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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母女两代人的经历竟会如此相似1
1937年，我的妈妈因为不愿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统治，悄悄离开了父母家庭，告别了从小生长的天津市，怀揣着到解放区去继续完成学业的梦想，经过千里跋涉奔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首府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的一名学员。那一年，她16岁，在延安，她把自己的姓名改为于虹。
1968年，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我也离开了从小生长的北京城奔赴陕北延安，落户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岳口大队张家巷村。那一年，我也16岁，在延安，我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为于虹。
正在被看押劳动中的妈妈对我到延安插队格外高兴，还写给我一首藏头诗：
小小幼芽生京城，红心欲试云与风;
志在延安干革命，坚学英雄工农兵。
不久，我的弟弟也来到陕北，落户在离张家巷二里地的岳口村。
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文革”开始时，我只是北京师大女附中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从“文革”爆发到下乡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学校全面停课，再没上过文化课，家里凡是沾点儿文化内容的东西全部被抄走，下乡时携带的行囊中居然没有一本书！
张家巷是黄土高原山沟里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不通电，没有广播，白天上山受苦，夜晚村里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一片寂静，伴着窑洞里一盏昏黄暗淡的油灯，做好晚饭吃完了就只有上炕睡觉。一年四季，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农耕生活，日子就在上山受苦、砍柴、挑水、推磨、做饭、吃饭中一天天度过。两年多时间里，公社里先后招了几次工，一批批北京知青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农村去工厂当工人。同时来张家巷插队的4个女同学、3个男同学陆续离开村里去当工人、当兵、病退或是转回老家，最后村里只剩下了我一名北京知青，我弟弟插队的村里也只剩了他一人，于是我搬到岳口村，我们姐弟俩合并成了一个知青户。村里的农民憨厚淳朴，常说“吾北京城里娃娃不容易”，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尽可能地关心帮助我们。
1970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点招生。1971年，其他高等学校也开始陆续恢复招生，废除了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报名。这就是所谓的"32农兵大学生”。公社里有几名女附中同学被推荐上大学了。因为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厉的批判，我连想都没想过报名上学的事。
1972年的一天，我到延安无线电厂看朋友，黄昏时路过延安大学，从墙外望见校园里一座座楼房，明亮的灯光从一排排教室的玻璃窗里倾泻出来，教室里正在伏案学习的学生清晰可见。这久违的温暖画面使我怦然心动，突然间，我好想上学！
趁那一年冬季农闲回北京探亲的机会，我买了一整套补习中学课程的教科书，有好心的中学老师为我讲授了化学、几何课程。回到村里，我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要在下一年学校招生前补习完中学的数理化。于是，每天晚饭后，借着摇曳不定的昏暗的小油灯，我都要看书做题，完成学习计划后才上炕睡觉。
1973年学校招生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写了一份报名上学的申请，介绍了自己下乡近五年来，如何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了更好地扎根农村干革命，需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劳动本领，所以报名上学。生产小队、大队的推荐信介绍我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思想好，劳动好，听上去就像雷锋一样。大队书记给我盖上红章章，我自己步行二十多里路，兴冲冲地把报名申请和推荐信送到了公社。结果，公社革委会没有推荐我去上学。
1973年是“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考试招生。就在这一年，辽宁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参加大学数理化考试交了白卷，就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这一封信让张铁生得到重视，最终被铁岭农学院录取。
这之后不久，我碰到了公社的团委书记方平。谈起上学的事，他对我说，你出身不好，本人政治面貌又是个群众，公社实在不好推荐，好歹你也入个共青团呀！我有些犹豫，担心写了入团申请组织上不批准。他说，你在生产队的劳动表现我都了解，老乡对你的评价很好，你不写申请我咋批准嘛！于是，回到村里我立马就写了入团申请书。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小后生，我弟弟的小伙伴，他大舅是大队书记，于是，我的申请一路绿灯送到了公社，很快得到了批准。刚刚入团，方平就指定我作为岳口大队的代表参加黑家堡公社团员代表大会，紧接着我又作为黑家堡公社的代表参加延长县团员代表大會。来自各个公社的青年团员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县城，在街道两旁墙上贴板报，打起了擂台。我也施展了自己练习过绘画、书法的本领，为黑家堡公社办了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在小小的延长县城里占尽了风头。
1974年学校招生的日子又到了。有了加入共青团一年的政治资本，我再次向公社递交了一份报名上学的申请。那时，大学、中专同时招生，报名资格也相同，全看公社向哪个方向推荐。我被推荐上中专，可选择的学校专业不多，一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我觉得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是农村最需要的专业，于是只选择了延安卫生学校和延安农业学校两个志愿。不想，学校方面又出了麻烦。延安卫校认为我父亲邓拓是赫赫有名的“黑帮分子”，拒绝接受我入学。于是，我第二次报名上学的愿望又泡了汤。
我感到心灰意冷，不再去想上学的事。那年冬天我没有回北京，趁着农闲时学大寨修水利挣足了工分，到了第二年夏天打算回北京好好玩玩歇歇。
离开村里到了延安，买好第二天一早去铜川的长途汽车票，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延河大桥上，看看延河水，望望宝塔山，意外地迎面碰到了延长县知青办的刘志忠。那年，陕北干旱无雨，他曾被派到我们村里领导抗旱，男人们都上山受苦，他天天跟着我们婆姨女子从延河里一担担挑水浇川地里的玉米，所以很熟悉。
