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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责任论”逐渐成为西方向中国施压的主流话语手段。“中国责任论”揭示了西方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微妙的心理变化、复杂的认知调整、敏感的情感波动。中国外交在应对过程中应当区分开绝对责任和相对责任，渐进地承担公平的国际责任。
【关键词】国际责任 偏见 公正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国际关系学博士
自佐利克2005年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以来，“中国责任论”就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2009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就试图以“国际责任”的名义将中国纳入强制性减排的国际框架内。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责任论”将会成为西方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主流话语。“中国责任论”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而国际责任问题也极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议题。
西方的“中国责任论”向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中国从来不避讳谈国际责任，中国外交也从来不推卸责任，而且在现实中也一直在承担责任。但中国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备受指责，这不仅让中国外交陷入被动，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建设。具体来说，中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如果中国在责任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很容易形成“替罪羊效应”，即一旦发生国际性合作失败，西方就首先指责中国，让中国替他们承担罪名；如果中国在责任问题上采取较为妥协的态度，则容易形成“责任连锁效应”，即西方将会把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甚至一些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 的责任视为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无论中国采取哪种态度，西方国家都将对中国大打“国际责任”牌。因此，中国外交应当在责任问题上加深理解，巧妙应对。
一、中国外交中的“绝对责任与相对责任”
目前中国外交的责任困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西方指责中国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并暗示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或者不太负责任”的国家，但事实上，中国一直十分严肃地对待国际责任并已经承担起很多国际责任，如参与国际维和与主持地区谈判等。第二，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不愿意被纳入强制性减排框架，被西方视为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实际上中国却主张自主减排，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由此可见，造成中国外交“责任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东西方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责任”的理解上存在着偏差。
一般而言，责任可以分为绝对责任和相对责任。“绝对责任”指的是个体自愿对社会、集体和他者承担的义务。绝对责任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它是一种“自我在意识中理解到并愿意履行”的自愿行动。 如果一个行为体排斥绝对责任，那么它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相对责任”指的是个体与他者在具体问题中的责任分担。相对责任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一种涉及集体行动的自愿行为。如果一个行为体不愿承担相对责任，原因可能是责任分配不公或责任理解上的文化差异，但不表示行为体应该承受道德上的谴责。区分绝对责任和相对责任，有助于反驳西方对发展中国家“不负责任”的道德谴责。发展中国家拒绝承担责任的原因可能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或国际社会的不公正，而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不负责”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道德谴责是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严肃对待国际责任，并不是西方所描绘的“没有担当”的国家。首先，中国愿意承担绝对责任。在伦理道德意义上，中国从来没有丢弃过自己的责任，中国外交的目标一直是努力实现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在现实中，中国也一直努力承担相对责任：朝核问题上，中国主持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以力图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国际救灾中，中国一直充当负责任的大国，为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积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金融危机中，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作出了贡献。在上述所有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中，中国的态度都是积极主动的。可见，对于国际社会的相对责任，中国历来愿意并主动承担那些体现国际正义和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但不愿意承担那些被强加的、违背公平原则的责任。
因此，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对中国妄加指责，因为相对责任是一个集体行动中的谈判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概括地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影响相对责任的承担：
1.观念的不同。由于东西方观念的不一致，导致在“如何行使责任”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或西方国家大多认为行使国际责任可以不考虑当事国的同意，只要当事国存在违反人权的行为，国际社会即可进行干涉。而中国认为行使国际责任时，必须考虑到“当事国是否同意”以及尽量不能违背“不干涉”原则。中国珍视“不干涉”原则的原因在于中国尊重主权，中国从其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其人民不受到外部干预的屈辱。而西方认为主权很大程度上阻挡了国际社会行使国际责任，主权被视为当事国实施暴行的工具。基于这种分歧，中国在对朝鲜、伊朗、苏丹和缅甸的外交政策上与西方存在很大分歧，但西方却指责中国没有尽到相应责任。
2.承担份额的不同。由于承担份额的不公平，某些国家可能不愿意接受国际责任的束缚。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的态度即为典型的例子。首先，全球变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造成的，但西方国家在历次气候大会上不是淡化处理，就是忽略其历史责任，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们一起承担现今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责任，这相当于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其次，发达国家具有更充足的技术能力和资金来减缓气候变暖，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才可能更有效率地应对气候变化，但发达国家十分不情愿承担这一责任，或者不兑现其承诺，反而欲诱使发展中国家购买其环保技术。要求没有足够履行责任能力的国家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在推卸责任。
