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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环境安全 国际政治 中国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一直被视为国家传统安全之根本。生态环境并非从来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问题能否成为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它对人类来说是否具有足够的危急性，取决于不解决它就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生态环境变化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当环境问题变得严重且加剧恶化时，环境安全问题就油然而生了。
一、环境安全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
所谓环境安全（本文以此代指生态环境安全）是指“避免由于人类不当活动和自然因素造成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确保公众安全。”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对生命系统的支撑能力”。 它并非只是对关键资源的支配与控制，而是涵盖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态系统。当一个国家的水、土地、生物等生态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破坏，使维持生命系统的生态功能出现严重衰退，导致灾害频发，生态资源的支撑能力大大削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整个民族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环境安全出现了危机。在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激化国内社会矛盾乃至国际冲突，酿成更大范围的安全问题，环境安全这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就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了。
环境安全是随着20世纪世界生态环境形势的严峻而凸显的人类安全问题。人口增长、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人类面临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一部分人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仍感觉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时代，还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之中，环境恶化又深化了贫困，而环境贫困必然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形成了不安全的因果链，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贫穷、人口压力和环境恶化是战争的营养丰富的温床，而现代战争日渐增强的对环境破坏的能力会成为一种正反馈的形式。即环境恶化和资源缺乏促发战争，而战争的发生更加剧了环境恶化和资源缺乏。” 环境危机已经是非洲地区局势动荡和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淡水、耕地、矿产和渔业资源的争夺都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特别是当这些争夺发生在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之间时，冲突就更加尖锐和复杂化。
环境问题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存在性威胁”，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 早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就开始进行（全球）安全研究，安全指涉的对象包括全球生态系统。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召开，罗马俱乐部、世界观察研究所提出一系列报告，环境问题被置于“科学议程”（scientific agenda）与“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的结合中。美国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概念。“土壤侵蚀、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枯竭，目前正在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对很多国家来说，沙漠扩延或土壤侵蚀可能比入侵敌军更能威胁国家的安全。”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威胁已经小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威胁，对国家和文明长期安全的真正威胁更多地存在于不可持续的发展之中。“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性。如果全球经济系统的生物基础不能得到保护，如果油井开始枯竭而新能源系统还未及时建立的话，经济的瓦解和崩溃势必难以避免。” 生态压力和资源短缺产生的经济压力，最终将转化为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如果全球经济系统的生态基础得不到保护，环境安全势必危及国家安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使用“环境安全”这一术语，“传统理解的安全的整个概念——从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地方的、全国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影响”。人类行为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环境压力既是政治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国家间常常为争夺原材料、能源、土地、河流流域、海上航道和其他重要的环境资源的控制权而发生物质冲突”。事实上，一些看似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由环境安全引发的。例如，“引起大规模难民迁移的直接原因，可能表现为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但是潜在的因素往往包括自然资源基础的恶化及其维持人类生存能力的下降”。 1987年10月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后，苏联领导人提出创建联合国环境安全理事会的设想，但国际社会对此应者寥寥。
