批准克隆动物的奶制品和肉制品上市销售。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克隆动物，比如克隆牛、猪和山羊以及它们的后代均可以安全食用，克隆牛产的奶也可安全食用”。
日本科学家也曾经在1998-2006年对日本171头克隆牛及32头克隆牛后代的健康状况以及畜牧学形状进行跟踪调查后总结，无论是在遗传相似性，还是繁殖性能、产肉产奶性能上，克隆牛与正常牛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但这并没有影响欧盟严谨的处理态度。2015年8月，欧盟议会以529赞成，120票反对，57票弃权通过法案，宣布禁止克隆肉类进入欧洲市场，理由是克隆的后代比常规繁衍的动物有更多健康问题。
许晓椿的回应是：“如果中国大规模克隆高端肉牛，势必会冲击欧洲的高端肉牛市场。毫无疑问，欧洲禁止克隆农畜和销售克隆牲畜是从贸易保护和政治需求的角度出发。”
“如果克隆出来的动物与一般动物有差异的话，当下也不可能将其商业化。”黄禹锡多次强调，韩国秀岩生命工学研究所在世界范围内唯一把犬类动物的克隆转为商业化，并推广了宠物犬以及警犬等特殊目的探知犬的克隆。
如今，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要端上中国公众的餐桌，公众开始担心克隆肉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不敢吃”是大多数人面临选择时的态度。“即使到现在，克隆技术还主要是用到品种的改良繁育，国内还没有人是为了送上餐桌的目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名长期从事克隆工作的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且，单从经济因素来考虑，克隆动物的肉类价格可能要远高于正常家畜动物养殖的费用。在许晓椿看来，这些都不会有问题。“我能保证，同等品质的牛肉，我们不会比市场高。”许晓椿认为，克隆动物的成本取决于产量，当克隆动物用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之后，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我就吃过，味道好极了。”许晓椿说。
让人更为忧心的是法律方面的完善。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克隆产业化，仅是从宪法上对克隆人进行了限制。“必须要加快法律的完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正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作为一门有着强大商业化潜力的技术，必须要提早进行规范。
世界范围内的克隆潮开始于1996年。当时，苏格兰科学家维尔穆特用一只已经分化的成熟的乳腺细胞，获得了举世闻名的克隆羊多利。
这只小羊的诞生让世界为之疯狂，因为这标志着哺乳动物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殖方式。在1年多的时间里，多利甚至“接见”了上千个来访者。
戴蕴平犹记得当年的盛况。“一时之间，学界关于克隆的文章有上千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负盛名的当属每年召开的世界胚胎移植大会，来自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会聚集在那里。1998年到2000年的大会，戴蕴平每次都去，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激动地谈论克隆领域的发现。“60%以上的话题是和克隆相关。”
在科学家的预期中，克隆对于人类来说犹如一个巨大无比的金矿：物种繁育、濒危动物保护、建立新药模型……
然而，在遭遇了难以破解的难题后，不少学者开始转行。国内克隆领域曾经颇有名气的一家研究机构，在几年前就全盘放弃原先的研究方向，先前的很多成果也因此束之高阁。
早在1981年，中国科学家就曾利用成年鲫鱼的肾脏细胞克隆出一条鱼，这证明了成年鱼的体细胞也可去分化和再程序化，比使用体细胞克隆出来的“多利”羊早了15年。而在多利羊出生之后，中国的克隆牛、克隆羊、克隆猪项目曾经一度声势浩大，甚至使举国之力。
“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科技界跟随热潮的一种反思。”中科院政策所一位研究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每当一项国际热点出来时，国内都会一拥而上地追捧，但很少有人能在热浪退下时坐得住冷板凳。
也有不少人在克隆领域坚守着。“克隆可以为人类再生医学提供相对安全、可靠的细胞来源。”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韩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为人类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以及可能性。
