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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起，诸多入世承诺与解禁都将相继开始兑现，这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当“反倾销”、“知识产权”、“环保”、“企业伦理”、“行业标准”等产业壁垒越来越高时，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力量的“遏制”？我们该如何看待各界对于“商业政治化”的担忧？又如何应对？我们的优势产业如何面对诸多新的壁垒？
遏制，是残酷的现实！
杨沛霆：在遏制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突围的问题，是今年我们恳谈会的主题。
今年4月份，我在人民大会堂听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报告，谈到中国威胁论时，李光耀的一段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威胁不是你想不想威胁，也不是你要不要威胁，而是你的存在，就构成了威胁！我在采访海尔CEO张瑞敏时，他曾说：中国企业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向国际化。
但是大家又都把反倾销、技术专利、环保等等作为阻止中国产品渗透的壁垒。面对当今的形势，中国企业究竟该怎么办？
反遏制的急所是什么？
李泊溪：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由于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现代物流的发展，把世界经济融汇在一个洪流中，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它主要体现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表示：中国要参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对参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持谨慎的态度。
就像世界银行在一份题为《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全球化能给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带来好处。如果一国政府不能领导人民去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且努力去获得参与全球化的好处，减少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那么人民可能要重新选择能领导他们成功参与全球化的政府。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述三点是我认为讨论本场主题“面对遏制，中国企业如何全球化？”的前提。
中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提高了竞争能力，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使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对合作国来讲，广大消费者能从中获益，但同时他们也遇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反倾销的问题。
我们需要反对的是，把中国确实有竞争力和低成本优势的企业看成倾销企业，对此不仅企业要予以应诉，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也要作必要的呼吁和斗争。当然，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法律。记得10年前，我们就曾经出过一本书《到美国贸易和投资法律指南》，向企业介绍如何应对反倾销，了解对方法律，增加应诉的胜算。
此外，我们要做的是：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要求中国企业要塑造和构建基于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竞争力，要求我们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要求中国更快地成长出一些跨国公司，政府也要为此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日韩为什么被遏制了？
李泊溪：过去，韩国、日本也都曾经受到遏制，从它们的历程当中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讲，1980年世界工业化的实质有了很大的变化。简言之，过去曾靠着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的劳动力能实现的竞争优势，在80年代以后都不起主要作用了。它还一定靠创新、企业家的素质、市场的敏感程度再加上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所以有的国家没有能跟上这个点儿，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出现了问题。
第二，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要有竞争力，特别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既要有创新，也要有发明。过去日本就知道偷老美的技术，水平也挺好。但是它自己发明就非常少，一定时期它的创新就不多了。
第三，一个国家，当它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要跟现代的服务业实现相应地发展。你现在仔细看，日本直到现在制造业的效率仍然很高，但是它体现出的竞争力不如美国了。它的问题在哪儿呢？主要表现在服务业。
最后，就是政府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就是：政府不能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提供者，政府不能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者，政府应该是催化剂、协作者、规则的制定者、投资环境的改善者、战略的引导者，和某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能源是潜在的遏制因素吗？
徐和谊：我本身是搞汽车的，可能谈的题目比较窄一点。我想围绕着汽车，把石油的情况说一下。今年我们国家前8个月整个石油的进口量达到了7600万吨，对外的依存度已经上升超过了40%，预计全年进口要突破一亿吨。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分析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能源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内能否在世界市场立足的一个战略因素。这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影响也非常大。
有专家也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达到4.3亿吨到6.1亿吨，而国内供应量到那个时候只能达到1.8亿吨到2亿吨，缺口3亿吨。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相当。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所以在将来，如果说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要面临一些挑战的话，我想能源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在后配额时代，如何崛起？
孙淮滨：我想，中国纺织品行业可能是目前遭到西方国家遏制最为严重的一个产业。因为在国际竞争当中，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优势产业。无论是生产，还是出口，我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纺织大国。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这就是国际纺织品贸易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贸易体制，向自由化回归。作为有世界影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在这么一个新的贸易体制下，有出色、充分的表现，这也符合贸易自由化的规则。
我们加入WTO以来，中国纺织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确确实实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我们去年是804亿美元，前年是617亿美元，大前年是523亿美元。可见我们每年都在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都是历史新高。
