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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是会让人耽溺的，它们有强大的感染力，一股与己同在的真实感，带你到那个现场。在吴念真最新著作《这些人，那些事》的书腰上有这样一句话：他笔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部电影。在看过他的小说、散文和剧本后，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宣传语而已。
睽违12年的文字作品，除了一篇以外，都是杂志专栏文章的结集，他写家人、写乡邻、写当兵时遇到的朋友、写自己看到和别人转述的故事，在专栏的最后一篇《告别》中，他这样作结：“这是一九七五年冬天一个斜风细雨的午后。三年后，那个俗称‘大粗坑’的‘台北县瑞芳镇大山里’就从台湾的行政区域上永远地被除籍。”
对于一些难以再现的东西，吴念真说：“不见了，才希望它有。”
大粗坑：生命之始，梦萦之地
原名吴文钦的吴念真出生于基隆河边那个叫大粗坑的山区矿村，全村三、四百户人家，却像一个大家庭般，“我们没有叫‘李先生’、‘王先生’的，每一个都是叔叔、伯伯、阿姨、姑姑、阿公……”。这些来自台湾各地的漂泊异乡人，面对生死一瞬间的矿工生活，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异常浓烈。“我知道我帮你做了什么事，你以后一定会帮我做什么，而且不必讲出来。”
瑞芳多雨，雾气浓重。每逢连绵大雨，矿坑内积水一多，事故发生的几率就会增加。在回顾故乡生活和描述父亲那一代的电影《多桑》里，“阿钦”忆述：“在我上学之前，下工的时间，我总喜欢跑到矿坑口去等多桑。……湿湿凉凉的、黑黑深深的坑洞常让我想象成怪兽，把多桑还有其他人都吞进去了，如果我不去那里，怪兽就不会把他们活活地吐出来，还给我。”
吴念真回忆上学时，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远方传来的急速钟声——那代表矿坑出事了。而同学们其实都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是我爸！”不久，办丧事的老太婆就从雾里走出来，走到某一位同学面前。吴念真往往就嚎啕大哭起来，为死亡也为离别——这位同学之后就得到城市工作了。多少条人命，背后就有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小孩，必须在一夜之间长大。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人心的自私，也承受着各种生离死别。
目睹过太多灾变的吴念真，在开始写小说后，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常年在黝黯、狭窄、闭塞的矿坑里讨生活的矿工故事，以及矿工子女特有的伤感心情。“死是神想制造一些雏妓、一些童工的手段罢了！”他曾在小说里这样悲愤说道。许多年过去了，村落已荒废，矿工这个职业也随着煤矿业的结束而消逝，吴念真难忘的则是死亡降临后乡邻之间的情义：为服丧之家多做一份年糕。(台湾习俗，服丧之家过年不做年糕，但至亲好友通常都会记得帮他们多做一份。)
1960年代，吴念真口中的“台湾大移民时期”，很多矿村和农村的小孩子在念完小学后就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吴念真也在16岁的时候，到台北工作、念书，生活至今。一旦离开家乡，小时候的居家印象、人跟人的相处模式就变得深刻，但“城市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失望”。他说，台北是工作和谋生的地方，但“好像没办法把心放在这里”。
在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里，观众看到的是吴念真的初恋故事，而其实原来的剧本，不乏对城市(人)的批判。吴念真说，当时自己进到城市，被瞧不起，被认为俗气，自尊心很容易受损，唯一可得到安慰的就是阅读。他看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彷徨少年时》，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小孩跟自己一样寂寞，可是有大人可以理解他，就感到安慰了。
那个年代，很多冲床的学徒在工厂发生意外，被机器轧断手指。这样的故事，吴念真在小说里写过，在《恋恋风尘》中设定过，在舞台剧《人间条件3》里也搬演过。他说：“断指是一个意象，代表着在这个城市里受伤。以前的小孩只会跟爸妈讲城市多好，都不讲委屈，不想让家里知道自己正在受苦，怕妈妈伤心。”
书写和阅读，帮吴念真化解了很多精神上的苦闷。工作中遇到挫折，想要发泄一下，于是试着写下来。吴念真的写作深受黄春明的影响，是看过他的作品后才发现“原来隔壁的邻居也能成为小说的主角”。文章投稿到报纸副刊，刊登后的稿费居然比打工的钱还多一点，他笑说“是因为虚荣心加上金钱，才开始写作的。”
多桑：这么亲，那么远
吴念真说，多桑一辈子跟他讲的话不超过两百句。
