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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具体体现。本文基于当前我国人口处于“新常态”的视角，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意义、政策实施后将产生的现实效果。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具备酝酿“第三波”人口红利的潜力，具有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调整人口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积极意义；同时认为由于受到物质基础、精神意愿、生育养育、就业养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不会形成短时间的生育高峰，将是一个长期释放过程；最后根据当前我国人口的新常态特点对全面放开二孩后将产生的后续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探讨。
全面二孩
人口“新常态” 老龄化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常态”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生育率的变动不仅仅受到个体或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因素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成为我国控制人口形勢的主要手段，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变，全面二孩政策就是为了处理好当前中国人口形势的新常态。对于我国人口形势新常态的研究，是在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相关部门和专家过高预测了我国每年新增的出生人数而迅速兴起的，其主要特点包括：1、人口总量增势趋于低缓、低生育率稳定；2、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速度加快；3、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减少且内部结构趋于老化，社会抚养比提高；4、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5、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化；6、城乡人口流动活跃、城镇化速度加快。
本文在把握人口形势“新常态”的基础上对实施不久的全面二孩政策进行思考，客观分析其积极意义，根据其他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对其成效做出预判，并对后续一些有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跟进式思考，为全面二孩政策科学合理、稳健持续的推进落实建言献策。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现实意义
（1）延缓人口总量缩减趋势，调节生育率靠近正常水平
“2015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 .68亿，较2010年增加了月2700万人，年均增长约670万人。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5左右，属于超低水平，今后人口增长潜力已经很小。”如果不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我国人口峰值将在2026年快速到来，总人口规模14.13亿左右，随后便逐年下降，且为递减趋势。反之，我国峰值人口出现的年份被相应推迟约到2030年左右，峰值人口在14.4亿-14.5亿之间。
全面放开二孩后，可以缓解我国人口短时间内迅速达到峰值，又在之后大量迅速消亡的“过山车”形势，使人口在峰值期间的过渡更加平缓。同时将生育率拉回至相对正常水平可以促进家庭结构更加合理化，避免我国过早陷入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困境。
（2）减轻老龄化程度、减缓老龄化速度
我国人口基数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这两个特点。首先，老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2亿人以上，“从2010年到2020年左右，每年新增老年人1500万人；此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高峰队列人员陆续进入老年时期，新增老年人数量将超过每年2000万人甚至是2500万人。”在21世纪中期达到峰值，约为4.8亿人。其次，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约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从7%上升至14%，而中国可能只需要23年左右的时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4%到21%，世界人口大约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人口则大约只需11年左右的时间。”不难看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每年递增的趋势非常明显，并且速度极快。
全面放开二孩后，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会因为新增出生人口的增加而被压低，从长远来看，全面二孩政策改善了社会人口结构，为长期可持续的应对老龄化问题争取了时间，在总体上减轻了老龄化程度、减缓了老龄化速度。
（3）缓解劳动年龄人口面临的困境，酝酿第三波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Gift）主要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放任生育阶段开始，到1982年实行计划生育，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积蓄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能量，并在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迅速释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3年的时间。此外，学者梅森（ Mason）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认为预期进入老年而进行的储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数势必会在短期内造成我国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但从长远来看，只要在头十几年抵御住老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新增人口大量出生共同造成的巨大抚养压力，待到规模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有效缓解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趋势，并且可以改善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的内部结构状况。此外，如果说“过去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是人口数量红利，能更多地推动经济增长“量”的扩张，”那么未来的新增劳动人口，更主要的是在劳动力质量上提供巨大的人力资本红利，为第三产业提供高素质劳动力，推动经济升级转型，酝酿着“第三波”人口红利。
（4）调节均衡人口性别比重
我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意识形成了“偏好男孩”的性别选择，使得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90年升至111.3， 2000年达到116.8， 2004年更是高达121.2，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国政府在2003年起出台了《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并且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婚娴挤压”：同期出生的男孩数量明显多于女孩，导致其在适婚年龄没有办法找到配偶。大量的“光棍”缺乏稳定的婚娲关系与家庭生活势必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隐患。 尽管出生人口性别不可控性较强，主要依靠自然调节，长期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但由自然生育状态而论，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因此，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仍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因政策限制而愈发强烈的男孩偏好，可以起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作用。
（5）强化家庭抵御风险能力
