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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与系统化，“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物的包围。”我们正在逐渐根据商品生产和替代的节奏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或者是“消费时代”。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广告引导我们正视自身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又通过大众媒介等宣传手段把需要变成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所以人们陷入了无止境的消费和享受之中。而在现代的消费过程中，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我消费了什么，我就是什么”的文化意义，也就是人们对商品的能指性消费才是消费时代的逻辑基础。
消费的社会逻辑
在消费社会，商品的价值与生产都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消费者们在购买产品时，对产品的意义性消费要多于对它的功能性消费，因为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不同等级的商品标志着不同等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身份等级和文化品位等内容，也就是说，虽然生产消费品的技术型企业通过广告等媒介一直宣称，所有的消费者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一律平等，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商品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们可以是平等的，但在商品的文化意义上人们很难平等。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是存在这样一种社会逻辑的：在社会中，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少越向往，因此，激发的向往的过程本身是不平等的，因为向低等级屈就和向高等级更加自由的向往，使得满足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鲍德里亚还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家只要求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从购物者那里剥夺决定权并将它转让给企业。它可以在企业那里得到控制，这就是生产秩序专断的一面，至少是这种倾向。我们进入消费时代之后，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个人的意志更多的是屈服于权力、习惯和流行，“消费不仅是为了人类个体所需的生活，而且是为了关系网上的社会生活。所以，消费不是独立的，它存在于结构中。”我们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我们能通过消费来进行一种区隔。物品在符号体系中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有用性失去了关联，消费者不是从物品的特别用途上去购买，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消费，并在符号堆积的仿真中维持日常生活。
所以低一阶层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消费更高阶层所消费的产品，因为消费品身上也是有等级烙印的，商品的文化意义是有隐喻的，它隐喻着消费者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社会地位、审美品位等等社会身份的象征。消费行为代表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借助消费行为来制造身份区隔和文化认同，人们在消费符号体系中，可以选择消费这个或消费那个，但是不可以不消费。实质上消费对人产生一种文化控制，消费观念是一种事实上的文化霸权。
消费过程中的文化意义
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后工业社会是具有文化意义和符号象征作用的，人们通过消费来传递一种身份信息，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中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在现代的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种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而在消费时代，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是为了最大利润的获取，利润来自市场，也就是越多消费者消费这个产品，它在现代流通过程中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要想获得最大的经济回馈，那么最便捷的方法便是批量生产同质的文化产品，满足大众的共同诉求，忽略社会差异。所有的消费行为都包含着制造意义的过程，因为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成过程。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和时尚也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再诱使大众通过购买和消费技术型组织宣扬的产品来追求最大利润。
而在文化工业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琳琅满目的广告商想售卖的有形产品，而是被商品控制的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的从主动选择变成了消极接受，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消费过程中所感受的快乐和愉悦是被引导的，也是被制造的。以电视节目为例，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和娱乐化，不是歌唱选秀就是亲子节目，观众在消费这些节目的时候感到一种放松和解压，但又觉得节目千篇一律，没有更多的理性内容和社会意义。但是娱乐性节目的泛滥恰恰说明它的受众市场是广大的，这个市场其实是被大众媒介制造出来的，因为大众传媒的作用就在于无意识的引导观众的审美和选择，对观众的消费行为进行心理控制。理查德·霍佳特在《文化的用途》中认为，大多数大众娱乐归根结底都是D·H劳伦斯所说的“反生活”，它们充满腐蚀人的欢乐、不良的吸引力和道义上的逃避。例如：它们所持的世界观是把进步想象为追求物质的占有，把平等想象为道义上的均衡，而把自由想象为没完没了、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的基础。
