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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境内现存有都城札不让以及皮央、东嘎等处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遗址，对于这些佛教遗存的年代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意见认为这些遗址内现存的佛教殿堂年代均不会早到15世纪，本文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方面的证据提出，上述佛教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不应当轻率地否认其中早期遗存_的存在。
关键词：古格王国；佛教遗存；阿里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4；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3－0114－07
A Rediscuss of the Early Buddhist Sitesin the Guge Kingdom
——A Review on the book "Buddhist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A study of Buddhist Culture" by Kaigen Noritake
HUO Wei
Abstract: In Mnga'ris area of western Tibet, a part of the Guge Kingdom, there were a lot of Buddhistremainings, such as the site of Tsaparang, capital of Guge kingdom, the Cave of Phyingdhang and Dungkaretc. As to date of these remingings,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Some took it forgranted that the date for these Buddhist chapels c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15th century. Taking bothevidences of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going to prooving that these Buddhist remaings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period: the earlier period which was dates round the 11th to 13thcentury, and the late period which was dates the 15th to 16th century.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deny the theearlier period in existence.
Keywords: The Guge Kingdom;The Buddhist Remainings;Archaeology in Mnga'ris
古格王国是公元9世纪吐蕃王国灭亡之后，由吐蕃王国的后裔在西藏西部于公元1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性政权，1630年被其邻近的拉达克人所灭亡，前后长达近700年。关于古格王国的历史，国内外学术界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研究讨论，发表过不少著述。2004年，日本学者则武海源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这部新著的出版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这部新著中，作者利用一些汉、藏文的史籍和实地调查资料，对古格王国的佛教史和相关史迹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尤其是对古格王国境内的札不让、皮央、东嘎等佛教遗址的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观点和意见都值得讨论，以利于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繁荣学术研究。
一、则武海源新著概要及其主要观点
为了便于中国学者了解则武海源这部新著的基本情况，也便于我们在下文中集中讨论与本文相关的主要问题，有必要对全书各章内容先作一简要的介绍。
该著共分为11章，其第1章标题为松赞干布前后的萨满教与佛教，主要讨论了吐蕃王国建立时西藏的文化要素、西藏西部的象雄(阿里)地区起源的土著宗教——本教等问题。第2章标题为尼泊尔赤尊公主与佛教传人吐蕃，主要以尼泊尔(时称泥婆罗)赤尊公主为中心，对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与尼泊尔之间的相互关系、赤尊公主进藏与佛教的传人等问题作了介绍。第3章标题为文成公主与佛教传人吐蕃，主要讨论了唐文成公主与佛教传人吐蕃、汉文文献所见文成公主入藏的诸问题、文成公主入藏时间、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的比较等问题。第4章标题为阿里与周边地区的佛教关系，主要讨论了文献当中所记载的“东女国”、文成公主与唐僧赴印、吐蕃与于阗佛教、金城公主与于阗关系等问题。第5章标题为西部西藏阿里与佛教的关系，主要内容涉及到汉文史料所记载的西部西藏、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古格王国在阿里的建立、阿里的王统世系、阿底峡入藏、札不让的营建与古格都城、皮央·东嘎遗址与阿里的关系、皮央·东嘎石窟壁画的年代推定等问题。第6章标题为西部西藏佛教文化研究序说，当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西藏佛教图像学的研究与特征，其二是西藏佛教美术与印度、丝绸之路的影响问题。第7章标题为西部西藏阿里佛教美术的考察，主要内容有密教在阿里的流传、阿里佛教史迹的历史、特征等问题。第8章标题为阿里札达佛教寺院研究，主要内容为佛教美术调查及研究，分别对托林寺、古格都城遗址札不让内的红殿、白殿、曼茶罗殿、依祜洞、度母殿、大威德殿、皮央·东嘎遗址内的各石窟资料作了介绍。第9章标题为《于阗悬国记》翻译研究，作者将藏文译成日文。第10章标题为《黄琉璃镜史》翻译研究(书名号为笔者所加)，作者将藏文译成日文并讨论了书中关于阿里、芒域等地名的位置。第11章标题为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到青海省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藏传佛寺的现状与历史。书中还收录了由作者本人拍摄的彩色照片一百余张，另附有索引及英文目次等。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较，则武海源的这部著作具有两个新的特点，第一，他尽可能地收集了与西藏西部相关的汉、藏文资料加以利用，由于他本人能够阅读藏文材料，所以在藏文文献的使用上更为便利；第二，据他在书中介绍，他本人曾亲自前往西藏阿里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所以也能够注意较多地记录和利用考古实物资料。从全书的内容上看，其篇章安排并不尽合理，例如其中的第1－3章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对吐蕃王国历史及佛教传人史进行的一般性梳理，结论也主要承袭前人旧说，这3章作为西藏佛教兴起和发展的一种背景性介绍固然有其必要，但作者并未深入研讨这一时期吐蕃佛教在藏西流传的情况，所以在实质上与西藏西部佛教史并无直接的联系；再如，书中第9、10两章是对相关藏文文献的翻译整理，虽然对研究西藏西部佛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按照学术惯例将之作 为书中的附录来处理似乎更为妥当。最不可思议的是其第11章，作者将与本书研究主题并无关联的青海省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藏传佛教寺院放在书中介绍讨论，更是让人不得要领。