作为动物基因工程的支撑，克隆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二者的结合可以改变生物体的特性，以更快培育更优的品种。还有不少科学家在坚持异种克隆的研究，因为只要成功，这意味着，临床手术中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一直到现在，戴蕴平每年还会去参加世界胚胎大会。不过，他发现，关于克隆的文章越来越少，仅有不到20%。人们讨论的话题也转向其他的领域。“尤其在中国，克隆已经不是新鲜和热门的话题。”
与前两位北大毕业后分别摆摊卖猪肉和养猪的校友相比，许晓椿则更有科技含量，他要屠的是克隆牛，“对，就是高科技的屠夫。”许晓椿自我评价道。
许晓椿是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这个公司原名为博雅干细胞集团，专门从事干细胞的相关研究。如今，许晓椿要与天津滨海新区合作，建立全球最大“克隆工厂”，从事优质工具犬、宠物犬、非人灵长类、顶级赛马、优质肉牛等克隆业务。
如果一切顺利，许晓椿正筹备的这条流水线将每年生产10万头克隆牛胚胎，而其设定的目标是100万头。在他看来，克隆牛肉端上餐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牛肉市场的严重缺口
尽管签署合作协议当天没有请媒体，但“全球最大克隆工厂”的消息，仅在一天后就占据了新闻网站首页。
从那一天开始，作为公司的负责人，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许晓椿的一大部分时间被各家媒体占据。许晓椿对媒体已经应对自如，他甚至将各个媒体的问题总结为3个：什么是克隆？克隆技术成熟吗？克隆肉真的能吃吗？
从理论上说，克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只需要从被克隆的动物（供体）身上取一个普通的体细胞，取其细胞核注入到去掉细胞核的卵母细胞中，然后放到代孕母体的子宫内，生下来的物种和被克隆动物就会一模一样。换句话来说，克隆就是复制。
博雅的克隆牛胚胎也是要经过这样的“手术”过程，最终被放到“母亲”的肚子里孕育而生。
一组数据为他们庞大的计划提供了支持：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牛肉年产量由513.1万吨增加到673.2万吨，增长31.2%，而同期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购买牛羊肉却增长了60.3%。即使如此，中国的人均牛肉消费量也只有5.25公斤，与欧洲平均水平50公斤和世界平均水平10公斤相差甚远。
与巨大需求相对的是中国参差不齐的肉牛品种，生长速度慢，整体肉用性能生产不高，尤其是高端牛肉市场存在严重缺口。尽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杂交选育，好品种依然屈指可数。“选育一个好的品种需要十多年，而克隆获得个体仅需要1年。”许晓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克隆可以解决困扰科学家数十年的问题。
占领国内高端牛肉市场，只是这家坐落在天津市滨海开发区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内的工厂的开棋之举。目前，工厂已经建设完工80%。
五层大楼的工厂尚未对外界开放。从外观上看来，它像一只四方形的飞碟，玻璃外观的设计凸显了与潮流相应的现代性。根据博雅官方描述，建成后，这里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动物克隆实验室流水线、最高标准的克隆动物中心、生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库以及科教展示中心。
显然，许晓椿不满意这种说法。“我们希望做别人没做过的，”他停顿了一下，“很难用细节来描述我们的工厂，我们不想做一个展厅或者实验室。这太平凡，不是我们想做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或许是一贯的领导者和创业者作风，许晓椿不愿意自己说话时被别人打断，就像流水线，一旦开工，一定要等到电闸关闭的那一刻。“我还没有说完”“请等一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是他应对插话的主要口头禅。
“它比较像未来，因为克隆本身就是一个未来的技术。”许晓椿对于自己的这个总结很满意。说话的时候，他嘴角上扬，眼睛很快地亮了一下。
许晓椿的另一个身份也颇为醒目，他是北大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的儿子。谈及父亲对他的项目的态度，他也并不讳言：“他希望将科学技术用于回报社会，做这件事情，必须对提高中国肉牛养殖业带来实际作用。”
高成本的克隆产品
