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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我因赴澳大利亚留学，未参加第一、第三两次发掘)，揭露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约前3000年)中期大型房址2座、中型房址3座、墓葬34座、灰坑百余座，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基本探明了遗址的南、北壕沟的位置和大体走向，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期的墓地，初步把握了遗址的结构布局。由于西坡的这些考古发掘，对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中原文明的起源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入选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谈及西坡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还得先从灵宝铸鼎原一带的黄帝传说和史前考古说起。
灵宝市位于河南最西部，北隔黄河与山西芮城相望，西与陕西潼关接壤。在地理上，灵宝南部为秦岭山区，北部为黄土原，地势南高北低。境内发源于秦岭的七条河流，将深厚的黄土分割成六道东西并列、南北走向的黄土原，铸鼎原便是其中的一条。铸鼎原南倚荆山、夸父山，北濒黄河，这里与黄帝有关的传说丰富而集中。然而，在1998年以前，灵宝境内的史前遗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灵宝市阳平镇为发展旅游，计划在铸鼎原的最高处(海拔599米)修建一座黄帝陵。1992年7月，正在灵宝调查冶铁遗址保护问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冶金考古专家李京华，得知当地要建黄帝陵的消息后，向市镇两级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其中包括调查铸鼎原周围的史前遗址。
1998年9月中旬，灵宝市政府在阳平镇召开了有李京华、杨肇清、高炜、许顺湛等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与会学者先调查了黄帝陵和北阳平、西坡等仰韶文化遗址，对黄帝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8年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铸鼎原考古调查组，由时任所长的杨肇清任领队，李京华、张居中和我为成员。1999年2月，我们一行4人在灵宝文管所郭敬书、宁建民、胡小平等业务人员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黄帝陵及北阳平、西坡、东常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商定1999年春节过后，由我先期来灵宝，对铸鼎原两侧的阳平河和沙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复查，摸清遗址的大致位置和规模，然后整理调查采集的遗物，确定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尽快写出考古调查报告。
1999年3月，我先期到了灵宝文管所，和几位专业人员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做田野调查，初步搞清了这批遗址的位置、海拔高度和规模。
3月15日，我所杨肇清、李京华、张居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星灿、李新伟、黄卫东以及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赵辉、张江凯、赵春青等专家一起来到了灵宝，随即开始了对铸鼎原周围及灵宝东部的五帝、三圣等大型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察。整个调查工作于3月底结束，这时我也完成了大约2.5万字的调查报告。铸鼎原及其周围的考古调查报告、北阳平遗址的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当年的《华夏考古》和《考古》期刊上。这次联合考古调查和两篇调查报告的发表，拉开了铸鼎原史前聚落考古的序幕。
1999年10月，阳平镇政府召开了围绕仰韶文化考古与黄帝传说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专业的学者，针对铸鼎原仰韶文化遗址群、黄帝及中国文明起源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把仰韶文化与传说中的黄帝联系起来，社会各界更是把铸鼎原与黄帝或黄帝文化相提并论，对我们在这里从事具体工作的考古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在这种氛围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999年10～12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铸鼎原一带面积最大的遗址——北阳平遗址(约90万平方米)进行了试掘。发掘者有陈星灿、杨肇清、黄卫东、张居中等。由于发掘地点遗址破坏比较严重，遂转移到保存状况较好的第二大遗址—西坡遗址进行发掘。
西坡遗址位于灵宝阳平镇西坡村西北，铸鼎原南部，现存面积约40万平方米。西坡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800～约前3300年)遗存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00年10月至2001年1月，陈星灿主持了对西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揭露一座小型房址、一座蓄水池、数十座灰坑，出土大量陶片、石器和动物骨骼。
2001年3～5月，魏兴涛主持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约550平方米。此次采用新的方法收集动物骨骼。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共揭露仰韶文化中期中型半地穴房址3座、灰坑数十座，出土大量文化遗物。虽说是中型房址，但是编号为F104的室内居住面积就有90多平方米，在同时期遗址中算得上大型房址。这次发掘为了解聚落布局奠定了基础。令人兴奋的是，在发掘的最后阶段，在一座西周墓的墓壁上发现了厚度接近两厘米的一段灰色硬面，经钻探初步了解到，这是一块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房屋居住面，被F104叠压着，这就是后来揭露的特大型房址F105。
