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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人们可以通过《诗经》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色考俗尚之美恶，观政治之得失，于为人为事做有效的扬弃取舍，则其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不言而喻。《邶风》《鄘风》《卫风》三风中体现的“卫多君子”展现了卫地域文化的突出特色，卫地诸君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态度和方法上起到了很好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引领作用。
关键词：《诗经》；地域文化；卫多君子；价值
《诗经》国风分属十五，各以诸侯国名或地域名为称，这本身就是《诗经》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信息。无国不有其美，无国不有其劣，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确实可以通过《诗经》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色考俗尚之美恶，观政治之得失，继承和传递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于为人为事做有效的扬弃取舍，则《诗经》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诗经》中的《邶风》《鄘风》《卫风》三风产生在河淇流域，真实而艺术地展示了卫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卫地所处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卫地又是殷商王畿故地，殷余民中的贤哲也多居于此，则拥有殷商文化的精华无可置疑，这一点是卫地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开国之初卫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比其他非殷商王畿之地的诸侯国要先进发达。钱穆先生认为同为姬姓的鲁、卫两国代表了春秋宗法封建国家文化的最高水平，这两个国家在春秋史上主要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梁启超先生充分认可鲁、卫同为春秋时期文化的中坚，乃中国文明最渊浩之源泉。
卫国是西周春秋时期著名的君子之邦，史载吴公子季札适卫，言及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感慨“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能够令国家“未有患也”的君子应该符合多重评判标准，既要有很高的个人道德修养，又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是德、才兼备之人。论及《诗经》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我们就从《邶风》《鄘风》《卫风》三风中体现的“卫多君子”这一地域文化特色说起。
卫康叔、卫武公之令名已广为世人所知，后世一直盛赞康叔之风，肯定康叔在卫地发展治理中积极有效的首创之功，卫国多君子可看作是康叔之风的内容之一。康叔封跟随周武王姬发伐纣，并参与了诸多重要活动，在平定三监叛乱、征服东夷民族等一系列活动中，卫康叔出众的军事才能充分展现。周公按照“亲亲、尊尊”的分封原则，把殷商王畿故地分给了其东征的坚决支持者和平定武庚、三监叛乱的主力康叔。封康叔于卫是周王室一件重要政治决策，应该是经过周密考虑和慎重选择做出的决定，《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等就是为康叔就任新的封地而发布的一系列诰文。在诸多同母弟中，周公甚是赏识和信任康叔，康叔领卫地，位高任重，加之齿少，成王和周公就其治理封国之道谆谆以嘱，对其统辖卫地给予多方告诫，提醒他以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鉴。周公考虑到生活在王畿故地的殷商余民不乏贤明之士，故以招贤申告康叔。康叔谨遵周公之命，其推尊贤人、君子、长者政策的实施是卫地多君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卫康叔没有辜负周公、成王之望，其封地国泰民安，康叔还担任周王朝廷的重要职务——司寇。卫康叔治国有成，甚得成王激赏，以其才能卓越、功绩显赫被后世尊称为“烈祖”，其休声美誉为后世所传，这事实上就是《史记》所载的“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襃有德也”。