3.责任的相互性。国际责任不是某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单向责任，而是国家之间互相交叉的责任。西方国家没有理由迫使中国单方面接受国际责任，自身却不实现其承诺。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遵循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 但自身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这表明西方“责任论”具有非常强的自私性。比如，欧洲没有理由一边要求中国接受国际减排框架，一边实行禁止对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歧视性禁令。美国没有理由一边要求中国承担减排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义务，一边又向台湾出售武器。这种两面押注、自相矛盾的做法不是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而是一种谋求最大利益的国际机会主义。
事实表明，中国一直严肃对待国际责任，也愿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中，要求责任分担的公平性。西方对中国“不负责任”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要求中国承担不公平的责任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有理由拒绝不公平的国际责任，除非国际责任得到公平分担。
二、“中国责任论”背后的西方偏见
西方不断抛出“中国责任论”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西方国家意欲何为，中国学者对此已经有一番讨论。首先，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责任论”表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逐渐强大的事实。这样的判断应该说大致准确。没有中国事实上的逐步强盛，“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其次，“中国责任论”是对中国的一种阴谋，是想捧杀中国。这样的判断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完全准确。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道义上也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在于西方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理由充满偏见和不公正。
应该说，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传递出三种模糊的态度：一些人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一些人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扔给中国；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用责任的“担子”压垮中国。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国强力崛起的今天，东西方存在着十分微妙的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认知调整、十分敏感的情感波动。正是基于心理、情感和现实的复杂性，很多西方人在看待“中国责任”问题上，几乎同时具有三重目的，既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激励中国接受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也想把本该自身承担的责任甚至与中国无关的责任扔给中国，同时也暗中预借“国际责任”的名义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认识西方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有必要分析西方“责任论”背后隐藏的含义。仔细分析西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会发现它们的要求既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又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其话语背后隐藏的无奈、恐惧和对霸权的迷恋，而这些无知和恐惧都源于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偏见以及西方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或不愿意真正理解的结果。这些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偏见。东方主义指的是西方在文化上将东方国家描述为不发达的、落后的、低级的文化。早期东方主义将东方描述为野蛮的、非理性的、好战的、懒惰的文化，而现代东方主义则将东方描述为不负责任的、自私的、不民主的、不重视人权的文化。西方“中国责任论”的潜台词是，中国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西方在提出“中国责任论”时，十分强调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 西方认为中国处在战略十字路口， 担心中国未来的不稳定，担心中国任意使用巨大的权力。西方在阐述“责任”时，经常使用的词汇是“希望”或“鼓励中国承担责任”、 “帮助中国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敦促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指引”或“帮助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等。这些词虽然早已摆脱了殖民早期西方与东方的“主奴”关系，但仍然暗示着一种“教师-学生”的关系，似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需要西方的权力教育才能变成一个正常的大国。尽管现在西方在谈论责任时，已经很少体现出侮辱的成分，但其骨子里的优越感仍然显露无余。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中，中国仿佛是一个没有尝试过世界权力的“门外汉”或“暴发户”，中国须要西方的引导才能正确使用权力。对某些西方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学会使用“全新的不甚熟悉的权力”。 这种“教师-学生”的关系，无论如何让人感到不快，也不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关系。中国确实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文化成果和技术成果，但将两者暗示为“教师-学生”的关系，会导致东西方关系存在固定化、本质化的危险。东方主义的后果是，西方无论怎么做都是正确的，全世界都得听他们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没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就是没有履行责任。
