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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中共温州市委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常委会，首次公开“垫底”数据，正视“温州落后”能现实，并自我告诫“温州到了一个不进即退的重大关口”。
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温州大多数主要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其中9项倒数第一，4项倒数第二。
温州，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风向标，以民营、民富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享誉海内外。但新世纪以来，温州进入“全民炒房”时代，大量资本纷纷加入投机炒作大军，实体经济每况愈下。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经济愈显乏力，各项指标开始下滑。2010年开始爆发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现象，至今未绝。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数次深入温州，综合受访的当地政商两界人士及专家学者意见，企业薄弱、人才匮乏、资金外流与政府缺位，使得温州的民间经济危机集中爆发。而长期投资不足所造成的自然、人居、商业环境滞后，导致资源错配和缺失更加严重，陷入恶性循环。
“只有改革才能救温州。”温州市发改委主任方勇军说，温州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来一次“凤凰涅槃”。
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给温州带来的创伤，至今没有抚平。担保链痼疾的镣铐，许多温州企业依然深陷其中。
李成文最近就显得很无奈。这位华通机电集团的董事长，几个月来因深陷森泰集团破产担保链而忧心忡忡。
在李成文眼中，森泰集团董事长胡志明原本是当地企业家的榜样。胡志明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七点即上班，精于实业，此前几乎从未有过项目亏损或投资失败事例。
但2013年2月20日，胡志明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整。
这让李成文震惊。凭两人20多年的老交情，华通机电集团曾为森泰集团提供了1.87亿元贷款担保。
据悉，华通机电集团自身互保圈中共5家企业，除森泰外均良性运营，仅华通集团去年产值就达11亿元。但由于客观形势，其年净利润率已下降至3%左右，且今年上半年继续下滑。一旦为履行代偿责任并因此遭遇银行抽贷，华通也不免陷入艰难境地。
李成文提出，政府应该彻查森泰可能存在的资产转移、逃废债务和虚假破产行为，否则将引发更多的企业相互效仿、逃避责任，从而彻底拖垮温州经济。
在整个温州，潜在的“森泰”正在增加，担保链危机在深化、扩散，并逐渐由银行非理性抽贷转变为企业非理性逃债。
温州市银监局局长赵秀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企业家面对潜在风险时，效仿森泰的越来越多。在企业账目不清、体制不全之下，“坑蒙拐骗”现象明显多于去年，由此至少牵连到一半以上的企业。
“加速资产处置，是快刀斩乱麻的策略之一。”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朱鲲表示，企业资金链难题并非完全源于经营困难，部分来自于资产难以处置或处置过慢，“银行的处置程序大概需要两年”。
他介绍，在温州地价偏高、企业拿地困难甚至长期租用厂房的背景下，问题企业的厂房处置其实很抢手，“只要舍得出手、稍微让利，3天内就有人接盘”。
不过，温州企业家多为白手起家，总期待能有救活之时，或至少遇到个大手笔的接盘者，遂往往选择硬撑下去。这成为担保圈危局的“魔咒”，风险一圈一圈向外扩展。
目前，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0%左右，尚属良性。但如果担保链问题进一步深化，涉及担保圈企业的资产又会变坏，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波及温州整个产业经济基础。
2010年起，曾习惯放手于市场、坐享“无为而治”之利的温州市政府，意识到这一危机，开始出手。
近来，温州市政府成立了10个风险应急处置工作小组，派驻全市27家金融机构，一方面协助融资担保体系来切断担保链，一方面负责政府应急转贷资金的调配。目前，获得应急转贷的企业债务达数千笔，实现转贷150亿元左右，且以每天数千万元的速度增长。
“空心”
温州人并不缺钱，缺的是留在本地的钱。温州也不缺人才，缺的是留在本地的人才。
温州现有总人口946万人，但多达240多万生活在异乡，其中170万人在外省市，70多万人遍布国外，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庞大网络。粗略统计，温州人在外创造的GDP，相当于温州本市GDP的60%，形成了市外有“市”的体外经济。
“十一五”期间，温州人在外的实业投资达3000亿元，而同期温州全市工业投资仅1300亿元。此外，温州还有近6000亿元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幽灵般出没于全国各个领域。
据统计，19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无论是否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往往最终会选择离开。如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等，在当地发展壮大后，纷纷外迁。留下的本地企业，多在低、小、散层次徘徊。
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经济减速的根源就是人才外流。巨量的外流人才和资本，一方面提高了温州城市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当地经济发展能力。
“高端人才的环境要求较高，需要体面、舒适且有尊严的生活。而资金和项目跟随人才的迁移，是进一步动摇城市发展的根本性要素。”方勇军说。
在温州待了10年的一位网友在当地网站上表示，“我确实看不惯温州的环境、房价、教育等各种基础设施”，举家迁往杭州。
一位名叫潘福占的温州市乐清人士在北京拥有一家速记公司，并成家、定居下来。他告诉记者，10多年里回家次数寥寥，因为“交通太不方便”，而且农村“用水、用电不行，没有互联网”。
他的中学同学中，近1/3都选择在俄罗斯做生意，销售中国和东南亚的廉价服装，顺利时每年收益数百万元。“他们也不愿回老家，即便每天都提心吊胆”。