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魏兴涛主持第三次发掘，目的就是揭露特大型房址F105。发掘显示，F105平面略呈正方形，以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设置回廊，东侧有一条斜坡式门道，整体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半地穴的居住面积约204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规模最大的房址。F105工程如此浩大，绝非普通的生活住房，很可能是一处具有殿堂性质的公共活动场所。
2004年7月，李新伟主持第四次发掘，在F105以南约50米处又发现一座特大半地穴房址(编号为F106)。该房址大致呈四边形，居住面积约240平方米。与F105相比，F106的居住面积更大，只是没有回廊，整个占地面积小于F105。两者都位于遗址中心部位，一个门向东南，一个门向东北。
大中型房址的频繁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前四次发掘的面积还不足遗址总面积的1％，对遗址的认识仍有瞎子摸象的感觉。为了详细了解遗址的堆积情况，考古队制定了以系统的钻探了解布局，以关键部位的发掘检验钻探结果的工作方案。于是，在2004年10～12月，以5米为探孔间距，对整个遗址进行了系统钻探。在遗址南壕沟以外钻探的一千多个孔中，有三个孔发现了骨头。根据骨头埋藏的深度，初步断定这里很可能就是遗址的墓地。
2005年4～7月，我主持第五次发掘。经过几天的发掘，果然暴露出一座墓葬，只是没有随葬品，无法证明就是仰韶文化墓葬。接着，我们一边发掘已经探知的墓葬，一边进行密集钻探寻找墓葬的分布范围。在发掘进行到第四周时，个别墓葬出土了成组陶器，这为墓地的断代提供了可靠证据。
最令人难忘的是发现西坡墓地第一件玉器的时刻。2005年5月31日下午7时许，在六号墓里发现一件玉器。是一件墨绿色的玉钺，这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一件玉器。说实话，发现陶器已经够我们惊讶了，更没有奢望在仰韶文化中期的墓中发现玉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一边让技工小裴安排民工和其他技工不要靠近，一边着手清理玉器周围的土，并做好照相记录。大约20分钟后，我轻轻把玉器取出，用卫生纸裹了又裹，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相机包里。
回到驻地后，我把玉钺背面上的土轻轻去掉，露出了清晰的线切割技术留下的痕迹。以往学术界一直认为，在黄河中游地区，制玉工艺中没有使用线切割技术的，然而这件玉钺的发现将改变以前的观点。晚上，我把发现玉钺的消息告诉了在北京的李新伟、陈星灿以及省所和省局的领导。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多个墓里接连发现玉钺，其中一座小孩墓竟然出土三件。由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在工地干活的民工仍然不知道这里出土了玉器。
西坡墓地的重大发现，引起各级领导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6月9日下午3时许，一场大雨过后，省文物局陈爱兰局长在三门峡市和灵宝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西坡墓地，并讨论了工地安全问题。
6月10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副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在三门峡市和灵宝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西坡发掘现场。我向大家介绍了墓地的发掘情况，王所长就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新华社当天就发布了这次采访的消息，6月15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西坡考古的重大发现。新闻的播出，引起了各界更多的关注。6月16日上午，河南省人民政府王菊梅副省长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以及三门峡市和灵宝市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西坡发掘现场。
经过3个月的发掘，共揭露墓葬22座。这是在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首次发现该时期的墓地。这些新发现为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埋葬习俗、社会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墓葬规模及随葬品出现明显差异，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很可能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也就是说从这个时期开始社会很可能出现了阶层分化。这无疑对探索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进程与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2006年3～5月，李新伟主持了第六次发掘，揭露墓葬12座。这次发掘揭露了一座埋葬特殊的大型墓葬(编号为M27)。M2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5米宽约3.4米。墓内填充的几乎全是泥，这种现象在史前墓葬中十分罕见。泥呈青灰色，泥中保存大量清晰的植物茎、叶印痕，初步辨认出的植物有10余种。墓室发现木盖板痕迹，部分木盖板上发现有覆盖编织物的痕迹。墓主为一成年男性，脚坑中放置9件陶器。耐人寻味的是，大型墓葬并无奢侈品随葬，这种现象与大体同时的山东、辽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随葬品丰富的高等级墓葬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丧葬观念。
通过六次发掘，我们基本弄清了西坡聚落的整体布局，对认识仰韶文化中期中心聚落的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对探索中原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西坡遗址的发掘成果，为豫陕晋邻近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对沉寂多年的仰韶文化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坡遗址因其重要考古发现而被列入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研究项目。然而，仰韶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黄帝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扑朔迷离。我们不相信西坡就是黄帝的聚落，也不相信西坡的大型房址就是黄帝的宫殿。不管怎么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考古工作者不会轻易将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与久远的传说相附会。
