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新与设计的双轮
杨沛霆：您的《六顶思考帽》一书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我们杂志社内部就进行了系统学习。在2004年3月份，我们杂志还以《“重组”思维的一把钥匙》为题向中国企业界作了推荐。您认为您的研究核心是什么？我们传统思维上的最大缺失是什么？
德·波诺：我是一名医学博士，我从医学研究开始，逐渐研究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大脑如果运行正常，人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非常有效，工作会很平稳。我的工作范围特别广，一方面给诺贝尔奖的各个领域做思维培训，另一方面也给4岁的小孩子做培训。在教育、商业及其它方面，我为IBM、杜邦、西门子等等都做过培训。事实证明：思维方式的变革非常重要。
我的思维核心是创新和建设性思维。创新的跨越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思维看作一种技巧呢？从逻辑学来分析，我们可以依靠创新性技巧、发明一些工具来完成这样的过程。这就好像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比赛跑步，大家都会认为瘦子一定比胖子跑得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一种是直观判断，认为胖子肯定没有瘦子跑得快，这是一种固有的思维，把人分成胖瘦；第二种是分析型的，认为你是胖子，因为你吃得太多了，所以你跑不动，于是告诉你少吃点就跑得快；第三种是设计型、创新型的，我们可以给这个胖子一辆自行车，他就会跑得快了。第三种方法就是我的水平思维法，是为创新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框架。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争论，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人们现有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判断型的、分析型的，我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创新型的、设计型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思维看作一辆汽车的话，后两个轮子相当于是知识、信息和判断、评论；前两个轮子，一个相当于创新，一个是设计，这两个轮子给我们提供的是方向。很多公司对信息、知识、分析、评论都很在行，但是对前面两个轮子重视得很不够。
不可或缺的“可能性”
杨沛霆：确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不争论，向前看，摸着石头过河，要探索、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这看来是很有利于中国今天走出一个高速发展的道路来的。
德·波诺：思维的立足点是向前看，瞻前顾后大多是不利于事情发展的。两千年以前，中国在科技等各方面都是领先的。那么，后来是什么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呢？我认为在于：中国总是从一个确定，引出另一个确定，再引出又一个确定，而对假设、对可能性考虑得很少。没有可能性，没有创新，就很难发展。
所以我预测，20年内在中国将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思维之国，这也是我的理想。实现它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到所有的学校里面教授这种思维；第二个阶段，在每个大城市建一个创新思维中心，这个中心延伸到教育、商业等等领域做工作；第三是在语言方面推动创新型语言。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但是它的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方法就是创新，要有新的观念。通过这种培训，生产力会更快地缩短与其它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如果成本非常低而产量大，竞争力仍然会不强。
跳出经验的圈子
杨沛霆：您的思想里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从混乱当中求有序，这很重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讲道：人的第一个要素是知识，第二个要素是思考，第三个要素是道德。而思考是核心。那么您提的思考性组织，与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德·波诺：彼得·圣吉的系统思维和我的水平思维不是对等的，水平思维主要是创造。我提出的水平思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平行思维；第二个是有意识地去发明和创造；第三个是技巧运用的60个工具。我的思维模式中，最核心的是平行思维。思考的意义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是去认识到这个事物的价值。学习型组织是不断地从过去的事物中吸取经验，思维性组织却是从经验中跳出来，向前发展，它可以跳出经验的圈子。
