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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娜，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并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是她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在武汉、重庆、香港、西安和延安工作和生活，同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并结识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剑英、邓颖超、贺龙、李克农等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她还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多次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
一、亲历西安事变，投身“XGOB”广播电台工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24岁的安娜·利泽就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她结识了长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两个年轻的异国青年在交往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王炳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在柏林攻读政治学的留学生，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
1933年，德国纳粹执掌政权。作为坚定的反对纳粹的战士，安娜·利泽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其间被迫流亡英国伦敦。1935年，安娜·利泽在伦敦与王炳南结成伴侣，从此，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婚后，王安娜、王炳南回到德国柏林。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王炳南回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离开柏林，前往中国，回到王炳南的老家西安。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当年王炳南因参加共产党身陷险境的时候，也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先到日本而后转到德国去避风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一关系，派王炳南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夫妇搬到了杨的新居里定居下来。这时，王安娜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熟悉中国环境，了解中国风俗，结识中国朋友，并逐渐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不久，应在上海名为疗养实为观察中国政局的杨虎城接二连三的电报邀请，王炳南带着已有孕在身的王安娜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在上海，她认识了宋庆龄。
1936年10月，王安娜在简陋的弄堂里访问了已经病重的鲁迅。她对鲁迅说：“我最受感动的小说是《祝福》。”她还告诉鲁迅她正在朋友的帮助下，把《祝福》等小说翻译成德文。鲁迅也对此极力支持鼓励，并希望她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绍给西方。临走时，鲁迅还对她说，希望她务必再来一次，以便把更多的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她。
在上海的社交界，令王安娜最有好感的就是“救国会”的领导人。1936年11月，蒋介石逮捕了从事抗日运动的“七君子”，并把他们关进苏州的监狱，使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为了能采访到被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王安娜挺身而出，竟然冒充沈钧儒的儿媳到监狱探望，采访到了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人，并为他们送去了所需的物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浮出水面的政治危机渐渐加速，王炳南收到早已回西安的杨虎城的速返西安的电报。
就在王安娜和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好在事变很快就得到了和平解决。于是，王安娜再也“不想在上海久等”了，她说“现在，我的岗位是西安”。她不顾一切地冒险也要回到西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经过十几天的旅行，在除夕之夜，王安娜终于平安地回到西安与丈夫王炳南团聚。也就是在这一天，王安娜结识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安娜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释放蒋介石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广播新闻进行歪曲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的假新闻。而西安的电台却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西北三方联合抗战的形势。为了澄清南京方面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XGOB”广播电台。本来。这个电台是设在张学良东北军总部的一个电台，一开始这个电台是由史沫特莱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英国记者主持，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史沫特莱主持的言辞比较激烈，贝特兰也因收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威胁电话，他们都被迫停止播音工作。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XGOB”广播电台的实际负责人正是王炳南和刘鼎。于是，王安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转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参与者。
1937年1月，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红军进入潼关。此时，已在这支红军部队指挥部驻地云阳采访的史沫特莱致信邀请王安娜去。于是，王安娜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真正的红军战士。她说，“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虚、绝望的表情”。而红军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也令王安娜感到吃惊。