2．固执地坚持对“霸权”的西方式解释。西方国家自近代主权时代以来，一直执着于对权力的偏颇解释。在西方思想中，权力注定是扩张性的，并且趋向于建立世界霸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给予“权力均衡”和“霸权稳定论”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基于这样的逻辑推演，西方国家十分担心中国的崛起，尽管中国宣称“和平崛起”，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权力的片面解释，它们仍然认为中国崛起最终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颠覆。西方担心中国崛起后，会建立一个对西方不友善的霸权，威胁西方国家的利益。尽管中国一直宣称将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但西方国家仍对中国的宣示存在根本的不信任，而这一切不信任的根源就在于：西方对权力和霸权的片面解释。
其次，西方国家担心“中国任意使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权力”，这是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曾长久占据世界大国的地位，并不是所谓的“权力政治舞台上的暴发户”，中国拥有丰富的运用权力的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国早就认识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霸极必衰”的道理，所以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基本上使用“文化吸引”的策略，而且非常尊重他者的自主发展权，而不是积极地军事干预。西方仅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推断中国也将步西方的老路，重演霸权战争的逻辑，完全源于西方文化对权力的片面痴迷。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明确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样的气魄，这样明确地反对霸权，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西方固执地从自身的“权力文化”出发推演中国的发展逻辑，得出“中国将演变为霸权”的结论，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偏见。
3.认识不到“中国模式”的制度潜力，固执地坚持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西方除了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使用巨大的权力”之外，也担心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求中国在制度上变得更加接近美国和西方，反对制度文化的多元化。由于中国的制度更加重视集体的团结协作精神，西方偏颇地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尊重个人创造性、民主与人权。西方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早期苏联政治制度的理解，而没有深刻反思个人与集体、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片面强调个人与市场，忽略集体与政府的作用。不可否认，“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中国也在努力跨越政治改革的瓶颈，但西方由此否认这种政治制度的潜力，完全是基于“文化霸权主义”的思维。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经历一个不成熟的早期阶段，而后才能逐渐步入成熟阶段，西方从本质上否定中国特色的制度是其“文化独断论”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以“是否负责”来判断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不管“是否负责”其实是一个国际责任分配问题，从而将“承担国际责任”转换为一个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伪议题。
4.将正常的“国家发展”视为“势力扩张”。以中国的人口、资源、幅员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资产而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强国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畸形的扩张。但西方却从自身的殖民历史出发，习惯性地将“影响的扩大”视为一种势力扩张，并习惯性地将之视为一种消极性行为，却不习惯于从积极的角度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世界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机遇”。中国的能源需求、中国的军事技术进步、与非洲的合作等都被西方视为一种威胁，视为一种争夺势力范围的“新殖民主义”，这表明西方至今仍然没有跳出“权力政治”的固定思维。同样，西方国家以“是否负责”来判断中国是否在搞势力扩张或是否在威胁世界，而不顾“是否负责”本身是一个国际谈判中的责任分担问题，从而将“承担国际责任”转换为一个针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伪议题。
中国是否承担现实中具体的国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这是一个跟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从而也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谈判问题。但西方国家在阐述“中国责任论”时，则试图将“中国责任”引向“中国制度优劣”、“中国如何崛起”、“中国是否威胁世界”等伪议题上来。可见，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充满偏见和歧视，欲置中国外交于被动境地。
三、公平责任与渐进责任：中国外交的应对
挖掘“中国责任论”背后的西方偏见，并不表明中国否定“承担国际责任”，相反，中国应更加理性地、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揭示西方偏见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的指责，揭露西方在“中国责任论”问题上的虚伪和不公平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外交。
首先，中国外交应该明确表达“中国只能承担公平的责任，只能渐进地承担责任”。中国一直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只承担对自己公平的责任。这种“公平”体现在：中国承担的责任跟中国的能力相匹配，如果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那么这种责任就是不公平的。此外，中国必须有选择性地承担责任，不能承担他国本应该承担的责任。由于他国政策过失造成的国际问题，如果当事国不承担主要责任，而将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不仅对中国不公平，而且容易助长此种恶劣作风，不利于当事国发现自身的错误。
西方国家习惯性地把一些与中国无关的责任和过错扔给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过错的“替罪羔羊”。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完全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政策失误所致，但美国部分人如前财长保尔森等认为，“中国的储蓄过高导致美国的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出现泡沫，并将风险扩散到全世界”。 这种指责不仅荒谬，而且会更加助长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因为它们总能为它们的失误找到一个“替罪羊”。英国《卫报》近来又抛出奇谈怪论，宣称中国致使世界经济在2007年到2009年间崩溃 ，可见西方真是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同样，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正视自身的义务和责任，没有正视全球变暖完全是因为自身的历史排放所致，也没有正视自身应该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暖，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但西方反过来却要求中国负更多责任。一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西方的减排模式和制度框架，可以想见，西方发达国家会更加不愿意正视自身的历史排放责任，更加推脱自己本应该负的责任，从而把大量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支持上，西方则会给发展中国家设定一些闻所未闻的条件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西方的商业投机立场和短视行为，才是应对全球变暖过程中真正的障碍。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承认历史排放与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前提下，中国承担强制性的国际减排责任将是对西方推卸责任的纵容，对西方环保产业投机行为的鼓励，对国际正义的不负责任。
