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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全书分为两册)最近问世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应该首先加以肯定。
乔治·卢卡契(GeorgLukács，一八八五——一九七一)的名字，对于我国文艺界并不陌生。早在四十年代初，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在《七月》杂志上译载了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一文(这里顺便提一句：吕荧同志曾因胡风一案的牵连，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后来虽被解脱“胡风分子”之嫌，但身心已受重伤，成了个精神病患者。铺天盖地而来的“文化革命”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精神病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他已经冤死在狱中。奇怪的是，至今还不曾听见有关单位给这个冤魂平反昭雪)。这大概是解放前介绍到我国来的仅有的几篇之一。从五十年代中叶到六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曾委托《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译过供内部研究用的资料汇编，收入了卢卡契的三十余篇论文。现在出版的这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编印的。所以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卢卡契文集。
卢卡契的文艺思想在六十年代以前，在各国的遭遇很不一样，有毁有誉。但是不管怎样，他的文艺思想现在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被目为本世纪最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家之一。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的出版，我们想就下述几个问题对卢卡契的文学思想略作如下的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性质问题
卢卡契在一九四五年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273页，以下页码均指此书)，接着他说，应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念，来理解“这样的体系具有何种性质”(同上)。对此，他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体系……从不脱离统一的历史过程。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只存在唯一的、统一的科学，这就是历史的科学。这种科学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看作一个统一的历史的过程，它致力于揭示这过程一般的和特殊的——与过程的个别阶段相联系的——规律性”(274页)。接着卢卡契就得出结论说：“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整个体系(按：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笔者)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按：疑系“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的误译——笔者)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275页)。
卢卡契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辩证方法的本质正好在于绝对和相对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卢卡契在这里不仅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的相对主义划清了界线，而且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人类生活中各个个别活动领域(法①、科学、艺术等)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认为科学或艺术的发展能够完全或者主要从它们的内在关系来进行解释的观点。这种内在关系在客观现实中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它们仅仅作为一些历史关系的因素，作为历史发展整体中的因素而存在。在这整体中，经济的原因，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起着首要的作用”(274、275页)。
近一、二年来，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没有一个科学的体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撰写过一本有关文艺问题的专著和一篇专论。只是在一些书信及某些文章中谈到过有关问题。这就谈不上什么体系问题。反对这个意见的同志中，有一种意见则是用文艺学或者文艺学概论一类的体系来解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这两种意见我认为都不能令人信服。应该怎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才是正确的呢？
卢卡契认为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体系的性质。上文介绍的他的两个观点，就是他对这个体系的性质的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卢卡契还有一段话是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史的最普遍的原则我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找到。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艺术的起源、它们发展的规律性、它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转变、兴盛和衰亡才能得到理解”(275页)。这里须要补充一句的是，朱光潜先生也是力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的。
二、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卢卡契在一处讲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275页)。但是，他在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观点之后又说：“辩证法否认在世界上存在任何纯粹单方面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特别鲜明地强调，象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多方面的过程中，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处处都是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编织物。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哪怕只是去碰一碰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的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他就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在丑化它、歪曲它”(27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我对卢卡契关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的创见感到极大的兴趣，可惜的是，在现在能见到的他的文章里，他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哪怕是稍稍详细一点的阐述。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回到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的《序论》上来。我曾在《读<西方美学史>》(见《读书》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里介绍了朱先生提出的一个新论点：他“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把历史前进的动力归纳为三种：“1.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3.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在这同时，他未明确指出它们之间关系。但是从他标出的1、2、3的序列来看，它们之间不仅有主次、层次的关系，而且还有相互作用的多方面的交织关系。