杨沛霆：管理需要科学决策，美国管理学家西蒙也提出：管理就是决策。水平思维对我们决策非常有实用价值。问题是：当前无论是我们的官员，还是企业界，直观决策都非常普遍，这实际上就是红色思考帽的感觉、直觉在起主导作用，而忽视了白帽子，不注重广泛地搜集信息；另外，我们重视蓝色而轻视绿色，重视控制，轻视创新；我们又过于大张旗鼓地说黄色，说到事物的好处就无限放大，而对黑色，对问题，则尽量淡化。这就是中国人容易出现的三重三轻。这可能是制约中国高速发展的障碍。
德·波诺：水平思维里面有三个步骤对创新是非常有用的，第一个是设计，是你如何去设计你要做的决定；第二是创造；第三是决策。
决策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你的直觉、感觉去做判断；另一种，靠使用黑色帽子。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东西也可能首先会想到它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发现价值的过程，决策创新的可能性就几乎很小。作决策时应该重视黄色思考帽，即从事物有价值的方面先去着手。
戴上蓝帽子以后，主要是关注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出现？它是一个控制型的帽子。白帽子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当我们面对一个事物时，可能会立刻戴上红帽子，我感觉它怎么样，然后就应该用白帽子，用知识、信息来说明你的感受。然后再戴上绿帽子来扩展我们思考的范围，用黄帽子看它的价值是什么？用黑帽子看看负面影响、困难。再用蓝帽子进行一个总结，给最后判断提供一个基础。即使在最后做判断，某种行动要发生的时候，还可以用黑帽子再来看看会有什么问题，会有什么风险？还可以用红帽子再来感觉一下我做的这个决策到底怎么样？结论是不是每个人都满意，情绪都非常好？或者也还可以用白帽子来看看到底还有哪些信息能支持蓝帽子的这些判断？用黄帽子来看看这些判断还有哪些好处？用绿帽子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困难？在中国人传统中，“绿帽子”是不好的（笑），但是在六顶思考帽当中，绿帽子是最有价值的一顶帽子！必要的话，每顶帽子可以频繁、反复地用。每一顶帽子都不要被轻视。
“成为什么”最重要
杨沛霆：显然六顶帽子在整体上是随着环境、内外因素有秩序地运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蓝色开始，最后用蓝色结束。这说明我们要始终控制方向和目标，这是我们决策的意义。
德·波诺：蓝色帽子就是给大家一种控制，我想任何会议开的时候都要达到一个目的，开完之后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达到这个目标了。
杨沛霆：在您的理论中，“是什么”是一个问题，“成为什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成为什么”是你特别强调的？
德·波诺：是的。假如会议过程中，有人对你这种观点表示反对，这时可以戴上黑帽子：我为什么反对？原因都可以列出来。然后戴上黄帽子，这时这个人尽管反对，他也必须发现你这个观点的价值是什么？如果别人都能发现这个观点的好处，而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不了好处，他就要特别想想，我怎么一点好处都看不到？你觉得这个观点有价值，你肯定会表述出来。如果他还是不喜欢这个观点，但是看到这个观点有这么多价值，他自己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
杨沛霆：是的。中国改革开放中也有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就这个问题的本质当时要是一直争论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没有今天。
德·波诺：我为什么不赞同这种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是对某个事情的价值进行争论。而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你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是那样，这不是在探索和发现。于是争论无穷无尽，结果事情做起来难度就大了，更可惜的是耽误时机。
杨沛霆：所以后来我们在决策过程中看重“成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减少贫困，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就很容易取得一致。我非常欣赏您主张的：“成为什么”更重要，“是什么”其实在一定时期可能不一定闹得清楚，也并不一定重要。
德·波诺：对的，探讨如何去发展，大家的观点可能就会一致了。把你所有的东西集合到一块儿，然后去发现创新点，去寻找如何创新，这是关键。我的这套思维就是关注如何去识别其中的价值。比如：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每个人都会想它就是如何赚钱，降低成本。但是工厂老板会想我要创造更大的价值，不是雇的工人越多价值越大。这可能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念的区别。当然也要注意，即使你非常欣赏一个观点，它里面也会有负面因素存在，我们也要戴上黑帽子去感觉一下，这实际更有利于这个观点的实施与发展。
