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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安全化本质上是在主体间对一个公共问题进行威胁建构的过程。它虽然解释了威胁建构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公共问题被成功地建构为威胁，原因在于它将行为体的身份看作是先验给定，并忽视了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建构的反作用。规范和身份是行为体威胁建构过程的两个重要变量，对威胁建构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本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问题被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相关国际规范的出现和俄罗斯身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
【关键词】规范 身份 威胁建构 艾滋病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国际政治学博士
前 言
在传统的安全研究中，“安全威胁”一直被局限于外来的军事威胁，因而安全研究也主要针对于如何有效地运用战略性手段来应对军事冲突和战争的爆发。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变化、疾病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议题越来越具有安全含义，因此，“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安全’概念必须包括针对人类生存和福祉的所有重大威胁，而不仅仅是军事威胁。” 1983 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 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上述非传统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传统的安全研究充满浓厚的新现实主义色彩， 无法涵盖非军事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构成的威胁。新现实主义还将威胁视为外在于个体认知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关于何种非传统议题何时成为一种威胁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维夫（Ole Wev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对传统安全观提出了挑战。安全化理论认为，没有什么是既定的安全，安全是可以再定义的。如果规范动议者通过“言语行为”表达出某问题是一种“存在性威胁”， 这种“存在性威胁”意味着有必要使用非常手段去遏制之，如果相关的 “听众”接受这种说法，并通过主体间建构形成相应的规范，那么这个问题就被安全化了，或者说成为了一个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安全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威胁建构的过程。然而，安全化理论虽然解释了一个公共议题被建构为安全威胁，乃至相关规范被确立的过程，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可能被当作威胁的复杂问题中，仅仅是其中某些问题才成功地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原因就在于，安全化理论在威胁建构的过程中忽略了规范和身份对安全化过程的影响。本文计划在梳理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的威胁建构为例，对规范和身份在威胁建构中的作用进行层次分析。
一、安全化过程中的威胁建构
在安全研究领域，关于威胁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比较少。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某些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而“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将威胁与安全联系了起来。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主体间的威胁建构过程，对“威胁”的建构是某个公共问题被安全化的核心。在安全化的过程中，威胁建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步骤。
（一）“威胁”的话语性建构。谈到话语与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类通过习得和使用话语来达到政治目的。 因此，作为始终处于政治的优先议程之中的安全问题也与话语密不可分，话语塑造了政治的议程。正如戴伯拉•斯通（Deborah Stone） 所言，“政策话语中不同的标签会产生不同的表述和应对方法，在政治学领域，话语很重要”。 一个公共问题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安全问题，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该问题被看作是一种安全威胁。“安全 ”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在实践中，某个问题成为安全事务，不仅是因为存在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而且是因为该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话语不仅描述了威胁，而且还建构威胁。通过话语建构的“存在性威胁”是安全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威胁建构中的话语使得安全化中的 “非常措施”的使用具有合法性，并且使得一个议题的优先议程地位具有正当性。这种安全化的话语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和话语操纵的范畴”， 而且还使得采取某种后续行动以解决被安全化的威胁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威胁”的主体间性建构。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性建构是成功安全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话语的发出者（也即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还要由安全“话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听众”是否接受该问题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一个问题是否安全事务，并不是由个体独自决定的，因为安全化是由“主体间性”构成。也就是说，“威胁”还需要主体间性建构。“主体间性”是指安全主体之间对某个“存在性威胁”的认同程度。它强调了安全化的实践过程。关于“存在性威胁”话语的提出只是安全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只有“听众”接受了这种威胁建构，安全化才能完成。这种“听众”接受相关话语的过程就是“威胁”的主体间性建构。