中国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也愿意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只能渐进地承担国际责任，而不能盲目地承担过多超过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由于中国正处于崛起的过程中，还远没发展到可以大量承担国际责任的程度，因此中国只能渐进地承担责任。具体来说，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可以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承担对自身的责任。“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问题上既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但也坚持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 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让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责任。西方国家不愿意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只想把各种责任扔给中国，既不切实际也违背公平原则。第二步，承担对中国周边的区域责任。地区责任大于地区外的全球责任，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 没有良好的周边关系，中国崛起的难度将大大提高，因此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中国与周边的和平与发展。第三步，承担全球性责任。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终将承担全球性国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大小与国家能力的大小、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深度密切相关，中国只能渐进地承担国际责任。
其次，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公共外交。 事实上，中国已经承担了相当多的国际责任，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很多西方国家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将中国描绘为“不负责任”的国家。因此，中国外交不仅要厘清中国如何担负国际责任的战略构想，而且要展开公共外交，宣传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过程中的表现与获得的成就。
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成绩巨大，近年来植树造林的面积不仅领先全球，而且比全球其他国家造林的总和还要大，为减缓气候变暖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989年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在内的50多个国际环境条约；中国对国际环境机构的资金援助也日益增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基金20个最大捐款国之一。2006年，为配合中非合作论坛的后续行动，中国举办了“面向非洲的中国环保”主题活动，推动中非在环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还举办了“非洲国家水污染和水资源管理研修班”，帮助非洲国家展开环境培训。 中国的环境NGO全球环境研究所在斯里兰卡的沼气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斯里兰卡政府的高度评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也为世界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维和方面，中国也成就斐然。到2000年为止，中国维和行动参与的力量已经提高了20倍。截止2008年底，中国已经比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参与了更多的维持和平行动，其维和人员主要部署在最需要维持和平的非洲地区。 2007年，中国向联合国缴纳会费和维和摊款等各项费用2.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4.2%。中国2007-2009年应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率由原来的2.05%上升到2.67%，上涨幅度在各国中位居前列。 此外，中国在减免非洲贫困国家债务和国际救灾中也做出了非凡的举动，切切实实地履行了自身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将中国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展示给全世界，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已经履行的和正在履行的国际责任。
最后，中国应该在外交中将国际责任议题与西方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联系在一起解决。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的加深，从而导致联系性权力的出现，即国家可以运用对某种资源的占有去解决另一个问题，或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捆绑式解决。如前所述，国际责任是相互的，既包括中国对西方的责任，也包括西方对中国的责任。西方的责任是包容以“和平崛起”为国家战略的中国，给予中国时间和信任，主动消除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而不是一边大喊“中国威胁论”，一边大唱“中国责任论”。
中国外交应该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与“西方对中国的战略信任”联系起来。具体而言，中国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但同时西方也应该逐渐停止对中国制度的攻击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应该停止对台湾军售，停止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威胁；西方有责任放低身段倾听中国的声音，真正了解和理解中国。对于一个根本不听中国声音或者以偏见诋毁中国声音的西方，中国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承担它们所推卸的责任。目前的事实是，西方听不进中国的批评，不愿意反思中国发出的声音。因此，中国承担责任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理性、公正、正确地对待中国，而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吹毛求疵地批评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接受任何批评，相反，对善意的、符合事实的批评，中国应该抱开放的态度接受，而且积极修正自身的行为，但坚决反对将中国作为“代罪羔羊”。联系性策略要求中国外交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跟“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联系起来，放在一个问题篮子里一起解决，理想的结果是既承担了国际责任，又消除了偏见，也促进了国际正义。