媒介和消费异化
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总是无法绕开广告等各种大众媒介，鲍德里亚认为“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广告最魅惑的地方就在于它能把它要售卖的产品巧妙地转化成我们的欲求，让我们误以为自己需要消费。根据麦克卢汉的表达，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有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做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
而广告，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它能通过对产品文化意义的筛选和切割重组，伪造出一种消费总体性，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能寻求到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鲍德里亚描述的“乐于上当受骗”。表面上看消费是源于广告诱导的愿望，其实是源于我们被诱导的愿望。而正是由于大众传媒对大众想象力和辨识力的控制和引导，大众的主体意识逐渐向社会整合机制屈从，主体性的缺失导致了消费异化的出现。“大众媒介始终操纵着消费者的行为，它是文化、制度、权力结合经济利益而来的综合产品的忠实推行者。个人在这个符号体系中失去了思维的独立，接受者过滤了的信息，选择着引导了的自由”。 广告业最大的牟利手段就是控制赋予产品文化意义的权利，它把产品的文化意义和技术统治组织的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消费者创造自我认同和身份区隔的过程中灌输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大型技术统治性组织，比如跨国商业集团就是消费文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实质上控制着后工业时代的话语权和文化支配权。在这种文化霸权之中所有的大众文化就都变成批量生产的了，电影和电视节目不再需要高雅艺术的浸润，它们只需要相同模式的复制和意义再生产就可以获得预期的利润，文化产品已经被卷入了商业和产业链中，文化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
在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对真实进行剪切、编辑和修饰，把信息当做有形商品一样赋予价值和符码，从而得到观众对哪些产品反映最热烈的回馈信息，再投入到产品再生产的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后，大众媒介席卷了文化领域，在媒介大规模的表层直接性投入下，我们的消费行为过程中主客体发生了转换，不再是人消费物，而是物消费人，消费者的独立意识越来越淡薄。
大众文化的繁荣
归功于大众传媒对高雅和理性的消解，文化消费的市场重心正在一步步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倾斜，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压力也促使人们更需要身心的放纵和松懈，他们更欢迎娱乐性和应用性占上风的文化产品，年轻人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大都市既是年轻人学习和就业的首要选择，充满都市景观的城市生活也是他们的主要消费源泉。热闹和快速的城市生活一方面满足了青年人的享乐需求，另一方面也给他们造成了生活压力和孤独感，因此消费时代的年轻人表现出一种被齐美尔称之为“懒洋洋的生活态度”。但是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产品是拒绝社会层面的，尤其回避政治，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年轻一代缺乏社会担当的局面，甚至出现犬儒性。
在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用通俗的文本模式给消费者制造出暂时的解放和狂欢，他们在消费过程中感到即时的快乐和轻松，但是他们只是在社会巨大的文化产业浪潮中随波逐流，他们的快乐“通常是指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即使是苦难临头也把它忘掉”。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是逃避;但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逃避痛苦的现实，而是逃避企图抗争的最后一丝想法，娱乐所带来的解脱是摆脱思想的对立面。
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类型的戏谑语言是与另一种严肃的语言相对抗的。后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社会宏观构架的结板化倾向，促使人们追求直接的感性诉求和欲望满足的娱乐主义，这种意愿被消费主义所强化，导致了通俗文化的泛华和精英文化市场的凋敝。文化消费重心从高雅理性走向通俗平面，代表着舒缓享乐的生活节奏更适合工业文明的历史语境，也隐喻了年轻一代对精英文化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这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结板化社会的犬儒性抵抗，对大众文化的推崇，既是精神上的释放，也是对现实的无奈，他们创造出一些叛逆性的知识话语样式，在自嘲和他嘲的同时又暴露了对上向流动的渴望，对暴富群体既瞧不起又攀不上，对自己的现状既不满又无奈。
文化工业批量炮制的大众文化，既导致了消费者主体意识的淡薄，也隐喻了社会的无权阶级向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的文化抵抗。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文化的意义最终被贬值为单纯的商品，腐蚀掉了它的理性和精神，让大众在消费的过程中只流连它的娱乐性和世俗性，而没有真正发挥文化的认识论功能。我们今天生活里的文化事件都是被编辑和制造出来的，文化事件变成了有目的的统治媒介，我们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得被绑架了思想，流行文化操控我们衍生出一种自我陶醉和消极理性来应对工业文明社会的生活压力和社会担当，这是一种整体性地文化转变。