“对威胁、脆弱性，与安全（不安全）的感觉与其说是存在或不存在，倒不如说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而成”。 主体间性建构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通过对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行为形成主体间性认同，各主体改变利益认知和行为模式。例如，美国通过话语行为将恐怖主义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成功地启动了恐怖主义问题安全化，然后国际社会中诸多行为主体通过联合国这一机制建构了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认知，并以在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形式确立了相关的国际规范。通过形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主体间建构，世界各国将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纳入到国家安全议程之中。
二、威胁建构中的规范与身份
威胁建构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公共问题在一些国家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因此被安全化，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却并没有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因安全化而产生的国际规范能很快地在一些国家被内化，而在其他国家却可能被束之高阁。成员国在威胁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行为模式之所以各不相同，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各国面临不同的问题解决优先目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规范和身份在各国的“威胁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规范和身份是国家安全语境下威胁建构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因此，有必要分别对这两个变量在威胁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加以分析。
（一）规范与威胁建构。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范是指行为共同体(a community of actors)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 而卡赞斯坦则认为，规范描述了具有某种身份的行为体对适当行为的一种共同预期，在某种情形下，规范就像规则一样定义行为体的身份，从而起到“构成效果(constitutive effects)”,说明何种行为将会导致其他相关行为体作出身份认同。在其他情形下，规范将会作为一种标准，规定已经确定某种身份的行为体应采取何种适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将起到限制性作用，规定适当行为的标准。规范可以规定身份，也可以限制行为，或两者兼备。 规范对我们理解威胁建构过程至关重要。在国际层面，如果某个公共问题被建构为威胁，呈现出被安全化的趋势，并且出现了相关的国际规范，那么这种规范是否能够在各成员国得到内化就成为安全化成功的试金石。如果关于该公共问题的国际规范被行为体内化，那么说明该公共问题被行为体建构为“威胁”。内化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工具内化（instrumental internalization），也即行为体认为服从规范符合他们的利益，一旦服从规范的代价超出了收益，行为体就会恢复其原来的行为方式。二是深入内化( deepened internalization),也即行为体接受规范或身份话语，认同规范的合法性。内化的过程通常遵循一定的顺序，首先是工具内化阶段，然后是深入内化。然而在实际上，两者之间难以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判断行为体是否已经真正地内化了某规范。因此，一般认为，只要有观察到的建构威胁的话语，就可以认为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内化。
规范对于威胁建构的影响在于，规范改变行为体对“威胁”的认知。成功的安全化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识别存在性威胁；其次是采取紧急行动；最后是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 也就是说，存在性威胁的认知并不能说明安全化已经完成，安全化必须通过确立新的规范才能实现。如果存在已经确立的相关的国际规范，那么该规范将会普及到不同的行为体，产生许多规范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将会改变以往的“威胁”认知，重新建构威胁。国际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认知改变的程度取决于国际规范的以下两个方面：国际规范的道义基础和国际规范与现实情况的符合度。如果国际规范具有很高的道义基点，那么行为体可能会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而接受该国际规范；如果国际规范十分符合行为体的国内现实威胁情况，那么行为体也会容易接受该规范。总之，规范具有扩散效应，这种规范的扩散将会改变行为者的“威胁”认知。
（二）身份与威胁建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要想理解为什么有些行为体接受了某个关于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而其他行为体却拒绝接受，还必须明确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已有哪些主要的身份。也就是说，身份也是国家的威胁建构（也即安全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关于身份在威胁建构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国际身份和国内身份两个层面。
首先，国际身份影响威胁建构。所谓国际身份，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自我定位，它也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它可以分为三种：革命者、维护者和建构者。革命者的身份将会拒绝接受国际上关于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维护者将会接受相关的威胁建构；而建构者将会倡导关于威胁建构的规范。例如，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关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规范，例如安理会通过的反恐决议或宣言等，作为当前国际规范的维护者，中国就接受了关于恐怖主义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并在国内将反恐上升到国家安全议程。