【关键词】国际责任 偏见 公正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国际关系学博士
自佐利克2005年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以来，“中国责任论”就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2009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就试图以“国际责任”的名义将中国纳入强制性减排的国际框架内。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责任论”将会成为西方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主流话语。“中国责任论”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而国际责任问题也极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议题。
西方的“中国责任论”向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中国从来不避讳谈国际责任，中国外交也从来不推卸责任，而且在现实中也一直在承担责任。但中国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备受指责，这不仅让中国外交陷入被动，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建设。具体来说，中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如果中国在责任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很容易形成“替罪羊效应”，即一旦发生国际性合作失败，西方就首先指责中国，让中国替他们承担罪名；如果中国在责任问题上采取较为妥协的态度，则容易形成“责任连锁效应”，即西方将会把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甚至一些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 的责任视为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无论中国采取哪种态度，西方国家都将对中国大打“国际责任”牌。因此，中国外交应当在责任问题上加深理解，巧妙应对。
一、中国外交中的“绝对责任与相对责任”
目前中国外交的责任困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西方指责中国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并暗示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或者不太负责任”的国家，但事实上，中国一直十分严肃地对待国际责任并已经承担起很多国际责任，如参与国际维和与主持地区谈判等。第二，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不愿意被纳入强制性减排框架，被西方视为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实际上中国却主张自主减排，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由此可见，造成中国外交“责任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东西方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责任”的理解上存在着偏差。
一般而言，责任可以分为绝对责任和相对责任。“绝对责任”指的是个体自愿对社会、集体和他者承担的义务。绝对责任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它是一种“自我在意识中理解到并愿意履行”的自愿行动。 如果一个行为体排斥绝对责任，那么它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相对责任”指的是个体与他者在具体问题中的责任分担。相对责任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一种涉及集体行动的自愿行为。如果一个行为体不愿承担相对责任，原因可能是责任分配不公或责任理解上的文化差异，但不表示行为体应该承受道德上的谴责。区分绝对责任和相对责任，有助于反驳西方对发展中国家“不负责任”的道德谴责。发展中国家拒绝承担责任的原因可能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或国际社会的不公正，而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不负责”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道德谴责是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严肃对待国际责任，并不是西方所描绘的“没有担当”的国家。首先，中国愿意承担绝对责任。在伦理道德意义上，中国从来没有丢弃过自己的责任，中国外交的目标一直是努力实现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在现实中，中国也一直努力承担相对责任：朝核问题上，中国主持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以力图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国际救灾中，中国一直充当负责任的大国，为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积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金融危机中，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作出了贡献。在上述所有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中，中国的态度都是积极主动的。可见，对于国际社会的相对责任，中国历来愿意并主动承担那些体现国际正义和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但不愿意承担那些被强加的、违背公平原则的责任。
因此，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对中国妄加指责，因为相对责任是一个集体行动中的谈判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概括地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影响相对责任的承担：
1.观念的不同。由于东西方观念的不一致，导致在“如何行使责任”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或西方国家大多认为行使国际责任可以不考虑当事国的同意，只要当事国存在违反人权的行为，国际社会即可进行干涉。而中国认为行使国际责任时，必须考虑到“当事国是否同意”以及尽量不能违背“不干涉”原则。中国珍视“不干涉”原则的原因在于中国尊重主权，中国从其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其人民不受到外部干预的屈辱。而西方认为主权很大程度上阻挡了国际社会行使国际责任，主权被视为当事国实施暴行的工具。基于这种分歧，中国在对朝鲜、伊朗、苏丹和缅甸的外交政策上与西方存在很大分歧，但西方却指责中国没有尽到相应责任。
2.承担份额的不同。由于承担份额的不公平，某些国家可能不愿意接受国际责任的束缚。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的态度即为典型的例子。首先，全球变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造成的，但西方国家在历次气候大会上不是淡化处理，就是忽略其历史责任，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们一起承担现今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责任，这相当于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其次，发达国家具有更充足的技术能力和资金来减缓气候变暖，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才可能更有效率地应对气候变化，但发达国家十分不情愿承担这一责任，或者不兑现其承诺，反而欲诱使发展中国家购买其环保技术。要求没有足够履行责任能力的国家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在推卸责任。