过去的纺织品贸易体系是一个配额体系，它是一个扭曲、非自由化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我们作为世界的纺织大国，竞争力是受抑制的。现在我们终于盼来了配额的取消，竞争力又将得到一种释放。
但是现在很多国外的机构、媒体，也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组织和政府，都夸大了中国纺织工业竞争的实力。前不久，在土耳其首都搞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有40多个，涉及的行业组织有90多个，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宣言就声称：由于WTO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入世以后给全球纺织市场和生产格局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纺织工业依托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在入世之后及配额取消的过程之中，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因此，他们预计：在配额完全取消之后，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将会垄断国际纺织市场，同时将给国际社会，尤其是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所以他们向WTO提出建议：希望把配额取消的时间延长到2007年年底。
所以，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这种形势，在配额完全取消之后，关注国际市场的格局和利益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这个传统而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性产业，依然要把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作为立足的根本。而要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就需要通过我们加快产业的技术进步，把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这样一个轨道上来。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规范我们的贸易行为，我们的企业要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同时也要按照我们的一些法律去运作。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都要走出去。现在我们中国的纺织工业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实际上和我们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下一步能不能把我们国内的一些产业，向比我们还要落后的国家去转移，形成梯度的结构？这样能缓解我们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摩擦。
走出去，这是我们今后在后配额时代的一个选择。
东方文化能抵御西方遏制吗？
常 幸：我认为企业必须时刻考虑崛起和遏制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话题，只要有商家，就会有崛起，就会有遏制。过去我们中国遇到的问题比这个还严重，那时不是被遏制，而干脆是被封锁！只不过现在国家强大了，他封锁不住咱们，退一步，叫遏制了。所以遏制这件事，我个人的观点：高度重视，不用害怕！封锁都打破了，遏制有什么了不起！（掌声）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企业的战略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这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要想反遏制成功，我觉得我们企业的战略应该建立在我们中国的“和文化”基础之上。要知道，遏制我们的对手是谁？绝大部分是西方文化，而我们用西方文化来战胜西方是不可能的，把这些东西都学来，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得找我们自己的武器，我觉得“和文化”至关重要。如果有“和文化”，我们面对这种遏制，就不是去做简单的低价值、高能耗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迅速从低价恶性竞争跳出来，这种竞争一时能得胜，但是长远不了。如果具备“和文化”思维，大家就不会有那种非要把别人打死的定势，求生者是要反抗的。我们为什么低价格竞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新！（掌声）
何 力：我想接着常董事长的话说。今天的主题是崛起与遏制，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既不要过多去理会别人对我们崛起的“妖魔化”，同时我们也不必把所谓遏制“妖魔化”。
关于崛起与遏制，我们除了要考虑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可能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是做企业的，有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些企业或者行业在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中成长比较快，而且它们已经形成了垄断地位，它们的发展和对我们后来企业的发展，可能也会构成一个崛起和遏制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需要加以思考的。
我作为新闻记者，可能更多是从现实的事件中去思考，当我们面对遏制和崛起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
我谈中国企业的三点优势：第一点是我们说了很多年的成本优势。我想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是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的价值会慢慢失去，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第二点优势，我认为就是本土市场。我非常同意刚才常董事长关于企业战略思维中文化积淀的看法。我觉得本土市场一个核心优势，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有一点我们认识到：在全世界古老的民族中，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延续下来了，只有我们的象形文字流传至今，今天仍然在用，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大量的古代文献保存至今，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对祖先非常的尊敬。我觉得这是我们本土市场和本土优势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点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最后，我想说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
我个人认为，我非常赞成常董事长刚才讲的“和文化”。我们中国企业确实有一个使命，就是建设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新道德和新精神，如果中国企业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最终落实到要为这个国家的新文化、新道德和新价值观上，那么这个企业最终能否做大做长，我确实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我们最近在反思我们经济成长中所带来的负面性，我们的社会在逐渐的多元化，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社会碎片化。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够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功利主义。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朝着好的方向去做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和谐的，因为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快乐。
李泊溪：既然大家对“和为贵”抱以热烈的掌声，我也想简单对文化和“和为贵”简单谈一些看法。第一，我认同文化竞争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中国有优秀的文化，确实也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抛弃。