卫武公是卫国诸多君子的又一典范，《卫风·淇奥》从服饰、气度、言语、修德等方面盛赞其君子之风，诗人之意甚明，《韩诗外传》细析此意：服饰鲜洁、容貌端好，则可以悦目；应对合宜、言语和顺，则可以悦耳；明好恶、知去就，则可以悦心。卫武公诸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得体适中皆能令民目悦、耳悦、心悦。卫武公是卫康叔九世孙，又称共伯或共伯和，是卫国第二位受王室褒奖的享有盛名的诸侯国君，于西周与东周之交时为周王室作出过重要贡献，对西周王朝后期的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卫风·淇奥》毛《序》、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载吴公子季札观乐时的赞语、《国语·楚语上》载楚左史倚相赞语，西周之末诸侯贤者莫如卫武公。卫武公在位期间是卫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其在位之时修身自强，表现出卓越的文治武功，成为卫国历史上得以与卫康叔相提并论的国君。后世对卫武公赞誉颇多，《国语·楚语上》楚左史倚相以“睿圣”赞扬卫武公，描述的完全是一位贤君明主的作风。朱熹高誉卫武公，认为卫国诸君中没有可以跟卫武公相提并论者。
卫武公有治理邦国之能，有辅助周王之功，此外其个人修养也为人所称道。《卫风·淇奥》中描述的卫武公是服饰华美、气宇轩昂、文章著见、心胸开阔、为学不已、修德不止，实在是宽和自如，乐易有节。他在位五十五年，善纳众谏，时时自戒，与臣下共勉。可见武公于修德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终成就“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之质。作为国君来说，其难得之处就在于能听他人规谏，善于知错悔过，以礼仪自我防范。卫武公正是以其出众的文韬武略、文治武功令人“终不可谖兮”。“卫多君子，淇有绿竹”，因《卫风·淇奥》以绿竹起兴，赞美卫武公高风盛德的君子风范，以至于绿竹成为了君子品格的最佳象征物之一。
卫文公是卫国继康叔、武公之后鲜见的明君，其为后世所称道的是复邦启土之功和兴国安民之能，虽受命于卫国最艰难的时期，却能使卫国“灭而复兴，徙而能富”。卫文公是卫宣公庶子公子顽（昭伯）与宣姜之子，初因避卫国混乱，适齐而居。卫懿公九年（前660年），狄人侵卫，杀懿公灭卫国，卫人所剩无几，在宋桓公帮助下，卫国遗民七百三十人以及卫附属地共、滕的五千人乘夜渡河，暂居曹地。于卫懿公之后继位的是公子顽与宣姜之子、卫文公之兄卫戴公申，这一任君主在位时间甚短。文公即位时，卫尚处在覆亡渡河后的仓皇狼狈状态中。卫文公复国，从减轻百姓负担，稳定民心着手，轻赋税，明罪罚，亲历劳苦，与百姓苦乐相共，赢取了民心。借助卫文公合理有效的治国之道，卫国的诸方面发展很快有了起色，卫文公令数乱以至覆亡的卫国得以复兴，他提倡节俭，注重农、工、商全面发展，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扶持教育，尊重人才，“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鄘风·定之方中》描述了其“徙而能富”之事，诗叙文公于新迁之地相阴阳之和，审土地之宜，观草木之饶，然后营室立城，布置农桑，驯养牲畜。 《鄘风·定之方中》罗列了卫文公于新迁居处所植树木“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卫文公所植诸木皆制作琴瑟的佳材，琴瑟之音，高低适中，大声不哗，小声不湮，能令人感发心志，守正思义，使人精洁于心，淳一于行。卫文公选择种植适合制作琴瑟的佳材——榛、栗、椅、桐、梓、漆，其实“爰伐琴瑟”只是这些嘉木的诸多用途之一，此外，榛栗可为女贽，可备笾实，梓漆可供器用……当然这诸多用途需数年之后方显，宋李樗、黄櫄《毛诗集解》以樊仲植木的例子言及由卫文公植木表现出的长谋远识，其意大致若此：后汉人樊仲当初种植桐、梓等树木之举不为人所解，且为人所嗤笑，然而樊仲此举的效用十年之后尽显，人们皆晓桐、梓的用途，曾嗤笑樊仲植树者亦来求借。卫文公遍植佳木的治国之举与樊仲种植桐、梓的治家之举是同样的道理，皆望功于数年之后，而非求近功于目前。
卫文公曾有让贤之举，让贤以诚，其行为的指向就是卫国的发达兴盛。《鄘风·定之方中》强调文公“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秉持诚实之心，虑以深远，则无所为而不能成。贤人常有，而用贤之君不常有，卫文公就是一位不常有的用贤之君，《鄘风·干旄》即记其“授方任能”。卫懿公以后卫国又曾遭受狄人的数次入侵，文献记载前648年、前642年、前639年、前629年、前614年等都发生过“狄侵卫”“狄人伐卫”事件。前629年卫成公在位时，卫被狄人侵伐后又一次被迫迁都，徙至帝丘，卫国在经历卫懿公之后狄人的数次侵伐后，未见有如卫文公这样的建邦设都、励精图治、安民定国，能令卫国“灭而复兴，徙而能富”的为后世所称道的国君。宋王质《诗总闻》赞文公为有才有志之君，其举实在是非同凡响，“秉心如此，治国如此，人初以卫文覆亡之余，不无相轻之心，至是始知非凡也。”