新“文艺复兴”的意义
杨沛霆：您也谈到您的思想具有新“文艺复兴”的启蒙意义，核心在什么地方？
德·波诺：核心就在于你如何去设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学校里总在教分析问题，学生走出校门后也就懂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是很强。如果遇到对抗性的情况，大家可能会坐下来协议谈判，我建议谈判前双方都应该做出多种设计：我怎么来解决？这样可能解决问题会更快一些。争论也没有好处，只有在平行思考中，你转一圈看问题，才能又看到白色，又看到黑色，结果看到了整体全貌。
所以应该在政府里专门设立一个创新设计部门。每个政府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发展，但这要一步步设计出来。设计部门就是专门提出新想法的。美国应该有，但也没有。美国的传统想法是：民主要有两方，竞争，辩论。我就不这么想，如果用建设性的思维模式看，美国的这种方式可能并不很好，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模式。中国有条件组织这种建设性的思考，从而形成创新的观点。中国可能可以首先建立这样一个有创新性观点设计的核心组织，中国要注重发展科学预见性的整体设计。
杨沛霆：分工论走到极端了，就要回归到整体思考。彼得·圣吉强调系统思考，水平思维也是倡导跳出圈子开阔眼界，但提出了创新的具体思路，是很现实、很具体、可操作的整体思考方法。按照逻辑，胖子必须减肥才能跑过瘦子。但我们只要给胖子一辆自行车，他就超过了瘦子。跨越才能创新。如果只有系统，而没有跨越，也难有质变。
您的观点我认为有两点最可取：一是不要纠缠“是什么”，更多地要看“成什么”；二是不要争论，重要的是让各种意见都能发表出来，其中黑色帽子使大家都可以打消顾虑说缺点。这种思考法可以达到正确决策、有效决策的目的。从观念创新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新的“文艺复兴”，是思维方法的一场革命。
美国两党争来争去，实际上是在欺骗群众。伊拉克战争是失败的，全世界都看得清楚，非拿这个事情说是美国人需要的，美国人也就赞成了。它还要继续走下去，搞单边主义。走到极端对美国是不利的，对全世界也是不利的。争论其实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把一个国家系在某个人身上，这必然也是个悲剧。
杨沛霆：您的《六顶思考帽》一书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我们杂志社内部就进行了系统学习。在2004年3月份，我们杂志还以《“重组”思维的一把钥匙》为题向中国企业界作了推荐。您认为您的研究核心是什么？我们传统思维上的最大缺失是什么？
德·波诺：我是一名医学博士，我从医学研究开始，逐渐研究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大脑如果运行正常，人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非常有效，工作会很平稳。我的工作范围特别广，一方面给诺贝尔奖的各个领域做思维培训，另一方面也给4岁的小孩子做培训。在教育、商业及其它方面，我为IBM、杜邦、西门子等等都做过培训。事实证明：思维方式的变革非常重要。
我的思维核心是创新和建设性思维。创新的跨越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思维看作一种技巧呢？从逻辑学来分析，我们可以依靠创新性技巧、发明一些工具来完成这样的过程。这就好像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比赛跑步，大家都会认为瘦子一定比胖子跑得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一种是直观判断，认为胖子肯定没有瘦子跑得快，这是一种固有的思维，把人分成胖瘦；第二种是分析型的，认为你是胖子，因为你吃得太多了，所以你跑不动，于是告诉你少吃点就跑得快；第三种是设计型、创新型的，我们可以给这个胖子一辆自行车，他就会跑得快了。第三种方法就是我的水平思维法，是为创新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框架。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争论，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人们现有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判断型的、分析型的，我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创新型的、设计型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思维看作一辆汽车的话，后两个轮子相当于是知识、信息和判断、评论；前两个轮子，一个相当于创新，一个是设计，这两个轮子给我们提供的是方向。很多公司对信息、知识、分析、评论都很在行，但是对前面两个轮子重视得很不够。