“多桑”是日本话里对父亲的称呼。吴念真的父亲，出生于日据时代，接受日本教育，少年时因为与后母怄气，离家出走，又逢“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从嘉义老家跑到瑞芳，一辈子过着“未老身躯就先埋一半”的矿工生活。儿女长大后上学接受国民党的教育，两个世代的冲突于焉产生。
16岁离家后，吴念真觉得自己跟父亲之间变成兄弟的感觉，当兵前已经一起决定像搬家、买房子之类的家里大事，在那个年代，20岁已经是一个男人了，承担家庭责任是必然的。也因为这样的责任，他开始懂得了父亲肩膀上的重量。
父亲晚年时，矿工的职业病矽肺病发作，必须仰赖氧气筒活下去，最后不堪病痛折磨，从加护病房开窗往下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吴念真将近四十岁，自责无法为父亲做点什么，父亲过世时没在身边更是他的至痛。
父亲一生沉默，吴念真说，自己父亲的事情，却经由亲友的转述才了解到。最痛的事情，跟朋友聊起来反而只能故意讲笑话，讲爸爸很多荒谬的事。朋友说，把它写下来吧。剧本写好了，问侯孝贤要不要拍，对方回答：自己的爸爸自己拍。从未想过当导演的吴念真，为此当了超龄的新导演，拍成了《多桑》。
电影并不仅仅是讲述父亲的一生，而是他那一代男人的故事。“他们那一代是不被理解的历史孤儿。所有人都不去了解，很多时候因为不理解，就用单独的角度去看所有事。这是一种悲哀。”电影拍摄到末尾，吴念真回到了原来的医院，原来的病房，重现父亲开窗往下跳的一幕，他要面对一次，“自我虐待一下吧，只有做出来，心里某些东西才会弄干净。”
《多桑》在故乡放映时，儿子吴定谦在现场帮忙，结束时，他抱住吴念真说：“我好像能了解阿公了。”这一句话，吴念真认为比电影得奖重要。
“父亲跟我之间很少讲话，这是我很大的遗憾，那么亲的人又那么远。我觉得自己的遗憾不要再丢给儿子，所以跟定谦的相处比较没大没小。我自己十几岁就开始想家里很多事，把自己绑得很不快乐。我希望他不要有负担，他只要成为他，快快乐乐就好。”吴念真说，他那一代很多写作和当导演的朋友，都认为孩子是独立的生命，自己有一个“以消遣他爸爸为乐”的儿子，蛮好的。
沟通之必要
吴念真从小就喜欢听大人讲话，听他们的故事。村口的大树下，村旁的河边，分别是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消息发散地。他在那里知道了“二二八事件”，听到叔叔伯伯当日本兵时所受的灾难，听村里大人的“秘密”。
矿工识字的不多，有一位条春伯，义务帮大家读信、写信、念报纸。后来，他从村里上学的小孩里面，选出了文笔最好的吴念真，接续这个任务。由于做得还不错，村民合送了一支钢笔给吴念真。“小学三四年级，人家就委托你一个重任。那种感觉很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你的工作得到肯定了，那个比在学校里拿奖状重要多了。这是人生很重大的东西，十几岁得到这种礼物，后来得什么奖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吴念真说，某些时刻的身份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他在1978年所出版的《边秋一雁声》的封底文案写道：“人性本是良善的，故人世的冲突大都是起于无心，起于隔阂和彼此的误解”，他早早认知到这个事实，所以始终以其作品来强调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小小年纪即扮演着封闭小山村与外界的桥梁角色，成长过程中更感受到沟通阙如所造成的城乡、世代、族群间的不了解和遗憾，所以他期望自己成为一位“沟通者”。
吴念真在书写中不停呈现中低阶层人物的悲喜故事，为不平现象发声。
1990年代制播了三年半的《台湾念真情》节目，他用镜头探访台湾各地行将消失的行业，让小人物入镜，“就是要去拍一些城市人不懂的地方”。
2001年，舞台剧处女作《人间条件》，他让已过世的阿嫲附身孙女身上重返人间，修补三代之间的代沟，也弥补阿嫲生前未向恩人道谢的遗憾。
2010年，《人间条件4》上演。这是一个沉重、现实而带批判性的故事：由姐姐供养完成学业的妹妹，在进入职场后却看不起自己的原生家庭。首演谢幕时，吴念真对台下观众开玩笑说：“我知道，回去后，你们也不会变。”底下大笑。
他一直反思着“知识”与“沟通”之间存在的某种对立状态。“知识有时候会让自己拘谨在一个角落而不自知，以为自己透彻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现在很多人以为他到一个学历就什么都懂，所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对吴念真来说，知识只有贡献出来，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是有价值的。
小时候读信、念报纸，甚至转述广播剧的训练，也让吴念真养成了一种亲切易懂、感染力强的说故事风格。他说，通俗是一种功力。
