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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方或学界公布的某些研究调查,我常有“不知其所云”的反骨倾向。尤其学界为了显示严谨,总要在研究案中先构筑研究方法和评量指标,然后据以调查,形成结论。
在某些硬科学领域,这样的方法都暗藏偏见与谬误;在人文学科里,问题只会更大,对自己的假设永远抱持更大的怀疑——这是被外界视为权威的学术界,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挣得更大的信用,应有的“谦逊”。
否则所谓的报告一旦公布,媒体冷落就罢了,若予以重视大加报导,对外界型塑了某一议题的刻板印象(“假议题化”);若施政者或企业经营者也据以推出相应措施,后遗症就不可小觑了。
最近有份关于两岸文创的城市评比《CCIA调查报告》发布,台湾媒体一面倒示警:台北输给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居第五名。前三名来头显赫,台北人也许就认了,但还输给深圳,心里就有点不平衡,因为绝大多数台湾人只知道深圳有钱有山寨,却没留意过深圳任何文创形象,更少人知道深圳在2008年就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都”,全市拥有较具实力的设计企业6000多家,专业设计师6万多人,涵盖平面、工业、建筑、动漫、软件等10多个设计领域。
不管排名,我们来看“指标”。新闻稿上显示,这调查是以“两力”为评估两大构面,两力指的是城市“文化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透过“两力”加权运算,最终获致“城市文化创意竞争力”总指标。
文化软实力是藉由“文化支持度”、“文化内涵度”、“文化创造力”、“文化发展力”四构面所组成,而“基础实力”、“财政实力”、“文创实力”、“产出实力”之“四实力”构面则形成“城市文化硬实力”。
坦白讲,学者就只是学者,但以我从事流行文化创作、制作、营销、传播、评审各个面向的经历,看到这些名词只觉雾里看花、咬文嚼字。
如果朱德庸、李安、冯小刚、余秋雨、郎朗、张晓刚、几米……这些文化兼文创明星,都能以这些“度”和“力”轻易评比,那事情也就简单了,两岸的“文创事业”也不会常有书空咄咄或名不符实的窘境与险境了。
把一个空地或老房子围起来整修,出租当成写字楼、餐厅、生活小物店,偶尔办一两场走秀、演讲、展览,就叫做文创园区?如果这样,那复制一百个诚品大楼,全中国就都文创了。
文化是整体,文创自不能例外。看城市文化,不单看房舍、园区,也不能单看出版、活动、展览、影音制品的数量、产值(偏偏学界需要数字才好量化、排名),何况现在“文创”定义包山包海,连建筑、广告、时尚、动漫等都在内,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比,才叫做“内涵度”、“发展力”。
过去“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得关云长抵得过十万大军”这些话,形容“英雄”与“精品”的可贵,现在学界与政府却喜欢量化,以多胜,以均值胜,却恰恰少了对那“孤独的少数”敬畏或呵护的研究空间。
对个体明星都如此忽略,还在意不同城市里的群众吗?而市民与外地进城的常住人口,难道不共构成这城市的文化景观与生命力?想想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想想台北中山北路菲律宾人集会的教堂。即便走在上海的不同区,得到的短期与长期印象都不同,有人欣羡浦东高楼林立,繁荣冷傲西化,有人却觉得静安徐汇长宁梧桐依依有情,不疾不徐。
也就是说,当我们一方面推崇、追捧某些文化明星,但当谈到城市或地区的文化发展、文化能量、文化地图时,却又完全泯灭掉个人的重要,这在我的定义中,毋宁是欠缺文化素养与眼光的。
再深入说,看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除了主旋律(比如台北的101、诚品),我也在意次文化或“乱文化”——以建筑语汇说,“违章建筑”(illegal architecture)。比如2011年4月,台北一个由建筑师创作的装置艺术展“朗读建筑”上,提到:“利用‘官方’规划的都市作为生存平台与能量来源,哪儿漏了点自来水或能偷接电,就往哪边盖。台湾文化城市景观根生蒂固,眼见所及,游击占领空地的菜园,逃税小贩丛集夜市自发性的聚合,违章建筑星罗棋布官方界定都市之上,自成另一道平行的都市纹理,化为一个瞬间既成的实时台北 (Instant Taipei)。 ”
这样的论述,继承挪威建筑学者“开放型态”(Open Form)的概念——强调建筑作品注重业主的参与及其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体现,而非建筑师个人意愿的主观呈现——当然更扩大成某种社会运动的意涵:在既定的体制里,“由下而上”重新定义城市建筑与权力间关系的种种可能。
现实中我不同意“违章建筑”有这么崇高的论述立场,但在探讨文化的软硬实力时,我们的确不妨多想想漫山遍野被遗漏的生命力。
陈乐融
知名作词家,也是作家、主持人、编剧、大众文化评论人和企管营销顾问等。现任银河网络电台及IC之音“理性与感性”节目主持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M.U.S.T.)董事、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等。