不久，美国记者维克多·金潜入延安采访后回到西安，遭到国民党警察的纠缠。在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助下，维克多·金才顺利地保存了采访资料和胶卷，带着关于红军的报道离开西安到达上海。当王安娜读了维克多·金的系列访问记之后，更加激起了她去延安访问的愿望。而这时，史沫特莱也来信说：“请你尽快来！”
1937年3月初，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尔·列夫来到延安。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见解。
王安娜还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革命女战士。王安娜同样对她们充满了敬意。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二、七七事变后，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成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炳南在上海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王安娜也随王炳南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救国会妇女会的工作，负责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工作。王安娜被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深深感动，她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新建议，报告工作成果，广泛进行口头宣传。同时，她还搜集大量外国报纸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并将这些报道出版发行。她还亲自采访在中国的知名外国人，以亲眼所见赞扬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一书，成为宣传委员会对国外宣传的最好材料，并出版了英文版。后来在汉口，王安娜又出版了《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一书。王安娜广泛进行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肯定和很高评价。
上海沦陷后，王安娜只身一人继续待在上海，在这里她认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她一有空就和艾黎一起走访上海的大街小巷，探访上海的“贫民窟”。王安娜说这种“探索旅行”对她来说是“无可比拟的现场教育”。后来，在艾黎这里，王安娜再次见到了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一起策划制定了后来对中国抗战经济有着重要作用的“中国合作社计划”。
王安娜同宋庆龄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的成员，接受宋庆龄的领导。
不久，王安娜经香港转赴汉口。她受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委托，在汉口负责了解正与日军作战的华北、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情况，以及已经寄出的物资和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期间，王安娜还以《保卫中国同盟简讯》的编辑身份，冒险到南昌前线采访，报道最新战况，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为“保卫中国同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随即由汉口搬迁至重庆。为了工作，王安娜含泪把年幼可爱的儿子送回西安老家。王炳南仍担任周恩来的副官，周恩来曾对王安娜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安娜乘坐八路军在汉口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前往重庆。
在李克农的带领下，王安娜一行乘船前往长沙，再转赴重庆。
经过艰难的旅行，1938年11月12日，王安娜他们到达长沙。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激动地拥抱着平安到来的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和大家握手问候。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了王安娜他们，周恩来等人却睡在地板上。
睡觉前，王安娜、王炳南和周恩来在一起聊天。王安娜问周恩来：“你估计还有多久日军会攻击长沙？”
周恩来说：“可能很快，他们离这里已经很近了。现在武汉和广州都已经沦陷了，日军继续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时，王安娜看着床架上手工精巧的刺绣花边，忍不住说：“多漂亮的花边，太可惜了！如果日军来了，它肯定完了。只要他们喜欢，不管周围是什么东西，都要抢走的。我真想把它取下带走。”
周恩来很为难地摇摇头说：“安娜，你知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纪律吧，是的，你肯定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是八路军的一员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只过了几个小时，这里的一切全部化为了灰烬，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大火”。随后，王安娜随王炳南经衡阳到达桂林，在那里，她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三、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身份，负责援华抗战物资的筹措、运输工作
亲历“长沙大火”悲惨的遭遇后，王安娜更加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到达桂林后，原本准备和王炳南一起到重庆后把儿子从西安接来过日子的王安娜，这时却接到了一个意外又特别的任务。
任务是刚到桂林的那一天周恩来告诉她的：“我已经和炳南谈过了。原先，我考虑到你们两人往重庆已走了半路，而且我自己也希望炳南尽快往重庆去。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有一个新的考虑。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运抵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过印度支那，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宋庆龄）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好不容易经过九死一生的重重艰难回到大后方，终于快见到久别的幼子了，现在倒好，走了一半却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要到上海和香港去，王安娜面露难色。
“当然不会去得太久，”周恩来保证说，“大概一个月以后，你便可以往重庆去。”
“可是，我虽然很幸运，把我的中国护照保存了下来，但它已经过期了。当我最后一次在香港时，人家告诉我，我需要持有英国的签证。”