其次，国内身份影响威胁建构。在国内层面也存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在国内的日常话语中得到建构，表明了社会中不同的“我者”和“他者”。 “我者”和“他者”的指称表明了不同的集体身份所被赋予的特点。在一国之内，威胁建构的过程就是主体间关于威胁的共同认知过程。如果一种问题被认为只对“他者”构成威胁，而不对“我者”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建构就很难形成主体间认同。国内身份在“我者”和“他者”之间的撕裂将不利于威胁的主体间建构。
三、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以俄罗斯为例
俄罗斯的艾滋病疫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传播都快”。 据官方统计，俄罗斯在1999年登记的艾滋病患者为31000例，而到2005年则飙升到315000。 有专家认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高达80万和150万之间。 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在以前却很少关注该问题，以前从未有人在联邦决策层面将诸如艾滋病这样的卫生问题贴上国家威胁的标签，遑论将其当作一种国家安全威胁来看待。所以在艾滋病问题应对方面，俄罗斯政府也不太重视。例如，俄罗斯在2002年的艾滋病项目的支出方面仅为600万美元，而每年在维护“库尔斯克号”潜艇方面的开支则高达1500万美元。 俄罗斯在2004年又成立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国家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HIV/AIDS）”，但是，由于没有任何总统内阁官员参与，所以这些机构的权力十分有限。到2006年4月，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却公开宣称，艾滋病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提出应对这种威胁的指导战略。此举与俄罗斯政府的前期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在艾滋病的威胁建构方面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原因就在于规范和身份对俄罗斯关于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一）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国际规范影响了俄罗斯对国内艾滋病的威胁认知。从本世纪初，将艾滋病作为一种安全问题的国际规范话语不断出现。皮特•辛格（Peter Singer）认为，艾滋病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普里斯•史密斯（Price-Smith）认为，艾滋病会在国家层面造成政治和经济不安全，从而带来国内动荡或国家之间的权力失衡，结果导致军事冲突的爆发。 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弗森（James D. Wolfensohn）在2005年首次由世界银行行长参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宣布了一场“艾滋病战争（War on AIDS）”。 1999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将艾滋病称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存在性威胁”。 在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关于艾滋病问题的专门会议。这次会议在关于艾滋病的规范形成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斯泰凡•艾比（Stefan Elbe）所言，“安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一个卫生问题标明为一种国际安全威胁”。 联合国安理会于2002年1月10日专门讨论了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安全的影响，成功地启动了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同年7月，安理会通过了有关艾滋病的第1308号决议，这个决议事实上导致了有关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国际规范的确立。
关于艾滋病威胁认知的国际规范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对艾滋病威胁的认知。普京在2006年4月20日国家委员会会议（State Council Presidium）中强调了艾滋病疫情的范围及其“对国家人口状况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以史无前例的话语强调了该问题的紧迫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适当的行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话语，还需要行动，整个俄罗斯社会必须参与其中”。 这“标志着俄罗斯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分水岭，艾滋病问题第一次受到高层的关注，该重要机构的领导最为需要”。 此外，俄罗斯还承诺促进“全球艾滋病疫苗项目” (Global HIV Vaccine Enterprise),同时还承诺，“通过建立相应的区域协调机制，将东欧和中亚国家纳入到其活动之中”。 俄罗斯还将艾滋病应对方面的预算从2006年的31亿卢布增加到2007年的77亿。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认为普京的行动是一个“开创之举”。俄罗斯联邦的主要卫生官员基纳迪•奥尼斯申科（Gennadiy Onischenko）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艾滋病问题已经在俄罗斯国家议程中占据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并被俄罗斯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八国集团议程之中。
（二）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影响了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关于艾滋病威胁的国际规范的确立是俄罗斯国内将艾滋病当作一种安全威胁认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在普京的关于艾滋病威胁建构之前，这种规范就已经存在了六年，这六年中俄罗斯并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倡议。因此，为了探讨俄罗斯国内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安全问题的艾滋病的国际规范，就需要分析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对艾滋病威胁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俄罗斯国际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俄罗斯在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尽管自从本世纪初就出现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但是俄罗斯在国内排斥这种规范。