笔者认为，这部著作中真正与西藏西部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有关的内容是其第4－8章，这也是本文将要评论的重点。在这些章节中，作者多次对古格王国境内的都城札不让、皮央、东嘎等处佛教寺院和石窟的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己观点，主要认为：在古格王国境内现存的佛教考古遗址和遗迹都是15世纪以后的遗存；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认为当中可能存在11世纪左右的佛教文化遗存的意见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一基调成为这部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论点。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应当如何认识古格王国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笔者认为都有重新加以讨论的必要。
二、关于古格故城札不让的年代问题
在该书的第5章，则武海源专辟出一节讨论札不让的营造与古格故城的年代问题。他在文章的一开头便指出：
根据中国方面发表的意见，认为古格
古城的营造年代如前所述可以上溯到与
阿底峡入藏的同一时期，这个观点无论如
何都是错误的，所谓古格古城即札不让，
而札不让的寺院、僧院的建立年代都是在
15世纪以后。
为了证明他的意见，他接着引用藏文文献《黄琉璃镜史》的有关记载，将古格都城札不让内的佛教建筑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古格王khri rlam mka’I dbang phyug phun tshog sde时代，在古格札不让(rtsa hrang)修建了bre ldan僧院和blosstangs僧院等二寺；第二期，blo bzang tad stan使文殊法王之教义弘扬，由其妃don grub ma8修建了红庙，其后，由他们两人的孙子修建了白庙和大威德明王殿；第三期，由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5－1542)出资兴建阿里寺院，大约在这个时期古格都城札不让内兴建了曼茶罗殿与药师殿。在此节的结尾他再一次批评道：
欧美和中国学者所发表的意见认为
这些殿堂的营造年代都可以上溯到阿底
峡入藏时期，但在这部文献中却找不到这
样的记载，即使我们认为古格都城此前已
经建成，但城内的寺院、僧院最早也应当
是在15至16世纪建造的。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则武海源采用《黄琉璃镜史》这部藏文史书来研究古格王国的佛教史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因为这部著作是1698年由桑结嘉措所著，而桑结嘉措本人曾于1679年出任五世达赖的摄政，同年参与平定西藏西部、驱逐拉达克人的战争，在此期间访问过阿里三围的古格、拉达克等地，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对于阿里古格王国历史的记载具有更为详实、可靠的特点。以往我国学者在研究古格王国时虽然也采用了诸如《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青史》、《新红史》、《汉藏文书》(也称为《汉藏史集》)、《拉达克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古籍，但很少利用这部藏文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则武海源继山口瑞凤嘲、田中公明等日本学者之后再次利用这部藏文史书开展对于古格王国佛教史迹的研究，无疑也提示了中国学者应当对此书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则武海源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显然带有偏见。事实上，虽然则武海源多次以中国学者为目标提出反驳意见，但在他的这部著作所引述的论著当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一篇他所引用的中国学者论著是将古格王国都城札不让城内的佛教寺院与僧院的年代定在他所批评的“阿底峡入藏时期”(笔者按：按学术界一般理解，阿底峡入藏是在11世纪，故这一时期即可比定为n世纪)。他所采用的“古格古城”这种提法，也并不见诸于中国学者的论著当中，在正式的科学考古报告中，中国学者采用的是“古格故城”这样一个概念。虽然从表面上看“古”和“故”仅一字之差，这两个汉字各自在中文和日文中都具有同样的含义，不至于产生任何误解，但则武海源不称“古格故城”而改称“古格古城”，其用意十分明显，无非是要反复强调一点，中国学者将古格王国都城札不让的年代提得很早、称其为“古城”，从而引导学术界“走向了谬误”。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目前，中国学者出版的《古格故城》考古报告，代表着中国学者对于古格都城札不让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基本观点。《古格故城》出版于1991年，早于则武海源出版的这部专著13年之久。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学者出版的这部著作中，对于古格故城札不让现存各殿堂的年代所作的推断，并没有像则武海源所多次批评的那样将其提早到了所谓“阿底峡入藏时期”，而是非常客观谨慎的。由于在古格故城现存的各佛教殿堂壁画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纪年题记，中国考古学家们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主要是根据各殿堂内现存的壁画风格、高僧和译师像的题名等线索对其年代进行了推测，其结论不妨辑录如下：
从(壁画)风格来看，拉康嘎波(白
殿)、拉康玛波(红殿)两殿较为接近，年代
相对较早……在这两殿中，又以拉康嘎波
年代略早。杰吉拉康和金科拉康两殿壁画
应属中期作品，壁画布局规范单调，讲究
对称，略显呆板，但仍大量保留了早期壁
画的风格……最晚的应该是卓玛拉康的
壁画，与早、中期相比变化较大，早期丰富
多彩的造像背光到这时只剩下两种形制，
人物造型完全程式化，线条虽还流畅但风
格已有变化，新出现沥粉技法，已经比较
接近卫藏地区明清时期壁画，很可能间接
受到汉地影响。……古格壁画确切年代的
断定非常困难，西藏佛寺没有在壁画上题
书年款的习惯，古格亦同，所能拿来分析
的只有壁画中出现的年代不同的高僧、译
师的题名。……这样看来，古格现存早期
壁画只不过是格鲁派初传古格的15世纪
中叶的作品；中期壁画约于16世纪初、中
叶；晚期壁画应在16世纪中叶以后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学者早于则武海源至少13年前，就对古格故城札不让各佛教殿堂的年代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将这批佛教寺院的年代大体上比定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之间，与藏文文献《黄琉璃镜史》所记载的各殿堂建立年代也是基本上吻合的。则武海源批评中国学者将古格札不让殿堂的年代提早到了“阿底峡入藏时期”，并没有确实的根据。
这里，我们再附带讨论一个问题，究竟在古格故城札不让有没有可能保存下来年代更早的佛寺建筑遗址?如果我们弃置任何偏见，客观地对考古资料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是不能排除的。中国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经注意到古格故城Ⅳ区内一组编号为F48－60的建筑遗址，这组建筑物位于古格故城土山中部的东南坡地，是一组方形内院式的多室建筑遗迹，他认为这组建筑物：
系一后壁正中建一小型佛堂的方形
僧房形的寺院遗址。其布局渊源于印度， 比哈尔邦那烂陀寺僧房遗址最为典型。拉
萨大招寺中心佛殿第一、二两层与此亦极
为相似，只是四面僧房间数少、中庭欠宽
敞、无四面廊道诸项与之有别。因此，或可
视作印度僧房院和大招寺中心佛殿的简
化形式，此种方形僧房院类型的寺院，10
世纪以后即已罕见；且此遗址面积窄小，
僧房仅有十一二间，唯一的一座佛堂甚至
小于较大的僧房，凡此都可反映兴建此寺
院时，僧人既有限，礼佛者亦不多。综上情
况，似可推测其创始之年约在10－11世
纪即西藏上路弘法的初期”。