卫国大夫石碏堪称君子。石碏于卫庄公时任大夫，见庄公宠嬖妾之子州吁，任其好武而不加约束，为国家社稷考虑，他力谏庄公，认为对子女真正的爱护是教之以义方，力戒放纵其邪恶。石碏指出卫庄公在教子方面的失误，并通过顺逆对比予以劝谏，惜庄公昏昧，没有接纳石碏的一番忠言，一味宠任州吁。前719年，州吁之“安忍”毕现，袭杀其兄卫桓公，自立为卫君。时石碏之子石厚跟随州吁，与之相从沆瀣，石碏对儿子这一举动的利害看得非常明白，屡相劝止，无奈石厚不听。州吁一时不得安民治国之道，石厚就此相询其父。石碏以此事为契机，缜密谋划除州吁之策。石碏为州吁出计，认为州吁安邦定民之关键在于能够去觐见周天子，而就当时形势而言，卫、陈是婚姻之国，方相敦睦，时陈桓公甚得周桓王之宠，州吁觐见周王可行的途径就是争取得陈国之助。州吁依石碏之计而行，与石厚朝陈。与此同时，石碏遣使臣前往陈国实告己意，即石碏献此计，意在于陈国的帮助下铲除州吁和石厚这两个昏君逆臣。因州吁所弑卫桓公乃陈女戴妫之子，陈未尝没有除州吁之意，于是陈欣然响应石碏之请，待州吁和石厚至，执拿两人交由卫国处置，当年九月，卫分别派右宰丑涖于濮杀了州吁、派獳羊肩于陈杀了石厚。石碏谏庄公、除州吁、杀亲子，其赤子之心、君子之为堪当《左传》所赋予的“纯臣”之高誉。
孔子也特别认同吴公子季札的“卫多君子”之说，并对卫国的君子们赞不绝口，他赞孔文子天资聪慧，有学习的主动性，更难得的是不以向不如己者请教为耻；美宁武子处事有道，若国有道，则其智谋显，若国无道，则其韬略晦，这份显晦之智实非常人所及；颂公子荆有知足之美德，善居家度日，稍有家产则意足够了，稍增家产则意完备了，再至富有，则意完美矣；嘉史鱼秉直不屈，不论国有道无道，皆如箭矢一般刚直；誉遽伯玉有君子之智，视国之有道无道而定其所为，政治清明则出而为官，国家昏暗则去官归隐。
孔子于公元前498年去鲁周游列国，至公元前484年回到鲁国，前后长达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间先后五次入卫，在卫国停留的时间最多，有近十年之久，而他游历所及的其他国家，除入陈两次，在陈停留接近四年之外，曹、宋、郑、蔡、楚等国家，孔子皆去过一次，且都没有做长时间的逗留。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多次入住并久居卫国，“卫多君子”是吸引孔子前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卫多君子，元朱公迁将卫地诗歌所及诸君子作了总结：《淇奥》言武公，《定之方中》言文公，《凯风》言孝子，《北门》言忠臣，《北风》言智者，《干旄》言贤大夫，《简兮》言贤伶官，《考槃》言隐君子，《乘舟》言争死者；此外，尚有庄姜，共姜，许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等六位贤妇人，六位贤妇人以外还有若《燕燕》之能淑慎、《伯兮》之守专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风》被弃而有同死之德音，卫地君子之多，不一而足。
卫国被誉为“国多君子”，国中诸多君子的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有德之人。这也表明了周人对殷商尊神敬鬼天命观的反思，他们不再是“率民以事神”，而是“敬鬼神而远之”。尊神敬鬼不是治国安民的唯一条件，在周人看来，以德治民、敬德保民更加重要，这是思想领域内从重神事转向重人事，从神治走向德治的变化，这份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明显进步为后世的安邦治国者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育引导和启示。
作为一部史料记载非常丰富的诗歌总集，《诗经》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后世观之，则同样体现出了读史明志、读诗明志的双重教育功效，以古为鉴，古之君子甚众，卫地君子尤多，卫地诸君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态度和方法上为后人起到了很好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引领作用。当前精神家园的缺失是毋庸讳言的一个社会问题，这份缺失源于君子之为的弱化，源于我们与正能量的疏离，我们实在太有理由从卫国诸君子处汲取人生征途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健康的精神力量，进而改善现在的这种弱化和疏离的现状，去找回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0.
[2]梁启超.春秋载记[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490.
[3][4][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58，2108，1595.