国际身份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排斥的原因。根据主流话语，俄罗斯将自己指称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是一个主动的规范提供者而非被动的规范接受者；另外俄罗斯也长期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于美国的对立面。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国际社会在国际安全议题各个方面设定了条件。关于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规范的形成也主要是受美国的推动。因此，俄罗斯拒绝接受美国推动的艾滋病方面的国际规范，没有将国内的艾滋病问题建构为一种安全威胁，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例如，据报道，在2000年4月在波罗的海区域成立的“传染病工作组”（the Task Force on Communicable Disease）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各代表团讨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发布的一份关于在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国与艾滋病相关的发展问题。俄罗斯的评论看起来明显反对美国对艾滋病的看法：“俄罗斯的反应是：‘他们把我们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还令俄罗斯愤怒的是，来自美国的艾滋病威胁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身份的建构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正如有文章声称，“今天俄罗斯少有外部的敌人”。 言外之意，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是朋友，而非国际社会的异类或对立者。在身份定位方面，俄罗斯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美国的对立面，而美国是艾滋病安全化方面国际规范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俄罗斯也逐渐将艾滋病问题建构为一种安全威胁，内化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方面的国际规范。
其次，俄罗斯国内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俄罗斯在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在俄罗斯国内，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异类，被以不同的方式标上了贬义标签。“艾滋病局限于某些群体”这一观点成为主流。正如俄罗斯医学院血液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瑞•沃洛布耶夫（Andrei Vorobyev）所言，“如果捐献者不能表明他不是一个放荡的人、吸毒者或同性恋者，那么我就无法保证血液的安全”。 一个关于研发艾滋病疫苗的讨论也反映了这种“我者”与“他者”的明显区分。 俄罗斯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宣布，在2003年召开的关于“市民社会在艾滋病预防中的作用”的会议“纵容了犯罪，不可令人接受”。 在艾滋病方面，“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身份极化影响了艾滋病威胁方面的主体间建构。
然而近来，俄罗斯这种国内身份也发生了稍微的变化。在俄罗斯的“我者”与作为艾滋病患者的“他者”身份之间的极化正在降低。关于艾滋病的报道不但在量上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增加，而且在关注点方面也有所不同。例如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 2005年报道了一个发生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Voronezh）的献血丑闻，在那里，一个11岁的男孩和一个21岁的女孩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这就说明艾滋病问题得到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发起倡议，强调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资助和照顾，并且提出了一个“阻止艾滋病传播的概念”（Concept To Stop the Spread of AIDS）。在艾滋病方面，“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限在国内话语中变得日益模糊，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简而言之，近年来，无论是在政治话语还是在社会话语方面都表明，艾滋病问题不再仅仅是对“他者”构成威胁，也对“我者”构成威胁。艾滋病被俄罗斯日益界定为一种国家问题，所以在艾滋病问题方面，“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界限弱化。也就是说，在艾滋病威胁的指涉对象方面，他们具有共同的身份，也即一个共同的俄罗斯身份。这种国内身份的统一促进了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
四、结 语
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通过话语行为而进行的威胁建构过程。“安全化”理论强调了国家行为体的工具性理性对安全化过程影响，将行为体的身份当作是安全化过程中的一种先验给定；尽管它也突出了规范的建构过程，但是忽视了规范在行为体的威胁建构过程中的反作用。实际上，已有规范和行为体的身份是威胁建构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变量，行为体身份的变化会影响其威胁建构（也即安全化）的轨迹。按照安全化的逻辑，俄罗斯在2006年开始的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应该是出于对某种理性评估的收益考量。然而这种解释的说服力较小。普京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威胁建构方面没有任何已知的国际经济利益动机。与此相反，在2001年当世界银行提出捐助1亿5000万美元以在俄罗斯开展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时，俄罗斯政府对此却加以拒绝。可能还有人认为，普京的这种转变是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收益，也就是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权力。就地缘政治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在远东地区，将会改变俄罗斯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的比率。这反过来将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最终会削弱其权力。然而多年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并没有将俄罗斯人口的下降看作是一种威胁。因此，单单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2006年将艾滋病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由此看来，安全化的逻辑无法充分解释2006年俄罗斯将艾滋病建构为威胁的动因。原因在于安全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规范和身份对国际行为体的威胁建构过程的反作用。近年来艾滋病安全化方面国际规范的出现以及俄罗斯国际和国内身份的变化，成为俄罗斯在艾滋病的威胁建构方面最重要的推动力。