面对周恩来的真切请求，王安娜还是答应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王安娜在中国外交部龙州办事处办理了延期手续。从那里，王安娜进入越南。
在经过海防港口时，王安娜看到了即将开始的工作的困难。因为战争，海防港口堆积了大量的需要运送到中国的货物，这无疑给那些本来舒服得“可以喝喝咖啡和苦艾洒，一天可以休息好几回的”法国海关官员增加了工作量，悠闲的日子变成了不停地查看公文、检查行李和处理货物车辆。于是，他们把满腹的牢骚迁怒于中国人，在海关故意刁难，让中国人长时间地等候。
“周恩来竟交给我这样一个‘美差’，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王安娜心里不禁有些忧虑。
在香港休息了几天后，王安娜按照宋庆龄的安排前往上海。在这里，王安娜和上海的“保卫中国同盟”就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如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上海已经收到的物资如何运到内地等，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安娜还给那些志愿小组谈了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告别上海，回到香港，王安娜开始负责经过越南的物资运输工作。同样，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通过海防港口的海关检查。海关法国官员的种种刁难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恶劣程度，甚至连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辆也不放行。 在香港分手时，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正如宋庆龄所料，王安娜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到达海防海关的时候，法国海关官员对说法语的外国妇女的态度果然是殷勤的。而更让王安娜想不到的是，当这些法国官员知道王安娜会说德语时，态度就更加亲切了。原因是他们大部分人竟然都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那里是一个说德语的地区。于是，王安娜的所有行李都被顺利地盖上了“O”的通行印记，而王安娜带领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所有物资车队，自然不言而喻，在第二天也顺利地向河内奔去，运向中国。等到了在东丹的海关时，想不到办理手续的又是一个阿尔萨斯的法国人，王安娜再次顺利过关，直抵龙州，到达中国。
王安娜一到龙州，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报，说要她立即回到海防，一批新的货物又到了。此后的几个月，王安娜都顺利地往返于海防、东丹直至龙州的公路上。而此时一个新烦恼出现了，因为王安娜如此顺利地通过法国海关，“王太太”的名声四处流传，各方面的求助也纷至沓来。红十字会、中央银行、广西军队都提出了请求。此外，还有几十家私营公司的老板，他们有的对王安娜说“你既然是爱国者，帮助我也是义务”，有的则干脆提出给钱或者分给利润。可是，光是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办运输就已经够王安娜一个人忙的了，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弯道、每一个村庄，王安娜几乎都熟悉了，自然海关的每一个官员她也都认识了。于是，王安娜在中越边界成了赫赫有名的女英雄，人们一说“王太太来了”，大家都把羡慕的目光投给她。
四、任八路军少校，受命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药品的任务
完成运输任务后，王安娜回到了重庆。可是刚回到重庆，王炳南就告诉她：“我想，你在重庆休息的时间不会太久，周恩来说，有事请你办，听说是紧急的事情呢！”
“多半是让我到华北前线去吧，以前也说过，我也想尽早出发。现在到八路军那边去不会太难，以后就不知道了。”王安娜说。
几天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住所，王安娜知道了这次并不是去华北前线，而是前往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借此机会，王安娜正好可以以“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的身份向红十字会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
周恩来还告诉王安娜：“我会让八路军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这样的话，路上即使要检查证件，查问的人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也会有帮助的。”
面对周恩来的要求，王安娜毫不犹豫，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她和4名八路军战士同乘一辆货车离开重庆直向贵阳进发。俗话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身无三文银”，去贵州的路确实艰险崎岖。而令王安娜难忘的是从贵州返回重庆途中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晚上，王安娜一行6人在一个小镇住宿，为了节省开支，负责这次旅行的八路军干部只开了3个房间，把王安娜和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司机分在了一间屋子。要知道，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单身女人和士兵同乘一辆货车，和士兵一起在小饭馆吃饭，这无疑成了天大的新闻，“有个极为罕见的人住在我们这里”的流言很快在小镇传开。很快，警察来了。等到晚上，王安娜他们正在简易破旧的旅馆睡觉时，门突然被一个警察重重地敲开了。当警察发现王安娜竟然和华侨司机同住一个房间时，他们更是闻所未闻，目瞪口呆。于是，警察要求检查王安娜的证件。当他们发现王安娜竟然是八路军的少校军官时，第二天早晨就非常有礼貌地和她打招呼了。
等王安娜回到重庆的时候，重庆已经是一片废墟。
1939年6月，王安娜冒着危险进人华北前线。因为宋庆龄来信希望王安娜赶紧把华北的情况和计划告诉她。周恩来也提出忠告：“如果不抓住机会赶快动身，就不能突破南京政府军队的封锁了。”
王安娜穿过四川，进入秦岭北麓的宝鸡，然后直插山西，到达了晋察冀边区。
在那里，王安娜和八路军战士一起行军，考察了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当她看到八路军的医务工作者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成绩，看到八路军的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救死扶伤的行为，王安娜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她和战士们睡在农民家里那些爬着臭虫和虱子的炕上时，她想起了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她说过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真正算是中国人”的话，她自豪地说：“我现在是属于中国人了！”
当她背着用小麦粉做成的“托托馍”夜间行军40公里之后，再吃这种硬得像石头的“铁饭碗”时，她体会到了八路军战士抗战生活的艰辛和崇高。
王安娜穿过日军封锁线终于到达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她见到了聂荣臻、丁玲和白求恩。
