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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国家的领头羊，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益于、同时也受制于整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远远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也不同于刚加入WTO之时，其宏观基础正在重构之中，大势可总结为“再平衡”和“再分配”。
囿于既有利益格局，全球经济宏观基础的重构遭遇巨大困难，而微观基础的重构则空前活跃，如信息网络给经济活动带来各种各样革命性的变化，其势不可挡。
重构正在发生，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应如何应对？
宏观基础：再平衡和再分配
不对称的竞争，不对等的合作，必然无法长期延续。失衡已久的全球经贸，已经开始再平衡。
但对“失衡”与“再平衡”的真相，不乏误解乃至曲解。
按目前的贸易统计方式，凡货物经过一国的关境就统计为出口或出口。但这种方法已经无法全面反映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变化的实际情况。
联合国贸发会于2013年2月27日公布《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研报，对国际贸易中的附加值在全球的分布状况进行跟踪，得出三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一，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的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大约占到了80%的比例；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目前按海关统计得出的全球贸易数据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计算”；第三，全球价值链中包含了大量的服务贸易，按目前海关统计，服务贸易份额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0%，但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一半（46%），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需要大量的服务。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正日益朝着提供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
上述研究证明，如果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来描述全球贸易的失衡，必然会夸大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缩小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服务贸易的不平衡，并忽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决定性影响。
因此，目前各国按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做出决策，并实施的相应的贸易平衡政策，不一定有助于全球贸易的再平衡。
与经贸再平衡同时发生的是财富再分配。目前各主要经贸大国几乎无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争取调整的时间和缓解重构所带来的阵痛，但必然造成主要经贸大国之间汇率的激烈波动，并带来主要经贸大国财富名义估算值的变化以及实际财富的转移，最终影响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一般来说，由货币因素所带来的全球财富再分配，对存量财富份额较大同时又有强大金融竞争力的国家比较有利，同时也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微观基础：革命性变化
政策导向固然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宏观基础重构的发展方向，更多取决于市场导向。令人欣慰的是，全球经济在宏观基础重构遭遇巨大困难的同时，微观基础重构可以说是空前的活跃。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下，信息网络对经济活动的渗入正引发革命性的变化。以制造智能化与服务数字化为基础的服务-制造的融合，以及相应的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信息无线传输和移动终端+虚拟社区组成的创新平台，触发了全球性公司的长期成本曲线的“毁灭性创新”。目前高成长的公司都是能抛弃原来的长期成本曲线，建立新的长期成本曲线的公司。
其次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逐步从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式离岸生产布局为主，转向以东道国市场为中心的近岸生产布局为主。
在这种新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下，全球产业的利润中心从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再转移到制造与服务融合的产业；全球产业的利润来源从传统的规模利益转移到技术创新的利益，再转移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利益；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从传统的劳动力资源约束转移到能源资源约束，再转移到信息和数据资源约束。
这一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促使利益从内涵到形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重构全球的竞争力格局。
最后，构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点正在从贸易领域转向投资领域。以贸易规则谈判为主体的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贸易规则谈判和投资规则谈判并重的各类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体制安排，其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
主要经贸大国：准备不足
全球经济宏观和微观基础的重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目前主要的经贸大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紧紧抓住规则构建的主导权不放，同时又希望新兴国家多承担责任。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却还没有承担更多责任的能力。在新兴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新的全球统一的投资和贸易体制的形成还需假以时日。
推动全球经济的重构不仅需要依靠政治家的政治意愿，还面临公众舆论与选择的支持问题。在目前反全球化情绪蔓延的情况下，大规模、快步伐地推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获得公众的支持并不容易。
学术界也还无法为全球经济宏观和微观基础的重构，以及相应的全球规则重构，提供知识、理论和政策储备。除了前述国际贸易统计方法需重新设计外，还有其他一系列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贸易区域之间货物贸易以及产业间分工基础上。而现在，国际分工已经建立在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基础之上，国际贸易已经从传统的以贸易区域之间的贸易为主变成以跨国公司内部的任务贸易为主。特别是智能化制造和数字化服务的融合，这种贸易形态是过去的贸易和投资理论所不曾研究过的。
中国：如何扩大话语权
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的重构过程中，作为正在快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一轮全球经济重构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日本当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已经有一大批本土全球性公司，而当前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才刚刚出现。中国在全球经济宏观基础重构的影响力与微观基础重构的执行力之间严重不匹配。微观基础支撑的缺失，影响到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如何应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重构，需要不断探索，积累经验，选择时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这一特殊国情使中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利益之间相互交叉、互相制约，关系极其复杂，增加了向一个全球性贸易和投资大国角色转换的难度。
最为关键的是，为适应当期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的重构趋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这种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找准突破口。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面前，中国的改革任务十分复杂，极为艰难。
总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必须坚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坚持以开放推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进而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扩大话语权乃至主导权。背靠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重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关键在于我们还有没有当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共识与决心。