【关键词】规范 身份 威胁建构 艾滋病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国际政治学博士
前 言
在传统的安全研究中，“安全威胁”一直被局限于外来的军事威胁，因而安全研究也主要针对于如何有效地运用战略性手段来应对军事冲突和战争的爆发。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变化、疾病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议题越来越具有安全含义，因此，“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安全’概念必须包括针对人类生存和福祉的所有重大威胁，而不仅仅是军事威胁。” 1983 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 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上述非传统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传统的安全研究充满浓厚的新现实主义色彩， 无法涵盖非军事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构成的威胁。新现实主义还将威胁视为外在于个体认知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关于何种非传统议题何时成为一种威胁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维夫（Ole Wev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对传统安全观提出了挑战。安全化理论认为，没有什么是既定的安全，安全是可以再定义的。如果规范动议者通过“言语行为”表达出某问题是一种“存在性威胁”， 这种“存在性威胁”意味着有必要使用非常手段去遏制之，如果相关的 “听众”接受这种说法，并通过主体间建构形成相应的规范，那么这个问题就被安全化了，或者说成为了一个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安全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威胁建构的过程。然而，安全化理论虽然解释了一个公共议题被建构为安全威胁，乃至相关规范被确立的过程，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可能被当作威胁的复杂问题中，仅仅是其中某些问题才成功地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原因就在于，安全化理论在威胁建构的过程中忽略了规范和身份对安全化过程的影响。本文计划在梳理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的威胁建构为例，对规范和身份在威胁建构中的作用进行层次分析。
一、安全化过程中的威胁建构
在安全研究领域，关于威胁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比较少。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某些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而“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将威胁与安全联系了起来。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主体间的威胁建构过程，对“威胁”的建构是某个公共问题被安全化的核心。在安全化的过程中，威胁建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步骤。
（一）“威胁”的话语性建构。谈到话语与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类通过习得和使用话语来达到政治目的。 因此，作为始终处于政治的优先议程之中的安全问题也与话语密不可分，话语塑造了政治的议程。正如戴伯拉•斯通（Deborah Stone） 所言，“政策话语中不同的标签会产生不同的表述和应对方法，在政治学领域，话语很重要”。 一个公共问题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安全问题，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该问题被看作是一种安全威胁。“安全 ”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在实践中，某个问题成为安全事务，不仅是因为存在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而且是因为该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话语不仅描述了威胁，而且还建构威胁。通过话语建构的“存在性威胁”是安全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威胁建构中的话语使得安全化中的 “非常措施”的使用具有合法性，并且使得一个议题的优先议程地位具有正当性。这种安全化的话语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和话语操纵的范畴”， 而且还使得采取某种后续行动以解决被安全化的威胁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威胁”的主体间性建构。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性建构是成功安全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话语的发出者（也即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还要由安全“话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听众”是否接受该问题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一个问题是否安全事务，并不是由个体独自决定的，因为安全化是由“主体间性”构成。也就是说，“威胁”还需要主体间性建构。“主体间性”是指安全主体之间对某个“存在性威胁”的认同程度。它强调了安全化的实践过程。关于“存在性威胁”话语的提出只是安全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只有“听众”接受了这种威胁建构，安全化才能完成。这种“听众”接受相关话语的过程就是“威胁”的主体间性建构。“对威胁、脆弱性，与安全（不安全）的感觉与其说是存在或不存在，倒不如说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而成”。 主体间性建构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通过对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行为形成主体间性认同，各主体改变利益认知和行为模式。例如，美国通过话语行为将恐怖主义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成功地启动了恐怖主义问题安全化，然后国际社会中诸多行为主体通过联合国这一机制建构了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认知，并以在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形式确立了相关的国际规范。通过形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主体间建构，世界各国将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纳入到国家安全议程之中。
