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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美国过度的消费政策与监管不力的过度金融创新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暴露出以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从根本上来讲，本次金融危机是制度的危机，不仅是自由市场理念极端化的恶果，更是金融市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不断积累的矛盾进行的一次大幅调整。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危机是金融过度创新与金融监管缺位惹的祸
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2001至2005年美国市场利率低，房市非常繁荣。次级房贷让原本不能申请房贷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只要房价不断上涨，借款者就可用房产做抵押借新还旧或出售房地产来规避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尽管次级贷的违约率较高，但房贷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出售贷款或证券化方式，将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由于楼价下跌，大量借款者无法还贷，金融机构的资金链迅速断裂。同时，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资产支持债券)及CDO出现了大幅度缩水，资产证券化的过度非理性发展造成了风险的累计，最终风险的集中爆发酿成了金融危机。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名誉主席、"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认为，次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其次是政府监管缺位。梅拉梅德指出，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管责任完全抛给了私人债券评级机构。[1]
（二）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诟病酿成了次贷危机的惨剧
首先，存在监管权限重叠的现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具有金融监管的机构和权限；多头是指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比如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近10个机构。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监管"真空"，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
其次，在理念上存在有意放松金融监管的倾向。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过分强调和依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市场纪律，过分注重和培植本国金融机构及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经主张，相对于及时发现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更容易一些。正是由于格林斯潘放松金融监管，才使美国名目繁多的金融创新一路绿灯，最终酿成次贷危机的惨剧。
（三）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缺陷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
首先，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能很好的满足全球化金融监管的需要。金融全球化及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的增强和国际金融产品的创新，迫切需要全球化的金融监管框架对新产生的跨境金融交易进行监管，以维护世界金融稳定。然而，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是基于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模式而搭建的，表面上看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建立，但这种点滴拼凑起来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具有极大的松散性，相关国际组织及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监管功能割裂。
其次，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内存在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多年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一直采用的是"出现监管漏洞--采取补救措施--再出现监管漏洞--再采取补救措施"模式。这种模式在给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带来滞后效应的同时，还致使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处于缺位和错位状态。
二、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
正如开篇所说，仅仅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结为金融监管的缺失与金融过度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过度创新与金融监管不足只是表面现象，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并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这才是这次席卷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根源。
（一）美元霸权与全球金融危机
美元本位制暴露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
1、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的不平衡
尽管"双挂钩"的体系现已不存在，但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领域最主要的结算货币。虽然美国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世界第一大国，但与其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份额相比，美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使用量显然更高。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美国拥有自行印刷外汇的特权而其他国家不能干涉，这就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收益和责任分配严重失衡。
2、美元本位制给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风险
依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以将国内政策目标作为货币政策行事的指南，而不需要主动调整其国际收支失衡责任，也无须考虑其他关联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美元的这种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实际上就要被迫按照美国的宏观政策调整本国政策，并且还要面临外部冲击给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带来的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美国利率和汇率的调整将对外围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经贸关系比较紧密的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冲击。
（二）浮动汇率的不合理性
首先，汇率浮动缺乏标准。它是针对什么参照物浮动的？如果大家都是浮动的，那么谁又是标准呢？比如，以美国为主导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认为浮动汇率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可以充分利用市场为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进行定价，但市场究竟是如何为货币定价我们却不得而知。
其次，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对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浮动，而美元等货币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锚，没有任何政策保证美元的稳定，尤其是购买力的稳定。美元汇率的波动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的波动，从而带来投机。[2]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度对于调节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作用也不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其出口供给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都比较低，即使货币贬值，对国际收支的改善作用也不大。
（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缺陷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浮动汇率下，对非国际货币来说，过多的货币供给只会滞留在国内，并使货币贬值；但是对国际货币而言，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将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努力付之一炬。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无节制造成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泡沫金融的崩溃和危机的发生。
三、结语
金融过度创新与金融监管缺位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才是造成此次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约束的美元本位和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它容易导致内生的美元供给过度，全球流动性泛滥，并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我们应考虑如何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如何改革现有的浮动汇率机制来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与重构。
参考文献：
[1]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华尔街冲击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39.
[2]李扬.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冷思考[J].上海金融,2009,(4).
[3]胡少华.美元霸权、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的金融战略[J].新金融,2010,(11).
[4]黄飞鸣.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J].税务与经济,2009,(4).