“通俗是用别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或方式让他们知道一些事。你要很清楚你的东西是给谁看的，要了解你的诉求对象。就像有些农业博士写了很多论文，对农民是有好处的，可以教他们怎样种东西，什么季节用什么药。但他们写得很学术，对农民来讲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能把它转换成适合农民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中间还可以加一两句他们的口头禅，那不是很亲切吗？必须对诉求对象的语言、表达方式、情感都很了解，不然就会变成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
各有各的选择
在《人间条件3》原著剧本的序里，吴念真说：“这几年来，我一直希望在自己参与的所有相关工作中，试图重现台湾某些已被淡忘的传统性格，以及这个地方的人们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无论广告、电视节目、电视剧等等，多多少少都有自己这种不自觉的意图在。”
大家到底都忘记了什么？“互助。道义。责任。回馈。最重要是承诺。人跟人最基本的情感，不用计算的那种情感。”
这一些，他在《台湾念真情》里呈现过，也贯穿于《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中，即使是十几秒的广告里，他要说的仍不脱这些他所认同并觉至为重要的情感。
在台湾，吴念真被誉为“广告天王”，代言广告比小S和陶晶莹还要多，多到连儿子看电视看到他都想转台。从数量上看，他真的占据主流，但看到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才发现，一点不热闹。他选择的其实都是自己认同和肯定的。“台湾很多企业为了自己的品牌，所赚不多，但努力地在做；郭台铭代工赚很多钱，但我不佩服。但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养了很多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各做各的吧。你认为这个东西做得下去就去做。”
2001年，吴念真首度跨足剧场，编导舞台剧《人间条件》。有别于台湾剧场一向只有几个演员，在50~100人小剧场演出的规模，《人间条件》可谓人多势众，演出场地更可容纳千人。“没经验、靠想象”所出来的这出戏，出乎意料地受欢迎，一再重演。到去年，《人间条件》已演出到第四部，更于今年5月份下旬开始，四部连演一个月。当年的剧场“新人”，其实在当时就有自己的想法。“我只希望它的观众多，有十八岁的，也有八十岁的，来自不同的行业。以前舞台剧都很抽象，看的永远是那些人。我认为舞台剧应该把观众做多，在大量的观众里才可以抓出，你要做更精进时所需要的金字塔顶端的那群人。”经营十年的观众基础有了，他于去年底推出“台湾文学剧场”首部曲《清明时节》，把郑清文的经典小说改编成舞台剧。
吴念真说，现在做舞台剧很像以前做电影的时候，一群人只想完成一件事，没有人去计算身价、酬劳，工作情分比舞台剧(电影)本身伟大。他享受一群人一起为某一个目标共同付出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就如进行了将近5年的“孩子的第一哩路——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几位好友发起这个活动时，完全不被看好，“二十公尺乘以十六公尺的舞台，有专业的灯光、音响，不收费，不管完成的时间要多久，反正全台湾319个乡镇一定要走透透。经费用募的，一块钱一块钱募”，用吴念真的话说，“够呛，但做得到我头给你”。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丰却说：“有很多人一定跟我们一样，相信总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得到！”
募款过程有挫折、有感动，而每一步的结果却很简单、很踏实：让小孩开心地笑起来。至今年5月份，“纸风车”已在台湾302个乡镇演出超过350场，仅余17个乡镇尚未演至。
我想，我在访问时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我问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里写弟弟的那一篇《遗书》，跟《多桑》的作用是不是一样的？
“这本来只是一本文学杂志的约稿，编辑看我很久没有写小说了，问我要不要写一篇。那时候很急，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所以就写最重的吧，登了也就算了。更残忍的是，后来它被选为年度小说，很多人就会问。”吴念真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处理心里最痛的，对我来讲只能这样处理。我并不是要让别人看，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我自己可以快乐一点，轻松一点吧。”
