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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渡江战役前进行的国共第二次和谈，是国民党蒋系、桂系和中国共产党三种力量之间的政治角力。国民党方面，蒋桂之间虽有矛盾，但都希望通过和谈缓和不利局势，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这与中共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谈判目标存有根本分歧，因而和谈破裂在所难免。中共采取的谈判策略是其赢得这次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浅析；渡江战役；国共和谈
1949年4月1日至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北平举行了第二次和平谈判。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实现“划江而治”，以便休整之后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已接近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集团，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围绕和谈，双方展开了数月复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展示了高超的斗争策略。本文拟对这次和谈活动作一回顾，并作简要评价。
一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蒋介石经营二十余年的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消灭。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不得已于1949年1月21日发布引退文告，第三次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继任为代总统，主持与中共和谈。蒋介石此时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复杂。
其一，蒋介石一贯的反共立场与专制作风。蒋介石以反共而建政，一向视中共为其最大的敌人。1927年背叛革命以来，蒋介石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二十多年间，蒋为维护自己的独裁专制统治，亡共之心无一日有所减。如果与中共和谈成功，必将建立由中共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影响不说，蒋的独裁统治势必终结，这是蒋介石最不能接受的。
其二，缺乏和谈的政治基础。正因为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亡共的立场，给中共以及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蒋、共之间矛盾尖锐、势同水火。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首批43名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位列榜首。对中共而言，蒋介石是怙恶不悛的“元凶巨恶”，必须加以惩办，这一点是进行和谈的首要条件。在此情况下，和谈对蒋个人而言既无可能，也殊为不利，因而他必然反对。
其三，防范桂系坐大。蒋桂矛盾由来已久，到1948年底，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在淮海战场行将就歼，而桂系的实力基本得以保存，加以美国政府对李宗仁的青睐，因而桂系试图取蒋而代之，控制南京政权。对蒋来说，他本人既不可能组织和谈，只能由李宗仁出面，而桂系如果代表国民党同中共和谈成功，那么势必取代蒋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这也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二
李宗仁上台后为争取和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采取七项措施表达和谈诚意。包括：（1）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勘建大队；（4）释放政治犯；（5）启封被封之报馆杂志；（6）取消特种刑事法庭；（7）停止特务活动。[1]P44
二、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先是致电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寻求支持，接着派秘书甘介侯持函赴沪，面见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章士钊等人，征询促进和平的意见。
三、加紧主动与中共接触。1月27日，李宗仁正式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2月12日，白崇禧也派私人代表李书城到河南信阳，同刘伯承、陈毅会面。此外，李宗仁上台后，桂系虽不再提军事反蒋的事，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李、白秘密委托黄启汉、刘仲容就“局部和平”问题继续同中共保持了一段联系。[2]P458
四、尽力减少内部阻碍。由于蒋介石下野后依然控制军政、干预和谈，为摆脱蒋的掣肘，李宗仁试图逼蒋出国，但蒋介石坚不就范，李无可奈何。[3]P1127不过，李宗仁利用立法院、监察院对他的支持，改组了与己作对的孙科内阁，任命了蒋、李都能接受的何应钦组阁，为国共正式和谈创造了条件。
三
由于国共双方和谈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注定和谈活动是一场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高超的斗争策略和炉火纯青的谈判艺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谋定而动，始终把握主导权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坚强后盾，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中共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掌握和谈的主导权，使和谈活动始终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月14日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李宗仁继任后，中共发表声明，否定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法统及谈判资格。此后，又多次击破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对其和谈请求始终不予回应，造成了国民党方面进一步的分化和混乱。
此外，为把握和谈的主导权，中共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拒绝任何外部势力的调停。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等内容。[4]P440其后，又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重申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的对外政策。
（二）分化瓦解，尽力争取桂系合作
针对蒋桂之间的矛盾，中共采取联桂反蒋的方针，积极争取桂系合作。李宗仁甫一上台，周恩来就通过彭真和叶剑英告诉李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和刘仲华，“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警告其“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5]P831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白崇禧的代表李书诚时，也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如果白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中共将欢迎和优待。3月初，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联桂反蒋的政策，只要桂系完全承认8条，不讨价还价，就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还私下让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捎话，暗示优待的条件，促其向人民靠拢。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指示前线部队，“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要求部队停止攻击，让桂系守军自行撤离江北据点。[6]P528周恩来甚至建议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受蒋军攻击，解放军将会支援。[7]P26—284月16日，黄绍竑、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返南京请示，周恩来“赶往西郊机场面嘱黄、屈，请他们明确告诉李、白，中共希望他俩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8]P843直到4月22日，南京城破前夜，中共依旧没有放弃争取桂系的努力。“可惜（李宗仁）溺于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重要关头，不能作出勇敢果断地行动”，最终走了一段历史弯路。
（三）加强统战，积极争取爱国力量支持
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1948年底，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中共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和谈开始前，中共中央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参与和谈斗争。两地民主人士及时就时局互相通电表态，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双城记”。此外，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还致电上海、香港的中间派人士，说服他们坚持正确立场。这些活动极大打击了国民党，争取了更多中间力量的响应支持。
从1月1日蒋介石求和至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国共和谈历时近4个月。虽然最后因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而破裂，但对中共而言，这次和谈依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谈揭穿了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渡江战役，“宜将剩勇追穷寇”，国民党集团进一步分化崩溃，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尤值一提的是，国共双方在和谈期间还进行了“三通”（通航、通商、通邮）谈判，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参考文献：