参考文献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5]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7]多克尔.后现代与大众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
消费的社会逻辑
在消费社会，商品的价值与生产都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消费者们在购买产品时，对产品的意义性消费要多于对它的功能性消费，因为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不同等级的商品标志着不同等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身份等级和文化品位等内容，也就是说，虽然生产消费品的技术型企业通过广告等媒介一直宣称，所有的消费者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一律平等，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商品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们可以是平等的，但在商品的文化意义上人们很难平等。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是存在这样一种社会逻辑的：在社会中，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少越向往，因此，激发的向往的过程本身是不平等的，因为向低等级屈就和向高等级更加自由的向往，使得满足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鲍德里亚还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家只要求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从购物者那里剥夺决定权并将它转让给企业。它可以在企业那里得到控制，这就是生产秩序专断的一面，至少是这种倾向。我们进入消费时代之后，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个人的意志更多的是屈服于权力、习惯和流行，“消费不仅是为了人类个体所需的生活，而且是为了关系网上的社会生活。所以，消费不是独立的，它存在于结构中。”我们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我们能通过消费来进行一种区隔。物品在符号体系中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有用性失去了关联，消费者不是从物品的特别用途上去购买，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消费，并在符号堆积的仿真中维持日常生活。
所以低一阶层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消费更高阶层所消费的产品，因为消费品身上也是有等级烙印的，商品的文化意义是有隐喻的，它隐喻着消费者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社会地位、审美品位等等社会身份的象征。消费行为代表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借助消费行为来制造身份区隔和文化认同，人们在消费符号体系中，可以选择消费这个或消费那个，但是不可以不消费。实质上消费对人产生一种文化控制，消费观念是一种事实上的文化霸权。
消费过程中的文化意义
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后工业社会是具有文化意义和符号象征作用的，人们通过消费来传递一种身份信息，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中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在现代的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种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而在消费时代，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是为了最大利润的获取，利润来自市场，也就是越多消费者消费这个产品，它在现代流通过程中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要想获得最大的经济回馈，那么最便捷的方法便是批量生产同质的文化产品，满足大众的共同诉求，忽略社会差异。所有的消费行为都包含着制造意义的过程，因为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成过程。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和时尚也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再诱使大众通过购买和消费技术型组织宣扬的产品来追求最大利润。
而在文化工业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琳琅满目的广告商想售卖的有形产品，而是被商品控制的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的从主动选择变成了消极接受，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消费过程中所感受的快乐和愉悦是被引导的，也是被制造的。以电视节目为例，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和娱乐化，不是歌唱选秀就是亲子节目，观众在消费这些节目的时候感到一种放松和解压，但又觉得节目千篇一律，没有更多的理性内容和社会意义。但是娱乐性节目的泛滥恰恰说明它的受众市场是广大的，这个市场其实是被大众媒介制造出来的，因为大众传媒的作用就在于无意识的引导观众的审美和选择，对观众的消费行为进行心理控制。理查德·霍佳特在《文化的用途》中认为，大多数大众娱乐归根结底都是D·H劳伦斯所说的“反生活”，它们充满腐蚀人的欢乐、不良的吸引力和道义上的逃避。例如：它们所持的世界观是把进步想象为追求物质的占有，把平等想象为道义上的均衡，而把自由想象为没完没了、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的基础。
媒介和消费异化