2010年之前，温州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数为64.2公里，高速公路为2.48公里，不足杭州、宁波的一半。同时，温州的房价收入比高达27.8，本地居民难堪重负，外来人才也难以安居。加之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一些原本意欲回乡的年轻人，也打了退堂鼓。 《浙江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2010年）》显示，2007-2010年，温州社会发展速度居浙江省末位，人口发展、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类指数均处于浙江省末尾。
《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也显示，温州城市竞争力的全国排名从2004年第10位，一路下滑至2011年的第48位、2012年的第61位。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有赖政府之手。2010年以前，由于担负政府投融资项目建设的国资公司等尚未到位，政府投资项目的计划执行率偏低。多达238个城中村和近4000万平米的违章建筑，像疮疤般散落在温州核心城区。
在胡纲高看来，温州困境实际是国家经济发展难题的集中体现。2008年前后，无论房地产、矿产、艺术品还是光伏、造船业，所有可炒作的领域均有温州外逃资本的身影，“表现在全国就是楼市泡沫、艺术品造富和产能过剩，表现在温州，则是企业空壳、农村空城和产业空心。”
“补位”
“早年强调无为而治，弱化政府职能，导致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和边界不当。”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潘黄星说，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转型滞后。
朱鲲认为，温州的城建之路，晚于杭州等周边城市将近10年，晚于北京、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20年。2003年以来，温州投资率从37%下降至2010年的31.8%，而同期全国投资率却从40.9%提高到69.9%。
2010年，温州市政府强势“补位”。潘黄星表示，从“无为而治”到积极有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职能边界，让温州政府成为经济运行领域的“弱政府”，同时也成为城市规划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强政府”，“把上帝的交还给上帝，把凯撒的交还给凯撒”。
据悉，温州政府已开始实施针对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工业园区、滩涂围垦、违建拆除等全方位重大项目的投资兴建，耗时数年培育投资环境，总涉及金额将高达近3500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来，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先于全省各市。1-5月，温州市完成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732.70亿元，增长28.1%，居全省首位。
“加大投资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分地、笼统地扩大投入，也不意味着单一强调生产性投入。”潘黄星说，在当前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有效内需不足且创新风险过大的背景下，这一方法尤其不可取。温州之所以强调投入，很大程度上是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严重落后这一课。
方勇军也表示，既然温州“姓公的”设施建设统统滞后，那投资就该由此开始。其中，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切入点。
温州人十年内都不敢做的地铁梦，如今正在实现。其他城市从方案审批到开工建设一般需四到五年，而温州仅用了一年半。
目前，温州规划之中的市域铁路已达3条。海运交通、空港增建和通航机场也陆续上马。市政府正大力推行“1650”大都市规划，将全市作为组团式大都市进行整体布局，一个主中心六个副中心城市，五十个中心镇，通过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国省道有机相连。
粗略估算，“十二五”期间，温州仅交通投资就将高达近2000亿元。
“必须补上这晚了十年的一堂课。”胡纲高表示，否则改革始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举步维艰。
此外，三年来，温州陆续建成十大山体公园和五大城市公园，闲置的垃圾地和边角地也变成多个小型游园。全市范围拆除违章超3000万平方米。城中村也从去年以来走上了高速改造之路。
市政府重点谋划的瓯飞工程，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围垦项目，已于2012年9月获批，加上毗连的龙湾二期和丁山三期围垦项目，可以形成万亩的成片圈围，跟市区建成区面积相差无几。
老路？
“要严防‘造城运动’。”对温州当下的“异动”，知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如是提醒。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表示，温州政府过去“不作为”，这是对的，在早期的“熟人经济”时代，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现代市场经济强调非常明确的规则、法制，与之相连的便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靠房地产、政府投资拉动GDP大幅增长，同时也产生了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货币超发、信用膨胀和脱实就虚的金融系统扭曲。
在吴敬琏看来，放眼全国，盲目投资驱动、以城建拉动增长的模式已严重妨碍改革步伐。外界观察者担心，温州会否重复这条老路，埋下更深层次的隐患。
“我认为温州政府选择了一条正道。”林毅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位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不久才从浙江调研归来。