从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至今，我国家庭规模不断趋于小型化和代际结构简化，三代户和二代户占比逐年下降，到2013年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突破3人界限，跌至2.98人。此外，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随着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突发意外情况增加，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高“失独”风险：根据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那么每年就将增加至少15万失独父母，高“失独”率影响着家庭的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则提高了家庭抵御“失独”风险的能力，将生育权“还权于民”，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每个家庭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86个，农村和城镇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分别为1.91个和1.79个，可见我国家庭理想子女数约为2个。
（6）带动人口城乡流动，更好更快推进城镇化
我国城乡差异较大，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具有从中西部农村流向东部发达城市的特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伴随新增出生人口的增加所诞生大量的就业和产业契机将极大地刺激人口和资金的流动，尤其是城乡间的互动增强，不同于以往由乡到城的单一人口流动模式；并且随着户籍制度的完善，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将享受到平等的公共福利，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摆脱当前“半城镇化”，朝着更加全面和健康的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有效的针对了我国当前人口新常态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不同于以往由于受到历史环境、客观因素影响而“一刀切”的人口政策，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当前物质基础、精神意愿、生育养育、就业养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在短时间内不会取得显著成效，其将是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短期内或将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1）发展不充分限制全面二孩政策落实效果
首先，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决胜阶段，居民物质生活基础发展仍不充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居高不下。在人均收入增幅难以追赶上物价增幅的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成为限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主要瓶颈：二孩不是生出来就不管了，孩子的生育、抚养、教育等各项开支往往占据了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高昂的生养成本会使许多家庭对二孩望而却步。此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力图实现4-2-2家庭模式的愿景固然是好的。但是过渡期的劳动年龄人口上要赡养四个老人，下要养育一个孩子，双重已经对劳动年龄人口造成了巨大赡养、抚养压力，二孩的到来无疑会加重一个家庭的负担。
其次，社会基础设施紧缺、抚养机制不健全、相关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不到位等问题也在掣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医院生产床位、医疗设施、婴幼儿食品营养、护理等相关需求都会增多，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的价格将大幅攀升，生养成本在原有基础上叠加；幼儿同、学校、相关活动场所及工作人员的需求也会加大，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时间过渡和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在政府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时会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持观望台；相关补贴优惠政策、激励措施尚未出台以及后续制度保障的不到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二孩的出生。
（2）社会及个人因素抑制生育二孩意愿
首先，对于育龄妇女的截止统计点处于15 -49岁，其中只有20-29岁处于生育旺盛期，超过35岁即为高龄产妇，生育二孩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处于3 5～49岁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意愿以及可能性都已不高；加上我国当前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变长，很大一部分女性在15～20岁育龄妇女生育的可能性也将不断缩小。所以尽管我国当前符合二孩政策的夫妇约有9000多万对，但真正有机会和能力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人数应保守估计。
此外，尽管男女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女性在许多领域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生理上存在着自然差异，女性、特别是未婚女性在就业方面一直存在着性别劣势：在其进入职场后不久就要面临结婚和生育，许多用人单位因不愿承担女性由于产假等带来的成本而避免选择女性职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未婚女性有了两次生育机会，育有一孩的妇女也得到再次生育的机会。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在任用女性员工时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承担女性生育带来的额外成本，女性在就业领域的隐形劣势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妇女以及家庭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追求职业目标的实现，对于生育一孩的意愿本就不高，生育二孩更是容易打断和影响自身职业发展，为此很多育龄妇女对于生育二孩仅仅停留在“有此意愿”的阶段。
（3）观念意识囿于传统
受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影响，我国经历三十多年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政策宣传，广大国民尚未从“只生”一个的潜意识中走出来。全面二孩政策与之前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很多官员、尤其是许多地方基层官员，以及民众的潜意识在短期内还保持着“少生才能促进优生”的惯性思维，一时没有“反應过来”，不能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低生育率带来的巨大风险。因此广大民众对于生育二孩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结语
作为一项战略性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效果将是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其落实贯彻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的推广落实和民众的主动配合，我国目前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走在前面”：构建宣传形式多样化，形成科学合理的宣传体系；转变思想观念，积极配合二孩政策的同时意识到这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而非否定；制定配套的激励机制和补贴优惠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减轻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压力；构建新增出生人口在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抚养保障制度，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出台政策补贴聘用生育二孩女性的用人单位……总而言之，政策的出台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对还要对其成效保持关注，进行跟踪式研究，准确掌握我国今后人口的变化趋势，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科学合理、稳健持续的推进落实建言献策。