3.责任的相互性。国际责任不是某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单向责任，而是国家之间互相交叉的责任。西方国家没有理由迫使中国单方面接受国际责任，自身却不实现其承诺。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遵循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 但自身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这表明西方“责任论”具有非常强的自私性。比如，欧洲没有理由一边要求中国接受国际减排框架，一边实行禁止对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歧视性禁令。美国没有理由一边要求中国承担减排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义务，一边又向台湾出售武器。这种两面押注、自相矛盾的做法不是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而是一种谋求最大利益的国际机会主义。
事实表明，中国一直严肃对待国际责任，也愿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中，要求责任分担的公平性。西方对中国“不负责任”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要求中国承担不公平的责任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有理由拒绝不公平的国际责任，除非国际责任得到公平分担。
二、“中国责任论”背后的西方偏见
西方不断抛出“中国责任论”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西方国家意欲何为，中国学者对此已经有一番讨论。首先，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责任论”表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逐渐强大的事实。这样的判断应该说大致准确。没有中国事实上的逐步强盛，“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其次，“中国责任论”是对中国的一种阴谋，是想捧杀中国。这样的判断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完全准确。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道义上也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在于西方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理由充满偏见和不公正。
应该说，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传递出三种模糊的态度：一些人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一些人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扔给中国；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用责任的“担子”压垮中国。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国强力崛起的今天，东西方存在着十分微妙的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认知调整、十分敏感的情感波动。正是基于心理、情感和现实的复杂性，很多西方人在看待“中国责任”问题上，几乎同时具有三重目的，既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激励中国接受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也想把本该自身承担的责任甚至与中国无关的责任扔给中国，同时也暗中预借“国际责任”的名义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认识西方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有必要分析西方“责任论”背后隐藏的含义。仔细分析西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会发现它们的要求既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又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其话语背后隐藏的无奈、恐惧和对霸权的迷恋，而这些无知和恐惧都源于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偏见以及西方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或不愿意真正理解的结果。这些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偏见。东方主义指的是西方在文化上将东方国家描述为不发达的、落后的、低级的文化。早期东方主义将东方描述为野蛮的、非理性的、好战的、懒惰的文化，而现代东方主义则将东方描述为不负责任的、自私的、不民主的、不重视人权的文化。西方“中国责任论”的潜台词是，中国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西方在提出“中国责任论”时，十分强调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 西方认为中国处在战略十字路口， 担心中国未来的不稳定，担心中国任意使用巨大的权力。西方在阐述“责任”时，经常使用的词汇是“希望”或“鼓励中国承担责任”、 “帮助中国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敦促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指引”或“帮助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等。这些词虽然早已摆脱了殖民早期西方与东方的“主奴”关系，但仍然暗示着一种“教师-学生”的关系，似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需要西方的权力教育才能变成一个正常的大国。尽管现在西方在谈论责任时，已经很少体现出侮辱的成分，但其骨子里的优越感仍然显露无余。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中，中国仿佛是一个没有尝试过世界权力的“门外汉”或“暴发户”，中国须要西方的引导才能正确使用权力。对某些西方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学会使用“全新的不甚熟悉的权力”。 这种“教师-学生”的关系，无论如何让人感到不快，也不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关系。中国确实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文化成果和技术成果，但将两者暗示为“教师-学生”的关系，会导致东西方关系存在固定化、本质化的危险。东方主义的后果是，西方无论怎么做都是正确的，全世界都得听他们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没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就是没有履行责任。
2．固执地坚持对“霸权”的西方式解释。西方国家自近代主权时代以来，一直执着于对权力的偏颇解释。在西方思想中，权力注定是扩张性的，并且趋向于建立世界霸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给予“权力均衡”和“霸权稳定论”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基于这样的逻辑推演，西方国家十分担心中国的崛起，尽管中国宣称“和平崛起”，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权力的片面解释，它们仍然认为中国崛起最终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颠覆。西方担心中国崛起后，会建立一个对西方不友善的霸权，威胁西方国家的利益。尽管中国一直宣称将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但西方国家仍对中国的宣示存在根本的不信任，而这一切不信任的根源就在于：西方对权力和霸权的片面解释。