林毅夫表示，尽管我国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下滑，但远比同一时期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好，我国经济疲软并不源于投资拉动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应主要归咎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
“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放弃投资驱动，就放弃了发展的可能。”林毅夫说，过去的症结，在于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这是温州的难题，更是全国的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斯宾塞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二战结束至今，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其共同特征之一，便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温州官方人士认为，短期内，缺乏投资便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温州真正要避免的“老路”，在于改善投资效率。方勇军认为，政府应该以有限的投资，来解决市场和企业的外部性成本难题。
对政府投资驱动的担忧，一个重要原因是债务风险。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升至GDP的20%左右，部分地区偿债风险凸现。且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地方平台逐步转向信托等不规范、不透明的变相融资方式，各地不良资产骤增。
与大部分地区收缩平台规模相反，温州政府于2010年起，将13家市级国资公司整合为投融资平台，注册资本金骤升26倍之多，资产总额平均达71亿元，扩容数十倍。
仅2012年，上述平台就与金融机构达成融资意向538.9亿元，实际融资204.99亿元；承担投资计划307.61亿元，占市政府总投资计划61.8%。
“温州土地紧缺，融资平台的贷款抵押较难保证。”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据他了解，部分平台收益难以覆盖贷款本息，个别甚至只能以贷还息。
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此表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温州融资平台负债仅占年财政收入600多亿元中的1/3，加之政府常年来“无为而治”，因而政府负债率迄今仍处于全国低位，风险可控。
魏后凯建议，资金缺口完全由财政兜底的做法不可取，温州急需一个有民资参与、直接融资渠道畅通的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否则“补位”将变得很棘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提出，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兴利除弊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毋庸置疑，财政必须成为后盾支持，但应体现在每年公共预算的合理安排之内。”
即便对政府债务表示担忧，魏后凯仍然表示“对温州很有信心”。
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温州大多数主要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其中9项倒数第一，4项倒数第二。
温州，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风向标，以民营、民富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享誉海内外。但新世纪以来，温州进入“全民炒房”时代，大量资本纷纷加入投机炒作大军，实体经济每况愈下。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经济愈显乏力，各项指标开始下滑。2010年开始爆发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现象，至今未绝。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数次深入温州，综合受访的当地政商两界人士及专家学者意见，企业薄弱、人才匮乏、资金外流与政府缺位，使得温州的民间经济危机集中爆发。而长期投资不足所造成的自然、人居、商业环境滞后，导致资源错配和缺失更加严重，陷入恶性循环。
“只有改革才能救温州。”温州市发改委主任方勇军说，温州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来一次“凤凰涅槃”。
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给温州带来的创伤，至今没有抚平。担保链痼疾的镣铐，许多温州企业依然深陷其中。
李成文最近就显得很无奈。这位华通机电集团的董事长，几个月来因深陷森泰集团破产担保链而忧心忡忡。
在李成文眼中，森泰集团董事长胡志明原本是当地企业家的榜样。胡志明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七点即上班，精于实业，此前几乎从未有过项目亏损或投资失败事例。
但2013年2月20日，胡志明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整。
这让李成文震惊。凭两人20多年的老交情，华通机电集团曾为森泰集团提供了1.87亿元贷款担保。
据悉，华通机电集团自身互保圈中共5家企业，除森泰外均良性运营，仅华通集团去年产值就达11亿元。但由于客观形势，其年净利润率已下降至3%左右，且今年上半年继续下滑。一旦为履行代偿责任并因此遭遇银行抽贷，华通也不免陷入艰难境地。
李成文提出，政府应该彻查森泰可能存在的资产转移、逃废债务和虚假破产行为，否则将引发更多的企业相互效仿、逃避责任，从而彻底拖垮温州经济。
在整个温州，潜在的“森泰”正在增加，担保链危机在深化、扩散，并逐渐由银行非理性抽贷转变为企业非理性逃债。
温州市银监局局长赵秀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企业家面对潜在风险时，效仿森泰的越来越多。在企业账目不清、体制不全之下，“坑蒙拐骗”现象明显多于去年，由此至少牵连到一半以上的企业。
“加速资产处置，是快刀斩乱麻的策略之一。”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朱鲲表示，企业资金链难题并非完全源于经营困难，部分来自于资产难以处置或处置过慢，“银行的处置程序大概需要两年”。
