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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先民们当初只能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巴蜀与爱琴海之间，那么现在，在这条透射出财富与梦想的古道上，四川人已经开辟出了无数支路，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渤海湾到印度洋……恰似一株大树的根须，向四方无穷尽延伸。
1996年初夏，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一次学者聚会上，一位英国学者用幻灯片展示了一些奇特的青铜器面具，在场的专家们都无一例外地被面部上凸起的双眼所震撼。这位英国学者问道：“大家知道这些青铜面具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东西吗?”专家们的答案几乎众口一词：肯定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近东文明的产物!但这位英国学者的回答，让每一位专家更为震撼：“错了!这是前不久在中国四川广汉市发现的!”
专家们所说的近东，主要是指西亚、中亚和埃及，也包括部分爱琴海诸鸟。
古代近东文明，也就是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那么，这样一些与近东文明相近的巨型青铜面具，为什么会出现在古代中国?出现在中国内陆的四川呢?难道在3000多年甚至更早的年代，四川先民就与西亚、中亚和埃及地区有着某种交流，有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渴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答案是肯定的。
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说：“南粤有蜀枸酱，大夏从印度买得蜀布、邛竹杖，想见蜀商与海外诸国贸易独多。东汉初年，西域交通阻塞，不能畅通，大秦已有中国钢铁，可能在西汉时，蜀商人从水路私运出海，开始了这种贸易。”
世人的考古证明了他的观点。在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发掘的早期铁器时代墓地中，曾经出土不少蜀锦和蜀绣。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一座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的城址中发现了许多四川的丝绸。1916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曾经出土一批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其中最早的属于西汉时期，学者推证其和蜀商有关。南越墓中出土一具有波斯器物风格的银盒，山东临淄汉初齐王墓出土一银盒，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两件铜器，三地的文物属西汉时期，都系“舶来品”，都与蜀商活动有关。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一枚蚀花肉红石髓珠，原产于西亚地区，是蜀商由西亚经古代云南——印度商道传入的。蜀郡制造的铁器是云南、贵州等地的汉墓中常见之物。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显然，远古的四川先民并没有畏惧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是主动“走出去”并“引进来”。
从丝绸之路到爱琴海
时间的指针流转到公元2010年10月18日，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水晶厅，第五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合作洽谈会正在这里举行。来自爱琴海边美丽国家希腊从事肮运业的Theodoros先生，饶有兴趣地和成都一家专业从事停车管理的企业老总聊着。在一般人眼里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停车场，却引起了Theodoros先生的浓厚兴趣，他认为这家企业依托信息和数据平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丰富增值服务的模式非常不错，有投资价值。
就在4天之前，2010年全球贸易论坛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这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首次将论坛放在中国举行。
就在半年之前，由国家商务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四川对外开放与南亚区域合作研讨会在蓉召开。
……
如果说，四川对外开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么，这些影响力日益剧增的盛会，仅仅是一个音符而已。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四川对外交往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从起步发展到飞跃前进的重要历程，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省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四川对外开放合作要上大台阶，必须要有非常规的新思路和制度设计。
2007年底，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召开，会议为四川发展战略全新定位，这次会议也明确了四川大开放的新思路：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路径之一便是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构建全面开放合作新格局。
“我们对外的思路实现了由单点向全面开放的历史性转进，而且是直接面对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地的市场，沿海变成了后方，四川则变成了对外合作开放的前沿阵地。”省社科院对外开放(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王小琪如是说。
2008年10月，第九届西博会在成都隆重举行，会上签订项目投资金额3004，52亿元，与会的上万中外客商看到了一个更加坚定对外开放合作的四川。当年，四川进出口总额突破1 OO亿美元，提前迈入全国兄弟省市区对外开放合作“一梯队”。
2009年，四川在东盟组织近年来最大境外经贸活动；10月，第十届西博会隆重举行，签约项目投资金额突破5000亿元。2010年，200多家川企赴新加坡参加投资经贸洽谈会，一天签下57.2亿美元，是过去新川合作14年投资总和的4倍。
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以来，是四川对外开放合作发展势头最强劲、增幅最快的时期，引进到位国内外投资增速超过40％。
如果说，先民们当初只能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巴蜀与爱琴海之间，那么现在，在这条透射出财富与梦想的古道上，四川人已经开辟出了无数支路，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渤海湾到印度洋……恰似一株大树的根须，向四方无穷尽延伸。
西部开发开放的范例