如果宿白先生的这一推测无误，那么在古格故城内就存在着10－11世纪左右的佛教僧院遗址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讲，作为一座迄今为止还保存着房屋445座、洞窟879孔之多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在没有对这些建筑物进行全面调查研究之前，谁也无法轻易断定所有的建筑物年代都只可能是在15世纪以后，而没有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遗存。
三、关于皮央·东嘎石窟的年代问题
皮央、东嘎石窟位于古格王国境内，早年意大利学者G·杜齐曾经对此作过调查。在他1935年的一份调查手记中，曾以十分简单的文字提到了在东嘎一带的山洞中保存有“曼荼罗”(Mandala)一类的壁画，同时还发表了两幅拍摄于东嘎洞窟内的壁画照片，但不知杜齐出于何种原因，除此之外，直到他去世之前，没有提供更多的有关此处遗址的资料。1992年6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对阿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的过程中，根据札达县当地干部、藏族群众所提供的线索，反复进行了勘察，终于发现了湮没多年的皮央及东嘎遗址，对遗址中绘有精美壁画的东嘎第1－3号石窟以及皮央第79、351等石窟作了初步的调查纪录并将有关情况在海内外公布，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则武海源声称，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对皮央、东嘎遗址进行了调查的日本学者”。他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1994年7月23日的一篇报导披露，他的这次“调查”大约是在1994年的5月末开始的，行程总计为期一个月，其中在皮央和东嘎的工作日仅为两天。通过这两天时间的“调查”工作，则武海源便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他在第5章的第6节“皮央·东嘎遗存与阿里的关系”中写道：
中国四川大学的研究者和中国方面
的学者认为，这一石窟群(按：指皮央·东
嘎石窟群)是在11世纪至13世纪左右营
建的，与前述相邻近的古格古城的建造年
代同时。关于皮央·东嘎遗址群，无论何种
理由都无法将其年代上溯到这么早的时
期，如果认为从古格古城的寺院、僧院均
系阿底峡入藏时期这一点来推论皮央·东
嘎两遗址群的营造年代为11至13世纪，
这无论如何也是没有依据的。如果真是与
古格、托林寺同时期建造的，那么肯定应
当在文献当中留下来线索。
则武海源在第5章的第7节“皮央·东嘎壁画的年代推定”中，列举出两个断代的证据。第一，他认为，在皮央1号窟的天井绘有文殊菩萨的真言，而文殊菩萨真言在格鲁派当中十分流行，用以表现其始祖宗喀巴大师的本体，所以由此可见此处石窟壁画受到格鲁派的强烈影响，单从这一点而论，壁画的年代也应当是在15世纪以后；第二，在皮央石窟的壁画中出现了萨迦派创始者的系列画像和格鲁派的僧人画像，由此他总结道：
本论作为试论认为，(这两处石窟群)
有可能是在15世纪以后营建的，通过对
此处石窟群的佛教文物的调查，中国方面
认为其年代可以上溯到13世纪的认识无
论如何也是难以成立的。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纠正则武海源的一个明显的错误，天井绘有文殊菩萨的石窟是东嘎2号窟而不是皮央1号窟，则武海源搞错了地点。其次，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中国学者对皮央、东嘎石窟这两处石窟遗址群当中现存有壁画的几座石窟年代的看法。有关这两处石窟的正式考古调查简报，发表于《文物》1997年第9期，简报在结语中总结到：迄今为止，在东嘎、皮央等处石窟中尚未发现直接的文字纪年材料，因此仅能根据壁画风格、人物服饰等相关线索情况，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残存的石窟壁画年代可以大致上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石窟的年代或在公元11－12世纪左右，这当中包括东嘎石窟中的第1、2、3号窟、白东波村1号窟(原简报中称为“东嘎第二地点第l号窟”)和日土丁穹拉康石窟等在内，推测这一年代“有可能是这一地区石窟的上限”。我们也特别指出了遗址内存在着晚期石窟，其风格特征与早期石窟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年代应当晚在13－15世纪前后，下限不晚于16世纪，主要依据为：
其一，是壁画中出现了西藏佛教“后
宏期”各教派高僧、活佛世系传承，如皮央
第1区第351号窟内出现了噶当派高僧
画像，皮央第Ⅳ区第32号窟内出现萨迦
派系统的贡嘎宁布(萨迦五祖之首，
1092－1158年)、扎巴坚赞(萨迦五祖之
三，1147—1261年；编者按：此误，应
1147—1216年)、萨班·贡嘎坚赞(萨迦五
祖之四，1182—1251年)等人物。其二，是
壁画中人物的衣饰特点已发生明显变化，
已不见早期服饰中的三角形大翻领长袍，
而流行对襟式(有的带披肩)或小衣领长
袍。其三，早期壁画流行的丰富多样的晕
染画法，已为单线平涂画法所取代，设色
多以红、黄、绿等为主调。综合这些因素，
可认为晚期石窟的年代当不早于公元13
世纪，可大致定在公元13—15世纪前后，
由于目前在皮央、东嘎石窟中尚未发现相
当于古格晚期(15世纪以后)的宗喀巴(本
名罗桑扎巴，格鲁派创始人，1357－1419
年)画像或题名，所以，其下限可能晚不过
公元16世纪。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主张在皮央、东嘎石窟中可能存在着11－12世纪左右的早期壁画，但我们从来没有一概而论将这两个石窟群中所有的石窟壁画的年代都比定在这个时期，而是明确指出当中可能存在着晚期的遗存，由于在晚期的石窟壁画中出现了噶当派、萨迦派等世系传承画像，所以我们早就提出其年代下限可晚至15世纪前后。令人费解的是，这篇考古调查简报公开发表于1997年，《文物》这一学术期刊在日本学术界广为人知且易于查找，而则武海源的这部著作出版于2004年，时隔6年之久，则武海源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多次批评中国学者的观点，却又对中国学者的这一基本意见视而不见。这究竟是由于他的粗心所致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出三点意见与则武海源商榷。第一，他认为皮央1号窟(实际上应为东嘎2号窟)天井部所绘的文殊菩萨像年代很晚，用以表现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的本体，因而它是受到格鲁派影响的结果。对此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 东嘎2号窟天井部所绘手执宝剑的文殊菩萨，四周围有八佛顶，是“法界语自在曼荼罗”的主尊M，这类“法界语自在曼茶罗”曾在西藏西部以及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一带十分流行，与金刚界曼茶罗的构图方式极为接近，最初出现的年代是在11世纪以后。由于西藏西部与尼泊尔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类曼荼罗受到尼泊尔艺术的影响是可能的，但却没有迹象可以表明其与格鲁派始祖宗喀巴之间存在着联系，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一图像是受到格鲁派影响的结果。
第二，则武海源认为皮央、东嘎遗址群由于在文献记载中没有线索可寻，所以其始创年代不可能早到古格王国早期佛教寺院托林寺时期。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绝对。15世纪时期古格名僧阿旺扎巴著、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维达利(Roberto Vitali)利用大量文献材料加以注释的著作《古格普兰王国史》中，就涉及到一些有关皮央、东嘎的历史线索。据该书记载，在古格王国早期的意希沃时代，曾在西藏西部所谓“阿里三围”建有最早的8座佛寺。这8座寺院的名称当中既出现了著名的托林寺、科加寺、塔波寺、玛那寺等，还出现了“皮央寺”。书中记载皮央寺始建于公元996年，至11世纪初期又经过改建和扩建，而且明确提到当时负责主持皮央佛寺改、扩建工程的人名叫“德巴拉扎(Deba，radza)”。虽然这里提到的古格王国早期所建的寺院名称与《仁钦桑布传记》等藏文文献中所记载的情况不尽一致，但可以基本肯定皮央、东嘎一带在古格王国早期已经成为当时象泉河北岸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与象泉河南岸的托林寺、普兰境内的科加寺等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维达利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大约在12世纪中期左右，古格王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由于在王位继承权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使得“高贵完整的王国被分裂为两个相互敌视的国家”，而皮央、东嘎也曾一度成为与古格建立在札布让的都城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政治势力的中心。