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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第二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凭借《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那一年，这几首歌和张明敏的围巾、冒热气的年夜饭，以及一家人挤在黑白电视机前的画面一起住进无数人的记忆。也许人们并不知道，后两首歌的原唱另有其人，更不会了解与这两首歌有关的、彼时仍如火如荼的台湾民歌运动。
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祖国大陆对台湾的了解始于音乐，尤其是民歌。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飘扬过海来与我们相会，一段段朗朗上口的旋律化为那个时代的背景音，那无数个被民歌滋养过的日子在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感到温暖。
要唱，就唱自己的歌
2015年夏天，“民歌四十：再唱一段思想起”的演唱会于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连唱三天，六十八位歌手登台献唱，用歌声纪念四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舞台下的观众多半已青春不再，其中有很多歌迷是从祖国大陆、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辗转而来，互不相识的人们一起合唱、欢笑、流泪，一起围观那个由歌声牵扯出的时代。
6月6日是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源于1975年的6月6日，杨弦、赵树海、胡德夫等人在台北中山纪念堂举办“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由此拉开台湾民歌时代序幕；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的民谣演唱会上，面对台上一首接一首的“洋民谣”，李双泽怒砸可乐瓶并掷下“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的豪言，此举被视为民歌运动的起点。
然而，在七十年代的台湾，“唱自己的歌”并非易事。历经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的冲刷，中国台湾几乎没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而随后以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为代表的美国流行文化进驻台湾地区，掀起台湾地区的西洋音乐潮，东洋遗痕被新的舶来文化覆盖。在这种背景下，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中国台北的“哥伦比亚”咖啡屋激烈地讨论着，“唱洋歌唱再好也唱不出底气”“在自己的土地上就该唱自己歌”，于是他们背负使命感各自探索，之后有了杨弦谱曲、余光中作词的《乡愁四韵》《民歌》，李双泽的《美丽岛》《少年中国》。这些歌在民歌运动早期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启蒙作用。
真正进入祖国大陆听众耳朵里的台湾民歌诞生在八十年代前后，以刘文正的《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李建复的《龙的传人》、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故乡的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齐豫的《橄榄树》《欢颜》等为代表的金曲佳作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抱起木吉他试着写歌，拿手提录音机录制demo寄给电台，甚至直接背上吉他冲到演唱会后台找歌手，谈音乐谈理想。此时，民歌运动已彻底从一小簇人的“先锋实验”演变为全民总动员式的原创热潮，大量未经雕琢的年轻素人进入乐坛，他们犹如一阵清新的风，从台湾吹向四海，吹入一代人的心房。
他们把青春活过
时代的思考者
如果说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进行的流行音乐革命，那么八十年代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就是用纯正的摇滚乐为台湾乐坛凿出一条新路。有观点认为《之乎者也》宣判了民歌运动的终结，但只要“原创精神”不灭，只要有人坚持“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便没有终点。