2010年9月15日，无论对于四川还是新加坡而言，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间节点：这天，伴随十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四川与新加坡，将14年友好交流合作的路径引向纵深——四川与新加坡合作建设的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正式签署协议，并确定“安家”成都高新区。
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项目落户。用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顾问林瑞生的话来说，这个牵引四川更快融入全球经济的园区将“像苏州工业园当年影响中国东部一样，成为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一个范例”。
四川与新加坡的“不解之缘”，始于14年前。
1996年，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成立，这也是迄今四川省与外国国家政府建立的唯一高级别经贸促进机构。
14年来，新川双方默契的对话，促进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双向进步——目前，新加坡累计在川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4亿美元，新加坡在川投资的企业已超过400家，一大批知名企業落户，新加坡已成为四川最大外资来源国。2010年上半年双方贸易增长达75％。与此同时，四川省在新加坡的投资也已超过1亿美元，并且正在扩大，四川已成为新加坡在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
新加坡一一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新川创新科技园对于四川而言，意义重大。在中国一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起步之年，四川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该园区，是新川区域合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必将成为四川开发开放的一大亮点，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如今的四川正与前沿接轨，引八面来风，变“内陆盆地”为“发展高地”，变“天府之国”为“天府之域”。地理上的“四川盆地”正成为吸引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落户的价值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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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蜀父老》
在汉武帝作出遣将开通夜郎的重大决策时，司马相如先已代皇上起草了一篇题为《喻巴蜀檄》的文书，宣传开发西南夷的意义。随后，他写下了一篇千古流传的《难蜀父老》书。
《难蜀父老》揭开了四川人自我反省的序幕，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从大局需要出发，向僻居西南一隅的家乡父老，发出了要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呼喊。这就是由司马相如首开的“难为”家乡父老先例的文化价值。
《警告全蜀》
到了近代，当民族危机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又有一位自贡学子雷铁崖对“全蜀”发出了“警告”。
20世纪初，在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带动下，由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创办的《四川》杂志，连载了由雷铁崖执笔撰写的题为《警告全蜀》的文章。该文章归结四川人病根有三：一是“自私病”；二是“倚赖病”；三是“推诱病”：雷铁崖坦言，如果父老乡亲还不觉醒，以为四川有险可守、有恃无恐的话，那么，其最终结果将是!‘岂知所拥有广地将纳入他人之版图，所有众民将为他人之奴隶!”
1996年初夏，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一次学者聚会上，一位英国学者用幻灯片展示了一些奇特的青铜器面具，在场的专家们都无一例外地被面部上凸起的双眼所震撼。这位英国学者问道：“大家知道这些青铜面具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东西吗?”专家们的答案几乎众口一词：肯定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近东文明的产物!但这位英国学者的回答，让每一位专家更为震撼：“错了!这是前不久在中国四川广汉市发现的!”
专家们所说的近东，主要是指西亚、中亚和埃及，也包括部分爱琴海诸鸟。
古代近东文明，也就是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那么，这样一些与近东文明相近的巨型青铜面具，为什么会出现在古代中国?出现在中国内陆的四川呢?难道在3000多年甚至更早的年代，四川先民就与西亚、中亚和埃及地区有着某种交流，有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渴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答案是肯定的。
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说：“南粤有蜀枸酱，大夏从印度买得蜀布、邛竹杖，想见蜀商与海外诸国贸易独多。东汉初年，西域交通阻塞，不能畅通，大秦已有中国钢铁，可能在西汉时，蜀商人从水路私运出海，开始了这种贸易。”
世人的考古证明了他的观点。在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发掘的早期铁器时代墓地中，曾经出土不少蜀锦和蜀绣。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一座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的城址中发现了许多四川的丝绸。1916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曾经出土一批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其中最早的属于西汉时期，学者推证其和蜀商有关。南越墓中出土一具有波斯器物风格的银盒，山东临淄汉初齐王墓出土一银盒，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两件铜器，三地的文物属西汉时期，都系“舶来品”，都与蜀商活动有关。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一枚蚀花肉红石髓珠，原产于西亚地区，是蜀商由西亚经古代云南——印度商道传入的。蜀郡制造的铁器是云南、贵州等地的汉墓中常见之物。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显然，远古的四川先民并没有畏惧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是主动“走出去”并“引进来”。
从丝绸之路到爱琴海