不久，王安娜回到国统区，向宋庆龄报告了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情况，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战。在归来的途中，王安娜遭遇了日军的空袭，她躲在日军轰炸的弹坑里躲过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
回到国民党统治区，王安娜感慨万分，她说“没有办法”这句话在国统区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在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她从来也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过。尽管困难重重，强大的日军就在身边，八路军却总是说：“有办法！”
五、皖南事变后，积极配合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公布皖南事变真相
1941年1月的一天，王炳南突然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要他立即去。等深夜回来时，王安娜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经过周密布置突然伏击了新四军。这是抗战以来最耸人听闻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惨剧。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竟然对此保持沉默。为了把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周恩来找到了王安娜。
在办事处，周恩来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至于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我们不讲，这个消息也会传开。” 王安娜立即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于是，周恩来被邀请到英国大使家里进行商淡。英国政府收到大使的报告后，立即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周恩来与卡尔之间的联系往来，大多是由王安娜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安排的。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又在卡尔的帮助下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英国大使馆里进行了秘密会晤。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在长江南岸郊区，英国驻华大使馆在长江北岸的城里遗爱祠。这天上午，居里事先渡江来到城里的英国大使馆等候。下午，周恩来设法甩掉尾巴才进了英国大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会晤的时间是1941年2月14日。当时，周恩来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居里是美国总统经济事务顾问。
这次会晤被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居里访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搞“同室操戈”的关切与干预。国民党事前获知了这次会晤，费尽心思阻挠这次见面。据张治中回忆说，有的特务头子甚至提出“设法将周关闭一日，勿令其与居里会见”。后来，因担心引起美国方面的误会，始将此决议取消。在这次难得的会晤中，居里询问了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新四军事变真相、中共目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在回答居里所问的问题之后，还提供美国官方不易看到的材料揭露蒋，并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周恩来在这次会晤中所谈的情况，无疑对罗斯福身边的这位重要助手是有相当影响的。
在会晤周恩来不久，居里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是无法大量援华的，中美两国间的财政、经济及各种物资援助等问题，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居里返回华盛顿之后，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专题书面报告，着重谈到了国共两党的分裂状况，并明确指出，国共内战只对日本有利。居里在报告中说到，其曾经劝蒋介石不要采取武力去解决问题，如果蒋介石认为宁可以加强镇压的手段来消灭对手，这对美国所希望的加强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价值是极不利的。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皖南事变真相很快被世界各国所知晓，国民党蒋介石针对八路军的反共军事攻势只得收敛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明显退步，国内反对国民党的声音与日俱增。而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家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安娜每次外出总是有“影子”跟踪。
不久，因为王安娜与许多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有联系，而且她又去了华北前线，王安娜的护照便被以“例行检查”为由没收了。
此后的日子直至抗战胜利，王安娜在重庆都一直帮助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先后把印度的尼赫鲁和卡玛拉迪威夫人秘密地介绍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安娜离开生活了6年的重庆，跟随宋庆龄前往上海，继续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重新编组工作。王炳南继续留在重庆协助周恩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马上就要来这里参加重庆谈判。从此，王安娜与王炳南两地分居，直至因为性格原因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加强中德两国的友谊而奔走。1955年，王安娜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中国，回到德国。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东方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1964年，她把1936年到1945年在中国生活的前10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写成了一本书公开出版。后来，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
1979年，王安娜又回到了她阔别20多年的中国，中国人民热情地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到来。她不仅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随儿子王黎明重返西安。