例如，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它是历史发展或者说社会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就是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中的第一个内层层次。这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其次，“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法律机关及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制约的。但是，它又对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中的第二个内层层次。关于朱光潜先生说的第三种历史前进的动力——“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稍微多讲两句。首先，说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并不错，但还不全面。其次，如果社会意识形态就是那个“观念的上层建筑”，则这个第三种动力说就与第二种动力说重复。根据我的理解，社会意识形态的另一面应该是社会存在。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的要旨，列宁曾作过非常重要说明，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所以，不应该仅仅把经济基础，而应该把整个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看成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社会存在既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也指由二者构成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当然，在阶级社会里，还包括在上述领域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社会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观点、伦理道德观点、宗教观点及文学艺术观点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就构成一个外延非常广泛、内涵又十分丰富的社会发展的外层层次。这个外层层次同上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内层层次之间还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相互交错的关系。这样，朱光潜先生的不能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的说法才有了立脚点；也只有这样，卢卡契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过程的那个创见才能够得到理解。诚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完全有可能和朱光潜先生以及卢卡契的看法不是一回事。
这里还须要补充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发展过程的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情况，较之我们上述的说明要复杂得多。上面我们只是就朱光潜先生提到的三种力量而言，同时，还只是涉及这三种力量的一方面情况，实际上，它们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情况：例如，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之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上层建筑内部和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相互作用等等。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那封著名的信里谈到历史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时，就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每一种互相交错的力量和每一个力的平形四边形就产生出一个合力，而无数的合力就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总的合力，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历史发展的“总的结果”，可以把这个“总的结果”“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三、关于人道、人性及其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卢卡契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十分重视，曾在不同的文章里多次加以引用。他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维护人性的完整性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301页)。
我们有些文章的作者在谈异化问题时，往往只强调劳动异化对工人造成的影响。实际上，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对人的影响时，既谈到异化对工人，同时也讲到对有产者的影响。卢卡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引马克思的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表现了同一种的人的自我异化。但是，前者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舒适而巩固，懂得异化就是它自己的权力，并从中得到人类生存的假象；后者在异化中感到自己被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75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不光指出了这两种异化的影响，还指出了它们的不同性质。如果只是看到异化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苦难，那就势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仅仅是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这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马克思的意思。
卢卡契也正是基于对人性、异化的这种理解，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人性学说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
因此，卢卡契在阐述美学问题和分析文艺创作时，总是强调：(一)凡是优秀的文艺，必然是人道主义的；(二)凡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积极捍卫者。在《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里，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把他的这个思想非常明晰地表述出来的是卢卡契的如下一段话：“人道，也就是对人的人性性质的热衷研究，属于每一种文学、每一种艺术的本质。与此紧密相关，每一种好的艺术、每一种好的文学，如果它不仅热衷研究人、研究人的人性性质的真正本质，而且还同时热衷维护人的人性完整，反对一切对这种完整性进行攻击、污辱、歪曲的倾向，那么它们也必定是人道主义的。因为所有这些倾向，特别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倾向，在任何别种社会中都没有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采取如此非人的形式——正是由于在表面上似乎有着一副客观的物化面貌(按：指资本主义社会以黄金拜物教的方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所以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切真正的作家，不管这些有创造才能的具体个人采取态度的自觉性有多大程度，他们对人道主义原则之被践踏总是本能的敌人”(282页)。
今试举卢卡契评价过的文学作品为例：他说有不少读者抱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写得太严峻和冷酷，“可是当人们细心而带着同情去阅读这一名著时，那么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必须有一种多么炽热的对生活和对人类的爱，才能使斯威夫特如此观察人们由于原始积累而引起的内心和外表的堕落：同最后一章中的聪明而善良的马，同真正人道的伟大讽刺性的化身相反，人是一种可厌的、发臭的野兽”(234页，同时参阅《格列佛游记》第四卷对“慧马四国”的描写)。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艺术和诗歌是敌视的。前些年，在我们的报刊上还讨论过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从同一事实出发，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文艺完全变成了商品。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文艺便都成了腐朽的、反动的文艺。这种分析只是部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也未能对马克思提出的那个论点作出完全确切的说明。
卢卡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他说，“敌视艺术、敌视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肢解成了抽象的特殊物”(283页)。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但“无情地揭露它一切违反人性之处”(同上)。因此他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作家能“揭开人类生活中的丰富的关系，把资本主义的灭绝人性的世界作为一种反抗灭绝人性势力的不间断的斗争来描写”，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234页)的文艺。法国罗曼·罗兰、德国托马斯·曼兄弟的创作，就是卢卡契用来说明他的这个看法的著名例子。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不管是达达派、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还是意识流和先锋派，虽然它们也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的人的畸变”和成了“可怜的碎片”(同上)似的人，但卢卡契并不赏识这种描写方法。他认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由于缺乏对人类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灭绝人性的社会势力的恨，因此他们只能写出生活中丑陋的现象，而不能“接触事物的本质”(同上)。所以他把西方时髦的现代主义文艺说成是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颓废文艺，而不屑一顾。
关于《卢卡契文学论文集》，还有不少可以谈的，但这篇文章已经显得长了，因此必须就此打住。末了，我还想说一句，如果这本书的某些译文以及编辑、校对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那就会给读者以更多的方便。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1.50元)