这种局面据推测可能一直持续到14世纪晚期，古格分裂王朝的王都一度又迁移至象泉河南岸距离札不让不远处的玛那。15世纪，古格名僧阿旺扎巴曾在皮央、东嘎驻锡。据《古格普兰王国史》记载，他曾经受到古格国王的封赐，作过东嘎寺的主持，在这里举行过规模甚大的宗教仪式，为寺庙制作过塑像。可见直到15世纪时皮央和东嘎仍然是古格王国时期的重要宗教圣地，具有重要的地位，但这两处佛教寺院始建的年代却要远远早于格鲁派兴起之后的15世纪，其中是否会保存有早于15世纪之前的佛教遗存，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都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第三，我们提出在皮央、东嘎石窟壁画中可能保存有年代早到11世纪左右的遗存并具体指出如东嘎第1－3号窟、皮央第79号窟、白东波村第1号窟等处石窟作为例证，是从壁画的题材、绘画风格、人物服饰以及和今天西藏阿里周边地区相毗邻的印占克什米尔境内的塔波(Tobo)、阿契(Alchi)等年代标志相对较为明确的佛教寺院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意见，是在对这一地区佛教遗存进行详细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之后提出的初步认识。近年来日本学者田中公明在实地考察了东嘎、皮央石窟遗址之后，也认为东嘎石窟第1－3号石窟的年代相对较早，提出“东嘎石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应以11世纪末为上限，以13世纪为下限”的研究意见。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可以继续进行讨论，也欢迎包括则武海源在内的中外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但是，则武海源无视中国学者早已提出过的研究意见，在他的书中使用了恰恰是晚期的石窟壁画来论证皮央、东嘎石窟的年代，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另外，他仅仅用了两天时间“走马观花”式地对皮央、东嘎两地进行了所谓“调查”，在对其中一些早期石窟显然有所遗漏(如其中十分重要的皮央第79号窟、白东波村第1号窟等)并对石窟所在地点混淆不清的情况下，便匆忙地“驳斥”中国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从工作态度和学风而论也未免有失严谨。
应当承认，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对皮央、东嘎这两处遗址群我们目前还只能根据从不同史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支零破碎的一些信息去寻找研究线索，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和可供解读这些考古材料的文献典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无论是中国学者、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同样面临着这些困难，在研究工作当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认识上的错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研究者，都应勇于随时承认错误、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前提，那就是必须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客观、公正地对待对方提出的论据与论点，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而绝不应当无视、曲解甚至歪曲对方观点，将不实之词强加给对方然后再加以所谓的“批驳”。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学术风气，素以资料基础扎实、考证严密精细而著称，在西藏佛教史与西藏佛教美术研究领域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学风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则武海源是一位年青的日本学者，我们希望他能够向他的前辈们学习，以踏实、严谨的态度来从事科学研究，才能真正使自己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长期以来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所限，科学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展较晚，许多重要的发现才刚刚露头，目前所获取的资料对于全面解读西藏西部的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都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国际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努力拓展研究视野，进一步发掘研究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和艰苦的工作，以取得富有成效的学术成果，从而推进西藏西部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研究的不断进步。
关键词：古格王国；佛教遗存；阿里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4；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3－0114－07
A Rediscuss of the Early Buddhist Sitesin the Guge Kingdom
——A Review on the book "Buddhist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A study of Buddhist Culture" by Kaigen Noritake
HUO Wei
Abstract: In Mnga'ris area of western Tibet, a part of the Guge Kingdom, there were a lot of Buddhistremainings, such as the site of Tsaparang, capital of Guge kingdom, the Cave of Phyingdhang and Dungkaretc. As to date of these remingings,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Some took it forgranted that the date for these Buddhist chapels c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15th century. Taking bothevidences of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going to prooving that these Buddhist remaings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period: the earlier period which was dates round the 11th to 13thcentury, and the late period which was dates the 15th to 16th century.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deny the theearlier period in existence.