[5]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
[6]三国吴.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51.
[7]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
[9]春秋左传正义[M].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789.
[10]宋.李樗，宋.黄櫄.毛诗李黄集解[M].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07）.
[11]分别见于僖公十二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左传》、文公十三年《春秋》.
[12]宋.王质.诗总闻[M].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47）.
[13][14][15][16]论语注疏[M].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474，2475，2507，2517.
[17]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M].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03）.
关键词：《诗经》；地域文化；卫多君子；价值
《诗经》国风分属十五，各以诸侯国名或地域名为称，这本身就是《诗经》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信息。无国不有其美，无国不有其劣，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确实可以通过《诗经》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色考俗尚之美恶，观政治之得失，继承和传递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于为人为事做有效的扬弃取舍，则《诗经》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诗经》中的《邶风》《鄘风》《卫风》三风产生在河淇流域，真实而艺术地展示了卫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卫地所处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卫地又是殷商王畿故地，殷余民中的贤哲也多居于此，则拥有殷商文化的精华无可置疑，这一点是卫地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开国之初卫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比其他非殷商王畿之地的诸侯国要先进发达。钱穆先生认为同为姬姓的鲁、卫两国代表了春秋宗法封建国家文化的最高水平，这两个国家在春秋史上主要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梁启超先生充分认可鲁、卫同为春秋时期文化的中坚，乃中国文明最渊浩之源泉。
卫国是西周春秋时期著名的君子之邦，史载吴公子季札适卫，言及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感慨“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能够令国家“未有患也”的君子应该符合多重评判标准，既要有很高的个人道德修养，又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是德、才兼备之人。论及《诗经》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我们就从《邶风》《鄘风》《卫风》三风中体现的“卫多君子”这一地域文化特色说起。
卫康叔、卫武公之令名已广为世人所知，后世一直盛赞康叔之风，肯定康叔在卫地发展治理中积极有效的首创之功，卫国多君子可看作是康叔之风的内容之一。康叔封跟随周武王姬发伐纣，并参与了诸多重要活动，在平定三监叛乱、征服东夷民族等一系列活动中，卫康叔出众的军事才能充分展现。周公按照“亲亲、尊尊”的分封原则，把殷商王畿故地分给了其东征的坚决支持者和平定武庚、三监叛乱的主力康叔。封康叔于卫是周王室一件重要政治决策，应该是经过周密考虑和慎重选择做出的决定，《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等就是为康叔就任新的封地而发布的一系列诰文。在诸多同母弟中，周公甚是赏识和信任康叔，康叔领卫地，位高任重，加之齿少，成王和周公就其治理封国之道谆谆以嘱，对其统辖卫地给予多方告诫，提醒他以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鉴。周公考虑到生活在王畿故地的殷商余民不乏贤明之士，故以招贤申告康叔。康叔谨遵周公之命，其推尊贤人、君子、长者政策的实施是卫地多君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卫康叔没有辜负周公、成王之望，其封地国泰民安，康叔还担任周王朝廷的重要职务——司寇。卫康叔治国有成，甚得成王激赏，以其才能卓越、功绩显赫被后世尊称为“烈祖”，其休声美誉为后世所传，这事实上就是《史记》所载的“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襃有德也”。