在建的克隆工厂第一期投资2亿元人民币，总投资30亿元。意外和震惊是国内业界对这个庞大投资规模的最直接反应。“他们说建设成这样，我也相当地吃惊。”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副教授戴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8年，戴蕴平就开始进入到动物克隆领域，他是参与中国克隆牛研究最早的一批人。“用克隆的方式进行少量优质质种资源的培育确实可行，例如2010年‘牛和猪体细胞克隆研究与利用’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是要像他们那样做商业化很难。”在戴蕴平看来，这种方式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克隆技术只是用于制备少量顶尖的优质资源。
成活率低，是阻碍克隆商业化最大的因素，也让全球科学家受尽困扰：活得少，死得多，成本太大。“一般的小牛怀孕两个月后，很少会流产;而克隆牛，在不同时期，甚至快生之前都会面临流产、死亡的风险。”戴蕴平说。
2002年，第一头国产克隆牛“委委”在诞生不到一小时后夭折了。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是它的缔造者。
“叫了几声，就死了。”到现在，陈大元还保留着它的照片，那是一头黑白花的小牛，瘦瘦小小的身躯上还粘连着羊水。陈大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累计降生了14头牛，只存活了5头。
后来，陈大元将死去的小牛送去做DNA鉴定，发现死去的牛无一例外，均存在胸腺、肺和肾发育不全的症状。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克隆出生的部分个体很多都表现出明显的生理或免疫缺限。2000年，日本全国累计有121头体细胞克隆牛诞生，但存活的只有64头。情形大多与陈大元的发现类似。
后来，科学家们将原因归结为供体核的不完全编程，这是与发育直接相关的一个步骤。正常来说，一个个体的诞生，需要父亲染色体和母亲染色体的正常表达。而克隆中，供体核来自高度分化的体细胞，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从而导致在发育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的基因没有表达或者异常表达。 这直接导致的是克隆效率的不稳定。戴蕴平曾经同时取不同样本的体细胞，进行克隆试验，有的成功率甚至达到20%-30%，有的却在移植了二百多个受体的体内后，没有一个顺利降生。在他曾经一度以为克隆就要接近商业化时，下一个实验就让这种喜悦破灭了。
这种偶然性，再次让人想起世界第一头克隆羊——多利的降生。当时它的创造者维尔穆特也是融合了277枚核移植的卵细胞，才最终获得克隆羊“多利”，成功率不到0.36%。他本人也承认，“多利”的成功是一个奇迹。
高死亡率意味着高成本，即使到现在，要获取一头普通的克隆牛，也需要花费两三万元，更不要提日本和牛这样的优秀品种。在每年的世界奶牛博览会上，明星奶牛的克隆后代甚至高达2万美元以上。
“克隆技术，确实有商业化的潜力。从多利到现在，技术有一定的改进，但没有想象中这么快。”戴蕴平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也许，他们掌握了关键技术。”
或许是为了获取噱头，在之前，许晓椿曾将100万“克隆牛胚胎”的目标表述为“100万头克隆牛”。它们之间的差距可是巨大的。按照已有的10%-15%的成功率，这些胚胎，只有10万-15万会成功“变身”为小牛。
在许晓椿看来，博雅能做到的不止这些。他喜欢用《西游记》中，孙悟空拔出毫毛变出一群猴子来描述克隆的“简单”，“以前这是神话，在博雅却是现实，”他甚至否认重编程给科学家带来的烦恼，在他眼中“克隆就是复制”。
“博雅有这样的技术，不代表全世界都有。”交谈中，许晓椿多次重复了这句话。而戴蕴平依然在探寻破局的手段，他甚至将其称为困扰自己半生的“困局”。
黄禹锡的中国计划
许晓椿的自信或许来自于他的合作者——韩国秀岩生命工学研究院院长黄禹锡，他于1999 年培育出全球首只克隆牛。除此之外，黄还提供全球唯一获得许可的克隆狗商业服务。他被世界熟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造假者”，2005年，他因干细胞学术造假丑闻而被首尔大学解除职务。
这些，并没有使黄禹锡变得消沉。他依然恪守着从业三十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早上5点45分从家里出发到研究所，先为自己设在办公室里的佛像烧香并祭拜108次，然后检查一遍实验室，8点开始开实验室会议。
“我的人生信条是没有周末，所以自然周末也会到研究所上班。”黄禹锡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现在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包括黄禹锡在内，整个研究所忙碌的像一只“陀螺”。除了既有的研究活动外，还有韩国政府机关委托的优良韩牛复原事业（京畿道）;警察厅委托的特殊目的探知犬的克隆生产以及环境部委托的濒临灭绝动物复原事业相关研究。韩国政府对这位曾经犯错的教授的支持和倚重可见一斑。