1980年5月，王安娜的回忆录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首印达17万册，书名改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这是一部深受人们喜爱的生动记录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革命伟大历程的书。
1990年，王安娜逝世。
一、亲历西安事变，投身“XGOB”广播电台工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24岁的安娜·利泽就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她结识了长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两个年轻的异国青年在交往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王炳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在柏林攻读政治学的留学生，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
1933年，德国纳粹执掌政权。作为坚定的反对纳粹的战士，安娜·利泽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其间被迫流亡英国伦敦。1935年，安娜·利泽在伦敦与王炳南结成伴侣，从此，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婚后，王安娜、王炳南回到德国柏林。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王炳南回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离开柏林，前往中国，回到王炳南的老家西安。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当年王炳南因参加共产党身陷险境的时候，也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先到日本而后转到德国去避风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一关系，派王炳南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夫妇搬到了杨的新居里定居下来。这时，王安娜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熟悉中国环境，了解中国风俗，结识中国朋友，并逐渐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不久，应在上海名为疗养实为观察中国政局的杨虎城接二连三的电报邀请，王炳南带着已有孕在身的王安娜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在上海，她认识了宋庆龄。
1936年10月，王安娜在简陋的弄堂里访问了已经病重的鲁迅。她对鲁迅说：“我最受感动的小说是《祝福》。”她还告诉鲁迅她正在朋友的帮助下，把《祝福》等小说翻译成德文。鲁迅也对此极力支持鼓励，并希望她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绍给西方。临走时，鲁迅还对她说，希望她务必再来一次，以便把更多的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她。
在上海的社交界，令王安娜最有好感的就是“救国会”的领导人。1936年11月，蒋介石逮捕了从事抗日运动的“七君子”，并把他们关进苏州的监狱，使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为了能采访到被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王安娜挺身而出，竟然冒充沈钧儒的儿媳到监狱探望，采访到了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人，并为他们送去了所需的物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浮出水面的政治危机渐渐加速，王炳南收到早已回西安的杨虎城的速返西安的电报。
就在王安娜和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好在事变很快就得到了和平解决。于是，王安娜再也“不想在上海久等”了，她说“现在，我的岗位是西安”。她不顾一切地冒险也要回到西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经过十几天的旅行，在除夕之夜，王安娜终于平安地回到西安与丈夫王炳南团聚。也就是在这一天，王安娜结识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安娜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释放蒋介石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广播新闻进行歪曲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的假新闻。而西安的电台却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西北三方联合抗战的形势。为了澄清南京方面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XGOB”广播电台。本来。这个电台是设在张学良东北军总部的一个电台，一开始这个电台是由史沫特莱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英国记者主持，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史沫特莱主持的言辞比较激烈，贝特兰也因收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威胁电话，他们都被迫停止播音工作。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XGOB”广播电台的实际负责人正是王炳南和刘鼎。于是，王安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转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参与者。
1937年1月，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红军进入潼关。此时，已在这支红军部队指挥部驻地云阳采访的史沫特莱致信邀请王安娜去。于是，王安娜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真正的红军战士。她说，“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虚、绝望的表情”。而红军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也令王安娜感到吃惊。
不久，美国记者维克多·金潜入延安采访后回到西安，遭到国民党警察的纠缠。在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助下，维克多·金才顺利地保存了采访资料和胶卷，带着关于红军的报道离开西安到达上海。当王安娜读了维克多·金的系列访问记之后，更加激起了她去延安访问的愿望。而这时，史沫特莱也来信说：“请你尽快来！”
1937年3月初，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尔·列夫来到延安。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见解。