冷战结束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世界安全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尽管环境安全的议题在联合国屡屡受挫，但是一种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新安全观进入国际安全议程。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环境安全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发达国家纷纷将环境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环境威胁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安全威胁。199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科学和技术战略》提出：“环境压力加剧所造成的地区性冲突或者国家内部冲突，都可能使美国卷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军事干预、维护和平或者人道主义活动。”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定义：“环境安全是保护自然环境和公民、社会和国家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的威胁。” 冷战后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相当活跃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环境安全“关系到作为基本的、支持系统的地方和整个星球的生物圈，它依赖其他所有人类事业”。 一些政要要求各国政府更关注那些潜在的由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引发的冲突，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就环境安全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集中在可能引发政治冲突的环境风险因子及关键行为者的行为。2002年，联合国正式成立“人类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威胁世界和平的两大邪恶力量：匮乏与恐惧”。今天，联合国各部门都从侧重于解决发展和冲突的问题转变为加强环境信心建设，以促进冲突之后的自然资源分配和污染的联合治理。
时至今日，环境安全作为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共识。2005年的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指出，有60%的生命支持系统面临着威胁，环境安全已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许多地区，环境构成了安全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未来将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人们意识到，“整个国家共同体，而且整个人类，需要享有的安全形式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洁净的、未受污染的环境、水、食物和稳定的大气与气候等环境物品的提供。简言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地球栖息地”。 而且，这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将会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或者它本身就与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环境安全因此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影响。
二、环境安全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表现
当环境问题足够严重时，就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稳定，而且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一国内部，往往具有跨国效应，甚至可能威胁他国人民的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可能积累冲突因素，引发国际争端。
第一，争夺自然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水冲突及其水政治。与石油资源相比，水资源似乎并不具备全球战略资源的地位，但100年以来，全球用水量增加了5倍，获取水源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紧张。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全球共有43个国家缺水，缺水人口约为7亿。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超过30亿。每年有160万人因为缺少安全用水和卫生条件而死亡，其中90%是未满5岁的儿童。正如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萨拉杰尔丁（Ismail Serageldin）所担心的，20世纪的战争为了争夺石油，下个世纪的战争将为了争夺水资源。 世界上许多河流是跨国界的，有13个水系（河流或湖泊）由一百多个国家分享，它们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争吵不休，随时可能引发国际争端，水政治越来越具有国际色彩。尼罗河流域的国家对尼罗河水的依赖使得该流域成为最可能发生国际“水资源冲突”的地区。处在两河上游的土耳其也越来越把水源作为政治工具，用于处理与邻国特别是叙利亚的关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牧民和从事农耕的土著黑人本来和睦相处，但由于降雨量减少，水资源匮乏，农牧用水引发愈演愈烈的冲突，导致联合国严厉的维和干预。此外，随着近年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资源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话语权”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地区，如非洲、中亚和南美的重要性提升，一些国家加紧与非洲发展关系，中亚也被认为是争夺石油资源的下一个主战场。世界的热点更加聚焦于资源丰富的地区，一些国家因此加快了结盟的步伐。2007年，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五国峰会发表《德黑兰宣言》，显示里海国家不让他人染指油气资源的姿态。
第二，气候变化的威胁。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100年人类面临的最危险最可怕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触发大规模非传统安全问题：它影响水资源的分布，使全球干旱、洪水等灾害更加频繁；导致大量人口迁移，对其他地区带来沉重压力；增加了疾病传播和社会动荡几率，并可能导致对自然资源更激烈的争夺。事实上，气候变化已经危及小岛国的生存空间，也将影响降雨量，已有研究发现降雨量与地方冲突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很可能会使现存的紧张局面更加恶化，会加大政治与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使得粮食安全更难实现：气候、气温和降雨量的变化已经并将有可能使过去适合作物生产的可行范围发生变化。 干旱使得非洲的一些地方无以为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其他地方迁移。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题为“环境变化、和平与安全”的研讨会，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安排以环境为议题的专门会议。同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很可能（可靠性在90%以上）是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些“突然的和不可逆的”影响。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再次将气候变化问题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实现大幅减排，必须在中期减排目标上作出承诺；而发达国家则推卸责任，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排放增长和经济实力增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在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以及发达国家2012年后减排目标上各方分歧很大。