他们还要应对几乎每天都来访问研究所的国内外见习团队，每次黄禹锡都亲自带领参观并讲解介绍，或许因为参观者的惊叹声让他很受用。“只可惜一天只有24小时。”
黄禹锡的24小时显然不是这些内容就能概括的。事实上，从2005年以后，黄禹锡从未从媒体报道中沉寂，这与他的高调不无关系。或许，他更需要曝光率来抚慰受伤的心。
但他想寻找一个地方，来成就他的野心。“在克隆领域我们具有全世界最高的技术能力。”而中国，是他选择良久的目标。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的面积辽阔，不同地区有其固定的特点和优点。仅2015年，黄禹锡就以考察交流的名义来中国数次。
颠覆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只是黄禹锡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天津作为我国畜牧业的中心点，无疑是一个好的跳板，以此“作为与中国的第一项合作事业，对我们来说其意义非常重大”。“天津在地理位置上与首尔很接近，去天津出差，与去韩国其他地方出差相差无几。”黄禹锡说。
他的勃勃野心几乎流露在他给《中国新闻周刊》回复的每个字眼之中：“今后会在中国开展多项事业……运用多年来积累的多种生命工学技术，并将引领成功的商业化模式……最终跨越中国向全球范围内打造出最受消费者信赖的高品质中国制造生物技术产品。”
事实上，在与博雅合作之前，黄禹锡曾经在接受韩国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国有更大的尺度是其要在中国建立实验室的原因，“我们不只是想获利，而是想被历史铭记。”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黄禹锡受到起诉的缘由之一，使用研究人员的卵细胞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尽管许晓椿一再强调目前公司没有进行任何与克隆人相关的活动，但依然掩饰不住得意，“如果允许克隆人的话，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技术会超过我们 。”
克隆肉上桌的矛与盾
对于黄禹锡，许晓椿是赞赏甚至膜拜。“他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科学家，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黄禹锡。”
评价源于他们在藏獒克隆方面的合作。许晓椿对所有的日期记得很清楚：2014年7月10日，黄禹锡带队到青海寻找到有“中华藏獒王”称号的藏獒嘉玛，从其腿上取了一块组织，经克隆处理后移进一只普通黄狗的肚子里;9月24日，3只小藏獒出生，黄禹锡主持了分娩手术。
“我们是一次成功的。”许晓椿试图以此来证明其技术在克隆牛领域的可行性，“从7月种进肚子到9月怀孕生下来，中间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事实上，许晓椿在试图放大克隆的成功率。早在藏獒出生时，黄禹锡就已经公开表示，经过几万次的失败，克隆的成功率也仅是达到60%。 许晓椿总喜欢从植物克隆的发展历史引经据典。“草莓、香蕉、木瓜，很多都用到了植物克隆技术。”许晓椿试图以植物克隆的成熟技术来指代动物克隆。
2014年之前，在公开场合，许晓椿很少会提到“克隆”的概念，几乎他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干细胞”展开，这是博雅控股之前最为重头的业务。如今他的成竹在胸有点让人玩味，他更像一个克隆的布道者。
“你牵一条狗来，我们75天如果不能给你一条克隆后代，我们赔你3倍的价钱。有的东西，博雅能做，不是随便找做克隆的科学家就能做。”这一刻，许晓椿更像是总裁班上的培训讲师。
和克隆能否商业化一样被讨论的，是克隆肉上餐桌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克隆牲畜能否上餐桌，已经成了矛和盾的两个面。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早在2008年就宣布，批准克隆动物的奶制品和肉制品上市销售。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克隆动物，比如克隆牛、猪和山羊以及它们的后代均可以安全食用，克隆牛产的奶也可安全食用”。
日本科学家也曾经在1998-2006年对日本171头克隆牛及32头克隆牛后代的健康状况以及畜牧学形状进行跟踪调查后总结，无论是在遗传相似性，还是繁殖性能、产肉产奶性能上，克隆牛与正常牛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但这并没有影响欧盟严谨的处理态度。2015年8月，欧盟议会以529赞成，120票反对，57票弃权通过法案，宣布禁止克隆肉类进入欧洲市场，理由是克隆的后代比常规繁衍的动物有更多健康问题。