灵宝市位于河南最西部，北隔黄河与山西芮城相望，西与陕西潼关接壤。在地理上，灵宝南部为秦岭山区，北部为黄土原，地势南高北低。境内发源于秦岭的七条河流，将深厚的黄土分割成六道东西并列、南北走向的黄土原，铸鼎原便是其中的一条。铸鼎原南倚荆山、夸父山，北濒黄河，这里与黄帝有关的传说丰富而集中。然而，在1998年以前，灵宝境内的史前遗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灵宝市阳平镇为发展旅游，计划在铸鼎原的最高处(海拔599米)修建一座黄帝陵。1992年7月，正在灵宝调查冶铁遗址保护问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冶金考古专家李京华，得知当地要建黄帝陵的消息后，向市镇两级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其中包括调查铸鼎原周围的史前遗址。
1998年9月中旬，灵宝市政府在阳平镇召开了有李京华、杨肇清、高炜、许顺湛等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与会学者先调查了黄帝陵和北阳平、西坡等仰韶文化遗址，对黄帝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8年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铸鼎原考古调查组，由时任所长的杨肇清任领队，李京华、张居中和我为成员。1999年2月，我们一行4人在灵宝文管所郭敬书、宁建民、胡小平等业务人员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黄帝陵及北阳平、西坡、东常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商定1999年春节过后，由我先期来灵宝，对铸鼎原两侧的阳平河和沙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复查，摸清遗址的大致位置和规模，然后整理调查采集的遗物，确定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尽快写出考古调查报告。
1999年3月，我先期到了灵宝文管所，和几位专业人员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做田野调查，初步搞清了这批遗址的位置、海拔高度和规模。
3月15日，我所杨肇清、李京华、张居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星灿、李新伟、黄卫东以及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赵辉、张江凯、赵春青等专家一起来到了灵宝，随即开始了对铸鼎原周围及灵宝东部的五帝、三圣等大型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察。整个调查工作于3月底结束，这时我也完成了大约2.5万字的调查报告。铸鼎原及其周围的考古调查报告、北阳平遗址的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当年的《华夏考古》和《考古》期刊上。这次联合考古调查和两篇调查报告的发表，拉开了铸鼎原史前聚落考古的序幕。
1999年10月，阳平镇政府召开了围绕仰韶文化考古与黄帝传说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专业的学者，针对铸鼎原仰韶文化遗址群、黄帝及中国文明起源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把仰韶文化与传说中的黄帝联系起来，社会各界更是把铸鼎原与黄帝或黄帝文化相提并论，对我们在这里从事具体工作的考古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在这种氛围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999年10～12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铸鼎原一带面积最大的遗址——北阳平遗址(约90万平方米)进行了试掘。发掘者有陈星灿、杨肇清、黄卫东、张居中等。由于发掘地点遗址破坏比较严重，遂转移到保存状况较好的第二大遗址—西坡遗址进行发掘。
西坡遗址位于灵宝阳平镇西坡村西北，铸鼎原南部，现存面积约40万平方米。西坡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800～约前3300年)遗存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00年10月至2001年1月，陈星灿主持了对西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揭露一座小型房址、一座蓄水池、数十座灰坑，出土大量陶片、石器和动物骨骼。
2001年3～5月，魏兴涛主持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约550平方米。此次采用新的方法收集动物骨骼。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共揭露仰韶文化中期中型半地穴房址3座、灰坑数十座，出土大量文化遗物。虽说是中型房址，但是编号为F104的室内居住面积就有90多平方米，在同时期遗址中算得上大型房址。这次发掘为了解聚落布局奠定了基础。令人兴奋的是，在发掘的最后阶段，在一座西周墓的墓壁上发现了厚度接近两厘米的一段灰色硬面，经钻探初步了解到，这是一块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房屋居住面，被F104叠压着，这就是后来揭露的特大型房址F105。
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魏兴涛主持第三次发掘，目的就是揭露特大型房址F105。发掘显示，F105平面略呈正方形，以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设置回廊，东侧有一条斜坡式门道，整体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半地穴的居住面积约204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规模最大的房址。F105工程如此浩大，绝非普通的生活住房，很可能是一处具有殿堂性质的公共活动场所。