Keywords: The Guge Kingdom;The Buddhist Remainings;Archaeology in Mnga'ris
古格王国是公元9世纪吐蕃王国灭亡之后，由吐蕃王国的后裔在西藏西部于公元1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性政权，1630年被其邻近的拉达克人所灭亡，前后长达近700年。关于古格王国的历史，国内外学术界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研究讨论，发表过不少著述。2004年，日本学者则武海源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这部新著的出版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这部新著中，作者利用一些汉、藏文的史籍和实地调查资料，对古格王国的佛教史和相关史迹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尤其是对古格王国境内的札不让、皮央、东嘎等佛教遗址的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观点和意见都值得讨论，以利于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繁荣学术研究。
一、则武海源新著概要及其主要观点
为了便于中国学者了解则武海源这部新著的基本情况，也便于我们在下文中集中讨论与本文相关的主要问题，有必要对全书各章内容先作一简要的介绍。
该著共分为11章，其第1章标题为松赞干布前后的萨满教与佛教，主要讨论了吐蕃王国建立时西藏的文化要素、西藏西部的象雄(阿里)地区起源的土著宗教——本教等问题。第2章标题为尼泊尔赤尊公主与佛教传人吐蕃，主要以尼泊尔(时称泥婆罗)赤尊公主为中心，对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与尼泊尔之间的相互关系、赤尊公主进藏与佛教的传人等问题作了介绍。第3章标题为文成公主与佛教传人吐蕃，主要讨论了唐文成公主与佛教传人吐蕃、汉文文献所见文成公主入藏的诸问题、文成公主入藏时间、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的比较等问题。第4章标题为阿里与周边地区的佛教关系，主要讨论了文献当中所记载的“东女国”、文成公主与唐僧赴印、吐蕃与于阗佛教、金城公主与于阗关系等问题。第5章标题为西部西藏阿里与佛教的关系，主要内容涉及到汉文史料所记载的西部西藏、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古格王国在阿里的建立、阿里的王统世系、阿底峡入藏、札不让的营建与古格都城、皮央·东嘎遗址与阿里的关系、皮央·东嘎石窟壁画的年代推定等问题。第6章标题为西部西藏佛教文化研究序说，当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西藏佛教图像学的研究与特征，其二是西藏佛教美术与印度、丝绸之路的影响问题。第7章标题为西部西藏阿里佛教美术的考察，主要内容有密教在阿里的流传、阿里佛教史迹的历史、特征等问题。第8章标题为阿里札达佛教寺院研究，主要内容为佛教美术调查及研究，分别对托林寺、古格都城遗址札不让内的红殿、白殿、曼茶罗殿、依祜洞、度母殿、大威德殿、皮央·东嘎遗址内的各石窟资料作了介绍。第9章标题为《于阗悬国记》翻译研究，作者将藏文译成日文。第10章标题为《黄琉璃镜史》翻译研究(书名号为笔者所加)，作者将藏文译成日文并讨论了书中关于阿里、芒域等地名的位置。第11章标题为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到青海省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藏传佛寺的现状与历史。书中还收录了由作者本人拍摄的彩色照片一百余张，另附有索引及英文目次等。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较，则武海源的这部著作具有两个新的特点，第一，他尽可能地收集了与西藏西部相关的汉、藏文资料加以利用，由于他本人能够阅读藏文材料，所以在藏文文献的使用上更为便利；第二，据他在书中介绍，他本人曾亲自前往西藏阿里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所以也能够注意较多地记录和利用考古实物资料。从全书的内容上看，其篇章安排并不尽合理，例如其中的第1－3章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对吐蕃王国历史及佛教传人史进行的一般性梳理，结论也主要承袭前人旧说，这3章作为西藏佛教兴起和发展的一种背景性介绍固然有其必要，但作者并未深入研讨这一时期吐蕃佛教在藏西流传的情况，所以在实质上与西藏西部佛教史并无直接的联系；再如，书中第9、10两章是对相关藏文文献的翻译整理，虽然对研究西藏西部佛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按照学术惯例将之作 为书中的附录来处理似乎更为妥当。最不可思议的是其第11章，作者将与本书研究主题并无关联的青海省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藏传佛教寺院放在书中介绍讨论，更是让人不得要领。
笔者认为，这部著作中真正与西藏西部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有关的内容是其第4－8章，这也是本文将要评论的重点。在这些章节中，作者多次对古格王国境内的都城札不让、皮央、东嘎等处佛教寺院和石窟的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己观点，主要认为：在古格王国境内现存的佛教考古遗址和遗迹都是15世纪以后的遗存；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认为当中可能存在11世纪左右的佛教文化遗存的意见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一基调成为这部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论点。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应当如何认识古格王国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笔者认为都有重新加以讨论的必要。
二、关于古格故城札不让的年代问题
在该书的第5章，则武海源专辟出一节讨论札不让的营造与古格故城的年代问题。他在文章的一开头便指出：
根据中国方面发表的意见，认为古格
古城的营造年代如前所述可以上溯到与
阿底峡入藏的同一时期，这个观点无论如
何都是错误的，所谓古格古城即札不让，
而札不让的寺院、僧院的建立年代都是在
15世纪以后。
为了证明他的意见，他接着引用藏文文献《黄琉璃镜史》的有关记载，将古格都城札不让内的佛教建筑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古格王khri rlam mka’I dbang phyug phun tshog sde时代，在古格札不让(rtsa hrang)修建了bre ldan僧院和blosstangs僧院等二寺；第二期，blo bzang tad stan使文殊法王之教义弘扬，由其妃don grub ma8修建了红庙，其后，由他们两人的孙子修建了白庙和大威德明王殿；第三期，由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5－1542)出资兴建阿里寺院，大约在这个时期古格都城札不让内兴建了曼茶罗殿与药师殿。在此节的结尾他再一次批评道：