我认为：只有提高竞争力，才是发挥我们“和文化”的根本！诸位一定不要忘记：企业在做战略的过程中，都要从竞争力做起！
遏制，是残酷的现实！
杨沛霆：在遏制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突围的问题，是今年我们恳谈会的主题。
今年4月份，我在人民大会堂听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报告，谈到中国威胁论时，李光耀的一段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威胁不是你想不想威胁，也不是你要不要威胁，而是你的存在，就构成了威胁！我在采访海尔CEO张瑞敏时，他曾说：中国企业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向国际化。
但是大家又都把反倾销、技术专利、环保等等作为阻止中国产品渗透的壁垒。面对当今的形势，中国企业究竟该怎么办？
反遏制的急所是什么？
李泊溪：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由于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现代物流的发展，把世界经济融汇在一个洪流中，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它主要体现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表示：中国要参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对参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持谨慎的态度。
就像世界银行在一份题为《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全球化能给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带来好处。如果一国政府不能领导人民去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且努力去获得参与全球化的好处，减少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那么人民可能要重新选择能领导他们成功参与全球化的政府。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述三点是我认为讨论本场主题“面对遏制，中国企业如何全球化？”的前提。
中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提高了竞争能力，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使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对合作国来讲，广大消费者能从中获益，但同时他们也遇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反倾销的问题。
我们需要反对的是，把中国确实有竞争力和低成本优势的企业看成倾销企业，对此不仅企业要予以应诉，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也要作必要的呼吁和斗争。当然，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法律。记得10年前，我们就曾经出过一本书《到美国贸易和投资法律指南》，向企业介绍如何应对反倾销，了解对方法律，增加应诉的胜算。
此外，我们要做的是：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要求中国企业要塑造和构建基于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竞争力，要求我们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要求中国更快地成长出一些跨国公司，政府也要为此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日韩为什么被遏制了？
李泊溪：过去，韩国、日本也都曾经受到遏制，从它们的历程当中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讲，1980年世界工业化的实质有了很大的变化。简言之，过去曾靠着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的劳动力能实现的竞争优势，在80年代以后都不起主要作用了。它还一定靠创新、企业家的素质、市场的敏感程度再加上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所以有的国家没有能跟上这个点儿，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出现了问题。
第二，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要有竞争力，特别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既要有创新，也要有发明。过去日本就知道偷老美的技术，水平也挺好。但是它自己发明就非常少，一定时期它的创新就不多了。
第三，一个国家，当它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要跟现代的服务业实现相应地发展。你现在仔细看，日本直到现在制造业的效率仍然很高，但是它体现出的竞争力不如美国了。它的问题在哪儿呢？主要表现在服务业。
最后，就是政府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就是：政府不能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提供者，政府不能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者，政府应该是催化剂、协作者、规则的制定者、投资环境的改善者、战略的引导者，和某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能源是潜在的遏制因素吗？
徐和谊：我本身是搞汽车的，可能谈的题目比较窄一点。我想围绕着汽车，把石油的情况说一下。今年我们国家前8个月整个石油的进口量达到了7600万吨，对外的依存度已经上升超过了40%，预计全年进口要突破一亿吨。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分析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能源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内能否在世界市场立足的一个战略因素。这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影响也非常大。
有专家也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达到4.3亿吨到6.1亿吨，而国内供应量到那个时候只能达到1.8亿吨到2亿吨，缺口3亿吨。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相当。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所以在将来，如果说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要面临一些挑战的话，我想能源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在后配额时代，如何崛起？
孙淮滨：我想，中国纺织品行业可能是目前遭到西方国家遏制最为严重的一个产业。因为在国际竞争当中，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优势产业。无论是生产，还是出口，我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纺织大国。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这就是国际纺织品贸易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贸易体制，向自由化回归。作为有世界影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在这么一个新的贸易体制下，有出色、充分的表现，这也符合贸易自由化的规则。
我们加入WTO以来，中国纺织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确确实实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我们去年是804亿美元，前年是617亿美元，大前年是523亿美元。可见我们每年都在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都是历史新高。
过去的纺织品贸易体系是一个配额体系，它是一个扭曲、非自由化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我们作为世界的纺织大国，竞争力是受抑制的。现在我们终于盼来了配额的取消，竞争力又将得到一种释放。
