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媒體”的概念橫空出世，仿佛其他媒體都“老”了。現在，數字報刊、移動電視、社交網絡、手機客戶端等新興媒體，其勢不可擋。顯然，這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媒體變革。它的實質在於，重新定義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方法。就像蘋果重新定義了智能手機、亞馬遜重新定義了書店、特斯拉重新定義了汽車，技術的革新，給媒體帶來一種巨大變化。適應這種變革，用好新媒體，提升治理能力，是澳門人的時代使命，也是當務之急。
　　用好新媒體必須建起政民溝通的橋樑。當下，新媒體已經改變了人們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正在重塑人們的道德觀念和精神價值，尤其是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由於其較低的進入門檻和更為方便、快捷、自由的空間，大大拓寬了大眾獲得信息的渠道並降低了獲得信息的成本，使之成為大眾生活和工作的首選。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務必運用新媒體建立一個常態化的政民互動機制，利用新媒體在政府與民眾之間搭建起一個良好溝通的橋樑。這個橋樑應當是多姿多彩的，它包括電子政務、網絡問政、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多種渠道和方式，目的是充分瞭解民意，傾聽民眾的呼聲，同時宣傳政策、動員民眾，與民眾建立良好的互動、互信、包容、合作關係。此外，政府還須以尊重民眾的知情權、保護民眾合法的利益訴求，遵循信息傳播規律，順應時代特點，以新的姿態面對新媒體及其受眾，從而鞏固和擴大民眾基礎，防止執政基礎流失。
　　用好新媒體必須塑造政府良好的網絡形象。在網絡不發達的時代，政府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網絡化時代的政府已經變成了大眾舞臺上的演員，這個時候就要求政府要利用好網絡平臺樹立自身良好的形象，而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一是要建立整體性回應機制。在這方面要充分整合相關行政資源，聯合社會團體、意見領袖、各新媒體終端組織等建立跨機構信息處理機制，形成統一部署，政府協調共管的體制機制，實現政府在新媒體時代的整體性治理模式。二是要加強新媒體法律法規建設。儘快建立基於新媒體的相關法律法規，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將規範現實社會行為的法律法規延伸到新媒體上，對政府、企業、公民個人的網絡行為進行明確地界定和說明，並加大宣傳和教育力度，讓每個公民瞭解身處新媒體時代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三是完善有效的監督機制。要樹立良好的公信力就必須讓公眾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摒棄“封”、“堵”、“壓”，打造鼓勵、溝通、協作的模式。
　　組織行為學認為，任何一個組織運作應注重效率管理，核算成本與收益是理性經濟人做決策的必經程序，政府實施行政行為的最佳狀態是低成本高效率。從宏觀來看，新媒體參與政府治理對於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澳門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呈“井噴”之勢，社會管理本身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新媒體是反映多元社會的一面鏡子，不同階層和利益主體運用新媒體表達觀點與立場，政府通過新媒體搜集社會民意，解決民眾反映的諸多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新媒體充當了社會黏合劑和緩沖劑，起到調節器作用。從微觀層面來看，新媒體可以隨時隨地共享，順利實現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政府社會之間的電子化與網絡化。這個平臺打造得好，運用得好，我們就可以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現代化的政府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