其次，西方国家担心“中国任意使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权力”，这是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曾长久占据世界大国的地位，并不是所谓的“权力政治舞台上的暴发户”，中国拥有丰富的运用权力的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国早就认识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霸极必衰”的道理，所以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基本上使用“文化吸引”的策略，而且非常尊重他者的自主发展权，而不是积极地军事干预。西方仅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推断中国也将步西方的老路，重演霸权战争的逻辑，完全源于西方文化对权力的片面痴迷。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明确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样的气魄，这样明确地反对霸权，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西方固执地从自身的“权力文化”出发推演中国的发展逻辑，得出“中国将演变为霸权”的结论，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偏见。
3.认识不到“中国模式”的制度潜力，固执地坚持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西方除了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使用巨大的权力”之外，也担心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求中国在制度上变得更加接近美国和西方，反对制度文化的多元化。由于中国的制度更加重视集体的团结协作精神，西方偏颇地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尊重个人创造性、民主与人权。西方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早期苏联政治制度的理解，而没有深刻反思个人与集体、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片面强调个人与市场，忽略集体与政府的作用。不可否认，“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中国也在努力跨越政治改革的瓶颈，但西方由此否认这种政治制度的潜力，完全是基于“文化霸权主义”的思维。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经历一个不成熟的早期阶段，而后才能逐渐步入成熟阶段，西方从本质上否定中国特色的制度是其“文化独断论”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以“是否负责”来判断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不管“是否负责”其实是一个国际责任分配问题，从而将“承担国际责任”转换为一个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伪议题。
4.将正常的“国家发展”视为“势力扩张”。以中国的人口、资源、幅员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资产而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强国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畸形的扩张。但西方却从自身的殖民历史出发，习惯性地将“影响的扩大”视为一种势力扩张，并习惯性地将之视为一种消极性行为，却不习惯于从积极的角度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世界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机遇”。中国的能源需求、中国的军事技术进步、与非洲的合作等都被西方视为一种威胁，视为一种争夺势力范围的“新殖民主义”，这表明西方至今仍然没有跳出“权力政治”的固定思维。同样，西方国家以“是否负责”来判断中国是否在搞势力扩张或是否在威胁世界，而不顾“是否负责”本身是一个国际谈判中的责任分担问题，从而将“承担国际责任”转换为一个针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伪议题。
中国是否承担现实中具体的国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这是一个跟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从而也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谈判问题。但西方国家在阐述“中国责任论”时，则试图将“中国责任”引向“中国制度优劣”、“中国如何崛起”、“中国是否威胁世界”等伪议题上来。可见，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充满偏见和歧视，欲置中国外交于被动境地。
三、公平责任与渐进责任：中国外交的应对
挖掘“中国责任论”背后的西方偏见，并不表明中国否定“承担国际责任”，相反，中国应更加理性地、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揭示西方偏见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的指责，揭露西方在“中国责任论”问题上的虚伪和不公平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外交。
首先，中国外交应该明确表达“中国只能承担公平的责任，只能渐进地承担责任”。中国一直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只承担对自己公平的责任。这种“公平”体现在：中国承担的责任跟中国的能力相匹配，如果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那么这种责任就是不公平的。此外，中国必须有选择性地承担责任，不能承担他国本应该承担的责任。由于他国政策过失造成的国际问题，如果当事国不承担主要责任，而将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不仅对中国不公平，而且容易助长此种恶劣作风，不利于当事国发现自身的错误。
西方国家习惯性地把一些与中国无关的责任和过错扔给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过错的“替罪羔羊”。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完全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政策失误所致，但美国部分人如前财长保尔森等认为，“中国的储蓄过高导致美国的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出现泡沫，并将风险扩散到全世界”。 这种指责不仅荒谬，而且会更加助长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因为它们总能为它们的失误找到一个“替罪羊”。英国《卫报》近来又抛出奇谈怪论，宣称中国致使世界经济在2007年到2009年间崩溃 ，可见西方真是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同样，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正视自身的义务和责任，没有正视全球变暖完全是因为自身的历史排放所致，也没有正视自身应该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暖，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但西方反过来却要求中国负更多责任。一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西方的减排模式和制度框架，可以想见，西方发达国家会更加不愿意正视自身的历史排放责任，更加推脱自己本应该负的责任，从而把大量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支持上，西方则会给发展中国家设定一些闻所未闻的条件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西方的商业投机立场和短视行为，才是应对全球变暖过程中真正的障碍。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承认历史排放与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前提下，中国承担强制性的国际减排责任将是对西方推卸责任的纵容，对西方环保产业投机行为的鼓励，对国际正义的不负责任。