二、威胁建构中的规范与身份
威胁建构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公共问题在一些国家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因此被安全化，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却并没有被建构为安全威胁；因安全化而产生的国际规范能很快地在一些国家被内化，而在其他国家却可能被束之高阁。成员国在威胁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行为模式之所以各不相同，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各国面临不同的问题解决优先目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规范和身份在各国的“威胁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规范和身份是国家安全语境下威胁建构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因此，有必要分别对这两个变量在威胁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加以分析。
（一）规范与威胁建构。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范是指行为共同体(a community of actors)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 而卡赞斯坦则认为，规范描述了具有某种身份的行为体对适当行为的一种共同预期，在某种情形下，规范就像规则一样定义行为体的身份，从而起到“构成效果(constitutive effects)”,说明何种行为将会导致其他相关行为体作出身份认同。在其他情形下，规范将会作为一种标准，规定已经确定某种身份的行为体应采取何种适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将起到限制性作用，规定适当行为的标准。规范可以规定身份，也可以限制行为，或两者兼备。 规范对我们理解威胁建构过程至关重要。在国际层面，如果某个公共问题被建构为威胁，呈现出被安全化的趋势，并且出现了相关的国际规范，那么这种规范是否能够在各成员国得到内化就成为安全化成功的试金石。如果关于该公共问题的国际规范被行为体内化，那么说明该公共问题被行为体建构为“威胁”。内化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工具内化（instrumental internalization），也即行为体认为服从规范符合他们的利益，一旦服从规范的代价超出了收益，行为体就会恢复其原来的行为方式。二是深入内化( deepened internalization),也即行为体接受规范或身份话语，认同规范的合法性。内化的过程通常遵循一定的顺序，首先是工具内化阶段，然后是深入内化。然而在实际上，两者之间难以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判断行为体是否已经真正地内化了某规范。因此，一般认为，只要有观察到的建构威胁的话语，就可以认为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内化。
规范对于威胁建构的影响在于，规范改变行为体对“威胁”的认知。成功的安全化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识别存在性威胁；其次是采取紧急行动；最后是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 也就是说，存在性威胁的认知并不能说明安全化已经完成，安全化必须通过确立新的规范才能实现。如果存在已经确立的相关的国际规范，那么该规范将会普及到不同的行为体，产生许多规范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将会改变以往的“威胁”认知，重新建构威胁。国际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认知改变的程度取决于国际规范的以下两个方面：国际规范的道义基础和国际规范与现实情况的符合度。如果国际规范具有很高的道义基点，那么行为体可能会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而接受该国际规范；如果国际规范十分符合行为体的国内现实威胁情况，那么行为体也会容易接受该规范。总之，规范具有扩散效应，这种规范的扩散将会改变行为者的“威胁”认知。
（二）身份与威胁建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要想理解为什么有些行为体接受了某个关于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而其他行为体却拒绝接受，还必须明确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已有哪些主要的身份。也就是说，身份也是国家的威胁建构（也即安全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关于身份在威胁建构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国际身份和国内身份两个层面。
首先，国际身份影响威胁建构。所谓国际身份，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自我定位，它也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它可以分为三种：革命者、维护者和建构者。革命者的身份将会拒绝接受国际上关于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维护者将会接受相关的威胁建构；而建构者将会倡导关于威胁建构的规范。例如，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关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规范，例如安理会通过的反恐决议或宣言等，作为当前国际规范的维护者，中国就接受了关于恐怖主义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并在国内将反恐上升到国家安全议程。
其次，国内身份影响威胁建构。在国内层面也存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在国内的日常话语中得到建构，表明了社会中不同的“我者”和“他者”。 “我者”和“他者”的指称表明了不同的集体身份所被赋予的特点。在一国之内，威胁建构的过程就是主体间关于威胁的共同认知过程。如果一种问题被认为只对“他者”构成威胁，而不对“我者”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建构就很难形成主体间认同。国内身份在“我者”和“他者”之间的撕裂将不利于威胁的主体间建构。
三、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以俄罗斯为例