卫武公是卫国诸多君子的又一典范，《卫风·淇奥》从服饰、气度、言语、修德等方面盛赞其君子之风，诗人之意甚明，《韩诗外传》细析此意：服饰鲜洁、容貌端好，则可以悦目；应对合宜、言语和顺，则可以悦耳；明好恶、知去就，则可以悦心。卫武公诸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得体适中皆能令民目悦、耳悦、心悦。卫武公是卫康叔九世孙，又称共伯或共伯和，是卫国第二位受王室褒奖的享有盛名的诸侯国君，于西周与东周之交时为周王室作出过重要贡献，对西周王朝后期的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卫风·淇奥》毛《序》、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载吴公子季札观乐时的赞语、《国语·楚语上》载楚左史倚相赞语，西周之末诸侯贤者莫如卫武公。卫武公在位期间是卫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其在位之时修身自强，表现出卓越的文治武功，成为卫国历史上得以与卫康叔相提并论的国君。后世对卫武公赞誉颇多，《国语·楚语上》楚左史倚相以“睿圣”赞扬卫武公，描述的完全是一位贤君明主的作风。朱熹高誉卫武公，认为卫国诸君中没有可以跟卫武公相提并论者。
卫武公有治理邦国之能，有辅助周王之功，此外其个人修养也为人所称道。《卫风·淇奥》中描述的卫武公是服饰华美、气宇轩昂、文章著见、心胸开阔、为学不已、修德不止，实在是宽和自如，乐易有节。他在位五十五年，善纳众谏，时时自戒，与臣下共勉。可见武公于修德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终成就“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之质。作为国君来说，其难得之处就在于能听他人规谏，善于知错悔过，以礼仪自我防范。卫武公正是以其出众的文韬武略、文治武功令人“终不可谖兮”。“卫多君子，淇有绿竹”，因《卫风·淇奥》以绿竹起兴，赞美卫武公高风盛德的君子风范，以至于绿竹成为了君子品格的最佳象征物之一。
卫文公是卫国继康叔、武公之后鲜见的明君，其为后世所称道的是复邦启土之功和兴国安民之能，虽受命于卫国最艰难的时期，却能使卫国“灭而复兴，徙而能富”。卫文公是卫宣公庶子公子顽（昭伯）与宣姜之子，初因避卫国混乱，适齐而居。卫懿公九年（前660年），狄人侵卫，杀懿公灭卫国，卫人所剩无几，在宋桓公帮助下，卫国遗民七百三十人以及卫附属地共、滕的五千人乘夜渡河，暂居曹地。于卫懿公之后继位的是公子顽与宣姜之子、卫文公之兄卫戴公申，这一任君主在位时间甚短。文公即位时，卫尚处在覆亡渡河后的仓皇狼狈状态中。卫文公复国，从减轻百姓负担，稳定民心着手，轻赋税，明罪罚，亲历劳苦，与百姓苦乐相共，赢取了民心。借助卫文公合理有效的治国之道，卫国的诸方面发展很快有了起色，卫文公令数乱以至覆亡的卫国得以复兴，他提倡节俭，注重农、工、商全面发展，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扶持教育，尊重人才，“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鄘风·定之方中》描述了其“徙而能富”之事，诗叙文公于新迁之地相阴阳之和，审土地之宜，观草木之饶，然后营室立城，布置农桑，驯养牲畜。 《鄘风·定之方中》罗列了卫文公于新迁居处所植树木“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卫文公所植诸木皆制作琴瑟的佳材，琴瑟之音，高低适中，大声不哗，小声不湮，能令人感发心志，守正思义，使人精洁于心，淳一于行。卫文公选择种植适合制作琴瑟的佳材——榛、栗、椅、桐、梓、漆，其实“爰伐琴瑟”只是这些嘉木的诸多用途之一，此外，榛栗可为女贽，可备笾实，梓漆可供器用……当然这诸多用途需数年之后方显，宋李樗、黄櫄《毛诗集解》以樊仲植木的例子言及由卫文公植木表现出的长谋远识，其意大致若此：后汉人樊仲当初种植桐、梓等树木之举不为人所解，且为人所嗤笑，然而樊仲此举的效用十年之后尽显，人们皆晓桐、梓的用途，曾嗤笑樊仲植树者亦来求借。卫文公遍植佳木的治国之举与樊仲种植桐、梓的治家之举是同样的道理，皆望功于数年之后，而非求近功于目前。
卫文公曾有让贤之举，让贤以诚，其行为的指向就是卫国的发达兴盛。《鄘风·定之方中》强调文公“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秉持诚实之心，虑以深远，则无所为而不能成。贤人常有，而用贤之君不常有，卫文公就是一位不常有的用贤之君，《鄘风·干旄》即记其“授方任能”。卫懿公以后卫国又曾遭受狄人的数次入侵，文献记载前648年、前642年、前639年、前629年、前614年等都发生过“狄侵卫”“狄人伐卫”事件。前629年卫成公在位时，卫被狄人侵伐后又一次被迫迁都，徙至帝丘，卫国在经历卫懿公之后狄人的数次侵伐后，未见有如卫文公这样的建邦设都、励精图治、安民定国，能令卫国“灭而复兴，徙而能富”的为后世所称道的国君。宋王质《诗总闻》赞文公为有才有志之君，其举实在是非同凡响，“秉心如此，治国如此，人初以卫文覆亡之余，不无相轻之心，至是始知非凡也。”