罗大佑生于一个医生之家，这决定了他今后要从事的职业。大学五年级的他北上实习，在中国台北和平医院当见习医生。大都市陌生的喧闹与繁华，医院里不断上演的死亡和痛苦，这些带给罗大佑许多震撼，也促使他提笔写下《鹿港小镇》这首充斥着幻灭感的歌。其实，写歌的时候罗大佑从未去过鹿港，他是从一个自鹿港来台北闯荡的年轻打工仔的抱怨中获得灵感。小镇青年怀揣黄金梦来大城市打拼，却在灯红酒绿中迷失，最后梦想幻灭自己也无颜归去，只能自怨自艾。除此之外，罗大佑还给这首歌赋予更深邃宽广的含义。鹿港曾是台湾省中部最大的港口，也曾是台湾省第二大城市，后因港口淤塞而衰落，昔日商船云集的港埠重镇不得不笨拙地追赶台湾现代化进程，“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这种沉痛和无奈或许才是罗大佑最想借《鹿港小镇》表达的。
《野百合也有春天》《童年》《恋曲1980》《光阴的故事》《青春舞曲》《爱的箴言》《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滚滚红尘》等等，罗大佑的歌早已成了那个年代的一部分，而他本人直到2000年才第一次站上大陆演唱会的舞台。看台之上，多半是些中年人，当烂熟于心的旋律响起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当下和青春，竟然只隔着一个罗大佑。
最会偷心的人
台北北投区瓦斯行老板的儿子，母亲是小学老师，从小学到工专（今明新科技大学）一直被提醒“你将来不会有什么搞头”，17岁那年听到别人抱着吉他弹唱，感动之余暗下决心“这件事我可以做，而且一定要做到”，28岁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这个人叫李宗盛。
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二十岁出头的李宗盛每天白天骑着摩托车在北投的大街小巷穿梭，替父亲送瓦斯，晚上赶到西门町的民歌西餐厅去做驻唱歌手。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阿宗三件事》，听着乐坛大哥李宗盛唱“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想到当年小镇青年李宗盛咬牙坚持的拼劲儿，人们不由得感慨“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首歌也出自李宗盛之手）。
相较罗大佑，李宗盛的影响面其实更广。因为他更关注凡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烦恼、迷惘、失落，他把他对爱情、对世故的领悟提前写好放在歌里，等人们到了那个年纪，有了一点经历，一听便要放不下。《寂寞难耐》《和自己赛跑的人》《再回首》《当爱已成往事》《爱的代价》《凡人歌》《领悟》《漂洋过海来看你》《山丘》等等，李宗盛就像个把爱情和人生中的五味都尝遍，懂得很多，看透很多，但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期待的老大哥一样，他三十几岁嘀咕“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五十多时干脆直接叫板命运“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那份不服输的倔强一如当年背着吉他送瓦斯的小李。
严格讲，李宗盛属于民歌一代。从1979年他与陈永裕、江学世、陈秀男等五人以木吉他合唱团的组合形式首次登台，到2015年“民歌四十”演唱会上木吉他合唱团重聚，四十年，从小李到老李，李宗盛身上一直带着民歌歌手的质朴真诚，他不止一次同歌迷讲：“你们从小李的青春年少，听到我两鬓斑白。无以为谢，唯有写歌，给在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听。”
再唱一段思想起
罗大佑曾在他的著作《昨日遗书》中写道：“他是真正的传奇。”也有人说，记住他，便是不忘民歌初心。这个人是台湾民谣歌手陈达，一个一生和民歌、月琴和孤独为伴的游吟诗人。
陈达出生在台湾恒春一户穷人家，没有上过学，却从哥哥那里学会了弹月琴，在乡野街巷学会了恒春调。二十岁时陈达背起月琴开始走街串巷，在有井水的地方停下，向着那些围上来的黧黑面孔询问：“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这也是他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可是唱什么呢？《四季春》《思想起》《五孔小调》，还有听过的故事、看过的风物都会被陈达唱进歌里，他还常常即兴创作，直接就眼前情景弹唱起来。
39岁那年，疾病、贫困、妻离子散一下子都来了，虚弱的陈达只剩月琴。接着他用十几年的时间恢复健康，重新拿起月琴。这时候70年代了，民歌的时代来了，陈达被挖掘出来，和大学生一起在民歌西餐厅唱歌，甚至出版了《民族乐手——陈达和他的歌》。70岁的陈达每天赶场，被好奇的媒体和世人打量，然后他突然间患上精神妄想，有些疯疯癫癫。
1981年4月11日，在故乡恒春，陈达被一辆游览车撞倒，在去医院途中去世。享年76岁。陈达的一生似乎总笼着一层化不开的悲伤调子，大半辈子都在流浪，晚年被突然推上舞台，以为总算苦尽甘来，却失去判断悲喜的能力，最后又宿命般死在故土。为了纪念这位民间艺术家，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天水乐集”音乐工作室，其主创之一苏来和作家赖西安合作了 一首《月琴》，一上来便是郑怡清澈嘹亮的声音“再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思乡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