许晓椿的回应是：“如果中国大规模克隆高端肉牛，势必会冲击欧洲的高端肉牛市场。毫无疑问，欧洲禁止克隆农畜和销售克隆牲畜是从贸易保护和政治需求的角度出发。”
“如果克隆出来的动物与一般动物有差异的话，当下也不可能将其商业化。”黄禹锡多次强调，韩国秀岩生命工学研究所在世界范围内唯一把犬类动物的克隆转为商业化，并推广了宠物犬以及警犬等特殊目的探知犬的克隆。
如今，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要端上中国公众的餐桌，公众开始担心克隆肉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不敢吃”是大多数人面临选择时的态度。“即使到现在，克隆技术还主要是用到品种的改良繁育，国内还没有人是为了送上餐桌的目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名长期从事克隆工作的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且，单从经济因素来考虑，克隆动物的肉类价格可能要远高于正常家畜动物养殖的费用。在许晓椿看来，这些都不会有问题。“我能保证，同等品质的牛肉，我们不会比市场高。”许晓椿认为，克隆动物的成本取决于产量，当克隆动物用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之后，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我就吃过，味道好极了。”许晓椿说。
让人更为忧心的是法律方面的完善。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克隆产业化，仅是从宪法上对克隆人进行了限制。“必须要加快法律的完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正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作为一门有着强大商业化潜力的技术，必须要提早进行规范。
退去的热潮
世界范围内的克隆潮开始于1996年。当时，苏格兰科学家维尔穆特用一只已经分化的成熟的乳腺细胞，获得了举世闻名的克隆羊多利。
这只小羊的诞生让世界为之疯狂，因为这标志着哺乳动物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殖方式。在1年多的时间里，多利甚至“接见”了上千个来访者。
戴蕴平犹记得当年的盛况。“一时之间，学界关于克隆的文章有上千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负盛名的当属每年召开的世界胚胎移植大会，来自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会聚集在那里。1998年到2000年的大会，戴蕴平每次都去，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激动地谈论克隆领域的发现。“60%以上的话题是和克隆相关。”
在科学家的预期中，克隆对于人类来说犹如一个巨大无比的金矿：物种繁育、濒危动物保护、建立新药模型……
然而，在遭遇了难以破解的难题后，不少学者开始转行。国内克隆领域曾经颇有名气的一家研究机构，在几年前就全盘放弃原先的研究方向，先前的很多成果也因此束之高阁。
早在1981年，中国科学家就曾利用成年鲫鱼的肾脏细胞克隆出一条鱼，这证明了成年鱼的体细胞也可去分化和再程序化，比使用体细胞克隆出来的“多利”羊早了15年。而在多利羊出生之后，中国的克隆牛、克隆羊、克隆猪项目曾经一度声势浩大，甚至使举国之力。
“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科技界跟随热潮的一种反思。”中科院政策所一位研究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每当一项国际热点出来时，国内都会一拥而上地追捧，但很少有人能在热浪退下时坐得住冷板凳。
也有不少人在克隆领域坚守着。“克隆可以为人类再生医学提供相对安全、可靠的细胞来源。”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韩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为人类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以及可能性。
作为动物基因工程的支撑，克隆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二者的结合可以改变生物体的特性，以更快培育更优的品种。还有不少科学家在坚持异种克隆的研究，因为只要成功，这意味着，临床手术中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一直到现在，戴蕴平每年还会去参加世界胚胎大会。不过，他发现，关于克隆的文章越来越少，仅有不到20%。人们讨论的话题也转向其他的领域。“尤其在中国，克隆已经不是新鲜和热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