卫国大夫石碏堪称君子。石碏于卫庄公时任大夫，见庄公宠嬖妾之子州吁，任其好武而不加约束，为国家社稷考虑，他力谏庄公，认为对子女真正的爱护是教之以义方，力戒放纵其邪恶。石碏指出卫庄公在教子方面的失误，并通过顺逆对比予以劝谏，惜庄公昏昧，没有接纳石碏的一番忠言，一味宠任州吁。前719年，州吁之“安忍”毕现，袭杀其兄卫桓公，自立为卫君。时石碏之子石厚跟随州吁，与之相从沆瀣，石碏对儿子这一举动的利害看得非常明白，屡相劝止，无奈石厚不听。州吁一时不得安民治国之道，石厚就此相询其父。石碏以此事为契机，缜密谋划除州吁之策。石碏为州吁出计，认为州吁安邦定民之关键在于能够去觐见周天子，而就当时形势而言，卫、陈是婚姻之国，方相敦睦，时陈桓公甚得周桓王之宠，州吁觐见周王可行的途径就是争取得陈国之助。州吁依石碏之计而行，与石厚朝陈。与此同时，石碏遣使臣前往陈国实告己意，即石碏献此计，意在于陈国的帮助下铲除州吁和石厚这两个昏君逆臣。因州吁所弑卫桓公乃陈女戴妫之子，陈未尝没有除州吁之意，于是陈欣然响应石碏之请，待州吁和石厚至，执拿两人交由卫国处置，当年九月，卫分别派右宰丑涖于濮杀了州吁、派獳羊肩于陈杀了石厚。石碏谏庄公、除州吁、杀亲子，其赤子之心、君子之为堪当《左传》所赋予的“纯臣”之高誉。
孔子也特别认同吴公子季札的“卫多君子”之说，并对卫国的君子们赞不绝口，他赞孔文子天资聪慧，有学习的主动性，更难得的是不以向不如己者请教为耻；美宁武子处事有道，若国有道，则其智谋显，若国无道，则其韬略晦，这份显晦之智实非常人所及；颂公子荆有知足之美德，善居家度日，稍有家产则意足够了，稍增家产则意完备了，再至富有，则意完美矣；嘉史鱼秉直不屈，不论国有道无道，皆如箭矢一般刚直；誉遽伯玉有君子之智，视国之有道无道而定其所为，政治清明则出而为官，国家昏暗则去官归隐。
孔子于公元前498年去鲁周游列国，至公元前484年回到鲁国，前后长达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间先后五次入卫，在卫国停留的时间最多，有近十年之久，而他游历所及的其他国家，除入陈两次，在陈停留接近四年之外，曹、宋、郑、蔡、楚等国家，孔子皆去过一次，且都没有做长时间的逗留。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多次入住并久居卫国，“卫多君子”是吸引孔子前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卫多君子，元朱公迁将卫地诗歌所及诸君子作了总结：《淇奥》言武公，《定之方中》言文公，《凯风》言孝子，《北门》言忠臣，《北风》言智者，《干旄》言贤大夫，《简兮》言贤伶官，《考槃》言隐君子，《乘舟》言争死者；此外，尚有庄姜，共姜，许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等六位贤妇人，六位贤妇人以外还有若《燕燕》之能淑慎、《伯兮》之守专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风》被弃而有同死之德音，卫地君子之多，不一而足。
卫国被誉为“国多君子”，国中诸多君子的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有德之人。这也表明了周人对殷商尊神敬鬼天命观的反思，他们不再是“率民以事神”，而是“敬鬼神而远之”。尊神敬鬼不是治国安民的唯一条件，在周人看来，以德治民、敬德保民更加重要，这是思想领域内从重神事转向重人事，从神治走向德治的变化，这份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明显进步为后世的安邦治国者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育引导和启示。
作为一部史料记载非常丰富的诗歌总集，《诗经》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后世观之，则同样体现出了读史明志、读诗明志的双重教育功效，以古为鉴，古之君子甚众，卫地君子尤多，卫地诸君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态度和方法上为后人起到了很好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引领作用。当前精神家园的缺失是毋庸讳言的一个社会问题，这份缺失源于君子之为的弱化，源于我们与正能量的疏离，我们实在太有理由从卫国诸君子处汲取人生征途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健康的精神力量，进而改善现在的这种弱化和疏离的现状，去找回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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