[1]翟振武，人口新常态与人口政策[J].攀登2015 （6） 34
[2]张车伟，全面二孩不会使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J].中国经济导报2016802
全面二孩
人口“新常态” 老龄化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常态”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生育率的变动不仅仅受到个体或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因素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成为我国控制人口形勢的主要手段，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变，全面二孩政策就是为了处理好当前中国人口形势的新常态。对于我国人口形势新常态的研究，是在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相关部门和专家过高预测了我国每年新增的出生人数而迅速兴起的，其主要特点包括：1、人口总量增势趋于低缓、低生育率稳定；2、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速度加快；3、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减少且内部结构趋于老化，社会抚养比提高；4、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5、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化；6、城乡人口流动活跃、城镇化速度加快。
本文在把握人口形势“新常态”的基础上对实施不久的全面二孩政策进行思考，客观分析其积极意义，根据其他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对其成效做出预判，并对后续一些有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跟进式思考，为全面二孩政策科学合理、稳健持续的推进落实建言献策。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现实意义
（1）延缓人口总量缩减趋势，调节生育率靠近正常水平
“2015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 .68亿，较2010年增加了月2700万人，年均增长约670万人。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5左右，属于超低水平，今后人口增长潜力已经很小。”如果不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我国人口峰值将在2026年快速到来，总人口规模14.13亿左右，随后便逐年下降，且为递减趋势。反之，我国峰值人口出现的年份被相应推迟约到2030年左右，峰值人口在14.4亿-14.5亿之间。
全面放开二孩后，可以缓解我国人口短时间内迅速达到峰值，又在之后大量迅速消亡的“过山车”形势，使人口在峰值期间的过渡更加平缓。同时将生育率拉回至相对正常水平可以促进家庭结构更加合理化，避免我国过早陷入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困境。
（2）减轻老龄化程度、减缓老龄化速度
我国人口基数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这两个特点。首先，老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2亿人以上，“从2010年到2020年左右，每年新增老年人1500万人；此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高峰队列人员陆续进入老年时期，新增老年人数量将超过每年2000万人甚至是2500万人。”在21世纪中期达到峰值，约为4.8亿人。其次，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约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从7%上升至14%，而中国可能只需要23年左右的时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4%到21%，世界人口大约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人口则大约只需11年左右的时间。”不难看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每年递增的趋势非常明显，并且速度极快。
全面放开二孩后，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会因为新增出生人口的增加而被压低，从长远来看，全面二孩政策改善了社会人口结构，为长期可持续的应对老龄化问题争取了时间，在总体上减轻了老龄化程度、减缓了老龄化速度。
（3）缓解劳动年龄人口面临的困境，酝酿第三波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Gift）主要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放任生育阶段开始，到1982年实行计划生育，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积蓄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能量，并在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迅速释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3年的时间。此外，学者梅森（ Mason）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认为预期进入老年而进行的储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数势必会在短期内造成我国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但从长远来看，只要在头十几年抵御住老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新增人口大量出生共同造成的巨大抚养压力，待到规模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有效缓解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趋势，并且可以改善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的内部结构状况。此外，如果说“过去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是人口数量红利，能更多地推动经济增长“量”的扩张，”那么未来的新增劳动人口，更主要的是在劳动力质量上提供巨大的人力资本红利，为第三产业提供高素质劳动力，推动经济升级转型，酝酿着“第三波”人口红利。
（4）调节均衡人口性别比重
我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意识形成了“偏好男孩”的性别选择，使得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90年升至111.3， 2000年达到116.8， 2004年更是高达121.2，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国政府在2003年起出台了《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并且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婚娴挤压”：同期出生的男孩数量明显多于女孩，导致其在适婚年龄没有办法找到配偶。大量的“光棍”缺乏稳定的婚娲关系与家庭生活势必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隐患。 尽管出生人口性别不可控性较强，主要依靠自然调节，长期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但由自然生育状态而论，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因此，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仍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因政策限制而愈发强烈的男孩偏好，可以起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作用。
（5）强化家庭抵御风险能力