第三，公共领域的开发较量。全球公共领域（大洋、大气层、太空、极地等）属于全人类，但由于一些领域（譬如太空）还没有相关国际法律，客观上助长了先占为主的态势。冷战结束后，美国高度重视来自外层空间的机会和潜在挑战，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的指挥作战和精确打击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美国的太空战略意在夺取“制天权”和保护太空资产的安全，2001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开发太空和阻止敌人使用太空”作为未来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尽管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对美国构成太空威胁，但太空军事化却使他国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太空争夺战可能在地球外围形成长久而巨大的垃圾带，给全球安全和人类航天事业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为了促进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2008年，中国、俄罗斯向联合国裁军会议提交了关于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条约草案。北极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渔业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极点周边为冰所覆盖的北冰洋为国际海域，但现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芬兰、瑞典、挪威等国都纷纷表示对北极的拥有权。2007年，美国公布的21世纪海军发展计划的重点就是关注未来在北极地区围绕争夺资源而可能爆发的冲突。2008年，丹、俄、美、加、挪五个周边国家共同商讨有关北极地区领土归属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第四，环境难民问题。环境难民是指因生态系统恶化和环境质量下降导致失去生存基础的居民。与早先主要因战争等原因产生的“政治难民”不同，1970年代出现了大批由穷国到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即“经济难民”，1980年代以后环境难民急剧增加，他们有的是“国内难民”，有的逃往国外，这些难民聚居在新的地区又形成新的共同利益，有新的政治要求。缺乏水资源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荒漠化是引发环境难民的主要原因，估计非洲到2025年面临缺水的人口将达11亿。根据2007年联合国《对解决荒漠化问题的政策重新评估》的报告，荒漠化对全球1亿到2亿人造成影响，使他们在获得食品、水和其他基本服务方面的能力不断降低。如果不采取全球性的应对政策，今后几年内荒漠化将影响20亿人，10年内将产生5000万难民。 气候变化也会产生气候难民，南太平洋岛国图卢瓦九个岛中的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没，不得不向新西兰移民。气候移民对南亚、非洲和欧洲的地缘政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给那些脆弱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增加国内和国际间暴力冲突和战争的风险。非洲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退化和人口增长，严重的贫富差距激化了族群和宗教矛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环境难民与政治难民难解难分：一方面，大量环境难民的涌入可能成为新的环境破坏者，特别在非洲，进而引发争夺资源的战争；另一方面，移民潮又扩大了迁入国的贫富差距，对其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民族秩序构成新的变数，成为国际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五，军事活动包括核武器扩散造成环境破坏。自然环境本应享有《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保护，但是在战争和武装冲突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近代每一次战争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影子。不论是战争还是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并占有了那些原本可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战争中水井被污染、作物被焚毁、森林被砍伐、土壤被投毒、牲畜被杀害等行为屡见不鲜。国际研究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贫铀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在冷战后的几次局部战争中使用贫铀弹也遭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在过去的30年里，伊拉克先后经历了两伊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战争，战争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伊拉克许多地方的畸形儿、癌症患者显著增多。 鉴于现代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力，2001年，联合国大会（56/4号决议）宣布每年11月6日为“防止环境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遭到破坏国际日”，认为环境在武装冲突中受到的破坏在冲突过后仍会长期危害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并往往扩及国家疆界以外，并祸延后代。2009年的这一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阻止冲突对环境的破坏，保护好人们赖以生存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支柱的环境。另外，预防并打击核恐怖活动也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核设施营运者的头等大事，包括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恐怖组织盗窃核武器、获取核材料制造“脏弹”进行恐怖袭击。
三、中国环境安全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人口重负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作用下也大量透支了生态环境。近年发生的许多环境事件，都在不断警示着水安全、土地安全和气候安全。“从这一个或那一个角度看，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 我国环境安全可能引发国际矛盾和争端的主要领域有：
水安全。跨国境河流的开发和污染已经成为影响他国安全和利益的焦点，对共同自然资源的管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国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破坏了本土的山川河流，而且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污染物一部分随季风被带到邻国甚至更遥远的国家，一部分则通过水域流往他国。处于上游位置的中国河段所发生的事情将引起国际政治问题。对2005年松花江流域发生的化工厂污染事件，俄罗斯就强烈要求中国解决水安全危机。另一方面，对跨国河流上游的开发会影响中下游国家的利益。青藏高原地区是亚洲许多江河的源头，这些河流滋养着亚洲高密度的人口，中国加快加大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势必增加与周边国家的水摩擦。例如澜沧江水电大坝对下游沿途产生了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重关联效应，构成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政治。这涉及三个层次的生态冲突：自然资源安全（国家间的水分配问题）、经济安全（与水电开发的有关经济利益问题）、人类安全（水电开发对社区的影响问题）。 2010年我国西南和东南亚邻国发生大旱，湄公河水位下降至近20年来最低水位，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一些下游国家媒体声称，中国在澜沧江已建或在建的11座水坝电站断流截水，造成了它们河水的干涸。中国外交部表示，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仅占湄公河年均径流量的13.5%，作为负责任的上游国家，中国在澜沧江水电开发过程中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照顾到下游国家的关切。湄公河委员会表态支持中方的观点，认为水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干旱而非水坝，而如果没有这些水坝，很可能在更早就会出现缺水的问题。此事说明，无论上游的水库是否发挥了有效的调节河水的功能，及时的沟通是防止误解的有效办法。2010年4月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召开，各方的主要关注点是跨境水资源如何管理。此次地区性会议引发世界关注，毕竟水资源管理的跨境合作具有世界意义。