欧美和中国学者所发表的意见认为
这些殿堂的营造年代都可以上溯到阿底
峡入藏时期，但在这部文献中却找不到这
样的记载，即使我们认为古格都城此前已
经建成，但城内的寺院、僧院最早也应当
是在15至16世纪建造的。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则武海源采用《黄琉璃镜史》这部藏文史书来研究古格王国的佛教史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因为这部著作是1698年由桑结嘉措所著，而桑结嘉措本人曾于1679年出任五世达赖的摄政，同年参与平定西藏西部、驱逐拉达克人的战争，在此期间访问过阿里三围的古格、拉达克等地，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对于阿里古格王国历史的记载具有更为详实、可靠的特点。以往我国学者在研究古格王国时虽然也采用了诸如《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青史》、《新红史》、《汉藏文书》(也称为《汉藏史集》)、《拉达克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古籍，但很少利用这部藏文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则武海源继山口瑞凤嘲、田中公明等日本学者之后再次利用这部藏文史书开展对于古格王国佛教史迹的研究，无疑也提示了中国学者应当对此书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则武海源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显然带有偏见。事实上，虽然则武海源多次以中国学者为目标提出反驳意见，但在他的这部著作所引述的论著当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一篇他所引用的中国学者论著是将古格王国都城札不让城内的佛教寺院与僧院的年代定在他所批评的“阿底峡入藏时期”(笔者按：按学术界一般理解，阿底峡入藏是在11世纪，故这一时期即可比定为n世纪)。他所采用的“古格古城”这种提法，也并不见诸于中国学者的论著当中，在正式的科学考古报告中，中国学者采用的是“古格故城”这样一个概念。虽然从表面上看“古”和“故”仅一字之差，这两个汉字各自在中文和日文中都具有同样的含义，不至于产生任何误解，但则武海源不称“古格故城”而改称“古格古城”，其用意十分明显，无非是要反复强调一点，中国学者将古格王国都城札不让的年代提得很早、称其为“古城”，从而引导学术界“走向了谬误”。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目前，中国学者出版的《古格故城》考古报告，代表着中国学者对于古格都城札不让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基本观点。《古格故城》出版于1991年，早于则武海源出版的这部专著13年之久。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学者出版的这部著作中，对于古格故城札不让现存各殿堂的年代所作的推断，并没有像则武海源所多次批评的那样将其提早到了所谓“阿底峡入藏时期”，而是非常客观谨慎的。由于在古格故城现存的各佛教殿堂壁画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纪年题记，中国考古学家们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主要是根据各殿堂内现存的壁画风格、高僧和译师像的题名等线索对其年代进行了推测，其结论不妨辑录如下：
从(壁画)风格来看，拉康嘎波(白
殿)、拉康玛波(红殿)两殿较为接近，年代
相对较早……在这两殿中，又以拉康嘎波
年代略早。杰吉拉康和金科拉康两殿壁画
应属中期作品，壁画布局规范单调，讲究
对称，略显呆板，但仍大量保留了早期壁
画的风格……最晚的应该是卓玛拉康的
壁画，与早、中期相比变化较大，早期丰富
多彩的造像背光到这时只剩下两种形制，
人物造型完全程式化，线条虽还流畅但风
格已有变化，新出现沥粉技法，已经比较
接近卫藏地区明清时期壁画，很可能间接
受到汉地影响。……古格壁画确切年代的
断定非常困难，西藏佛寺没有在壁画上题
书年款的习惯，古格亦同，所能拿来分析
的只有壁画中出现的年代不同的高僧、译
师的题名。……这样看来，古格现存早期
壁画只不过是格鲁派初传古格的15世纪
中叶的作品；中期壁画约于16世纪初、中
叶；晚期壁画应在16世纪中叶以后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学者早于则武海源至少13年前，就对古格故城札不让各佛教殿堂的年代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将这批佛教寺院的年代大体上比定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之间，与藏文文献《黄琉璃镜史》所记载的各殿堂建立年代也是基本上吻合的。则武海源批评中国学者将古格札不让殿堂的年代提早到了“阿底峡入藏时期”，并没有确实的根据。
这里，我们再附带讨论一个问题，究竟在古格故城札不让有没有可能保存下来年代更早的佛寺建筑遗址?如果我们弃置任何偏见，客观地对考古资料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是不能排除的。中国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经注意到古格故城Ⅳ区内一组编号为F48－60的建筑遗址，这组建筑物位于古格故城土山中部的东南坡地，是一组方形内院式的多室建筑遗迹，他认为这组建筑物：
系一后壁正中建一小型佛堂的方形
僧房形的寺院遗址。其布局渊源于印度， 比哈尔邦那烂陀寺僧房遗址最为典型。拉
萨大招寺中心佛殿第一、二两层与此亦极
为相似，只是四面僧房间数少、中庭欠宽
敞、无四面廊道诸项与之有别。因此，或可
视作印度僧房院和大招寺中心佛殿的简
化形式，此种方形僧房院类型的寺院，10
世纪以后即已罕见；且此遗址面积窄小，
僧房仅有十一二间，唯一的一座佛堂甚至
小于较大的僧房，凡此都可反映兴建此寺
院时，僧人既有限，礼佛者亦不多。综上情
况，似可推测其创始之年约在10－11世
纪即西藏上路弘法的初期”。
如果宿白先生的这一推测无误，那么在古格故城内就存在着10－11世纪左右的佛教僧院遗址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讲，作为一座迄今为止还保存着房屋445座、洞窟879孔之多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在没有对这些建筑物进行全面调查研究之前，谁也无法轻易断定所有的建筑物年代都只可能是在15世纪以后，而没有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遗存。
三、关于皮央·东嘎石窟的年代问题