不可或缺的“可能性”
杨沛霆：确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不争论，向前看，摸着石头过河，要探索、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这看来是很有利于中国今天走出一个高速发展的道路来的。
德·波诺：思维的立足点是向前看，瞻前顾后大多是不利于事情发展的。两千年以前，中国在科技等各方面都是领先的。那么，后来是什么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呢？我认为在于：中国总是从一个确定，引出另一个确定，再引出又一个确定，而对假设、对可能性考虑得很少。没有可能性，没有创新，就很难发展。
所以我预测，20年内在中国将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思维之国，这也是我的理想。实现它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到所有的学校里面教授这种思维；第二个阶段，在每个大城市建一个创新思维中心，这个中心延伸到教育、商业等等领域做工作；第三是在语言方面推动创新型语言。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但是它的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方法就是创新，要有新的观念。通过这种培训，生产力会更快地缩短与其它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如果成本非常低而产量大，竞争力仍然会不强。
跳出经验的圈子
杨沛霆：您的思想里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从混乱当中求有序，这很重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讲道：人的第一个要素是知识，第二个要素是思考，第三个要素是道德。而思考是核心。那么您提的思考性组织，与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德·波诺：彼得·圣吉的系统思维和我的水平思维不是对等的，水平思维主要是创造。我提出的水平思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平行思维；第二个是有意识地去发明和创造；第三个是技巧运用的60个工具。我的思维模式中，最核心的是平行思维。思考的意义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是去认识到这个事物的价值。学习型组织是不断地从过去的事物中吸取经验，思维性组织却是从经验中跳出来，向前发展，它可以跳出经验的圈子。
杨沛霆：管理需要科学决策，美国管理学家西蒙也提出：管理就是决策。水平思维对我们决策非常有实用价值。问题是：当前无论是我们的官员，还是企业界，直观决策都非常普遍，这实际上就是红色思考帽的感觉、直觉在起主导作用，而忽视了白帽子，不注重广泛地搜集信息；另外，我们重视蓝色而轻视绿色，重视控制，轻视创新；我们又过于大张旗鼓地说黄色，说到事物的好处就无限放大，而对黑色，对问题，则尽量淡化。这就是中国人容易出现的三重三轻。这可能是制约中国高速发展的障碍。
德·波诺：水平思维里面有三个步骤对创新是非常有用的，第一个是设计，是你如何去设计你要做的决定；第二是创造；第三是决策。
决策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你的直觉、感觉去做判断；另一种，靠使用黑色帽子。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东西也可能首先会想到它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发现价值的过程，决策创新的可能性就几乎很小。作决策时应该重视黄色思考帽，即从事物有价值的方面先去着手。
戴上蓝帽子以后，主要是关注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出现？它是一个控制型的帽子。白帽子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当我们面对一个事物时，可能会立刻戴上红帽子，我感觉它怎么样，然后就应该用白帽子，用知识、信息来说明你的感受。然后再戴上绿帽子来扩展我们思考的范围，用黄帽子看它的价值是什么？用黑帽子看看负面影响、困难。再用蓝帽子进行一个总结，给最后判断提供一个基础。即使在最后做判断，某种行动要发生的时候，还可以用黑帽子再来看看会有什么问题，会有什么风险？还可以用红帽子再来感觉一下我做的这个决策到底怎么样？结论是不是每个人都满意，情绪都非常好？或者也还可以用白帽子来看看到底还有哪些信息能支持蓝帽子的这些判断？用黄帽子来看看这些判断还有哪些好处？用绿帽子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困难？在中国人传统中，“绿帽子”是不好的（笑），但是在六顶思考帽当中，绿帽子是最有价值的一顶帽子！必要的话，每顶帽子可以频繁、反复地用。每一顶帽子都不要被轻视。
“成为什么”最重要
杨沛霆：显然六顶帽子在整体上是随着环境、内外因素有秩序地运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蓝色开始，最后用蓝色结束。这说明我们要始终控制方向和目标，这是我们决策的意义。