气候安全。1991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77国集团加中国”谈判联盟，同年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宣言》。气候变化话题是南北对话的延续，其核心问题是发展权问题，但是现在的话语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权益，中国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经济含义和政治含义，并针对试图将减排重点转向发展中大国的迹象保持高度警觉。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人均排放量也从过去占美国的1/10提高到现在的1/5。未来20年里，中国将有3.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能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而中国目前不掌握低碳经济所需要的62种关键技术中的42种核心技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表明了减排的政治意愿，并且一直主动加大减排义务，中国的减排业绩已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能源理事会的赞扬，但我们拒绝接受强制性的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符合世界主流的期望。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实现单位GDP能耗减少40%，走低碳发展道路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资源的国际转移。我国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进行的资源转移隐含的环境安全问题包括：一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这里既有粗放型增长方式，无节制的开采和较低的利用率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有一些国家利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出口转移重要资源，如美国关闭了本国的稀土矿转从中国进口稀土资源，建立自己的战略物资储备。二是国际上对中国大量进口某些资源的批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称，中国进口木材一半以上来自过度采伐、毁坏天然林和非法砍伐森林的国家。 实际上，中国仅仅充当了加工者，而最终消费者应承担较大的责任。200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林产品的最大进口国，2005年其份额占中国林产品出口总额的35%。 中国出口美国的家具中有约60%是美国投资生产的，却背上了损害世界森林的黑锅。三是中国为了确保资源供给，积极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但有的国家政局动荡，对我国投资生产活动构成威胁。如2008年苏丹武装分子绑架中石油工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不满，有意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挂钩，以经济行为政治化来打压中国。
土地安全。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政府的首要民生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土地安全。美国学者布朗曾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敲响了中国粮食安全的警钟。2008年，一些国家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有8亿多人挨饿，近亿人遭遇死亡威胁，36个国家出现粮荒并由此发生社会动荡。这再次提醒我们务必重视粮食安全和土地安全。土地数量方面，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占用了不少耕地，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用地消耗系数是美国的2倍，德国的6倍，日本、英国与荷兰的几十倍。 由于非农用地可获得较大收益，各地竞相侵占耕地，特别是近年来汽车产业与农田争夺土地的趋势日益强烈。土地质量方面，我国耕地复种指数高，利用强度大，用养失衡导致耕地质量不高、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的2/3。工业污染和农田化学品致使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并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是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土壤退化问题。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5%），沙化土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形成了一条自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的弧形分布带。 为此，我国必须保质保量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前站稳脚跟。
环境安全属于集体安全，“所有国家对这一问题的产生都负有责任；所有国家都将受其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置身局外，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重要的是，环境安全已成为撬动国际政治的又一杠杆。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环境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世界就会陷入“安全困境”。单方面强调某一方安全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更需要在安全领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互信和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有出色的表现。但是“至今，中国的崛起非常单向面，即只是经济上的崛起，并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等现象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而且也会对外在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向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既要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对周边国家和全球负起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环境安全责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关键词】环境安全 国际政治 中国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一直被视为国家传统安全之根本。生态环境并非从来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问题能否成为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它对人类来说是否具有足够的危急性，取决于不解决它就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生态环境变化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当环境问题变得严重且加剧恶化时，环境安全问题就油然而生了。