俄罗斯的艾滋病疫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传播都快”。 据官方统计，俄罗斯在1999年登记的艾滋病患者为31000例，而到2005年则飙升到315000。 有专家认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高达80万和150万之间。 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在以前却很少关注该问题，以前从未有人在联邦决策层面将诸如艾滋病这样的卫生问题贴上国家威胁的标签，遑论将其当作一种国家安全威胁来看待。所以在艾滋病问题应对方面，俄罗斯政府也不太重视。例如，俄罗斯在2002年的艾滋病项目的支出方面仅为600万美元，而每年在维护“库尔斯克号”潜艇方面的开支则高达1500万美元。 俄罗斯在2004年又成立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国家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HIV/AIDS）”，但是，由于没有任何总统内阁官员参与，所以这些机构的权力十分有限。到2006年4月，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却公开宣称，艾滋病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提出应对这种威胁的指导战略。此举与俄罗斯政府的前期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在艾滋病的威胁建构方面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原因就在于规范和身份对俄罗斯关于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一）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国际规范影响了俄罗斯对国内艾滋病的威胁认知。从本世纪初，将艾滋病作为一种安全问题的国际规范话语不断出现。皮特•辛格（Peter Singer）认为，艾滋病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普里斯•史密斯（Price-Smith）认为，艾滋病会在国家层面造成政治和经济不安全，从而带来国内动荡或国家之间的权力失衡，结果导致军事冲突的爆发。 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弗森（James D. Wolfensohn）在2005年首次由世界银行行长参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宣布了一场“艾滋病战争（War on AIDS）”。 1999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将艾滋病称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存在性威胁”。 在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关于艾滋病问题的专门会议。这次会议在关于艾滋病的规范形成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斯泰凡•艾比（Stefan Elbe）所言，“安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一个卫生问题标明为一种国际安全威胁”。 联合国安理会于2002年1月10日专门讨论了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安全的影响，成功地启动了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同年7月，安理会通过了有关艾滋病的第1308号决议，这个决议事实上导致了有关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国际规范的确立。
关于艾滋病威胁认知的国际规范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对艾滋病威胁的认知。普京在2006年4月20日国家委员会会议（State Council Presidium）中强调了艾滋病疫情的范围及其“对国家人口状况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以史无前例的话语强调了该问题的紧迫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适当的行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话语，还需要行动，整个俄罗斯社会必须参与其中”。 这“标志着俄罗斯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分水岭，艾滋病问题第一次受到高层的关注，该重要机构的领导最为需要”。 此外，俄罗斯还承诺促进“全球艾滋病疫苗项目” (Global HIV Vaccine Enterprise),同时还承诺，“通过建立相应的区域协调机制，将东欧和中亚国家纳入到其活动之中”。 俄罗斯还将艾滋病应对方面的预算从2006年的31亿卢布增加到2007年的77亿。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认为普京的行动是一个“开创之举”。俄罗斯联邦的主要卫生官员基纳迪•奥尼斯申科（Gennadiy Onischenko）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艾滋病问题已经在俄罗斯国家议程中占据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并被俄罗斯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八国集团议程之中。
（二）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影响了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关于艾滋病威胁的国际规范的确立是俄罗斯国内将艾滋病当作一种安全威胁认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在普京的关于艾滋病威胁建构之前，这种规范就已经存在了六年，这六年中俄罗斯并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倡议。因此，为了探讨俄罗斯国内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安全问题的艾滋病的国际规范，就需要分析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对艾滋病威胁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俄罗斯国际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俄罗斯在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尽管自从本世纪初就出现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但是俄罗斯在国内排斥这种规范。国际身份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排斥的原因。根据主流话语，俄罗斯将自己指称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是一个主动的规范提供者而非被动的规范接受者；另外俄罗斯也长期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于美国的对立面。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国际社会在国际安全议题各个方面设定了条件。关于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规范的形成也主要是受美国的推动。