皮央、东嘎石窟位于古格王国境内，早年意大利学者G·杜齐曾经对此作过调查。在他1935年的一份调查手记中，曾以十分简单的文字提到了在东嘎一带的山洞中保存有“曼荼罗”(Mandala)一类的壁画，同时还发表了两幅拍摄于东嘎洞窟内的壁画照片，但不知杜齐出于何种原因，除此之外，直到他去世之前，没有提供更多的有关此处遗址的资料。1992年6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对阿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的过程中，根据札达县当地干部、藏族群众所提供的线索，反复进行了勘察，终于发现了湮没多年的皮央及东嘎遗址，对遗址中绘有精美壁画的东嘎第1－3号石窟以及皮央第79、351等石窟作了初步的调查纪录并将有关情况在海内外公布，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则武海源声称，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对皮央、东嘎遗址进行了调查的日本学者”。他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1994年7月23日的一篇报导披露，他的这次“调查”大约是在1994年的5月末开始的，行程总计为期一个月，其中在皮央和东嘎的工作日仅为两天。通过这两天时间的“调查”工作，则武海源便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他在第5章的第6节“皮央·东嘎遗存与阿里的关系”中写道：
中国四川大学的研究者和中国方面
的学者认为，这一石窟群(按：指皮央·东
嘎石窟群)是在11世纪至13世纪左右营
建的，与前述相邻近的古格古城的建造年
代同时。关于皮央·东嘎遗址群，无论何种
理由都无法将其年代上溯到这么早的时
期，如果认为从古格古城的寺院、僧院均
系阿底峡入藏时期这一点来推论皮央·东
嘎两遗址群的营造年代为11至13世纪，
这无论如何也是没有依据的。如果真是与
古格、托林寺同时期建造的，那么肯定应
当在文献当中留下来线索。
则武海源在第5章的第7节“皮央·东嘎壁画的年代推定”中，列举出两个断代的证据。第一，他认为，在皮央1号窟的天井绘有文殊菩萨的真言，而文殊菩萨真言在格鲁派当中十分流行，用以表现其始祖宗喀巴大师的本体，所以由此可见此处石窟壁画受到格鲁派的强烈影响，单从这一点而论，壁画的年代也应当是在15世纪以后；第二，在皮央石窟的壁画中出现了萨迦派创始者的系列画像和格鲁派的僧人画像，由此他总结道：
本论作为试论认为，(这两处石窟群)
有可能是在15世纪以后营建的，通过对
此处石窟群的佛教文物的调查，中国方面
认为其年代可以上溯到13世纪的认识无
论如何也是难以成立的。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纠正则武海源的一个明显的错误，天井绘有文殊菩萨的石窟是东嘎2号窟而不是皮央1号窟，则武海源搞错了地点。其次，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中国学者对皮央、东嘎石窟这两处石窟遗址群当中现存有壁画的几座石窟年代的看法。有关这两处石窟的正式考古调查简报，发表于《文物》1997年第9期，简报在结语中总结到：迄今为止，在东嘎、皮央等处石窟中尚未发现直接的文字纪年材料，因此仅能根据壁画风格、人物服饰等相关线索情况，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残存的石窟壁画年代可以大致上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石窟的年代或在公元11－12世纪左右，这当中包括东嘎石窟中的第1、2、3号窟、白东波村1号窟(原简报中称为“东嘎第二地点第l号窟”)和日土丁穹拉康石窟等在内，推测这一年代“有可能是这一地区石窟的上限”。我们也特别指出了遗址内存在着晚期石窟，其风格特征与早期石窟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年代应当晚在13－15世纪前后，下限不晚于16世纪，主要依据为：
其一，是壁画中出现了西藏佛教“后
宏期”各教派高僧、活佛世系传承，如皮央
第1区第351号窟内出现了噶当派高僧
画像，皮央第Ⅳ区第32号窟内出现萨迦
派系统的贡嘎宁布(萨迦五祖之首，
1092－1158年)、扎巴坚赞(萨迦五祖之
三，1147—1261年；编者按：此误，应
1147—1216年)、萨班·贡嘎坚赞(萨迦五
祖之四，1182—1251年)等人物。其二，是
壁画中人物的衣饰特点已发生明显变化，
已不见早期服饰中的三角形大翻领长袍，
而流行对襟式(有的带披肩)或小衣领长
袍。其三，早期壁画流行的丰富多样的晕
染画法，已为单线平涂画法所取代，设色
多以红、黄、绿等为主调。综合这些因素，
可认为晚期石窟的年代当不早于公元13
世纪，可大致定在公元13—15世纪前后，
由于目前在皮央、东嘎石窟中尚未发现相
当于古格晚期(15世纪以后)的宗喀巴(本
名罗桑扎巴，格鲁派创始人，1357－1419
年)画像或题名，所以，其下限可能晚不过
公元16世纪。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主张在皮央、东嘎石窟中可能存在着11－12世纪左右的早期壁画，但我们从来没有一概而论将这两个石窟群中所有的石窟壁画的年代都比定在这个时期，而是明确指出当中可能存在着晚期的遗存，由于在晚期的石窟壁画中出现了噶当派、萨迦派等世系传承画像，所以我们早就提出其年代下限可晚至15世纪前后。令人费解的是，这篇考古调查简报公开发表于1997年，《文物》这一学术期刊在日本学术界广为人知且易于查找，而则武海源的这部著作出版于2004年，时隔6年之久，则武海源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多次批评中国学者的观点，却又对中国学者的这一基本意见视而不见。这究竟是由于他的粗心所致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出三点意见与则武海源商榷。第一，他认为皮央1号窟(实际上应为东嘎2号窟)天井部所绘的文殊菩萨像年代很晚，用以表现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的本体，因而它是受到格鲁派影响的结果。对此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 东嘎2号窟天井部所绘手执宝剑的文殊菩萨，四周围有八佛顶，是“法界语自在曼荼罗”的主尊M，这类“法界语自在曼茶罗”曾在西藏西部以及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一带十分流行，与金刚界曼茶罗的构图方式极为接近，最初出现的年代是在11世纪以后。由于西藏西部与尼泊尔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类曼荼罗受到尼泊尔艺术的影响是可能的，但却没有迹象可以表明其与格鲁派始祖宗喀巴之间存在着联系，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一图像是受到格鲁派影响的结果。