一、环境安全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
所谓环境安全（本文以此代指生态环境安全）是指“避免由于人类不当活动和自然因素造成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确保公众安全。”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对生命系统的支撑能力”。 它并非只是对关键资源的支配与控制，而是涵盖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态系统。当一个国家的水、土地、生物等生态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破坏，使维持生命系统的生态功能出现严重衰退，导致灾害频发，生态资源的支撑能力大大削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整个民族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环境安全出现了危机。在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激化国内社会矛盾乃至国际冲突，酿成更大范围的安全问题，环境安全这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就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了。
环境安全是随着20世纪世界生态环境形势的严峻而凸显的人类安全问题。人口增长、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人类面临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一部分人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仍感觉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时代，还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之中，环境恶化又深化了贫困，而环境贫困必然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形成了不安全的因果链，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贫穷、人口压力和环境恶化是战争的营养丰富的温床，而现代战争日渐增强的对环境破坏的能力会成为一种正反馈的形式。即环境恶化和资源缺乏促发战争，而战争的发生更加剧了环境恶化和资源缺乏。” 环境危机已经是非洲地区局势动荡和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淡水、耕地、矿产和渔业资源的争夺都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特别是当这些争夺发生在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之间时，冲突就更加尖锐和复杂化。
环境问题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存在性威胁”，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 早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就开始进行（全球）安全研究，安全指涉的对象包括全球生态系统。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召开，罗马俱乐部、世界观察研究所提出一系列报告，环境问题被置于“科学议程”（scientific agenda）与“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的结合中。美国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概念。“土壤侵蚀、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枯竭，目前正在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对很多国家来说，沙漠扩延或土壤侵蚀可能比入侵敌军更能威胁国家的安全。”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威胁已经小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威胁，对国家和文明长期安全的真正威胁更多地存在于不可持续的发展之中。“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性。如果全球经济系统的生物基础不能得到保护，如果油井开始枯竭而新能源系统还未及时建立的话，经济的瓦解和崩溃势必难以避免。” 生态压力和资源短缺产生的经济压力，最终将转化为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如果全球经济系统的生态基础得不到保护，环境安全势必危及国家安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使用“环境安全”这一术语，“传统理解的安全的整个概念——从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地方的、全国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影响”。人类行为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环境压力既是政治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国家间常常为争夺原材料、能源、土地、河流流域、海上航道和其他重要的环境资源的控制权而发生物质冲突”。事实上，一些看似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由环境安全引发的。例如，“引起大规模难民迁移的直接原因，可能表现为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但是潜在的因素往往包括自然资源基础的恶化及其维持人类生存能力的下降”。 1987年10月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后，苏联领导人提出创建联合国环境安全理事会的设想，但国际社会对此应者寥寥。
冷战结束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世界安全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尽管环境安全的议题在联合国屡屡受挫，但是一种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新安全观进入国际安全议程。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环境安全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发达国家纷纷将环境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环境威胁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安全威胁。199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科学和技术战略》提出：“环境压力加剧所造成的地区性冲突或者国家内部冲突，都可能使美国卷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军事干预、维护和平或者人道主义活动。”