因此，俄罗斯拒绝接受美国推动的艾滋病方面的国际规范，没有将国内的艾滋病问题建构为一种安全威胁，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例如，据报道，在2000年4月在波罗的海区域成立的“传染病工作组”（the Task Force on Communicable Disease）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各代表团讨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发布的一份关于在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国与艾滋病相关的发展问题。俄罗斯的评论看起来明显反对美国对艾滋病的看法：“俄罗斯的反应是：‘他们把我们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还令俄罗斯愤怒的是，来自美国的艾滋病威胁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身份的建构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正如有文章声称，“今天俄罗斯少有外部的敌人”。 言外之意，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是朋友，而非国际社会的异类或对立者。在身份定位方面，俄罗斯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美国的对立面，而美国是艾滋病安全化方面国际规范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俄罗斯也逐渐将艾滋病问题建构为一种安全威胁，内化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方面的国际规范。
其次，俄罗斯国内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俄罗斯在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在俄罗斯国内，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异类，被以不同的方式标上了贬义标签。“艾滋病局限于某些群体”这一观点成为主流。正如俄罗斯医学院血液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瑞•沃洛布耶夫（Andrei Vorobyev）所言，“如果捐献者不能表明他不是一个放荡的人、吸毒者或同性恋者，那么我就无法保证血液的安全”。 一个关于研发艾滋病疫苗的讨论也反映了这种“我者”与“他者”的明显区分。 俄罗斯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宣布，在2003年召开的关于“市民社会在艾滋病预防中的作用”的会议“纵容了犯罪，不可令人接受”。 在艾滋病方面，“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身份极化影响了艾滋病威胁方面的主体间建构。
然而近来，俄罗斯这种国内身份也发生了稍微的变化。在俄罗斯的“我者”与作为艾滋病患者的“他者”身份之间的极化正在降低。关于艾滋病的报道不但在量上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增加，而且在关注点方面也有所不同。例如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 2005年报道了一个发生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Voronezh）的献血丑闻，在那里，一个11岁的男孩和一个21岁的女孩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这就说明艾滋病问题得到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发起倡议，强调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资助和照顾，并且提出了一个“阻止艾滋病传播的概念”（Concept To Stop the Spread of AIDS）。在艾滋病方面，“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限在国内话语中变得日益模糊，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简而言之，近年来，无论是在政治话语还是在社会话语方面都表明，艾滋病问题不再仅仅是对“他者”构成威胁，也对“我者”构成威胁。艾滋病被俄罗斯日益界定为一种国家问题，所以在艾滋病问题方面，“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界限弱化。也就是说，在艾滋病威胁的指涉对象方面，他们具有共同的身份，也即一个共同的俄罗斯身份。这种国内身份的统一促进了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
四、结 语
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通过话语行为而进行的威胁建构过程。“安全化”理论强调了国家行为体的工具性理性对安全化过程影响，将行为体的身份当作是安全化过程中的一种先验给定；尽管它也突出了规范的建构过程，但是忽视了规范在行为体的威胁建构过程中的反作用。实际上，已有规范和行为体的身份是威胁建构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变量，行为体身份的变化会影响其威胁建构（也即安全化）的轨迹。按照安全化的逻辑，俄罗斯在2006年开始的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应该是出于对某种理性评估的收益考量。然而这种解释的说服力较小。普京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威胁建构方面没有任何已知的国际经济利益动机。与此相反，在2001年当世界银行提出捐助1亿5000万美元以在俄罗斯开展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时，俄罗斯政府对此却加以拒绝。可能还有人认为，普京的这种转变是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收益，也就是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权力。就地缘政治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在远东地区，将会改变俄罗斯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的比率。这反过来将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最终会削弱其权力。然而多年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并没有将俄罗斯人口的下降看作是一种威胁。因此，单单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2006年将艾滋病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由此看来，安全化的逻辑无法充分解释2006年俄罗斯将艾滋病建构为威胁的动因。原因在于安全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规范和身份对国际行为体的威胁建构过程的反作用。近年来艾滋病安全化方面国际规范的出现以及俄罗斯国际和国内身份的变化，成为俄罗斯在艾滋病的威胁建构方面最重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