1937年，我的妈妈因为不愿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统治，悄悄离开了父母家庭，告别了从小生长的天津市，怀揣着到解放区去继续完成学业的梦想，经过千里跋涉奔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首府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的一名学员。那一年，她16岁，在延安，她把自己的姓名改为于虹。
1968年，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我也离开了从小生长的北京城奔赴陕北延安，落户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岳口大队张家巷村。那一年，我也16岁，在延安，我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为于虹。
正在被看押劳动中的妈妈对我到延安插队格外高兴，还写给我一首藏头诗：
小小幼芽生京城，红心欲试云与风;
志在延安干革命，坚学英雄工农兵。
不久，我的弟弟也来到陕北，落户在离张家巷二里地的岳口村。
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文革”开始时，我只是北京师大女附中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从“文革”爆发到下乡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学校全面停课，再没上过文化课，家里凡是沾点儿文化内容的东西全部被抄走，下乡时携带的行囊中居然没有一本书！
张家巷是黄土高原山沟里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不通电，没有广播，白天上山受苦，夜晚村里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一片寂静，伴着窑洞里一盏昏黄暗淡的油灯，做好晚饭吃完了就只有上炕睡觉。一年四季，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农耕生活，日子就在上山受苦、砍柴、挑水、推磨、做饭、吃饭中一天天度过。两年多时间里，公社里先后招了几次工，一批批北京知青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农村去工厂当工人。同时来张家巷插队的4个女同学、3个男同学陆续离开村里去当工人、当兵、病退或是转回老家，最后村里只剩下了我一名北京知青，我弟弟插队的村里也只剩了他一人，于是我搬到岳口村，我们姐弟俩合并成了一个知青户。村里的农民憨厚淳朴，常说“吾北京城里娃娃不容易”，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尽可能地关心帮助我们。
1970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点招生。1971年，其他高等学校也开始陆续恢复招生，废除了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报名。这就是所谓的"32农兵大学生”。公社里有几名女附中同学被推荐上大学了。因为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厉的批判，我连想都没想过报名上学的事。
1972年的一天，我到延安无线电厂看朋友，黄昏时路过延安大学，从墙外望见校园里一座座楼房，明亮的灯光从一排排教室的玻璃窗里倾泻出来，教室里正在伏案学习的学生清晰可见。这久违的温暖画面使我怦然心动，突然间，我好想上学！
趁那一年冬季农闲回北京探亲的机会，我买了一整套补习中学课程的教科书，有好心的中学老师为我讲授了化学、几何课程。回到村里，我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要在下一年学校招生前补习完中学的数理化。于是，每天晚饭后，借着摇曳不定的昏暗的小油灯，我都要看书做题，完成学习计划后才上炕睡觉。
1973年学校招生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写了一份报名上学的申请，介绍了自己下乡近五年来，如何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了更好地扎根农村干革命，需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劳动本领，所以报名上学。生产小队、大队的推荐信介绍我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思想好，劳动好，听上去就像雷锋一样。大队书记给我盖上红章章，我自己步行二十多里路，兴冲冲地把报名申请和推荐信送到了公社。结果，公社革委会没有推荐我去上学。
1973年是“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考试招生。就在这一年，辽宁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参加大学数理化考试交了白卷，就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这一封信让张铁生得到重视，最终被铁岭农学院录取。
这之后不久，我碰到了公社的团委书记方平。谈起上学的事，他对我说，你出身不好，本人政治面貌又是个群众，公社实在不好推荐，好歹你也入个共青团呀！我有些犹豫，担心写了入团申请组织上不批准。他说，你在生产队的劳动表现我都了解，老乡对你的评价很好，你不写申请我咋批准嘛！于是，回到村里我立马就写了入团申请书。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小后生，我弟弟的小伙伴，他大舅是大队书记，于是，我的申请一路绿灯送到了公社，很快得到了批准。刚刚入团，方平就指定我作为岳口大队的代表参加黑家堡公社团员代表大会，紧接着我又作为黑家堡公社的代表参加延长县团员代表大會。来自各个公社的青年团员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县城，在街道两旁墙上贴板报，打起了擂台。我也施展了自己练习过绘画、书法的本领，为黑家堡公社办了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在小小的延长县城里占尽了风头。
1974年学校招生的日子又到了。有了加入共青团一年的政治资本，我再次向公社递交了一份报名上学的申请。那时，大学、中专同时招生，报名资格也相同，全看公社向哪个方向推荐。我被推荐上中专，可选择的学校专业不多，一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我觉得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是农村最需要的专业，于是只选择了延安卫生学校和延安农业学校两个志愿。不想，学校方面又出了麻烦。延安卫校认为我父亲邓拓是赫赫有名的“黑帮分子”，拒绝接受我入学。于是，我第二次报名上学的愿望又泡了汤。
我感到心灰意冷，不再去想上学的事。那年冬天我没有回北京，趁着农闲时学大寨修水利挣足了工分，到了第二年夏天打算回北京好好玩玩歇歇。
离开村里到了延安，买好第二天一早去铜川的长途汽车票，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延河大桥上，看看延河水，望望宝塔山，意外地迎面碰到了延长县知青办的刘志忠。那年，陕北干旱无雨，他曾被派到我们村里领导抗旱，男人们都上山受苦，他天天跟着我们婆姨女子从延河里一担担挑水浇川地里的玉米，所以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