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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方或学界公布的某些研究调查，我常有“不知其所云”的反骨倾向。尤其学界为了显示严谨，总要在研究案中先构筑研究方法和评量指标，然后据以调查，形成结论。
在某些硬科学领域，这样的方法都暗藏偏见与谬误；在人文学科里，问题只会更大，对自己的假设永远抱持更大的怀疑——这是被外界视为权威的学术界，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挣得更大的信用，应有的“谦逊”。
否则所谓的报告一旦公布，媒体冷落就罢了，若予以重视大加报导，对外界型塑了某一议题的刻板印象(“假议题化”)；若施政者或企业经营者也据以推出相应措施，后遗症就不可小觑了。
最近有份关于两岸文创的城市评比《CCIA调查报告》发布，台湾媒体一面倒示警：台北输给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居第五名。前三名来头显赫，台北人也许就认了，但还输给深圳，心里就有点不平衡，因为绝大多数台湾人只知道深圳有钱有山寨，却没留意过深圳任何文创形象，更少人知道深圳在2008年就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都”，全市拥有较具实力的设计企业6000多家，专业设计师6万多人，涵盖平面、工业、建筑、动漫、软件等10多个设计领域。
不管排名，我们来看“指标”。新闻稿上显示，这调查是以“两力”为评估两大构面，两力指的是城市“文化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透过“两力”加权运算，最终获致“城市文化创意竞争力”总指标。
文化软实力是藉由“文化支持度”、“文化内涵度”、“文化创造力”、“文化发展力”四构面所组成，而“基础实力”、“财政实力”、“文创实力”、“产出实力”之“四实力”构面则形成“城市文化硬实力”。
坦白讲，学者就只是学者，但以我从事流行文化创作、制作、营销、传播、评审各个面向的经历，看到这些名词只觉雾里看花、咬文嚼字。
如果朱德庸、李安、冯小刚、余秋雨、郎朗、张晓刚、几米……这些文化兼文创明星，都能以这些“度”和“力”轻易评比，那事情也就简单了，两岸的“文创事业”也不会常有书空咄咄或名不符实的窘境与险境了。
把一个空地或老房子围起来整修，出租当成写字楼、餐厅、生活小物店，偶尔办一两场走秀、演讲、展览，就叫做文创园区？如果这样，那复制一百个诚品大楼，全中国就都文创了。
文化是整体，文创自不能例外。看城市文化，不单看房舍、园区，也不能单看出版、活动、展览、影音制品的数量、产值(偏偏学界需要数字才好量化、排名)，何况现在“文创”定义包山包海，连建筑、广告、时尚、动漫等都在内，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比，才叫做“内涵度”、“发展力”。
过去“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得关云长抵得过十万大军”这些话，形容“英雄”与“精品”的可贵，现在学界与政府却喜欢量化，以多胜，以均值胜，却恰恰少了对那“孤独的少数”敬畏或呵护的研究空间。
对个体明星都如此忽略，还在意不同城市里的群众吗？而市民与外地进城的常住人口，难道不共构成这城市的文化景观与生命力？想想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想想台北中山北路菲律宾人集会的教堂。即便走在上海的不同区，得到的短期与长期印象都不同，有人欣羡浦东高楼林立，繁荣冷傲西化，有人却觉得静安徐汇长宁梧桐依依有情，不疾不徐。
也就是说，当我们一方面推崇、追捧某些文化明星，但当谈到城市或地区的文化发展、文化能量、文化地图时，却又完全泯灭掉个人的重要，这在我的定义中，毋宁是欠缺文化素养与眼光的。
再深入说，看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除了主旋律(比如台北的101、诚品)，我也在意次文化或“乱文化”——以建筑语汇说，“违章建筑”(illegal architecture)。比如2011年4月，台北一个由建筑师创作的装置艺术展“朗读建筑”上，提到：“利用‘官方’规划的都市作为生存平台与能量来源，哪儿漏了点自来水或能偷接电，就往哪边盖。台湾文化城市景观根生蒂固，眼见所及，游击占领空地的菜园，逃税小贩丛集夜市自发性的聚合，违章建筑星罗棋布官方界定都市之上，自成另一道平行的都市纹理，化为一个瞬间既成的实时台北 (Instant Taipei)。 ”
这样的论述，继承挪威建筑学者“开放型态”(Open Form)的概念——强调建筑作品注重业主的参与及其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体现，而非建筑师个人意愿的主观呈现——当然更扩大成某种社会运动的意涵：在既定的体制里，“由下而上”重新定义城市建筑与权力间关系的种种可能。
现实中我不同意“违章建筑”有这么崇高的论述立场，但在探讨文化的软硬实力时，我们的确不妨多想想漫山遍野被遗漏的生命力。
陈乐融
知名作词家，也是作家、主持人、编剧、大众文化评论人和企管营销顾问等。现任银河网络电台及IC之音“理性与感性”节目主持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M.U.S.T.)董事、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等。
个人官网：fc.ktchiu.com
