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元素周期表上的第101号元素被合成。它被命名为“钔”，为的是纪念发现元素周期表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元素，16种同位素里一大半的半衰期都不超过5分钟——也就是说，5分钟内它们就会变成别的元素。后人评价说用门捷列夫的名字来命名这么个动不动就换张面孔的元素还真挺应景的，因为这位先生在晚年以脾气古怪和难以相处著称，翻脸如翻书。
　　科学家面对大自然的冷静和洞察力不见得能够体现在生活中，当智商高到另一个“海拔”时，思路跟我等凡人大相径庭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身为一名科学家哪能没一两项怪癖？否则出门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吗？
　　有时候好头脑们的坏脾气是因为世道不公处境艰难，比如门捷列夫在当时沙皇俄国那个环境里的确诸般不顺，屡受排挤：身为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化学家，居然因为让俄国科学院一帮傻缺院士投票而落选院士，后来干脆还被迫离开工作了33年的圣彼得堡大学，全校师生请愿都没有用。有时候则基本上是性格问题，比如罗伯特-胡克，就是弹簧的“胡克定律”那一位，脾气坏到跟谁都能掐上架。
　　据说胡克在皇家学会里的口头禅是“这事儿我早就想到了！”在一群科学家里，每次有谁发表什么新发现胡克都跳出来这么说上一句，结果这种话说多了之后变成“狼来了”的故事，后来他真的在牛顿之前发现了平方反比定律，提出来却没人信了——说起来牛顿爵爷也不是盏省油的灯，胡克这头声明说平方反比定律我早就想到了，牛顿那是借鉴了我的笔记！牛顿那头就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引用胡克工作的说明全都给删了，一个字都不剩。后来还有句著名的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励志书籍会告诉你这是牛顿的谦虚之言，其实牛顿这么说多半是在嘲笑胡克是个驼子。
　　不过话说回来，得罪谁也别得罪活得长的人，胡克比牛顿早死24年，身后一幅画像都没留下，据说都是被牛顿撤下来的，差点还把留下来的手稿和笔记一把火烧了——要想彻底惹恼一位科学家，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指着他的成果说“这是抄我的！”。
　　实话说，胡克先生这辈子也确实不容易。他是平民出身，没有学位，用现在的话说是位草根科学家，皇家学会创始的最早那批会员里，一长串名字就只有他是“胡克先生”，其他人都是“博士”。大概正是因为同样当过工匠又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机械、建筑、生物样样来得，他被称为“伦敦的达·芬奇”。不过佛罗伦萨那位达·芬奇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伦敦这位“达·芬奇”却容貌丑陋，还患有佝偻症，是个矮小的驼子（牛顿果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后来的愤世嫉俗，大概是因为外貌、地位和才智实在不匹配吧。
　　不止活得艰难的人脾气坏，有些含着银勺子出生的家伙脾气也坏得够瞧。第谷·布拉赫，开普勒的老师，月球上最大的环形山以他命名，没有他就没有开普勒行星定律——开普勒本人是个大近视加散光，完全没有观测能力，他那伟大的发现全都基于老师身后留给他的厚厚的观测记录——望远镜发明之前最了不起的观测大师，观测记录无比精确、缜密，几乎达到人类肉眼极限，做出这样记录的人却是个出名的暴躁鬼。
　　第谷生来就是贵族，衣食无忧，少年成名，有整整一个岛来修建他那著名的汶岛天文台。按说这么一个顺心如意的人应该挺好相处才对吧。这位偏偏是个炮仗，一点就炸。第谷19岁时因为舞会上跟人吵架，怒而决斗，结果鼻子被人削掉了，只好拿金银合金做了个假的，从此身上永远带着一盒用来粘鼻子的胶。他有名的古怪举止是习惯穿着全套朝服做观测，贵族老爷派头十足，对待下属据说也是出了名的傲慢粗暴，以致于去世三百年后还有人怀疑他其实是被人在饮料里下毒谋杀的。
　　要说第谷高高在上目无下尘呢，他偏偏又出人意料地娶了个农家姑娘。那时候“贵贱通婚”要持续三年以上才能被法律承认，他就顶着家里的压力坚持了三年，后来也一直不离不弃。再联想到他对平民出身的开普勒不但倾囊相授，还慷慨地把毕生成果托付给对方，甚至在开普勒单方面闹误会离开的时候放下姿态写信邀请徒弟回来，完全不见“傲慢粗暴”的影子，只能说在第谷眼里大概并没有什么贵族与平民之分，只是“笨蛋无人权”的傲慢，外加对跟不上自己思路的人格外不耐烦吧。
　　完美主义的聪明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之一，因为首先他们能发现任何错误；其次，他们不原谅任何错误；第三，他们完全不合恶意，所以说起挑剔的刻薄话来格外理直气壮，甚至咄咄逼人。能够忍受一个既明察秋毫，又一丝不苟的吐槽狂超过十年的朋友，要么是个超级老好人，要么就必须是对方的超级粉丝才行了。
　　当然有时候这两项其实是兼而有之的，比如沃尔夫冈·泡利（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不相容原理的提出者）和沃纳-海森堡（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这对好友就是如此。泡利也许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物理学家（虽然很可惜不是成就最高的），很可能还是最敏锐的，并且一定是最毒舌的。什么听完一个报告之后评价道“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报告”，然后扭头对另一位同行说“不过要是你来讲的话一定更糟”，什么朝同事问个路得到解答之后大惊日“原来不谈物理学的时候你脑子很清楚”之类，总而言之没有最毒，只有更毒，甚至连对唯一的偶像爱因斯坦都能劈头一句“刚才说得还不算太错……”“不算太错”从泡利嘴里说出来那得算是句好话，“错”是个常态，“非常错”算是普通批评，要是哪位研究生被他批一句“连错都算不上”，那就对着论文哭去吧。
　　但是泡利教授毒舌归毒舌，看问题的犀利精准那是有口皆碑的，人送外号“上帝之鞭”，又名“物理学的良心”，那尖酸刻薄都是代表上帝惩罚你呢。海森堡是他博士班的学弟，当初刚认识的时候就听了他一句劝：“相对论方面近期没啥进展的可能，原子物理方面倒是大有机会。”海森堡从此开启小弟模式，学长说什么就听什么。有个看问题几乎从不出错的家伙帮你拿主意其实是很省心的，代价是动不动就一盆凉水泼下来。有时这凉水还得琢磨一下才能拐过弯来，比如有一次海森堡兴冲冲写信报告自己的新发现，泡利回信画了个方框，附上一句话：“我的画和提香一样好，只是缺点儿细节。”
　　科学史上的坏脾气天才不可谓不多，遗憾的是，他们似乎都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一方面，科学是一项需要交流和合作的事业，越到近现代越是如此，人际关系的缺陷往往对工作有所妨碍：另一方面，坏脾气消耗了本来可以用于工作的精力和专注，还对健康造成妨碍。好头脑并不一定需要坏脾气来突出自己的个性，只要充分享受沉浸在科学中的快乐，坏脾气其实也会慢慢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