他在新书序里引用了《麦克阿瑟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书里的故事，都是回忆，他还记得，但不知道故事里的人是否还记得他。有些写下来是跟自己对话，有一些则是想跟别人分享。
吴念真说，下半年要拍一部电影，讲台湾女人的故事，又是一个他一直在讨论的主题。那些翻转、移植、不断摩挲的故事，实在都是心中的眷恋。
睽违12年的文字作品，除了一篇以外，都是杂志专栏文章的结集，他写家人、写乡邻、写当兵时遇到的朋友、写自己看到和别人转述的故事，在专栏的最后一篇《告别》中，他这样作结：“这是一九七五年冬天一个斜风细雨的午后。三年后，那个俗称‘大粗坑’的‘台北县瑞芳镇大山里’就从台湾的行政区域上永远地被除籍。”
对于一些难以再现的东西，吴念真说：“不见了，才希望它有。”
大粗坑：生命之始，梦萦之地
原名吴文钦的吴念真出生于基隆河边那个叫大粗坑的山区矿村，全村三、四百户人家，却像一个大家庭般，“我们没有叫‘李先生’、‘王先生’的，每一个都是叔叔、伯伯、阿姨、姑姑、阿公……”。这些来自台湾各地的漂泊异乡人，面对生死一瞬间的矿工生活，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异常浓烈。“我知道我帮你做了什么事，你以后一定会帮我做什么，而且不必讲出来。”
瑞芳多雨，雾气浓重。每逢连绵大雨，矿坑内积水一多，事故发生的几率就会增加。在回顾故乡生活和描述父亲那一代的电影《多桑》里，“阿钦”忆述：“在我上学之前，下工的时间，我总喜欢跑到矿坑口去等多桑。……湿湿凉凉的、黑黑深深的坑洞常让我想象成怪兽，把多桑还有其他人都吞进去了，如果我不去那里，怪兽就不会把他们活活地吐出来，还给我。”
吴念真回忆上学时，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远方传来的急速钟声——那代表矿坑出事了。而同学们其实都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是我爸！”不久，办丧事的老太婆就从雾里走出来，走到某一位同学面前。吴念真往往就嚎啕大哭起来，为死亡也为离别——这位同学之后就得到城市工作了。多少条人命，背后就有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小孩，必须在一夜之间长大。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人心的自私，也承受着各种生离死别。
目睹过太多灾变的吴念真，在开始写小说后，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常年在黝黯、狭窄、闭塞的矿坑里讨生活的矿工故事，以及矿工子女特有的伤感心情。“死是神想制造一些雏妓、一些童工的手段罢了！”他曾在小说里这样悲愤说道。许多年过去了，村落已荒废，矿工这个职业也随着煤矿业的结束而消逝，吴念真难忘的则是死亡降临后乡邻之间的情义：为服丧之家多做一份年糕。(台湾习俗，服丧之家过年不做年糕，但至亲好友通常都会记得帮他们多做一份。)
1960年代，吴念真口中的“台湾大移民时期”，很多矿村和农村的小孩子在念完小学后就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吴念真也在16岁的时候，到台北工作、念书，生活至今。一旦离开家乡，小时候的居家印象、人跟人的相处模式就变得深刻，但“城市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失望”。他说，台北是工作和谋生的地方，但“好像没办法把心放在这里”。
在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里，观众看到的是吴念真的初恋故事，而其实原来的剧本，不乏对城市(人)的批判。吴念真说，当时自己进到城市，被瞧不起，被认为俗气，自尊心很容易受损，唯一可得到安慰的就是阅读。他看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彷徨少年时》，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小孩跟自己一样寂寞，可是有大人可以理解他，就感到安慰了。
那个年代，很多冲床的学徒在工厂发生意外，被机器轧断手指。这样的故事，吴念真在小说里写过，在《恋恋风尘》中设定过，在舞台剧《人间条件3》里也搬演过。他说：“断指是一个意象，代表着在这个城市里受伤。以前的小孩只会跟爸妈讲城市多好，都不讲委屈，不想让家里知道自己正在受苦，怕妈妈伤心。”
书写和阅读，帮吴念真化解了很多精神上的苦闷。工作中遇到挫折，想要发泄一下，于是试着写下来。吴念真的写作深受黄春明的影响，是看过他的作品后才发现“原来隔壁的邻居也能成为小说的主角”。文章投稿到报纸副刊，刊登后的稿费居然比打工的钱还多一点，他笑说“是因为虚荣心加上金钱，才开始写作的。”
多桑：这么亲，那么远
吴念真说，多桑一辈子跟他讲的话不超过两百句。
“多桑”是日本话里对父亲的称呼。吴念真的父亲，出生于日据时代，接受日本教育，少年时因为与后母怄气，离家出走，又逢“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从嘉义老家跑到瑞芳，一辈子过着“未老身躯就先埋一半”的矿工生活。儿女长大后上学接受国民党的教育，两个世代的冲突于焉产生。