腾讯微博：t.qq.com/chenle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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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硬科学领域，这样的方法都暗藏偏见与谬误；在人文学科里，问题只会更大，对自己的假设永远抱持更大的怀疑——这是被外界视为权威的学术界，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挣得更大的信用，应有的“谦逊”。
否则所谓的报告一旦公布，媒体冷落就罢了，若予以重视大加报导，对外界型塑了某一议题的刻板印象(“假议题化”)；若施政者或企业经营者也据以推出相应措施，后遗症就不可小觑了。
最近有份关于两岸文创的城市评比《CCIA调查报告》发布，台湾媒体一面倒示警：台北输给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居第五名。前三名来头显赫，台北人也许就认了，但还输给深圳，心里就有点不平衡，因为绝大多数台湾人只知道深圳有钱有山寨，却没留意过深圳任何文创形象，更少人知道深圳在2008年就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都”，全市拥有较具实力的设计企业6000多家，专业设计师6万多人，涵盖平面、工业、建筑、动漫、软件等10多个设计领域。
不管排名，我们来看“指标”。新闻稿上显示，这调查是以“两力”为评估两大构面，两力指的是城市“文化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透过“两力”加权运算，最终获致“城市文化创意竞争力”总指标。
文化软实力是藉由“文化支持度”、“文化内涵度”、“文化创造力”、“文化发展力”四构面所组成，而“基础实力”、“财政实力”、“文创实力”、“产出实力”之“四实力”构面则形成“城市文化硬实力”。
坦白讲，学者就只是学者，但以我从事流行文化创作、制作、营销、传播、评审各个面向的经历，看到这些名词只觉雾里看花、咬文嚼字。
如果朱德庸、李安、冯小刚、余秋雨、郎朗、张晓刚、几米……这些文化兼文创明星，都能以这些“度”和“力”轻易评比，那事情也就简单了，两岸的“文创事业”也不会常有书空咄咄或名不符实的窘境与险境了。
把一个空地或老房子围起来整修，出租当成写字楼、餐厅、生活小物店，偶尔办一两场走秀、演讲、展览，就叫做文创园区？如果这样，那复制一百个诚品大楼，全中国就都文创了。
文化是整体，文创自不能例外。看城市文化，不单看房舍、园区，也不能单看出版、活动、展览、影音制品的数量、产值(偏偏学界需要数字才好量化、排名)，何况现在“文创”定义包山包海，连建筑、广告、时尚、动漫等都在内，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比，才叫做“内涵度”、“发展力”。
过去“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得关云长抵得过十万大军”这些话，形容“英雄”与“精品”的可贵，现在学界与政府却喜欢量化，以多胜，以均值胜，却恰恰少了对那“孤独的少数”敬畏或呵护的研究空间。
对个体明星都如此忽略，还在意不同城市里的群众吗？而市民与外地进城的常住人口，难道不共构成这城市的文化景观与生命力？想想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想想台北中山北路菲律宾人集会的教堂。即便走在上海的不同区，得到的短期与长期印象都不同，有人欣羡浦东高楼林立，繁荣冷傲西化，有人却觉得静安徐汇长宁梧桐依依有情，不疾不徐。
也就是说，当我们一方面推崇、追捧某些文化明星，但当谈到城市或地区的文化发展、文化能量、文化地图时，却又完全泯灭掉个人的重要，这在我的定义中，毋宁是欠缺文化素养与眼光的。
再深入说，看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除了主旋律(比如台北的101、诚品)，我也在意次文化或“乱文化”——以建筑语汇说，“违章建筑”(illegal architecture)。比如2011年4月，台北一个由建筑师创作的装置艺术展“朗读建筑”上，提到：“利用‘官方’规划的都市作为生存平台与能量来源，哪儿漏了点自来水或能偷接电，就往哪边盖。台湾文化城市景观根生蒂固，眼见所及，游击占领空地的菜园，逃税小贩丛集夜市自发性的聚合，违章建筑星罗棋布官方界定都市之上，自成另一道平行的都市纹理，化为一个瞬间既成的实时台北 (Instant Taipei)。 ”
这样的论述，继承挪威建筑学者“开放型态”(Open Form)的概念——强调建筑作品注重业主的参与及其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体现，而非建筑师个人意愿的主观呈现——当然更扩大成某种社会运动的意涵：在既定的体制里，“由下而上”重新定义城市建筑与权力间关系的种种可能。
现实中我不同意“违章建筑”有这么崇高的论述立场，但在探讨文化的软硬实力时，我们的确不妨多想想漫山遍野被遗漏的生命力。
陈乐融
知名作词家，也是作家、主持人、编剧、大众文化评论人和企管营销顾问等。现任银河网络电台及IC之音“理性与感性”节目主持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M.U.S.T.)董事、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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