①译文译为“法律”，不妥，故改。
乔治·卢卡契(GeorgLukács，一八八五——一九七一)的名字，对于我国文艺界并不陌生。早在四十年代初，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在《七月》杂志上译载了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一文(这里顺便提一句：吕荧同志曾因胡风一案的牵连，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后来虽被解脱“胡风分子”之嫌，但身心已受重伤，成了个精神病患者。铺天盖地而来的“文化革命”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精神病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他已经冤死在狱中。奇怪的是，至今还不曾听见有关单位给这个冤魂平反昭雪)。这大概是解放前介绍到我国来的仅有的几篇之一。从五十年代中叶到六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曾委托《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译过供内部研究用的资料汇编，收入了卢卡契的三十余篇论文。现在出版的这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编印的。所以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卢卡契文集。
卢卡契的文艺思想在六十年代以前，在各国的遭遇很不一样，有毁有誉。但是不管怎样，他的文艺思想现在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被目为本世纪最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家之一。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的出版，我们想就下述几个问题对卢卡契的文学思想略作如下的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性质问题
卢卡契在一九四五年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273页，以下页码均指此书)，接着他说，应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念，来理解“这样的体系具有何种性质”(同上)。对此，他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体系……从不脱离统一的历史过程。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只存在唯一的、统一的科学，这就是历史的科学。这种科学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看作一个统一的历史的过程，它致力于揭示这过程一般的和特殊的——与过程的个别阶段相联系的——规律性”(274页)。接着卢卡契就得出结论说：“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整个体系(按：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笔者)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按：疑系“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的误译——笔者)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275页)。
卢卡契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辩证方法的本质正好在于绝对和相对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卢卡契在这里不仅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的相对主义划清了界线，而且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人类生活中各个个别活动领域(法①、科学、艺术等)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认为科学或艺术的发展能够完全或者主要从它们的内在关系来进行解释的观点。这种内在关系在客观现实中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它们仅仅作为一些历史关系的因素，作为历史发展整体中的因素而存在。在这整体中，经济的原因，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起着首要的作用”(274、275页)。
近一、二年来，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没有一个科学的体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撰写过一本有关文艺问题的专著和一篇专论。只是在一些书信及某些文章中谈到过有关问题。这就谈不上什么体系问题。反对这个意见的同志中，有一种意见则是用文艺学或者文艺学概论一类的体系来解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这两种意见我认为都不能令人信服。应该怎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才是正确的呢？
卢卡契认为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体系的性质。上文介绍的他的两个观点，就是他对这个体系的性质的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卢卡契还有一段话是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史的最普遍的原则我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找到。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艺术的起源、它们发展的规律性、它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转变、兴盛和衰亡才能得到理解”(275页)。这里须要补充一句的是，朱光潜先生也是力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的。
二、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卢卡契在一处讲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275页)。但是，他在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观点之后又说：“辩证法否认在世界上存在任何纯粹单方面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特别鲜明地强调，象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多方面的过程中，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处处都是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编织物。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哪怕只是去碰一碰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的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他就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在丑化它、歪曲它”(27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我对卢卡契关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的创见感到极大的兴趣，可惜的是，在现在能见到的他的文章里，他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哪怕是稍稍详细一点的阐述。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回到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的《序论》上来。我曾在《读<西方美学史>》(见《读书》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里介绍了朱先生提出的一个新论点：他“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把历史前进的动力归纳为三种：“1.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3.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在这同时，他未明确指出它们之间关系。但是从他标出的1、2、3的序列来看，它们之间不仅有主次、层次的关系，而且还有相互作用的多方面的交织关系。