（作者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
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远远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也不同于刚加入WTO之时，其宏观基础正在重构之中，大势可总结为“再平衡”和“再分配”。
囿于既有利益格局，全球经济宏观基础的重构遭遇巨大困难，而微观基础的重构则空前活跃，如信息网络给经济活动带来各种各样革命性的变化，其势不可挡。
重构正在发生，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应如何应对？
宏观基础：再平衡和再分配
不对称的竞争，不对等的合作，必然无法长期延续。失衡已久的全球经贸，已经开始再平衡。
但对“失衡”与“再平衡”的真相，不乏误解乃至曲解。
按目前的贸易统计方式，凡货物经过一国的关境就统计为出口或出口。但这种方法已经无法全面反映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变化的实际情况。
联合国贸发会于2013年2月27日公布《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研报，对国际贸易中的附加值在全球的分布状况进行跟踪，得出三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一，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的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大约占到了80%的比例；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目前按海关统计得出的全球贸易数据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计算”；第三，全球价值链中包含了大量的服务贸易，按目前海关统计，服务贸易份额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0%，但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一半（46%），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需要大量的服务。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正日益朝着提供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
上述研究证明，如果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来描述全球贸易的失衡，必然会夸大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缩小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服务贸易的不平衡，并忽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决定性影响。
因此，目前各国按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做出决策，并实施的相应的贸易平衡政策，不一定有助于全球贸易的再平衡。
与经贸再平衡同时发生的是财富再分配。目前各主要经贸大国几乎无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争取调整的时间和缓解重构所带来的阵痛，但必然造成主要经贸大国之间汇率的激烈波动，并带来主要经贸大国财富名义估算值的变化以及实际财富的转移，最终影响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一般来说，由货币因素所带来的全球财富再分配，对存量财富份额较大同时又有强大金融竞争力的国家比较有利，同时也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微观基础：革命性变化
政策导向固然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宏观基础重构的发展方向，更多取决于市场导向。令人欣慰的是，全球经济在宏观基础重构遭遇巨大困难的同时，微观基础重构可以说是空前的活跃。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下，信息网络对经济活动的渗入正引发革命性的变化。以制造智能化与服务数字化为基础的服务-制造的融合，以及相应的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信息无线传输和移动终端+虚拟社区组成的创新平台，触发了全球性公司的长期成本曲线的“毁灭性创新”。目前高成长的公司都是能抛弃原来的长期成本曲线，建立新的长期成本曲线的公司。
其次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逐步从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式离岸生产布局为主，转向以东道国市场为中心的近岸生产布局为主。
在这种新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下，全球产业的利润中心从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再转移到制造与服务融合的产业；全球产业的利润来源从传统的规模利益转移到技术创新的利益，再转移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利益；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从传统的劳动力资源约束转移到能源资源约束，再转移到信息和数据资源约束。
这一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促使利益从内涵到形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重构全球的竞争力格局。
最后，构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点正在从贸易领域转向投资领域。以贸易规则谈判为主体的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贸易规则谈判和投资规则谈判并重的各类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体制安排，其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
主要经贸大国：准备不足
全球经济宏观和微观基础的重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目前主要的经贸大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紧紧抓住规则构建的主导权不放，同时又希望新兴国家多承担责任。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却还没有承担更多责任的能力。在新兴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新的全球统一的投资和贸易体制的形成还需假以时日。
推动全球经济的重构不仅需要依靠政治家的政治意愿，还面临公众舆论与选择的支持问题。在目前反全球化情绪蔓延的情况下，大规模、快步伐地推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获得公众的支持并不容易。
学术界也还无法为全球经济宏观和微观基础的重构，以及相应的全球规则重构，提供知识、理论和政策储备。除了前述国际贸易统计方法需重新设计外，还有其他一系列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贸易区域之间货物贸易以及产业间分工基础上。而现在，国际分工已经建立在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基础之上，国际贸易已经从传统的以贸易区域之间的贸易为主变成以跨国公司内部的任务贸易为主。特别是智能化制造和数字化服务的融合，这种贸易形态是过去的贸易和投资理论所不曾研究过的。
中国：如何扩大话语权
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的重构过程中，作为正在快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一轮全球经济重构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日本当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已经有一大批本土全球性公司，而当前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才刚刚出现。中国在全球经济宏观基础重构的影响力与微观基础重构的执行力之间严重不匹配。微观基础支撑的缺失，影响到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如何应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重构，需要不断探索，积累经验，选择时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这一特殊国情使中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利益之间相互交叉、互相制约，关系极其复杂，增加了向一个全球性贸易和投资大国角色转换的难度。
最为关键的是，为适应当期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的重构趋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这种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找准突破口。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面前，中国的改革任务十分复杂，极为艰难。
总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必须坚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坚持以开放推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进而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扩大话语权乃至主导权。背靠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重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关键在于我们还有没有当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共识与决心。
（作者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