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计划经济”把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罪于市场化改革，主张用“完善”旧体制的办法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计划经济思路的一种变异
　　在社会发展风云际会时期，学者中間总有一些大的治国方略提出。中国当代也正处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有几件事情值得称道:实现对外开放，我们的经济在压力之下提高了效率，民众的思想也经受了启蒙，此其一；其二，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方面，社会重心下沉，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农村开始发育有声色的民主选举制度，在经济领域私营部门迅速扩张；其三，过去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坚冰也开始被打破。
　　但是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渐进改革，这样就把一些难改的工作和难解决的问题留下来了。在居民收入共同增长的基础上，不同阶层的收入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在拉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是没有理顺，建立一种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的体制还没有破题；发展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大体上有了共识，但走出一条社会风险较小的民主改革路子，似乎还在考验我们的智慧；经济在快速发展，但环境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解决环境问题似乎没有大手笔。
　　学者们对时局的批评大体上离不开上述几个方面。在各种批评者的立论中，有一种被我叫做“儒学计划经济”。它把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罪于市场化改革，主张用“完善”旧体制的办法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计划经济思路的一种变异，只不过装扮了儒学外衣，所以颇能赢得社会共鸣。
　　很难说“儒学计划经济”是一种有统一的内在逻辑的思想体系，但总还可以说它有大体的外观，它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是强调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并把我们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的东西说成是西方的东西。最近的新说法干脆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哲学思想统称为“亚洲价值观”，把它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相对立，认为西方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它所秉持的理念是竞争、增长和发展，而不是和谐”。显然，他们在这里把“和谐社会”与“竞争、增长和发展”对立起来了。
　　第二是将儒家提倡的“中庸”解释为“均等规则”和非竞争性。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要从道家文化中的‘无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佛家文化中静修以及其他很多亚洲传统价值理念中去寻求智慧。”
　　为什么我在这里把有上述特点的学术思想成为“儒学计划经济”？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出现系统性的计划经济思想：反对市场竞争，相信政府有操控经济的超人智慧和能力，后来被人讥讽为“计算机计划经济”或“计算机乌托邦主义”。比这还早的计划经济思想，可以叫做“哲学计划经济”，因为它的基础是一种哲学理念。这些计划经济思想事实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命令经济”或“官僚经济”。当今我国反对竞争、增长和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以儒家学说为装饰，所以把它称为“儒学计划经济”是比较恰当的。
　　“儒学计划经济”的“理论支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理论”。这种比较研究常常沦为学究式的自言自语，经不住历史文献和现实的考验。例如，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武断说法:“亚洲人求稳避险，求正避邪，求和避战。”言下之意是欧美人总是倒着来的。其实，股份公司制度、专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欧洲兴盛起来的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至于战争，历史资料表明，古代中国以国内战争为主，而古代乃至近代欧洲则以民族战争为多；欧洲战争有专业化的特点，平民卷入战争的程度低，死亡率也低。关于文化比较研究，有学者谭其镶、朱学勤和秦晖等向我们提供了极为深刻的评论，使我们无法相信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能大到足以让我们选择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程度。
　　二是“资源枯竭”理论。相比几十年前的“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儒学计划经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新的思想，多的是耸人听闻的恐吓与苦口婆心的关于生活方式选择的劝告。例如，有学者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由于人均资源所限，即便有少数亚洲的中产阶层可能模仿美国富人，但大多数亚洲人注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依我看，如果亚洲国家拿这种学说来治理国家，恐怕高兴的不是亚洲人，而是欧美的极端种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