但是现在很多国外的机构、媒体，也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组织和政府，都夸大了中国纺织工业竞争的实力。前不久，在土耳其首都搞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有40多个，涉及的行业组织有90多个，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宣言就声称：由于WTO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入世以后给全球纺织市场和生产格局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纺织工业依托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在入世之后及配额取消的过程之中，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因此，他们预计：在配额完全取消之后，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将会垄断国际纺织市场，同时将给国际社会，尤其是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所以他们向WTO提出建议：希望把配额取消的时间延长到2007年年底。
所以，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这种形势，在配额完全取消之后，关注国际市场的格局和利益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这个传统而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性产业，依然要把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作为立足的根本。而要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就需要通过我们加快产业的技术进步，把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这样一个轨道上来。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规范我们的贸易行为，我们的企业要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同时也要按照我们的一些法律去运作。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都要走出去。现在我们中国的纺织工业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实际上和我们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下一步能不能把我们国内的一些产业，向比我们还要落后的国家去转移，形成梯度的结构？这样能缓解我们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摩擦。
走出去，这是我们今后在后配额时代的一个选择。
东方文化能抵御西方遏制吗？
常 幸：我认为企业必须时刻考虑崛起和遏制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话题，只要有商家，就会有崛起，就会有遏制。过去我们中国遇到的问题比这个还严重，那时不是被遏制，而干脆是被封锁！只不过现在国家强大了，他封锁不住咱们，退一步，叫遏制了。所以遏制这件事，我个人的观点：高度重视，不用害怕！封锁都打破了，遏制有什么了不起！（掌声）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企业的战略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这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要想反遏制成功，我觉得我们企业的战略应该建立在我们中国的“和文化”基础之上。要知道，遏制我们的对手是谁？绝大部分是西方文化，而我们用西方文化来战胜西方是不可能的，把这些东西都学来，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得找我们自己的武器，我觉得“和文化”至关重要。如果有“和文化”，我们面对这种遏制，就不是去做简单的低价值、高能耗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迅速从低价恶性竞争跳出来，这种竞争一时能得胜，但是长远不了。如果具备“和文化”思维，大家就不会有那种非要把别人打死的定势，求生者是要反抗的。我们为什么低价格竞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新！（掌声）
何 力：我想接着常董事长的话说。今天的主题是崛起与遏制，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既不要过多去理会别人对我们崛起的“妖魔化”，同时我们也不必把所谓遏制“妖魔化”。
关于崛起与遏制，我们除了要考虑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可能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是做企业的，有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些企业或者行业在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中成长比较快，而且它们已经形成了垄断地位，它们的发展和对我们后来企业的发展，可能也会构成一个崛起和遏制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需要加以思考的。
我作为新闻记者，可能更多是从现实的事件中去思考，当我们面对遏制和崛起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
我谈中国企业的三点优势：第一点是我们说了很多年的成本优势。我想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是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的价值会慢慢失去，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第二点优势，我认为就是本土市场。我非常同意刚才常董事长关于企业战略思维中文化积淀的看法。我觉得本土市场一个核心优势，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有一点我们认识到：在全世界古老的民族中，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延续下来了，只有我们的象形文字流传至今，今天仍然在用，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大量的古代文献保存至今，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对祖先非常的尊敬。我觉得这是我们本土市场和本土优势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点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最后，我想说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
我个人认为，我非常赞成常董事长刚才讲的“和文化”。我们中国企业确实有一个使命，就是建设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新道德和新精神，如果中国企业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最终落实到要为这个国家的新文化、新道德和新价值观上，那么这个企业最终能否做大做长，我确实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我们最近在反思我们经济成长中所带来的负面性，我们的社会在逐渐的多元化，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社会碎片化。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够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功利主义。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朝着好的方向去做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和谐的，因为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快乐。
李泊溪：既然大家对“和为贵”抱以热烈的掌声，我也想简单对文化和“和为贵”简单谈一些看法。第一，我认同文化竞争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中国有优秀的文化，确实也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抛弃。
我认为：只有提高竞争力，才是发挥我们“和文化”的根本！诸位一定不要忘记：企业在做战略的过程中，都要从竞争力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