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定义：“环境安全是保护自然环境和公民、社会和国家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的威胁。” 冷战后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相当活跃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环境安全“关系到作为基本的、支持系统的地方和整个星球的生物圈，它依赖其他所有人类事业”。 一些政要要求各国政府更关注那些潜在的由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引发的冲突，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就环境安全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集中在可能引发政治冲突的环境风险因子及关键行为者的行为。2002年，联合国正式成立“人类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威胁世界和平的两大邪恶力量：匮乏与恐惧”。今天，联合国各部门都从侧重于解决发展和冲突的问题转变为加强环境信心建设，以促进冲突之后的自然资源分配和污染的联合治理。
时至今日，环境安全作为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共识。2005年的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指出，有60%的生命支持系统面临着威胁，环境安全已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许多地区，环境构成了安全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未来将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人们意识到，“整个国家共同体，而且整个人类，需要享有的安全形式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洁净的、未受污染的环境、水、食物和稳定的大气与气候等环境物品的提供。简言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地球栖息地”。 而且，这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将会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或者它本身就与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环境安全因此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影响。
二、环境安全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表现
当环境问题足够严重时，就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稳定，而且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一国内部，往往具有跨国效应，甚至可能威胁他国人民的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可能积累冲突因素，引发国际争端。
第一，争夺自然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水冲突及其水政治。与石油资源相比，水资源似乎并不具备全球战略资源的地位，但100年以来，全球用水量增加了5倍，获取水源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紧张。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全球共有43个国家缺水，缺水人口约为7亿。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超过30亿。每年有160万人因为缺少安全用水和卫生条件而死亡，其中90%是未满5岁的儿童。正如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萨拉杰尔丁（Ismail Serageldin）所担心的，20世纪的战争为了争夺石油，下个世纪的战争将为了争夺水资源。 世界上许多河流是跨国界的，有13个水系（河流或湖泊）由一百多个国家分享，它们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争吵不休，随时可能引发国际争端，水政治越来越具有国际色彩。尼罗河流域的国家对尼罗河水的依赖使得该流域成为最可能发生国际“水资源冲突”的地区。处在两河上游的土耳其也越来越把水源作为政治工具，用于处理与邻国特别是叙利亚的关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牧民和从事农耕的土著黑人本来和睦相处，但由于降雨量减少，水资源匮乏，农牧用水引发愈演愈烈的冲突，导致联合国严厉的维和干预。此外，随着近年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资源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话语权”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地区，如非洲、中亚和南美的重要性提升，一些国家加紧与非洲发展关系，中亚也被认为是争夺石油资源的下一个主战场。世界的热点更加聚焦于资源丰富的地区，一些国家因此加快了结盟的步伐。2007年，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五国峰会发表《德黑兰宣言》，显示里海国家不让他人染指油气资源的姿态。
第二，气候变化的威胁。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100年人类面临的最危险最可怕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触发大规模非传统安全问题：它影响水资源的分布，使全球干旱、洪水等灾害更加频繁；导致大量人口迁移，对其他地区带来沉重压力；增加了疾病传播和社会动荡几率，并可能导致对自然资源更激烈的争夺。事实上，气候变化已经危及小岛国的生存空间，也将影响降雨量，已有研究发现降雨量与地方冲突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很可能会使现存的紧张局面更加恶化，会加大政治与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使得粮食安全更难实现：气候、气温和降雨量的变化已经并将有可能使过去适合作物生产的可行范围发生变化。 干旱使得非洲的一些地方无以为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其他地方迁移。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题为“环境变化、和平与安全”的研讨会，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安排以环境为议题的专门会议。同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很可能（可靠性在90%以上）是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些“突然的和不可逆的”影响。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再次将气候变化问题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实现大幅减排，必须在中期减排目标上作出承诺；而发达国家则推卸责任，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排放增长和经济实力增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在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以及发达国家2012年后减排目标上各方分歧很大。