王安娜还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革命女战士。王安娜同样对她们充满了敬意。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二、七七事变后，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成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炳南在上海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王安娜也随王炳南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救国会妇女会的工作，负责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工作。王安娜被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深深感动，她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新建议，报告工作成果，广泛进行口头宣传。同时，她还搜集大量外国报纸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并将这些报道出版发行。她还亲自采访在中国的知名外国人，以亲眼所见赞扬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一书，成为宣传委员会对国外宣传的最好材料，并出版了英文版。后来在汉口，王安娜又出版了《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一书。王安娜广泛进行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肯定和很高评价。
上海沦陷后，王安娜只身一人继续待在上海，在这里她认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她一有空就和艾黎一起走访上海的大街小巷，探访上海的“贫民窟”。王安娜说这种“探索旅行”对她来说是“无可比拟的现场教育”。后来，在艾黎这里，王安娜再次见到了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一起策划制定了后来对中国抗战经济有着重要作用的“中国合作社计划”。
王安娜同宋庆龄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的成员，接受宋庆龄的领导。
不久，王安娜经香港转赴汉口。她受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委托，在汉口负责了解正与日军作战的华北、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情况，以及已经寄出的物资和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期间，王安娜还以《保卫中国同盟简讯》的编辑身份，冒险到南昌前线采访，报道最新战况，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为“保卫中国同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随即由汉口搬迁至重庆。为了工作，王安娜含泪把年幼可爱的儿子送回西安老家。王炳南仍担任周恩来的副官，周恩来曾对王安娜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安娜乘坐八路军在汉口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前往重庆。
在李克农的带领下，王安娜一行乘船前往长沙，再转赴重庆。
经过艰难的旅行，1938年11月12日，王安娜他们到达长沙。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激动地拥抱着平安到来的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和大家握手问候。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了王安娜他们，周恩来等人却睡在地板上。
睡觉前，王安娜、王炳南和周恩来在一起聊天。王安娜问周恩来：“你估计还有多久日军会攻击长沙？”
周恩来说：“可能很快，他们离这里已经很近了。现在武汉和广州都已经沦陷了，日军继续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时，王安娜看着床架上手工精巧的刺绣花边，忍不住说：“多漂亮的花边，太可惜了！如果日军来了，它肯定完了。只要他们喜欢，不管周围是什么东西，都要抢走的。我真想把它取下带走。”
周恩来很为难地摇摇头说：“安娜，你知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纪律吧，是的，你肯定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是八路军的一员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只过了几个小时，这里的一切全部化为了灰烬，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大火”。随后，王安娜随王炳南经衡阳到达桂林，在那里，她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三、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身份，负责援华抗战物资的筹措、运输工作
亲历“长沙大火”悲惨的遭遇后，王安娜更加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到达桂林后，原本准备和王炳南一起到重庆后把儿子从西安接来过日子的王安娜，这时却接到了一个意外又特别的任务。
任务是刚到桂林的那一天周恩来告诉她的：“我已经和炳南谈过了。原先，我考虑到你们两人往重庆已走了半路，而且我自己也希望炳南尽快往重庆去。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有一个新的考虑。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运抵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过印度支那，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宋庆龄）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好不容易经过九死一生的重重艰难回到大后方，终于快见到久别的幼子了，现在倒好，走了一半却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要到上海和香港去，王安娜面露难色。
“当然不会去得太久，”周恩来保证说，“大概一个月以后，你便可以往重庆去。”
“可是，我虽然很幸运，把我的中国护照保存了下来，但它已经过期了。当我最后一次在香港时，人家告诉我，我需要持有英国的签证。”
面对周恩来的真切请求，王安娜还是答应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王安娜在中国外交部龙州办事处办理了延期手续。从那里，王安娜进入越南。
在经过海防港口时，王安娜看到了即将开始的工作的困难。因为战争，海防港口堆积了大量的需要运送到中国的货物，这无疑给那些本来舒服得“可以喝喝咖啡和苦艾洒，一天可以休息好几回的”法国海关官员增加了工作量，悠闲的日子变成了不停地查看公文、检查行李和处理货物车辆。于是，他们把满腹的牢骚迁怒于中国人，在海关故意刁难，让中国人长时间地等候。
“周恩来竟交给我这样一个‘美差’，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王安娜心里不禁有些忧虑。