16岁离家后，吴念真觉得自己跟父亲之间变成兄弟的感觉，当兵前已经一起决定像搬家、买房子之类的家里大事，在那个年代，20岁已经是一个男人了，承担家庭责任是必然的。也因为这样的责任，他开始懂得了父亲肩膀上的重量。
父亲晚年时，矿工的职业病矽肺病发作，必须仰赖氧气筒活下去，最后不堪病痛折磨，从加护病房开窗往下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吴念真将近四十岁，自责无法为父亲做点什么，父亲过世时没在身边更是他的至痛。
父亲一生沉默，吴念真说，自己父亲的事情，却经由亲友的转述才了解到。最痛的事情，跟朋友聊起来反而只能故意讲笑话，讲爸爸很多荒谬的事。朋友说，把它写下来吧。剧本写好了，问侯孝贤要不要拍，对方回答：自己的爸爸自己拍。从未想过当导演的吴念真，为此当了超龄的新导演，拍成了《多桑》。
电影并不仅仅是讲述父亲的一生，而是他那一代男人的故事。“他们那一代是不被理解的历史孤儿。所有人都不去了解，很多时候因为不理解，就用单独的角度去看所有事。这是一种悲哀。”电影拍摄到末尾，吴念真回到了原来的医院，原来的病房，重现父亲开窗往下跳的一幕，他要面对一次，“自我虐待一下吧，只有做出来，心里某些东西才会弄干净。”
《多桑》在故乡放映时，儿子吴定谦在现场帮忙，结束时，他抱住吴念真说：“我好像能了解阿公了。”这一句话，吴念真认为比电影得奖重要。
“父亲跟我之间很少讲话，这是我很大的遗憾，那么亲的人又那么远。我觉得自己的遗憾不要再丢给儿子，所以跟定谦的相处比较没大没小。我自己十几岁就开始想家里很多事，把自己绑得很不快乐。我希望他不要有负担，他只要成为他，快快乐乐就好。”吴念真说，他那一代很多写作和当导演的朋友，都认为孩子是独立的生命，自己有一个“以消遣他爸爸为乐”的儿子，蛮好的。
沟通之必要
吴念真从小就喜欢听大人讲话，听他们的故事。村口的大树下，村旁的河边，分别是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消息发散地。他在那里知道了“二二八事件”，听到叔叔伯伯当日本兵时所受的灾难，听村里大人的“秘密”。
矿工识字的不多，有一位条春伯，义务帮大家读信、写信、念报纸。后来，他从村里上学的小孩里面，选出了文笔最好的吴念真，接续这个任务。由于做得还不错，村民合送了一支钢笔给吴念真。“小学三四年级，人家就委托你一个重任。那种感觉很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你的工作得到肯定了，那个比在学校里拿奖状重要多了。这是人生很重大的东西，十几岁得到这种礼物，后来得什么奖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吴念真说，某些时刻的身份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他在1978年所出版的《边秋一雁声》的封底文案写道：“人性本是良善的，故人世的冲突大都是起于无心，起于隔阂和彼此的误解”，他早早认知到这个事实，所以始终以其作品来强调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小小年纪即扮演着封闭小山村与外界的桥梁角色，成长过程中更感受到沟通阙如所造成的城乡、世代、族群间的不了解和遗憾，所以他期望自己成为一位“沟通者”。
吴念真在书写中不停呈现中低阶层人物的悲喜故事，为不平现象发声。
1990年代制播了三年半的《台湾念真情》节目，他用镜头探访台湾各地行将消失的行业，让小人物入镜，“就是要去拍一些城市人不懂的地方”。
2001年，舞台剧处女作《人间条件》，他让已过世的阿嫲附身孙女身上重返人间，修补三代之间的代沟，也弥补阿嫲生前未向恩人道谢的遗憾。
2010年，《人间条件4》上演。这是一个沉重、现实而带批判性的故事：由姐姐供养完成学业的妹妹，在进入职场后却看不起自己的原生家庭。首演谢幕时，吴念真对台下观众开玩笑说：“我知道，回去后，你们也不会变。”底下大笑。
他一直反思着“知识”与“沟通”之间存在的某种对立状态。“知识有时候会让自己拘谨在一个角落而不自知，以为自己透彻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现在很多人以为他到一个学历就什么都懂，所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对吴念真来说，知识只有贡献出来，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是有价值的。
小时候读信、念报纸，甚至转述广播剧的训练，也让吴念真养成了一种亲切易懂、感染力强的说故事风格。他说，通俗是一种功力。
“通俗是用别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或方式让他们知道一些事。你要很清楚你的东西是给谁看的，要了解你的诉求对象。就像有些农业博士写了很多论文，对农民是有好处的，可以教他们怎样种东西，什么季节用什么药。但他们写得很学术，对农民来讲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能把它转换成适合农民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中间还可以加一两句他们的口头禅，那不是很亲切吗？必须对诉求对象的语言、表达方式、情感都很了解，不然就会变成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