例如，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它是历史发展或者说社会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就是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中的第一个内层层次。这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其次，“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法律机关及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制约的。但是，它又对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中的第二个内层层次。关于朱光潜先生说的第三种历史前进的动力——“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稍微多讲两句。首先，说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并不错，但还不全面。其次，如果社会意识形态就是那个“观念的上层建筑”，则这个第三种动力说就与第二种动力说重复。根据我的理解，社会意识形态的另一面应该是社会存在。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的要旨，列宁曾作过非常重要说明，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所以，不应该仅仅把经济基础，而应该把整个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看成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社会存在既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也指由二者构成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当然，在阶级社会里，还包括在上述领域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社会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观点、伦理道德观点、宗教观点及文学艺术观点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就构成一个外延非常广泛、内涵又十分丰富的社会发展的外层层次。这个外层层次同上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内层层次之间还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相互交错的关系。这样，朱光潜先生的不能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的说法才有了立脚点；也只有这样，卢卡契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过程的那个创见才能够得到理解。诚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完全有可能和朱光潜先生以及卢卡契的看法不是一回事。
这里还须要补充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发展过程的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情况，较之我们上述的说明要复杂得多。上面我们只是就朱光潜先生提到的三种力量而言，同时，还只是涉及这三种力量的一方面情况，实际上，它们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情况：例如，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之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上层建筑内部和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相互作用等等。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那封著名的信里谈到历史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时，就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每一种互相交错的力量和每一个力的平形四边形就产生出一个合力，而无数的合力就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总的合力，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历史发展的“总的结果”，可以把这个“总的结果”“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三、关于人道、人性及其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卢卡契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十分重视，曾在不同的文章里多次加以引用。他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维护人性的完整性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301页)。
我们有些文章的作者在谈异化问题时，往往只强调劳动异化对工人造成的影响。实际上，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对人的影响时，既谈到异化对工人，同时也讲到对有产者的影响。卢卡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引马克思的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表现了同一种的人的自我异化。但是，前者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舒适而巩固，懂得异化就是它自己的权力，并从中得到人类生存的假象；后者在异化中感到自己被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75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不光指出了这两种异化的影响，还指出了它们的不同性质。如果只是看到异化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苦难，那就势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仅仅是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这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马克思的意思。
卢卡契也正是基于对人性、异化的这种理解，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人性学说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
因此，卢卡契在阐述美学问题和分析文艺创作时，总是强调：(一)凡是优秀的文艺，必然是人道主义的；(二)凡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积极捍卫者。在《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里，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把他的这个思想非常明晰地表述出来的是卢卡契的如下一段话：“人道，也就是对人的人性性质的热衷研究，属于每一种文学、每一种艺术的本质。与此紧密相关，每一种好的艺术、每一种好的文学，如果它不仅热衷研究人、研究人的人性性质的真正本质，而且还同时热衷维护人的人性完整，反对一切对这种完整性进行攻击、污辱、歪曲的倾向，那么它们也必定是人道主义的。因为所有这些倾向，特别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倾向，在任何别种社会中都没有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采取如此非人的形式——正是由于在表面上似乎有着一副客观的物化面貌(按：指资本主义社会以黄金拜物教的方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所以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切真正的作家，不管这些有创造才能的具体个人采取态度的自觉性有多大程度，他们对人道主义原则之被践踏总是本能的敌人”(282页)。
今试举卢卡契评价过的文学作品为例：他说有不少读者抱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写得太严峻和冷酷，“可是当人们细心而带着同情去阅读这一名著时，那么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必须有一种多么炽热的对生活和对人类的爱，才能使斯威夫特如此观察人们由于原始积累而引起的内心和外表的堕落：同最后一章中的聪明而善良的马，同真正人道的伟大讽刺性的化身相反，人是一种可厌的、发臭的野兽”(234页，同时参阅《格列佛游记》第四卷对“慧马四国”的描写)。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艺术和诗歌是敌视的。前些年，在我们的报刊上还讨论过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从同一事实出发，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文艺完全变成了商品。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文艺便都成了腐朽的、反动的文艺。这种分析只是部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也未能对马克思提出的那个论点作出完全确切的说明。
卢卡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他说，“敌视艺术、敌视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肢解成了抽象的特殊物”(283页)。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但“无情地揭露它一切违反人性之处”(同上)。因此他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作家能“揭开人类生活中的丰富的关系，把资本主义的灭绝人性的世界作为一种反抗灭绝人性势力的不间断的斗争来描写”，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234页)的文艺。法国罗曼·罗兰、德国托马斯·曼兄弟的创作，就是卢卡契用来说明他的这个看法的著名例子。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不管是达达派、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还是意识流和先锋派，虽然它们也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的人的畸变”和成了“可怜的碎片”(同上)似的人，但卢卡契并不赏识这种描写方法。他认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由于缺乏对人类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灭绝人性的社会势力的恨，因此他们只能写出生活中丑陋的现象，而不能“接触事物的本质”(同上)。所以他把西方时髦的现代主义文艺说成是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颓废文艺，而不屑一顾。
关于《卢卡契文学论文集》，还有不少可以谈的，但这篇文章已经显得长了，因此必须就此打住。末了，我还想说一句，如果这本书的某些译文以及编辑、校对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那就会给读者以更多的方便。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1.50元)
①译文译为“法律”，不妥，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