从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至今，我国家庭规模不断趋于小型化和代际结构简化，三代户和二代户占比逐年下降，到2013年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突破3人界限，跌至2.98人。此外，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随着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突发意外情况增加，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高“失独”风险：根据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那么每年就将增加至少15万失独父母，高“失独”率影响着家庭的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则提高了家庭抵御“失独”风险的能力，将生育权“还权于民”，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每个家庭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86个，农村和城镇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分别为1.91个和1.79个，可见我国家庭理想子女数约为2个。
（6）带动人口城乡流动，更好更快推进城镇化
我国城乡差异较大，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具有从中西部农村流向东部发达城市的特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伴随新增出生人口的增加所诞生大量的就业和产业契机将极大地刺激人口和资金的流动，尤其是城乡间的互动增强，不同于以往由乡到城的单一人口流动模式；并且随着户籍制度的完善，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将享受到平等的公共福利，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摆脱当前“半城镇化”，朝着更加全面和健康的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有效的针对了我国当前人口新常态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不同于以往由于受到历史环境、客观因素影响而“一刀切”的人口政策，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当前物质基础、精神意愿、生育养育、就业养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在短时间内不会取得显著成效，其将是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短期内或将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1）发展不充分限制全面二孩政策落实效果
首先，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决胜阶段，居民物质生活基础发展仍不充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居高不下。在人均收入增幅难以追赶上物价增幅的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成为限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主要瓶颈：二孩不是生出来就不管了，孩子的生育、抚养、教育等各项开支往往占据了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高昂的生养成本会使许多家庭对二孩望而却步。此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力图实现4-2-2家庭模式的愿景固然是好的。但是过渡期的劳动年龄人口上要赡养四个老人，下要养育一个孩子，双重已经对劳动年龄人口造成了巨大赡养、抚养压力，二孩的到来无疑会加重一个家庭的负担。
其次，社会基础设施紧缺、抚养机制不健全、相关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不到位等问题也在掣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医院生产床位、医疗设施、婴幼儿食品营养、护理等相关需求都会增多，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的价格将大幅攀升，生养成本在原有基础上叠加；幼儿同、学校、相关活动场所及工作人员的需求也会加大，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时间过渡和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在政府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时会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持观望台；相关补贴优惠政策、激励措施尚未出台以及后续制度保障的不到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二孩的出生。
（2）社会及个人因素抑制生育二孩意愿
首先，对于育龄妇女的截止统计点处于15 -49岁，其中只有20-29岁处于生育旺盛期，超过35岁即为高龄产妇，生育二孩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处于3 5～49岁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意愿以及可能性都已不高；加上我国当前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变长，很大一部分女性在15～20岁育龄妇女生育的可能性也将不断缩小。所以尽管我国当前符合二孩政策的夫妇约有9000多万对，但真正有机会和能力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人数应保守估计。
此外，尽管男女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女性在许多领域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生理上存在着自然差异，女性、特别是未婚女性在就业方面一直存在着性别劣势：在其进入职场后不久就要面临结婚和生育，许多用人单位因不愿承担女性由于产假等带来的成本而避免选择女性职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未婚女性有了两次生育机会，育有一孩的妇女也得到再次生育的机会。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在任用女性员工时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承担女性生育带来的额外成本，女性在就业领域的隐形劣势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妇女以及家庭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追求职业目标的实现，对于生育一孩的意愿本就不高，生育二孩更是容易打断和影响自身职业发展，为此很多育龄妇女对于生育二孩仅仅停留在“有此意愿”的阶段。
（3）观念意识囿于传统
受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影响，我国经历三十多年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政策宣传，广大国民尚未从“只生”一个的潜意识中走出来。全面二孩政策与之前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很多官员、尤其是许多地方基层官员，以及民众的潜意识在短期内还保持着“少生才能促进优生”的惯性思维，一时没有“反應过来”，不能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低生育率带来的巨大风险。因此广大民众对于生育二孩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结语
作为一项战略性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效果将是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其落实贯彻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的推广落实和民众的主动配合，我国目前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走在前面”：构建宣传形式多样化，形成科学合理的宣传体系；转变思想观念，积极配合二孩政策的同时意识到这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而非否定；制定配套的激励机制和补贴优惠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减轻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压力；构建新增出生人口在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抚养保障制度，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出台政策补贴聘用生育二孩女性的用人单位……总而言之，政策的出台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对还要对其成效保持关注，进行跟踪式研究，准确掌握我国今后人口的变化趋势，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科学合理、稳健持续的推进落实建言献策。
[1]翟振武，人口新常态与人口政策[J].攀登2015 （6） 34
[2]张车伟，全面二孩不会使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J].中国经济导报201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