他介绍，在温州地价偏高、企业拿地困难甚至长期租用厂房的背景下，问题企业的厂房处置其实很抢手，“只要舍得出手、稍微让利，3天内就有人接盘”。
不过，温州企业家多为白手起家，总期待能有救活之时，或至少遇到个大手笔的接盘者，遂往往选择硬撑下去。这成为担保圈危局的“魔咒”，风险一圈一圈向外扩展。
目前，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0%左右，尚属良性。但如果担保链问题进一步深化，涉及担保圈企业的资产又会变坏，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波及温州整个产业经济基础。
2010年起，曾习惯放手于市场、坐享“无为而治”之利的温州市政府，意识到这一危机，开始出手。
近来，温州市政府成立了10个风险应急处置工作小组，派驻全市27家金融机构，一方面协助融资担保体系来切断担保链，一方面负责政府应急转贷资金的调配。目前，获得应急转贷的企业债务达数千笔，实现转贷150亿元左右，且以每天数千万元的速度增长。
“空心”
温州人并不缺钱，缺的是留在本地的钱。温州也不缺人才，缺的是留在本地的人才。
温州现有总人口946万人，但多达240多万生活在异乡，其中170万人在外省市，70多万人遍布国外，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庞大网络。粗略统计，温州人在外创造的GDP，相当于温州本市GDP的60%，形成了市外有“市”的体外经济。
“十一五”期间，温州人在外的实业投资达3000亿元，而同期温州全市工业投资仅1300亿元。此外，温州还有近6000亿元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幽灵般出没于全国各个领域。
据统计，19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无论是否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往往最终会选择离开。如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等，在当地发展壮大后，纷纷外迁。留下的本地企业，多在低、小、散层次徘徊。
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经济减速的根源就是人才外流。巨量的外流人才和资本，一方面提高了温州城市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当地经济发展能力。
“高端人才的环境要求较高，需要体面、舒适且有尊严的生活。而资金和项目跟随人才的迁移，是进一步动摇城市发展的根本性要素。”方勇军说。
在温州待了10年的一位网友在当地网站上表示，“我确实看不惯温州的环境、房价、教育等各种基础设施”，举家迁往杭州。
一位名叫潘福占的温州市乐清人士在北京拥有一家速记公司，并成家、定居下来。他告诉记者，10多年里回家次数寥寥，因为“交通太不方便”，而且农村“用水、用电不行，没有互联网”。
他的中学同学中，近1/3都选择在俄罗斯做生意，销售中国和东南亚的廉价服装，顺利时每年收益数百万元。“他们也不愿回老家，即便每天都提心吊胆”。
2010年之前，温州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数为64.2公里，高速公路为2.48公里，不足杭州、宁波的一半。同时，温州的房价收入比高达27.8，本地居民难堪重负，外来人才也难以安居。加之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一些原本意欲回乡的年轻人，也打了退堂鼓。 《浙江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2010年）》显示，2007-2010年，温州社会发展速度居浙江省末位，人口发展、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类指数均处于浙江省末尾。
《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也显示，温州城市竞争力的全国排名从2004年第10位，一路下滑至2011年的第48位、2012年的第61位。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有赖政府之手。2010年以前，由于担负政府投融资项目建设的国资公司等尚未到位，政府投资项目的计划执行率偏低。多达238个城中村和近4000万平米的违章建筑，像疮疤般散落在温州核心城区。
在胡纲高看来，温州困境实际是国家经济发展难题的集中体现。2008年前后，无论房地产、矿产、艺术品还是光伏、造船业，所有可炒作的领域均有温州外逃资本的身影，“表现在全国就是楼市泡沫、艺术品造富和产能过剩，表现在温州，则是企业空壳、农村空城和产业空心。”
“补位”
“早年强调无为而治，弱化政府职能，导致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和边界不当。”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潘黄星说，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转型滞后。
朱鲲认为，温州的城建之路，晚于杭州等周边城市将近10年，晚于北京、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20年。2003年以来，温州投资率从37%下降至2010年的31.8%，而同期全国投资率却从40.9%提高到69.9%。
2010年，温州市政府强势“补位”。潘黄星表示，从“无为而治”到积极有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职能边界，让温州政府成为经济运行领域的“弱政府”，同时也成为城市规划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强政府”，“把上帝的交还给上帝，把凯撒的交还给凯撒”。
据悉，温州政府已开始实施针对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工业园区、滩涂围垦、违建拆除等全方位重大项目的投资兴建，耗时数年培育投资环境，总涉及金额将高达近3500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来，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先于全省各市。1-5月，温州市完成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732.70亿元，增长28.1%，居全省首位。