现在，弹月琴的人越来越少，陈达的故事也慢慢被人忘记，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四十多年前的台湾民歌运动，但音乐不会消失。那些与记忆交织的歌声，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民歌，都已经被我们赋上了私人化的情感，编入每个人的人生编年史，老歌由此不老，且历久弥新。
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祖国大陆对台湾的了解始于音乐，尤其是民歌。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飘扬过海来与我们相会，一段段朗朗上口的旋律化为那个时代的背景音，那无数个被民歌滋养过的日子在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感到温暖。
要唱，就唱自己的歌
2015年夏天，“民歌四十：再唱一段思想起”的演唱会于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连唱三天，六十八位歌手登台献唱，用歌声纪念四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舞台下的观众多半已青春不再，其中有很多歌迷是从祖国大陆、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辗转而来，互不相识的人们一起合唱、欢笑、流泪，一起围观那个由歌声牵扯出的时代。
6月6日是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源于1975年的6月6日，杨弦、赵树海、胡德夫等人在台北中山纪念堂举办“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由此拉开台湾民歌时代序幕；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的民谣演唱会上，面对台上一首接一首的“洋民谣”，李双泽怒砸可乐瓶并掷下“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的豪言，此举被视为民歌运动的起点。
然而，在七十年代的台湾，“唱自己的歌”并非易事。历经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的冲刷，中国台湾几乎没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而随后以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为代表的美国流行文化进驻台湾地区，掀起台湾地区的西洋音乐潮，东洋遗痕被新的舶来文化覆盖。在这种背景下，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中国台北的“哥伦比亚”咖啡屋激烈地讨论着，“唱洋歌唱再好也唱不出底气”“在自己的土地上就该唱自己歌”，于是他们背负使命感各自探索，之后有了杨弦谱曲、余光中作词的《乡愁四韵》《民歌》，李双泽的《美丽岛》《少年中国》。这些歌在民歌运动早期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启蒙作用。
真正进入祖国大陆听众耳朵里的台湾民歌诞生在八十年代前后，以刘文正的《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李建复的《龙的传人》、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故乡的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齐豫的《橄榄树》《欢颜》等为代表的金曲佳作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抱起木吉他试着写歌，拿手提录音机录制demo寄给电台，甚至直接背上吉他冲到演唱会后台找歌手，谈音乐谈理想。此时，民歌运动已彻底从一小簇人的“先锋实验”演变为全民总动员式的原创热潮，大量未经雕琢的年轻素人进入乐坛，他们犹如一阵清新的风，从台湾吹向四海，吹入一代人的心房。
他们把青春活过
时代的思考者
如果说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进行的流行音乐革命，那么八十年代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就是用纯正的摇滚乐为台湾乐坛凿出一条新路。有观点认为《之乎者也》宣判了民歌运动的终结，但只要“原创精神”不灭，只要有人坚持“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便没有终点。
罗大佑生于一个医生之家，这决定了他今后要从事的职业。大学五年级的他北上实习，在中国台北和平医院当见习医生。大都市陌生的喧闹与繁华，医院里不断上演的死亡和痛苦，这些带给罗大佑许多震撼，也促使他提笔写下《鹿港小镇》这首充斥着幻灭感的歌。其实，写歌的时候罗大佑从未去过鹿港，他是从一个自鹿港来台北闯荡的年轻打工仔的抱怨中获得灵感。小镇青年怀揣黄金梦来大城市打拼，却在灯红酒绿中迷失，最后梦想幻灭自己也无颜归去，只能自怨自艾。除此之外，罗大佑还给这首歌赋予更深邃宽广的含义。鹿港曾是台湾省中部最大的港口，也曾是台湾省第二大城市，后因港口淤塞而衰落，昔日商船云集的港埠重镇不得不笨拙地追赶台湾现代化进程，“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这种沉痛和无奈或许才是罗大佑最想借《鹿港小镇》表达的。