中国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也愿意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只能渐进地承担国际责任，而不能盲目地承担过多超过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由于中国正处于崛起的过程中，还远没发展到可以大量承担国际责任的程度，因此中国只能渐进地承担责任。具体来说，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可以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承担对自身的责任。“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问题上既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但也坚持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 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让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责任。西方国家不愿意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只想把各种责任扔给中国，既不切实际也违背公平原则。第二步，承担对中国周边的区域责任。地区责任大于地区外的全球责任，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 没有良好的周边关系，中国崛起的难度将大大提高，因此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中国与周边的和平与发展。第三步，承担全球性责任。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终将承担全球性国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大小与国家能力的大小、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深度密切相关，中国只能渐进地承担国际责任。
其次，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公共外交。 事实上，中国已经承担了相当多的国际责任，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很多西方国家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将中国描绘为“不负责任”的国家。因此，中国外交不仅要厘清中国如何担负国际责任的战略构想，而且要展开公共外交，宣传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过程中的表现与获得的成就。
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成绩巨大，近年来植树造林的面积不仅领先全球，而且比全球其他国家造林的总和还要大，为减缓气候变暖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989年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在内的50多个国际环境条约；中国对国际环境机构的资金援助也日益增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基金20个最大捐款国之一。2006年，为配合中非合作论坛的后续行动，中国举办了“面向非洲的中国环保”主题活动，推动中非在环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还举办了“非洲国家水污染和水资源管理研修班”，帮助非洲国家展开环境培训。 中国的环境NGO全球环境研究所在斯里兰卡的沼气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斯里兰卡政府的高度评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也为世界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维和方面，中国也成就斐然。到2000年为止，中国维和行动参与的力量已经提高了20倍。截止2008年底，中国已经比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参与了更多的维持和平行动，其维和人员主要部署在最需要维持和平的非洲地区。 2007年，中国向联合国缴纳会费和维和摊款等各项费用2.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4.2%。中国2007-2009年应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率由原来的2.05%上升到2.67%，上涨幅度在各国中位居前列。 此外，中国在减免非洲贫困国家债务和国际救灾中也做出了非凡的举动，切切实实地履行了自身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将中国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展示给全世界，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已经履行的和正在履行的国际责任。
最后，中国应该在外交中将国际责任议题与西方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联系在一起解决。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的加深，从而导致联系性权力的出现，即国家可以运用对某种资源的占有去解决另一个问题，或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捆绑式解决。如前所述，国际责任是相互的，既包括中国对西方的责任，也包括西方对中国的责任。西方的责任是包容以“和平崛起”为国家战略的中国，给予中国时间和信任，主动消除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而不是一边大喊“中国威胁论”，一边大唱“中国责任论”。
中国外交应该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与“西方对中国的战略信任”联系起来。具体而言，中国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但同时西方也应该逐渐停止对中国制度的攻击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应该停止对台湾军售，停止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威胁；西方有责任放低身段倾听中国的声音，真正了解和理解中国。对于一个根本不听中国声音或者以偏见诋毁中国声音的西方，中国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承担它们所推卸的责任。目前的事实是，西方听不进中国的批评，不愿意反思中国发出的声音。因此，中国承担责任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理性、公正、正确地对待中国，而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吹毛求疵地批评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接受任何批评，相反，对善意的、符合事实的批评，中国应该抱开放的态度接受，而且积极修正自身的行为，但坚决反对将中国作为“代罪羔羊”。联系性策略要求中国外交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跟“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联系起来，放在一个问题篮子里一起解决，理想的结果是既承担了国际责任，又消除了偏见，也促进了国际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