[5]陈炳才.关于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讨[J].财贸经济,2010,(10).
作者简介：阮若兰（1988-），女，福建福安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2010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研究。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危机是金融过度创新与金融监管缺位惹的祸
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2001至2005年美国市场利率低，房市非常繁荣。次级房贷让原本不能申请房贷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只要房价不断上涨，借款者就可用房产做抵押借新还旧或出售房地产来规避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尽管次级贷的违约率较高，但房贷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出售贷款或证券化方式，将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由于楼价下跌，大量借款者无法还贷，金融机构的资金链迅速断裂。同时，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资产支持债券)及CDO出现了大幅度缩水，资产证券化的过度非理性发展造成了风险的累计，最终风险的集中爆发酿成了金融危机。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名誉主席、"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认为，次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其次是政府监管缺位。梅拉梅德指出，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管责任完全抛给了私人债券评级机构。[1]
（二）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诟病酿成了次贷危机的惨剧
首先，存在监管权限重叠的现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具有金融监管的机构和权限；多头是指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比如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近10个机构。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监管"真空"，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
其次，在理念上存在有意放松金融监管的倾向。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过分强调和依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市场纪律，过分注重和培植本国金融机构及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经主张，相对于及时发现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更容易一些。正是由于格林斯潘放松金融监管，才使美国名目繁多的金融创新一路绿灯，最终酿成次贷危机的惨剧。
（三）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缺陷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
首先，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能很好的满足全球化金融监管的需要。金融全球化及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的增强和国际金融产品的创新，迫切需要全球化的金融监管框架对新产生的跨境金融交易进行监管，以维护世界金融稳定。然而，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是基于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模式而搭建的，表面上看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建立，但这种点滴拼凑起来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具有极大的松散性，相关国际组织及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监管功能割裂。
其次，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内存在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多年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一直采用的是"出现监管漏洞--采取补救措施--再出现监管漏洞--再采取补救措施"模式。这种模式在给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带来滞后效应的同时，还致使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处于缺位和错位状态。
二、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
正如开篇所说，仅仅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结为金融监管的缺失与金融过度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过度创新与金融监管不足只是表面现象，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并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这才是这次席卷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根源。
（一）美元霸权与全球金融危机
美元本位制暴露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
1、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的不平衡
尽管"双挂钩"的体系现已不存在，但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领域最主要的结算货币。虽然美国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世界第一大国，但与其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份额相比，美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使用量显然更高。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美国拥有自行印刷外汇的特权而其他国家不能干涉，这就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收益和责任分配严重失衡。
2、美元本位制给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风险
依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以将国内政策目标作为货币政策行事的指南，而不需要主动调整其国际收支失衡责任，也无须考虑其他关联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美元的这种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实际上就要被迫按照美国的宏观政策调整本国政策，并且还要面临外部冲击给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带来的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美国利率和汇率的调整将对外围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经贸关系比较紧密的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冲击。
（二）浮动汇率的不合理性
首先，汇率浮动缺乏标准。它是针对什么参照物浮动的？如果大家都是浮动的，那么谁又是标准呢？比如，以美国为主导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认为浮动汇率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可以充分利用市场为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进行定价，但市场究竟是如何为货币定价我们却不得而知。
其次，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对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浮动，而美元等货币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锚，没有任何政策保证美元的稳定，尤其是购买力的稳定。美元汇率的波动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的波动，从而带来投机。[2]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度对于调节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作用也不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其出口供给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都比较低，即使货币贬值，对国际收支的改善作用也不大。
（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缺陷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浮动汇率下，对非国际货币来说，过多的货币供给只会滞留在国内，并使货币贬值；但是对国际货币而言，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将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努力付之一炬。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无节制造成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泡沫金融的崩溃和危机的发生。
三、结语
金融过度创新与金融监管缺位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才是造成此次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约束的美元本位和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它容易导致内生的美元供给过度，全球流动性泛滥，并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我们应考虑如何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如何改革现有的浮动汇率机制来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与重构。
参考文献：
[1]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华尔街冲击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39.
[2]李扬.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冷思考[J].上海金融,2009,(4).
[3]胡少华.美元霸权、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的金融战略[J].新金融,2010,(11).
[4]黄飞鸣.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J].税务与经济,2009,(4).
[5]陈炳才.关于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讨[J].财贸经济,2010,(10).
作者简介：阮若兰（1988-），女，福建福安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2010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