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总是无法绕开广告等各种大众媒介，鲍德里亚认为“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广告最魅惑的地方就在于它能把它要售卖的产品巧妙地转化成我们的欲求，让我们误以为自己需要消费。根据麦克卢汉的表达，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有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做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
而广告，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它能通过对产品文化意义的筛选和切割重组，伪造出一种消费总体性，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能寻求到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鲍德里亚描述的“乐于上当受骗”。表面上看消费是源于广告诱导的愿望，其实是源于我们被诱导的愿望。而正是由于大众传媒对大众想象力和辨识力的控制和引导，大众的主体意识逐渐向社会整合机制屈从，主体性的缺失导致了消费异化的出现。“大众媒介始终操纵着消费者的行为，它是文化、制度、权力结合经济利益而来的综合产品的忠实推行者。个人在这个符号体系中失去了思维的独立，接受者过滤了的信息，选择着引导了的自由”。 广告业最大的牟利手段就是控制赋予产品文化意义的权利，它把产品的文化意义和技术统治组织的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消费者创造自我认同和身份区隔的过程中灌输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大型技术统治性组织，比如跨国商业集团就是消费文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实质上控制着后工业时代的话语权和文化支配权。在这种文化霸权之中所有的大众文化就都变成批量生产的了，电影和电视节目不再需要高雅艺术的浸润，它们只需要相同模式的复制和意义再生产就可以获得预期的利润，文化产品已经被卷入了商业和产业链中，文化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
在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对真实进行剪切、编辑和修饰，把信息当做有形商品一样赋予价值和符码，从而得到观众对哪些产品反映最热烈的回馈信息，再投入到产品再生产的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后，大众媒介席卷了文化领域，在媒介大规模的表层直接性投入下，我们的消费行为过程中主客体发生了转换，不再是人消费物，而是物消费人，消费者的独立意识越来越淡薄。
大众文化的繁荣
归功于大众传媒对高雅和理性的消解，文化消费的市场重心正在一步步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倾斜，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压力也促使人们更需要身心的放纵和松懈，他们更欢迎娱乐性和应用性占上风的文化产品，年轻人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大都市既是年轻人学习和就业的首要选择，充满都市景观的城市生活也是他们的主要消费源泉。热闹和快速的城市生活一方面满足了青年人的享乐需求，另一方面也给他们造成了生活压力和孤独感，因此消费时代的年轻人表现出一种被齐美尔称之为“懒洋洋的生活态度”。但是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产品是拒绝社会层面的，尤其回避政治，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年轻一代缺乏社会担当的局面，甚至出现犬儒性。
在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用通俗的文本模式给消费者制造出暂时的解放和狂欢，他们在消费过程中感到即时的快乐和轻松，但是他们只是在社会巨大的文化产业浪潮中随波逐流，他们的快乐“通常是指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即使是苦难临头也把它忘掉”。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是逃避;但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逃避痛苦的现实，而是逃避企图抗争的最后一丝想法，娱乐所带来的解脱是摆脱思想的对立面。
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类型的戏谑语言是与另一种严肃的语言相对抗的。后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社会宏观构架的结板化倾向，促使人们追求直接的感性诉求和欲望满足的娱乐主义，这种意愿被消费主义所强化，导致了通俗文化的泛华和精英文化市场的凋敝。文化消费重心从高雅理性走向通俗平面，代表着舒缓享乐的生活节奏更适合工业文明的历史语境，也隐喻了年轻一代对精英文化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这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结板化社会的犬儒性抵抗，对大众文化的推崇，既是精神上的释放，也是对现实的无奈，他们创造出一些叛逆性的知识话语样式，在自嘲和他嘲的同时又暴露了对上向流动的渴望，对暴富群体既瞧不起又攀不上，对自己的现状既不满又无奈。
文化工业批量炮制的大众文化，既导致了消费者主体意识的淡薄，也隐喻了社会的无权阶级向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的文化抵抗。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文化的意义最终被贬值为单纯的商品，腐蚀掉了它的理性和精神，让大众在消费的过程中只流连它的娱乐性和世俗性，而没有真正发挥文化的认识论功能。我们今天生活里的文化事件都是被编辑和制造出来的，文化事件变成了有目的的统治媒介，我们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得被绑架了思想，流行文化操控我们衍生出一种自我陶醉和消极理性来应对工业文明社会的生活压力和社会担当，这是一种整体性地文化转变。
参考文献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5]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7]多克尔.后现代与大众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