德·波诺：蓝色帽子就是给大家一种控制，我想任何会议开的时候都要达到一个目的，开完之后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达到这个目标了。
杨沛霆：在您的理论中，“是什么”是一个问题，“成为什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成为什么”是你特别强调的？
德·波诺：是的。假如会议过程中，有人对你这种观点表示反对，这时可以戴上黑帽子：我为什么反对？原因都可以列出来。然后戴上黄帽子，这时这个人尽管反对，他也必须发现你这个观点的价值是什么？如果别人都能发现这个观点的好处，而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不了好处，他就要特别想想，我怎么一点好处都看不到？你觉得这个观点有价值，你肯定会表述出来。如果他还是不喜欢这个观点，但是看到这个观点有这么多价值，他自己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
杨沛霆：是的。中国改革开放中也有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就这个问题的本质当时要是一直争论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没有今天。
德·波诺：我为什么不赞同这种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是对某个事情的价值进行争论。而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你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是那样，这不是在探索和发现。于是争论无穷无尽，结果事情做起来难度就大了，更可惜的是耽误时机。
杨沛霆：所以后来我们在决策过程中看重“成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减少贫困，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就很容易取得一致。我非常欣赏您主张的：“成为什么”更重要，“是什么”其实在一定时期可能不一定闹得清楚，也并不一定重要。
德·波诺：对的，探讨如何去发展，大家的观点可能就会一致了。把你所有的东西集合到一块儿，然后去发现创新点，去寻找如何创新，这是关键。我的这套思维就是关注如何去识别其中的价值。比如：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每个人都会想它就是如何赚钱，降低成本。但是工厂老板会想我要创造更大的价值，不是雇的工人越多价值越大。这可能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念的区别。当然也要注意，即使你非常欣赏一个观点，它里面也会有负面因素存在，我们也要戴上黑帽子去感觉一下，这实际更有利于这个观点的实施与发展。
新“文艺复兴”的意义
杨沛霆：您也谈到您的思想具有新“文艺复兴”的启蒙意义，核心在什么地方？
德·波诺：核心就在于你如何去设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学校里总在教分析问题，学生走出校门后也就懂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是很强。如果遇到对抗性的情况，大家可能会坐下来协议谈判，我建议谈判前双方都应该做出多种设计：我怎么来解决？这样可能解决问题会更快一些。争论也没有好处，只有在平行思考中，你转一圈看问题，才能又看到白色，又看到黑色，结果看到了整体全貌。
所以应该在政府里专门设立一个创新设计部门。每个政府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发展，但这要一步步设计出来。设计部门就是专门提出新想法的。美国应该有，但也没有。美国的传统想法是：民主要有两方，竞争，辩论。我就不这么想，如果用建设性的思维模式看，美国的这种方式可能并不很好，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模式。中国有条件组织这种建设性的思考，从而形成创新的观点。中国可能可以首先建立这样一个有创新性观点设计的核心组织，中国要注重发展科学预见性的整体设计。
杨沛霆：分工论走到极端了，就要回归到整体思考。彼得·圣吉强调系统思考，水平思维也是倡导跳出圈子开阔眼界，但提出了创新的具体思路，是很现实、很具体、可操作的整体思考方法。按照逻辑，胖子必须减肥才能跑过瘦子。但我们只要给胖子一辆自行车，他就超过了瘦子。跨越才能创新。如果只有系统，而没有跨越，也难有质变。
您的观点我认为有两点最可取：一是不要纠缠“是什么”，更多地要看“成什么”；二是不要争论，重要的是让各种意见都能发表出来，其中黑色帽子使大家都可以打消顾虑说缺点。这种思考法可以达到正确决策、有效决策的目的。从观念创新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新的“文艺复兴”，是思维方法的一场革命。
美国两党争来争去，实际上是在欺骗群众。伊拉克战争是失败的，全世界都看得清楚，非拿这个事情说是美国人需要的，美国人也就赞成了。它还要继续走下去，搞单边主义。走到极端对美国是不利的，对全世界也是不利的。争论其实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把一个国家系在某个人身上，这必然也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