第二，则武海源认为皮央、东嘎遗址群由于在文献记载中没有线索可寻，所以其始创年代不可能早到古格王国早期佛教寺院托林寺时期。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绝对。15世纪时期古格名僧阿旺扎巴著、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维达利(Roberto Vitali)利用大量文献材料加以注释的著作《古格普兰王国史》中，就涉及到一些有关皮央、东嘎的历史线索。据该书记载，在古格王国早期的意希沃时代，曾在西藏西部所谓“阿里三围”建有最早的8座佛寺。这8座寺院的名称当中既出现了著名的托林寺、科加寺、塔波寺、玛那寺等，还出现了“皮央寺”。书中记载皮央寺始建于公元996年，至11世纪初期又经过改建和扩建，而且明确提到当时负责主持皮央佛寺改、扩建工程的人名叫“德巴拉扎(Deba，radza)”。虽然这里提到的古格王国早期所建的寺院名称与《仁钦桑布传记》等藏文文献中所记载的情况不尽一致，但可以基本肯定皮央、东嘎一带在古格王国早期已经成为当时象泉河北岸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与象泉河南岸的托林寺、普兰境内的科加寺等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维达利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大约在12世纪中期左右，古格王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由于在王位继承权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使得“高贵完整的王国被分裂为两个相互敌视的国家”，而皮央、东嘎也曾一度成为与古格建立在札布让的都城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政治势力的中心。这种局面据推测可能一直持续到14世纪晚期，古格分裂王朝的王都一度又迁移至象泉河南岸距离札不让不远处的玛那。15世纪，古格名僧阿旺扎巴曾在皮央、东嘎驻锡。据《古格普兰王国史》记载，他曾经受到古格国王的封赐，作过东嘎寺的主持，在这里举行过规模甚大的宗教仪式，为寺庙制作过塑像。可见直到15世纪时皮央和东嘎仍然是古格王国时期的重要宗教圣地，具有重要的地位，但这两处佛教寺院始建的年代却要远远早于格鲁派兴起之后的15世纪，其中是否会保存有早于15世纪之前的佛教遗存，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都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第三，我们提出在皮央、东嘎石窟壁画中可能保存有年代早到11世纪左右的遗存并具体指出如东嘎第1－3号窟、皮央第79号窟、白东波村第1号窟等处石窟作为例证，是从壁画的题材、绘画风格、人物服饰以及和今天西藏阿里周边地区相毗邻的印占克什米尔境内的塔波(Tobo)、阿契(Alchi)等年代标志相对较为明确的佛教寺院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意见，是在对这一地区佛教遗存进行详细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之后提出的初步认识。近年来日本学者田中公明在实地考察了东嘎、皮央石窟遗址之后，也认为东嘎石窟第1－3号石窟的年代相对较早，提出“东嘎石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应以11世纪末为上限，以13世纪为下限”的研究意见。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可以继续进行讨论，也欢迎包括则武海源在内的中外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但是，则武海源无视中国学者早已提出过的研究意见，在他的书中使用了恰恰是晚期的石窟壁画来论证皮央、东嘎石窟的年代，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另外，他仅仅用了两天时间“走马观花”式地对皮央、东嘎两地进行了所谓“调查”，在对其中一些早期石窟显然有所遗漏(如其中十分重要的皮央第79号窟、白东波村第1号窟等)并对石窟所在地点混淆不清的情况下，便匆忙地“驳斥”中国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从工作态度和学风而论也未免有失严谨。
应当承认，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对皮央、东嘎这两处遗址群我们目前还只能根据从不同史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支零破碎的一些信息去寻找研究线索，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和可供解读这些考古材料的文献典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无论是中国学者、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同样面临着这些困难，在研究工作当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认识上的错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研究者，都应勇于随时承认错误、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前提，那就是必须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客观、公正地对待对方提出的论据与论点，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而绝不应当无视、曲解甚至歪曲对方观点，将不实之词强加给对方然后再加以所谓的“批驳”。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学术风气，素以资料基础扎实、考证严密精细而著称，在西藏佛教史与西藏佛教美术研究领域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学风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则武海源是一位年青的日本学者，我们希望他能够向他的前辈们学习，以踏实、严谨的态度来从事科学研究，才能真正使自己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长期以来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所限，科学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展较晚，许多重要的发现才刚刚露头，目前所获取的资料对于全面解读西藏西部的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都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国际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努力拓展研究视野，进一步发掘研究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和艰苦的工作，以取得富有成效的学术成果，从而推进西藏西部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研究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