时间的指针流转到公元2010年10月18日，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水晶厅，第五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合作洽谈会正在这里举行。来自爱琴海边美丽国家希腊从事肮运业的Theodoros先生，饶有兴趣地和成都一家专业从事停车管理的企业老总聊着。在一般人眼里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停车场，却引起了Theodoros先生的浓厚兴趣，他认为这家企业依托信息和数据平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丰富增值服务的模式非常不错，有投资价值。
就在4天之前，2010年全球贸易论坛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这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首次将论坛放在中国举行。
就在半年之前，由国家商务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四川对外开放与南亚区域合作研讨会在蓉召开。
……
如果说，四川对外开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么，这些影响力日益剧增的盛会，仅仅是一个音符而已。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四川对外交往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从起步发展到飞跃前进的重要历程，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省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四川对外开放合作要上大台阶，必须要有非常规的新思路和制度设计。
2007年底，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召开，会议为四川发展战略全新定位，这次会议也明确了四川大开放的新思路：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路径之一便是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构建全面开放合作新格局。
“我们对外的思路实现了由单点向全面开放的历史性转进，而且是直接面对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地的市场，沿海变成了后方，四川则变成了对外合作开放的前沿阵地。”省社科院对外开放(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王小琪如是说。
2008年10月，第九届西博会在成都隆重举行，会上签订项目投资金额3004，52亿元，与会的上万中外客商看到了一个更加坚定对外开放合作的四川。当年，四川进出口总额突破1 OO亿美元，提前迈入全国兄弟省市区对外开放合作“一梯队”。
2009年，四川在东盟组织近年来最大境外经贸活动；10月，第十届西博会隆重举行，签约项目投资金额突破5000亿元。2010年，200多家川企赴新加坡参加投资经贸洽谈会，一天签下57.2亿美元，是过去新川合作14年投资总和的4倍。
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以来，是四川对外开放合作发展势头最强劲、增幅最快的时期，引进到位国内外投资增速超过40％。
如果说，先民们当初只能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巴蜀与爱琴海之间，那么现在，在这条透射出财富与梦想的古道上，四川人已经开辟出了无数支路，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渤海湾到印度洋……恰似一株大树的根须，向四方无穷尽延伸。
西部开发开放的范例
2010年9月15日，无论对于四川还是新加坡而言，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间节点：这天，伴随十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四川与新加坡，将14年友好交流合作的路径引向纵深——四川与新加坡合作建设的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正式签署协议，并确定“安家”成都高新区。
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项目落户。用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顾问林瑞生的话来说，这个牵引四川更快融入全球经济的园区将“像苏州工业园当年影响中国东部一样，成为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一个范例”。
四川与新加坡的“不解之缘”，始于14年前。
1996年，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成立，这也是迄今四川省与外国国家政府建立的唯一高级别经贸促进机构。
14年来，新川双方默契的对话，促进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双向进步——目前，新加坡累计在川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4亿美元，新加坡在川投资的企业已超过400家，一大批知名企業落户，新加坡已成为四川最大外资来源国。2010年上半年双方贸易增长达75％。与此同时，四川省在新加坡的投资也已超过1亿美元，并且正在扩大，四川已成为新加坡在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
新加坡一一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新川创新科技园对于四川而言，意义重大。在中国一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起步之年，四川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该园区，是新川区域合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必将成为四川开发开放的一大亮点，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如今的四川正与前沿接轨，引八面来风，变“内陆盆地”为“发展高地”，变“天府之国”为“天府之域”。地理上的“四川盆地”正成为吸引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落户的价值洼地。
链接
《难蜀父老》
在汉武帝作出遣将开通夜郎的重大决策时，司马相如先已代皇上起草了一篇题为《喻巴蜀檄》的文书，宣传开发西南夷的意义。随后，他写下了一篇千古流传的《难蜀父老》书。
《难蜀父老》揭开了四川人自我反省的序幕，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从大局需要出发，向僻居西南一隅的家乡父老，发出了要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呼喊。这就是由司马相如首开的“难为”家乡父老先例的文化价值。
《警告全蜀》
到了近代，当民族危机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又有一位自贡学子雷铁崖对“全蜀”发出了“警告”。
20世纪初，在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带动下，由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创办的《四川》杂志，连载了由雷铁崖执笔撰写的题为《警告全蜀》的文章。该文章归结四川人病根有三：一是“自私病”；二是“倚赖病”；三是“推诱病”：雷铁崖坦言，如果父老乡亲还不觉醒，以为四川有险可守、有恃无恐的话，那么，其最终结果将是!‘岂知所拥有广地将纳入他人之版图，所有众民将为他人之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