2004年7月，李新伟主持第四次发掘，在F105以南约50米处又发现一座特大半地穴房址(编号为F106)。该房址大致呈四边形，居住面积约240平方米。与F105相比，F106的居住面积更大，只是没有回廊，整个占地面积小于F105。两者都位于遗址中心部位，一个门向东南，一个门向东北。
大中型房址的频繁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前四次发掘的面积还不足遗址总面积的1％，对遗址的认识仍有瞎子摸象的感觉。为了详细了解遗址的堆积情况，考古队制定了以系统的钻探了解布局，以关键部位的发掘检验钻探结果的工作方案。于是，在2004年10～12月，以5米为探孔间距，对整个遗址进行了系统钻探。在遗址南壕沟以外钻探的一千多个孔中，有三个孔发现了骨头。根据骨头埋藏的深度，初步断定这里很可能就是遗址的墓地。
2005年4～7月，我主持第五次发掘。经过几天的发掘，果然暴露出一座墓葬，只是没有随葬品，无法证明就是仰韶文化墓葬。接着，我们一边发掘已经探知的墓葬，一边进行密集钻探寻找墓葬的分布范围。在发掘进行到第四周时，个别墓葬出土了成组陶器，这为墓地的断代提供了可靠证据。
最令人难忘的是发现西坡墓地第一件玉器的时刻。2005年5月31日下午7时许，在六号墓里发现一件玉器。是一件墨绿色的玉钺，这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一件玉器。说实话，发现陶器已经够我们惊讶了，更没有奢望在仰韶文化中期的墓中发现玉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一边让技工小裴安排民工和其他技工不要靠近，一边着手清理玉器周围的土，并做好照相记录。大约20分钟后，我轻轻把玉器取出，用卫生纸裹了又裹，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相机包里。
回到驻地后，我把玉钺背面上的土轻轻去掉，露出了清晰的线切割技术留下的痕迹。以往学术界一直认为，在黄河中游地区，制玉工艺中没有使用线切割技术的，然而这件玉钺的发现将改变以前的观点。晚上，我把发现玉钺的消息告诉了在北京的李新伟、陈星灿以及省所和省局的领导。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多个墓里接连发现玉钺，其中一座小孩墓竟然出土三件。由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在工地干活的民工仍然不知道这里出土了玉器。
西坡墓地的重大发现，引起各级领导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6月9日下午3时许，一场大雨过后，省文物局陈爱兰局长在三门峡市和灵宝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西坡墓地，并讨论了工地安全问题。
6月10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副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在三门峡市和灵宝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西坡发掘现场。我向大家介绍了墓地的发掘情况，王所长就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新华社当天就发布了这次采访的消息，6月15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西坡考古的重大发现。新闻的播出，引起了各界更多的关注。6月16日上午，河南省人民政府王菊梅副省长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以及三门峡市和灵宝市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西坡发掘现场。
经过3个月的发掘，共揭露墓葬22座。这是在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首次发现该时期的墓地。这些新发现为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埋葬习俗、社会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墓葬规模及随葬品出现明显差异，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很可能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也就是说从这个时期开始社会很可能出现了阶层分化。这无疑对探索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进程与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2006年3～5月，李新伟主持了第六次发掘，揭露墓葬12座。这次发掘揭露了一座埋葬特殊的大型墓葬(编号为M27)。M2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5米宽约3.4米。墓内填充的几乎全是泥，这种现象在史前墓葬中十分罕见。泥呈青灰色，泥中保存大量清晰的植物茎、叶印痕，初步辨认出的植物有10余种。墓室发现木盖板痕迹，部分木盖板上发现有覆盖编织物的痕迹。墓主为一成年男性，脚坑中放置9件陶器。耐人寻味的是，大型墓葬并无奢侈品随葬，这种现象与大体同时的山东、辽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随葬品丰富的高等级墓葬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丧葬观念。
通过六次发掘，我们基本弄清了西坡聚落的整体布局，对认识仰韶文化中期中心聚落的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对探索中原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西坡遗址的发掘成果，为豫陕晋邻近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对沉寂多年的仰韶文化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坡遗址因其重要考古发现而被列入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研究项目。然而，仰韶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黄帝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扑朔迷离。我们不相信西坡就是黄帝的聚落，也不相信西坡的大型房址就是黄帝的宫殿。不管怎么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考古工作者不会轻易将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与久远的传说相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