[1]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2]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9—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黄启汉：《1949年“和谈”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
关键词：浅析；渡江战役；国共和谈
1949年4月1日至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北平举行了第二次和平谈判。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实现“划江而治”，以便休整之后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已接近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集团，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围绕和谈，双方展开了数月复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展示了高超的斗争策略。本文拟对这次和谈活动作一回顾，并作简要评价。
一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蒋介石经营二十余年的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消灭。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不得已于1949年1月21日发布引退文告，第三次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继任为代总统，主持与中共和谈。蒋介石此时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复杂。
其一，蒋介石一贯的反共立场与专制作风。蒋介石以反共而建政，一向视中共为其最大的敌人。1927年背叛革命以来，蒋介石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二十多年间，蒋为维护自己的独裁专制统治，亡共之心无一日有所减。如果与中共和谈成功，必将建立由中共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影响不说，蒋的独裁统治势必终结，这是蒋介石最不能接受的。
其二，缺乏和谈的政治基础。正因为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亡共的立场，给中共以及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蒋、共之间矛盾尖锐、势同水火。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首批43名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位列榜首。对中共而言，蒋介石是怙恶不悛的“元凶巨恶”，必须加以惩办，这一点是进行和谈的首要条件。在此情况下，和谈对蒋个人而言既无可能，也殊为不利，因而他必然反对。
其三，防范桂系坐大。蒋桂矛盾由来已久，到1948年底，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在淮海战场行将就歼，而桂系的实力基本得以保存，加以美国政府对李宗仁的青睐，因而桂系试图取蒋而代之，控制南京政权。对蒋来说，他本人既不可能组织和谈，只能由李宗仁出面，而桂系如果代表国民党同中共和谈成功，那么势必取代蒋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这也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二
李宗仁上台后为争取和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采取七项措施表达和谈诚意。包括：（1）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勘建大队；（4）释放政治犯；（5）启封被封之报馆杂志；（6）取消特种刑事法庭；（7）停止特务活动。[1]P44
二、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先是致电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寻求支持，接着派秘书甘介侯持函赴沪，面见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章士钊等人，征询促进和平的意见。
三、加紧主动与中共接触。1月27日，李宗仁正式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2月12日，白崇禧也派私人代表李书城到河南信阳，同刘伯承、陈毅会面。此外，李宗仁上台后，桂系虽不再提军事反蒋的事，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李、白秘密委托黄启汉、刘仲容就“局部和平”问题继续同中共保持了一段联系。[2]P458
四、尽力减少内部阻碍。由于蒋介石下野后依然控制军政、干预和谈，为摆脱蒋的掣肘，李宗仁试图逼蒋出国，但蒋介石坚不就范，李无可奈何。[3]P1127不过，李宗仁利用立法院、监察院对他的支持，改组了与己作对的孙科内阁，任命了蒋、李都能接受的何应钦组阁，为国共正式和谈创造了条件。
三
由于国共双方和谈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注定和谈活动是一场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高超的斗争策略和炉火纯青的谈判艺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谋定而动，始终把握主导权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坚强后盾，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中共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掌握和谈的主导权，使和谈活动始终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月14日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李宗仁继任后，中共发表声明，否定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法统及谈判资格。此后，又多次击破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对其和谈请求始终不予回应，造成了国民党方面进一步的分化和混乱。
此外，为把握和谈的主导权，中共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拒绝任何外部势力的调停。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等内容。[4]P440其后，又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重申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的对外政策。
（二）分化瓦解，尽力争取桂系合作
针对蒋桂之间的矛盾，中共采取联桂反蒋的方针，积极争取桂系合作。李宗仁甫一上台，周恩来就通过彭真和叶剑英告诉李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和刘仲华，“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警告其“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5]P831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白崇禧的代表李书诚时，也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如果白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中共将欢迎和优待。3月初，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联桂反蒋的政策，只要桂系完全承认8条，不讨价还价，就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还私下让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捎话，暗示优待的条件，促其向人民靠拢。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指示前线部队，“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要求部队停止攻击，让桂系守军自行撤离江北据点。[6]P528周恩来甚至建议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受蒋军攻击，解放军将会支援。[7]P26—284月16日，黄绍竑、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返南京请示，周恩来“赶往西郊机场面嘱黄、屈，请他们明确告诉李、白，中共希望他俩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8]P843直到4月22日，南京城破前夜，中共依旧没有放弃争取桂系的努力。“可惜（李宗仁）溺于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重要关头，不能作出勇敢果断地行动”，最终走了一段历史弯路。
（三）加强统战，积极争取爱国力量支持
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1948年底，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中共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和谈开始前，中共中央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参与和谈斗争。两地民主人士及时就时局互相通电表态，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双城记”。此外，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还致电上海、香港的中间派人士，说服他们坚持正确立场。这些活动极大打击了国民党，争取了更多中间力量的响应支持。
从1月1日蒋介石求和至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国共和谈历时近4个月。虽然最后因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而破裂，但对中共而言，这次和谈依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谈揭穿了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渡江战役，“宜将剩勇追穷寇”，国民党集团进一步分化崩溃，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尤值一提的是，国共双方在和谈期间还进行了“三通”（通航、通商、通邮）谈判，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参考文献：
[1]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2]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9—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黄启汉：《1949年“和谈”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