在香港休息了几天后，王安娜按照宋庆龄的安排前往上海。在这里，王安娜和上海的“保卫中国同盟”就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如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上海已经收到的物资如何运到内地等，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安娜还给那些志愿小组谈了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告别上海，回到香港，王安娜开始负责经过越南的物资运输工作。同样，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通过海防港口的海关检查。海关法国官员的种种刁难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恶劣程度，甚至连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辆也不放行。 在香港分手时，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正如宋庆龄所料，王安娜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到达海防海关的时候，法国海关官员对说法语的外国妇女的态度果然是殷勤的。而更让王安娜想不到的是，当这些法国官员知道王安娜会说德语时，态度就更加亲切了。原因是他们大部分人竟然都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那里是一个说德语的地区。于是，王安娜的所有行李都被顺利地盖上了“O”的通行印记，而王安娜带领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所有物资车队，自然不言而喻，在第二天也顺利地向河内奔去，运向中国。等到了在东丹的海关时，想不到办理手续的又是一个阿尔萨斯的法国人，王安娜再次顺利过关，直抵龙州，到达中国。
王安娜一到龙州，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报，说要她立即回到海防，一批新的货物又到了。此后的几个月，王安娜都顺利地往返于海防、东丹直至龙州的公路上。而此时一个新烦恼出现了，因为王安娜如此顺利地通过法国海关，“王太太”的名声四处流传，各方面的求助也纷至沓来。红十字会、中央银行、广西军队都提出了请求。此外，还有几十家私营公司的老板，他们有的对王安娜说“你既然是爱国者，帮助我也是义务”，有的则干脆提出给钱或者分给利润。可是，光是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办运输就已经够王安娜一个人忙的了，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弯道、每一个村庄，王安娜几乎都熟悉了，自然海关的每一个官员她也都认识了。于是，王安娜在中越边界成了赫赫有名的女英雄，人们一说“王太太来了”，大家都把羡慕的目光投给她。
四、任八路军少校，受命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药品的任务
完成运输任务后，王安娜回到了重庆。可是刚回到重庆，王炳南就告诉她：“我想，你在重庆休息的时间不会太久，周恩来说，有事请你办，听说是紧急的事情呢！”
“多半是让我到华北前线去吧，以前也说过，我也想尽早出发。现在到八路军那边去不会太难，以后就不知道了。”王安娜说。
几天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住所，王安娜知道了这次并不是去华北前线，而是前往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借此机会，王安娜正好可以以“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的身份向红十字会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
周恩来还告诉王安娜：“我会让八路军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这样的话，路上即使要检查证件，查问的人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也会有帮助的。”
面对周恩来的要求，王安娜毫不犹豫，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她和4名八路军战士同乘一辆货车离开重庆直向贵阳进发。俗话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身无三文银”，去贵州的路确实艰险崎岖。而令王安娜难忘的是从贵州返回重庆途中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晚上，王安娜一行6人在一个小镇住宿，为了节省开支，负责这次旅行的八路军干部只开了3个房间，把王安娜和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司机分在了一间屋子。要知道，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单身女人和士兵同乘一辆货车，和士兵一起在小饭馆吃饭，这无疑成了天大的新闻，“有个极为罕见的人住在我们这里”的流言很快在小镇传开。很快，警察来了。等到晚上，王安娜他们正在简易破旧的旅馆睡觉时，门突然被一个警察重重地敲开了。当警察发现王安娜竟然和华侨司机同住一个房间时，他们更是闻所未闻，目瞪口呆。于是，警察要求检查王安娜的证件。当他们发现王安娜竟然是八路军的少校军官时，第二天早晨就非常有礼貌地和她打招呼了。
等王安娜回到重庆的时候，重庆已经是一片废墟。
1939年6月，王安娜冒着危险进人华北前线。因为宋庆龄来信希望王安娜赶紧把华北的情况和计划告诉她。周恩来也提出忠告：“如果不抓住机会赶快动身，就不能突破南京政府军队的封锁了。”
王安娜穿过四川，进入秦岭北麓的宝鸡，然后直插山西，到达了晋察冀边区。
在那里，王安娜和八路军战士一起行军，考察了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当她看到八路军的医务工作者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成绩，看到八路军的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救死扶伤的行为，王安娜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她和战士们睡在农民家里那些爬着臭虫和虱子的炕上时，她想起了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她说过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真正算是中国人”的话，她自豪地说：“我现在是属于中国人了！”
当她背着用小麦粉做成的“托托馍”夜间行军40公里之后，再吃这种硬得像石头的“铁饭碗”时，她体会到了八路军战士抗战生活的艰辛和崇高。
王安娜穿过日军封锁线终于到达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她见到了聂荣臻、丁玲和白求恩。
不久，王安娜回到国统区，向宋庆龄报告了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情况，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战。在归来的途中，王安娜遭遇了日军的空袭，她躲在日军轰炸的弹坑里躲过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