第三，公共领域的开发较量。全球公共领域（大洋、大气层、太空、极地等）属于全人类，但由于一些领域（譬如太空）还没有相关国际法律，客观上助长了先占为主的态势。冷战结束后，美国高度重视来自外层空间的机会和潜在挑战，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的指挥作战和精确打击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美国的太空战略意在夺取“制天权”和保护太空资产的安全，2001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开发太空和阻止敌人使用太空”作为未来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尽管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对美国构成太空威胁，但太空军事化却使他国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太空争夺战可能在地球外围形成长久而巨大的垃圾带，给全球安全和人类航天事业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为了促进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2008年，中国、俄罗斯向联合国裁军会议提交了关于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条约草案。北极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渔业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极点周边为冰所覆盖的北冰洋为国际海域，但现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芬兰、瑞典、挪威等国都纷纷表示对北极的拥有权。2007年，美国公布的21世纪海军发展计划的重点就是关注未来在北极地区围绕争夺资源而可能爆发的冲突。2008年，丹、俄、美、加、挪五个周边国家共同商讨有关北极地区领土归属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第四，环境难民问题。环境难民是指因生态系统恶化和环境质量下降导致失去生存基础的居民。与早先主要因战争等原因产生的“政治难民”不同，1970年代出现了大批由穷国到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即“经济难民”，1980年代以后环境难民急剧增加，他们有的是“国内难民”，有的逃往国外，这些难民聚居在新的地区又形成新的共同利益，有新的政治要求。缺乏水资源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荒漠化是引发环境难民的主要原因，估计非洲到2025年面临缺水的人口将达11亿。根据2007年联合国《对解决荒漠化问题的政策重新评估》的报告，荒漠化对全球1亿到2亿人造成影响，使他们在获得食品、水和其他基本服务方面的能力不断降低。如果不采取全球性的应对政策，今后几年内荒漠化将影响20亿人，10年内将产生5000万难民。 气候变化也会产生气候难民，南太平洋岛国图卢瓦九个岛中的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没，不得不向新西兰移民。气候移民对南亚、非洲和欧洲的地缘政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给那些脆弱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增加国内和国际间暴力冲突和战争的风险。非洲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退化和人口增长，严重的贫富差距激化了族群和宗教矛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环境难民与政治难民难解难分：一方面，大量环境难民的涌入可能成为新的环境破坏者，特别在非洲，进而引发争夺资源的战争；另一方面，移民潮又扩大了迁入国的贫富差距，对其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民族秩序构成新的变数，成为国际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五，军事活动包括核武器扩散造成环境破坏。自然环境本应享有《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保护，但是在战争和武装冲突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近代每一次战争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影子。不论是战争还是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并占有了那些原本可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战争中水井被污染、作物被焚毁、森林被砍伐、土壤被投毒、牲畜被杀害等行为屡见不鲜。国际研究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贫铀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在冷战后的几次局部战争中使用贫铀弹也遭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在过去的30年里，伊拉克先后经历了两伊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战争，战争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伊拉克许多地方的畸形儿、癌症患者显著增多。 鉴于现代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力，2001年，联合国大会（56/4号决议）宣布每年11月6日为“防止环境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遭到破坏国际日”，认为环境在武装冲突中受到的破坏在冲突过后仍会长期危害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并往往扩及国家疆界以外，并祸延后代。2009年的这一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阻止冲突对环境的破坏，保护好人们赖以生存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支柱的环境。另外，预防并打击核恐怖活动也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核设施营运者的头等大事，包括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恐怖组织盗窃核武器、获取核材料制造“脏弹”进行恐怖袭击。
三、中国环境安全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人口重负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作用下也大量透支了生态环境。近年发生的许多环境事件，都在不断警示着水安全、土地安全和气候安全。“从这一个或那一个角度看，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 我国环境安全可能引发国际矛盾和争端的主要领域有：
水安全。跨国境河流的开发和污染已经成为影响他国安全和利益的焦点，对共同自然资源的管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国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破坏了本土的山川河流，而且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污染物一部分随季风被带到邻国甚至更遥远的国家，一部分则通过水域流往他国。处于上游位置的中国河段所发生的事情将引起国际政治问题。对2005年松花江流域发生的化工厂污染事件，俄罗斯就强烈要求中国解决水安全危机。另一方面，对跨国河流上游的开发会影响中下游国家的利益。青藏高原地区是亚洲许多江河的源头，这些河流滋养着亚洲高密度的人口，中国加快加大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势必增加与周边国家的水摩擦。例如澜沧江水电大坝对下游沿途产生了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重关联效应，构成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政治。这涉及三个层次的生态冲突：自然资源安全（国家间的水分配问题）、经济安全（与水电开发的有关经济利益问题）、人类安全（水电开发对社区的影响问题）。 2010年我国西南和东南亚邻国发生大旱，湄公河水位下降至近20年来最低水位，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一些下游国家媒体声称，中国在澜沧江已建或在建的11座水坝电站断流截水，造成了它们河水的干涸。中国外交部表示，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仅占湄公河年均径流量的13.5%，作为负责任的上游国家，中国在澜沧江水电开发过程中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照顾到下游国家的关切。湄公河委员会表态支持中方的观点，认为水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干旱而非水坝，而如果没有这些水坝，很可能在更早就会出现缺水的问题。此事说明，无论上游的水库是否发挥了有效的调节河水的功能，及时的沟通是防止误解的有效办法。2010年4月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召开，各方的主要关注点是跨境水资源如何管理。此次地区性会议引发世界关注，毕竟水资源管理的跨境合作具有世界意义。