各有各的选择
在《人间条件3》原著剧本的序里，吴念真说：“这几年来，我一直希望在自己参与的所有相关工作中，试图重现台湾某些已被淡忘的传统性格，以及这个地方的人们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无论广告、电视节目、电视剧等等，多多少少都有自己这种不自觉的意图在。”
大家到底都忘记了什么？“互助。道义。责任。回馈。最重要是承诺。人跟人最基本的情感，不用计算的那种情感。”
这一些，他在《台湾念真情》里呈现过，也贯穿于《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中，即使是十几秒的广告里，他要说的仍不脱这些他所认同并觉至为重要的情感。
在台湾，吴念真被誉为“广告天王”，代言广告比小S和陶晶莹还要多，多到连儿子看电视看到他都想转台。从数量上看，他真的占据主流，但看到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才发现，一点不热闹。他选择的其实都是自己认同和肯定的。“台湾很多企业为了自己的品牌，所赚不多，但努力地在做；郭台铭代工赚很多钱，但我不佩服。但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养了很多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各做各的吧。你认为这个东西做得下去就去做。”
2001年，吴念真首度跨足剧场，编导舞台剧《人间条件》。有别于台湾剧场一向只有几个演员，在50~100人小剧场演出的规模，《人间条件》可谓人多势众，演出场地更可容纳千人。“没经验、靠想象”所出来的这出戏，出乎意料地受欢迎，一再重演。到去年，《人间条件》已演出到第四部，更于今年5月份下旬开始，四部连演一个月。当年的剧场“新人”，其实在当时就有自己的想法。“我只希望它的观众多，有十八岁的，也有八十岁的，来自不同的行业。以前舞台剧都很抽象，看的永远是那些人。我认为舞台剧应该把观众做多，在大量的观众里才可以抓出，你要做更精进时所需要的金字塔顶端的那群人。”经营十年的观众基础有了，他于去年底推出“台湾文学剧场”首部曲《清明时节》，把郑清文的经典小说改编成舞台剧。
吴念真说，现在做舞台剧很像以前做电影的时候，一群人只想完成一件事，没有人去计算身价、酬劳，工作情分比舞台剧(电影)本身伟大。他享受一群人一起为某一个目标共同付出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就如进行了将近5年的“孩子的第一哩路——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几位好友发起这个活动时，完全不被看好，“二十公尺乘以十六公尺的舞台，有专业的灯光、音响，不收费，不管完成的时间要多久，反正全台湾319个乡镇一定要走透透。经费用募的，一块钱一块钱募”，用吴念真的话说，“够呛，但做得到我头给你”。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丰却说：“有很多人一定跟我们一样，相信总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得到！”
募款过程有挫折、有感动，而每一步的结果却很简单、很踏实：让小孩开心地笑起来。至今年5月份，“纸风车”已在台湾302个乡镇演出超过350场，仅余17个乡镇尚未演至。
我想，我在访问时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我问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里写弟弟的那一篇《遗书》，跟《多桑》的作用是不是一样的？
“这本来只是一本文学杂志的约稿，编辑看我很久没有写小说了，问我要不要写一篇。那时候很急，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所以就写最重的吧，登了也就算了。更残忍的是，后来它被选为年度小说，很多人就会问。”吴念真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处理心里最痛的，对我来讲只能这样处理。我并不是要让别人看，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我自己可以快乐一点，轻松一点吧。”
他在新书序里引用了《麦克阿瑟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书里的故事，都是回忆，他还记得，但不知道故事里的人是否还记得他。有些写下来是跟自己对话，有一些则是想跟别人分享。
吴念真说，下半年要拍一部电影，讲台湾女人的故事，又是一个他一直在讨论的主题。那些翻转、移植、不断摩挲的故事，实在都是心中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