《野百合也有春天》《童年》《恋曲1980》《光阴的故事》《青春舞曲》《爱的箴言》《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滚滚红尘》等等，罗大佑的歌早已成了那个年代的一部分，而他本人直到2000年才第一次站上大陆演唱会的舞台。看台之上，多半是些中年人，当烂熟于心的旋律响起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当下和青春，竟然只隔着一个罗大佑。
最会偷心的人
台北北投区瓦斯行老板的儿子，母亲是小学老师，从小学到工专（今明新科技大学）一直被提醒“你将来不会有什么搞头”，17岁那年听到别人抱着吉他弹唱，感动之余暗下决心“这件事我可以做，而且一定要做到”，28岁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这个人叫李宗盛。
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二十岁出头的李宗盛每天白天骑着摩托车在北投的大街小巷穿梭，替父亲送瓦斯，晚上赶到西门町的民歌西餐厅去做驻唱歌手。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阿宗三件事》，听着乐坛大哥李宗盛唱“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想到当年小镇青年李宗盛咬牙坚持的拼劲儿，人们不由得感慨“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首歌也出自李宗盛之手）。
相较罗大佑，李宗盛的影响面其实更广。因为他更关注凡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烦恼、迷惘、失落，他把他对爱情、对世故的领悟提前写好放在歌里，等人们到了那个年纪，有了一点经历，一听便要放不下。《寂寞难耐》《和自己赛跑的人》《再回首》《当爱已成往事》《爱的代价》《凡人歌》《领悟》《漂洋过海来看你》《山丘》等等，李宗盛就像个把爱情和人生中的五味都尝遍，懂得很多，看透很多，但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期待的老大哥一样，他三十几岁嘀咕“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五十多时干脆直接叫板命运“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那份不服输的倔强一如当年背着吉他送瓦斯的小李。
严格讲，李宗盛属于民歌一代。从1979年他与陈永裕、江学世、陈秀男等五人以木吉他合唱团的组合形式首次登台，到2015年“民歌四十”演唱会上木吉他合唱团重聚，四十年，从小李到老李，李宗盛身上一直带着民歌歌手的质朴真诚，他不止一次同歌迷讲：“你们从小李的青春年少，听到我两鬓斑白。无以为谢，唯有写歌，给在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听。”
再唱一段思想起
罗大佑曾在他的著作《昨日遗书》中写道：“他是真正的传奇。”也有人说，记住他，便是不忘民歌初心。这个人是台湾民谣歌手陈达，一个一生和民歌、月琴和孤独为伴的游吟诗人。
陈达出生在台湾恒春一户穷人家，没有上过学，却从哥哥那里学会了弹月琴，在乡野街巷学会了恒春调。二十岁时陈达背起月琴开始走街串巷，在有井水的地方停下，向着那些围上来的黧黑面孔询问：“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这也是他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可是唱什么呢？《四季春》《思想起》《五孔小调》，还有听过的故事、看过的风物都会被陈达唱进歌里，他还常常即兴创作，直接就眼前情景弹唱起来。
39岁那年，疾病、贫困、妻离子散一下子都来了，虚弱的陈达只剩月琴。接着他用十几年的时间恢复健康，重新拿起月琴。这时候70年代了，民歌的时代来了，陈达被挖掘出来，和大学生一起在民歌西餐厅唱歌，甚至出版了《民族乐手——陈达和他的歌》。70岁的陈达每天赶场，被好奇的媒体和世人打量，然后他突然间患上精神妄想，有些疯疯癫癫。
1981年4月11日，在故乡恒春，陈达被一辆游览车撞倒，在去医院途中去世。享年76岁。陈达的一生似乎总笼着一层化不开的悲伤调子，大半辈子都在流浪，晚年被突然推上舞台，以为总算苦尽甘来，却失去判断悲喜的能力，最后又宿命般死在故土。为了纪念这位民间艺术家，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天水乐集”音乐工作室，其主创之一苏来和作家赖西安合作了 一首《月琴》，一上来便是郑怡清澈嘹亮的声音“再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思乡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
现在，弹月琴的人越来越少，陈达的故事也慢慢被人忘记，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四十多年前的台湾民歌运动，但音乐不会消失。那些与记忆交织的歌声，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民歌，都已经被我们赋上了私人化的情感，编入每个人的人生编年史，老歌由此不老，且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