气候安全。1991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77国集团加中国”谈判联盟，同年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宣言》。气候变化话题是南北对话的延续，其核心问题是发展权问题，但是现在的话语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权益，中国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经济含义和政治含义，并针对试图将减排重点转向发展中大国的迹象保持高度警觉。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人均排放量也从过去占美国的1/10提高到现在的1/5。未来20年里，中国将有3.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能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而中国目前不掌握低碳经济所需要的62种关键技术中的42种核心技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表明了减排的政治意愿，并且一直主动加大减排义务，中国的减排业绩已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能源理事会的赞扬，但我们拒绝接受强制性的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符合世界主流的期望。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实现单位GDP能耗减少40%，走低碳发展道路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资源的国际转移。我国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进行的资源转移隐含的环境安全问题包括：一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这里既有粗放型增长方式，无节制的开采和较低的利用率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有一些国家利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出口转移重要资源，如美国关闭了本国的稀土矿转从中国进口稀土资源，建立自己的战略物资储备。二是国际上对中国大量进口某些资源的批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称，中国进口木材一半以上来自过度采伐、毁坏天然林和非法砍伐森林的国家。 实际上，中国仅仅充当了加工者，而最终消费者应承担较大的责任。200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林产品的最大进口国，2005年其份额占中国林产品出口总额的35%。 中国出口美国的家具中有约60%是美国投资生产的，却背上了损害世界森林的黑锅。三是中国为了确保资源供给，积极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但有的国家政局动荡，对我国投资生产活动构成威胁。如2008年苏丹武装分子绑架中石油工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不满，有意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挂钩，以经济行为政治化来打压中国。
土地安全。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政府的首要民生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土地安全。美国学者布朗曾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敲响了中国粮食安全的警钟。2008年，一些国家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有8亿多人挨饿，近亿人遭遇死亡威胁，36个国家出现粮荒并由此发生社会动荡。这再次提醒我们务必重视粮食安全和土地安全。土地数量方面，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占用了不少耕地，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用地消耗系数是美国的2倍，德国的6倍，日本、英国与荷兰的几十倍。 由于非农用地可获得较大收益，各地竞相侵占耕地，特别是近年来汽车产业与农田争夺土地的趋势日益强烈。土地质量方面，我国耕地复种指数高，利用强度大，用养失衡导致耕地质量不高、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的2/3。工业污染和农田化学品致使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并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是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土壤退化问题。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5%），沙化土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形成了一条自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的弧形分布带。 为此，我国必须保质保量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前站稳脚跟。
环境安全属于集体安全，“所有国家对这一问题的产生都负有责任；所有国家都将受其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置身局外，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重要的是，环境安全已成为撬动国际政治的又一杠杆。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环境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世界就会陷入“安全困境”。单方面强调某一方安全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更需要在安全领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互信和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有出色的表现。但是“至今，中国的崛起非常单向面，即只是经济上的崛起，并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等现象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而且也会对外在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向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既要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对周边国家和全球负起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环境安全责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