回到国民党统治区，王安娜感慨万分，她说“没有办法”这句话在国统区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在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她从来也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过。尽管困难重重，强大的日军就在身边，八路军却总是说：“有办法！”
五、皖南事变后，积极配合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公布皖南事变真相
1941年1月的一天，王炳南突然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要他立即去。等深夜回来时，王安娜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经过周密布置突然伏击了新四军。这是抗战以来最耸人听闻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惨剧。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竟然对此保持沉默。为了把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周恩来找到了王安娜。
在办事处，周恩来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至于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我们不讲，这个消息也会传开。” 王安娜立即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于是，周恩来被邀请到英国大使家里进行商淡。英国政府收到大使的报告后，立即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周恩来与卡尔之间的联系往来，大多是由王安娜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安排的。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又在卡尔的帮助下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英国大使馆里进行了秘密会晤。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在长江南岸郊区，英国驻华大使馆在长江北岸的城里遗爱祠。这天上午，居里事先渡江来到城里的英国大使馆等候。下午，周恩来设法甩掉尾巴才进了英国大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会晤的时间是1941年2月14日。当时，周恩来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居里是美国总统经济事务顾问。
这次会晤被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居里访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搞“同室操戈”的关切与干预。国民党事前获知了这次会晤，费尽心思阻挠这次见面。据张治中回忆说，有的特务头子甚至提出“设法将周关闭一日，勿令其与居里会见”。后来，因担心引起美国方面的误会，始将此决议取消。在这次难得的会晤中，居里询问了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新四军事变真相、中共目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在回答居里所问的问题之后，还提供美国官方不易看到的材料揭露蒋，并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周恩来在这次会晤中所谈的情况，无疑对罗斯福身边的这位重要助手是有相当影响的。
在会晤周恩来不久，居里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是无法大量援华的，中美两国间的财政、经济及各种物资援助等问题，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居里返回华盛顿之后，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专题书面报告，着重谈到了国共两党的分裂状况，并明确指出，国共内战只对日本有利。居里在报告中说到，其曾经劝蒋介石不要采取武力去解决问题，如果蒋介石认为宁可以加强镇压的手段来消灭对手，这对美国所希望的加强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价值是极不利的。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皖南事变真相很快被世界各国所知晓，国民党蒋介石针对八路军的反共军事攻势只得收敛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明显退步，国内反对国民党的声音与日俱增。而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家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安娜每次外出总是有“影子”跟踪。
不久，因为王安娜与许多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有联系，而且她又去了华北前线，王安娜的护照便被以“例行检查”为由没收了。
此后的日子直至抗战胜利，王安娜在重庆都一直帮助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先后把印度的尼赫鲁和卡玛拉迪威夫人秘密地介绍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安娜离开生活了6年的重庆，跟随宋庆龄前往上海，继续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重新编组工作。王炳南继续留在重庆协助周恩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马上就要来这里参加重庆谈判。从此，王安娜与王炳南两地分居，直至因为性格原因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加强中德两国的友谊而奔走。1955年，王安娜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中国，回到德国。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东方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1964年，她把1936年到1945年在中国生活的前10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写成了一本书公开出版。后来，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
1979年，王安娜又回到了她阔别20多年的中国，中国人民热情地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到来。她不仅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随儿子王黎明重返西安。
1980年5月，王安娜的回忆录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首印达17万册，书名改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这是一部深受人们喜爱的生动记录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革命伟大历程的书。
1990年，王安娜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