个人官网:fc.ktch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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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硬科学领域,这样的方法都暗藏偏见与谬误;在人文学科里,问题只会更大,对自己的假设永远抱持更大的怀疑——这是被外界视为权威的学术界,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挣得更大的信用,应有的“谦逊”。
否则所谓的报告一旦公布,媒体冷落就罢了,若予以重视大加报导,对外界型塑了某一议题的刻板印象(“假议题化”);若施政者或企业经营者也据以推出相应措施,后遗症就不可小觑了。
最近有份关于两岸文创的城市评比《CCIA调查报告》发布,台湾媒体一面倒示警:台北输给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居第五名。前三名来头显赫,台北人也许就认了,但还输给深圳,心里就有点不平衡,因为绝大多数台湾人只知道深圳有钱有山寨,却没留意过深圳任何文创形象,更少人知道深圳在2008年就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都”,全市拥有较具实力的设计企业6000多家,专业设计师6万多人,涵盖平面、工业、建筑、动漫、软件等10多个设计领域。
不管排名,我们来看“指标”。新闻稿上显示,这调查是以“两力”为评估两大构面,两力指的是城市“文化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透过“两力”加权运算,最终获致“城市文化创意竞争力”总指标。
文化软实力是藉由“文化支持度”、“文化内涵度”、“文化创造力”、“文化发展力”四构面所组成,而“基础实力”、“财政实力”、“文创实力”、“产出实力”之“四实力”构面则形成“城市文化硬实力”。
坦白讲,学者就只是学者,但以我从事流行文化创作、制作、营销、传播、评审各个面向的经历,看到这些名词只觉雾里看花、咬文嚼字。
如果朱德庸、李安、冯小刚、余秋雨、郎朗、张晓刚、几米……这些文化兼文创明星,都能以这些“度”和“力”轻易评比,那事情也就简单了,两岸的“文创事业”也不会常有书空咄咄或名不符实的窘境与险境了。
把一个空地或老房子围起来整修,出租当成写字楼、餐厅、生活小物店,偶尔办一两场走秀、演讲、展览,就叫做文创园区?如果这样,那复制一百个诚品大楼,全中国就都文创了。
文化是整体,文创自不能例外。看城市文化,不单看房舍、园区,也不能单看出版、活动、展览、影音制品的数量、产值(偏偏学界需要数字才好量化、排名),何况现在“文创”定义包山包海,连建筑、广告、时尚、动漫等都在内,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比,才叫做“内涵度”、“发展力”。
过去“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得关云长抵得过十万大军”这些话,形容“英雄”与“精品”的可贵,现在学界与政府却喜欢量化,以多胜,以均值胜,却恰恰少了对那“孤独的少数”敬畏或呵护的研究空间。
对个体明星都如此忽略,还在意不同城市里的群众吗?而市民与外地进城的常住人口,难道不共构成这城市的文化景观与生命力?想想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想想台北中山北路菲律宾人集会的教堂。即便走在上海的不同区,得到的短期与长期印象都不同,有人欣羡浦东高楼林立,繁荣冷傲西化,有人却觉得静安徐汇长宁梧桐依依有情,不疾不徐。
也就是说,当我们一方面推崇、追捧某些文化明星,但当谈到城市或地区的文化发展、文化能量、文化地图时,却又完全泯灭掉个人的重要,这在我的定义中,毋宁是欠缺文化素养与眼光的。
再深入说,看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除了主旋律(比如台北的101、诚品),我也在意次文化或“乱文化”——以建筑语汇说,“违章建筑”(illegal architecture)。比如2011年4月,台北一个由建筑师创作的装置艺术展“朗读建筑”上,提到:“利用‘官方’规划的都市作为生存平台与能量来源,哪儿漏了点自来水或能偷接电,就往哪边盖。台湾文化城市景观根生蒂固,眼见所及,游击占领空地的菜园,逃税小贩丛集夜市自发性的聚合,违章建筑星罗棋布官方界定都市之上,自成另一道平行的都市纹理,化为一个瞬间既成的实时台北 (Instant Taipei)。 ”
这样的论述,继承挪威建筑学者“开放型态”(Open Form)的概念——强调建筑作品注重业主的参与及其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体现,而非建筑师个人意愿的主观呈现——当然更扩大成某种社会运动的意涵:在既定的体制里,“由下而上”重新定义城市建筑与权力间关系的种种可能。
现实中我不同意“违章建筑”有这么崇高的论述立场,但在探讨文化的软硬实力时,我们的确不妨多想想漫山遍野被遗漏的生命力。
陈乐融
知名作词家,也是作家、主持人、编剧、大众文化评论人和企管营销顾问等。现任银河网络电台及IC之音“理性与感性”节目主持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M.U.S.T.)董事、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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