“加大投资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分地、笼统地扩大投入，也不意味着单一强调生产性投入。”潘黄星说，在当前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有效内需不足且创新风险过大的背景下，这一方法尤其不可取。温州之所以强调投入，很大程度上是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严重落后这一课。
方勇军也表示，既然温州“姓公的”设施建设统统滞后，那投资就该由此开始。其中，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切入点。
温州人十年内都不敢做的地铁梦，如今正在实现。其他城市从方案审批到开工建设一般需四到五年，而温州仅用了一年半。
目前，温州规划之中的市域铁路已达3条。海运交通、空港增建和通航机场也陆续上马。市政府正大力推行“1650”大都市规划，将全市作为组团式大都市进行整体布局，一个主中心六个副中心城市，五十个中心镇，通过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国省道有机相连。
粗略估算，“十二五”期间，温州仅交通投资就将高达近2000亿元。
“必须补上这晚了十年的一堂课。”胡纲高表示，否则改革始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举步维艰。
此外，三年来，温州陆续建成十大山体公园和五大城市公园，闲置的垃圾地和边角地也变成多个小型游园。全市范围拆除违章超3000万平方米。城中村也从去年以来走上了高速改造之路。
市政府重点谋划的瓯飞工程，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围垦项目，已于2012年9月获批，加上毗连的龙湾二期和丁山三期围垦项目，可以形成万亩的成片圈围，跟市区建成区面积相差无几。
老路？
“要严防‘造城运动’。”对温州当下的“异动”，知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如是提醒。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表示，温州政府过去“不作为”，这是对的，在早期的“熟人经济”时代，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现代市场经济强调非常明确的规则、法制，与之相连的便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靠房地产、政府投资拉动GDP大幅增长，同时也产生了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货币超发、信用膨胀和脱实就虚的金融系统扭曲。
在吴敬琏看来，放眼全国，盲目投资驱动、以城建拉动增长的模式已严重妨碍改革步伐。外界观察者担心，温州会否重复这条老路，埋下更深层次的隐患。
“我认为温州政府选择了一条正道。”林毅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位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不久才从浙江调研归来。
林毅夫表示，尽管我国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下滑，但远比同一时期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好，我国经济疲软并不源于投资拉动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应主要归咎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
“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放弃投资驱动，就放弃了发展的可能。”林毅夫说，过去的症结，在于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这是温州的难题，更是全国的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斯宾塞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二战结束至今，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其共同特征之一，便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温州官方人士认为，短期内，缺乏投资便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温州真正要避免的“老路”，在于改善投资效率。方勇军认为，政府应该以有限的投资，来解决市场和企业的外部性成本难题。
对政府投资驱动的担忧，一个重要原因是债务风险。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升至GDP的20%左右，部分地区偿债风险凸现。且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地方平台逐步转向信托等不规范、不透明的变相融资方式，各地不良资产骤增。
与大部分地区收缩平台规模相反，温州政府于2010年起，将13家市级国资公司整合为投融资平台，注册资本金骤升26倍之多，资产总额平均达71亿元，扩容数十倍。
仅2012年，上述平台就与金融机构达成融资意向538.9亿元，实际融资204.99亿元；承担投资计划307.61亿元，占市政府总投资计划61.8%。
“温州土地紧缺，融资平台的贷款抵押较难保证。”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据他了解，部分平台收益难以覆盖贷款本息，个别甚至只能以贷还息。
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此表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温州融资平台负债仅占年财政收入600多亿元中的1/3，加之政府常年来“无为而治”，因而政府负债率迄今仍处于全国低位，风险可控。
魏后凯建议，资金缺口完全由财政兜底的做法不可取，温州急需一个有民资参与、直接融资渠道畅通的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否则“补位”将变得很棘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提出，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兴利除弊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毋庸置疑，财政必须成为后盾支持，但应体现在每年公共预算的合理安排之内。”
即便对政府债务表示担忧，魏后凯仍然表示“对温州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