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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的编修传统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后，除翻译外来经典外，历代高僧大德潜心研法，发为著述，留下大批经典作品，蔚为大观。为了传承这些经典，便于民众了解、研习佛法正统，弘法济世，在雕版技术成熟后，北宋以降的历代政府均有不惜成本汇集、编修历代佛教经典以编修大藏经的事迹；而民间也屡有力量介入，通过捐助、化缘募集善款，刊刻佛家经典以利众生。从佛经规模和刊刻水准来看，还是政府牵头，以帝王将相名义通过官版形式出现的大藏经更为权威、知名。
中国古代大规模刊刻佛经，始于房山石经。但正式刊刻、印制佛教经典，则是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间刊刻《开宝藏》开始的。《开宝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完成，历时长达13年之久，雕版共计13万块，共480帙5048卷，用宋代官用文书所采用的黄麻纸精工刷印而成。《开宝藏》不仅雕刻精良，字体端庄秀丽，而且辑录了唐《开元释教录》所涉及的绝大多数佛教典籍，集当时佛教经典之大成，因此在颁之于世后，为研习佛法的芸芸众生提供了最经典、最完备的佛教大典，对社会各界尤其是教界信众影响很大，成为佛教史上的重要篇章。
尽管佛家经典卷帙繁多，刊刻不易，但此后各朝各代大小政权都循例刊刻汉文大藏经，且每次刊刻均有修订增益，加上民间编修、政府支持的《赵城藏》等，共造就了20余部大藏经。如以刊刻时间为序，则辽兴宗时刊刻的《契丹藏》(又名《辽藏》)，为我国第二部大藏经。这部藏经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共579帙。此后有北宋《崇宁藏》(580函，1440部，6108卷)、《毗卢藏》(595函，1451部，6132卷)、《圆觉藏》(548函，共1435部，5480卷)、《资福藏》(599函，1459部，5940卷)、《赵城藏》(682帙，6900余卷)、《碛砂藏》(591函，1532部，6362卷)、《普宁藏》(559函，1430部，6004卷)、《弘法藏》(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元代官刻本大藏经》(651函，6500余卷)。明代形成大藏经刊刻高峰，有《洪武南藏》(678函，1600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636函，1610部，6331卷)、《永乐北藏》(636函，1621部，6361卷)、《武林藏》、《万历藏》(678函，1659部，6234卷)、《嘉兴藏》(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计6种。其中，《永乐南藏》是印本最多的大藏经，影响最大。
到了清代，刊刻大藏经虽没有那么频繁，但就水准而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官修汉文大藏经，仅雍正、乾隆两朝历时6年完成的《龙藏》(即《乾隆大藏经》)一部，计经版79036块，724函1669部7168卷，集历代刊刻之大成，成为封建时代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此后，虽有民国初年私版铅印本《频伽藏》、《普慧藏》，但规模和质量都无法与《乾隆大藏经》相提并论。以雕版论，《乾隆大藏经》是最晚完成、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的刊刻
清代建国后，经平定叛乱、巩固版图，逐渐进入休养生息的正常轨道。至康熙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形成盛世局面。康熙帝为显示文治武功，着意编修藏经，最终形成藏文泥金写本《龙藏经》，共108函，每函经叶三百至五百叶不等，每叶正反两面以上好泥金用藏文楷书抄写，制作极为精美，耗资众多。这部藏经因质量高，极受重视，保存也相对完好，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龙藏经》为藏文所写，继承帝位的雍正帝认为还不足以统一人心，于是开始筹划刊刻汉文大藏经。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进行编修、刊刻筹备，到校勘经文、选板定材、雕版刷印，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了经板雕刻和上板刷印工作，前后历时6年。因此次编修的大藏经叶间均有龙纹，所以编成后即号为《龙藏》。同时，又因雕版刻成于乾隆年间，习称《乾隆大藏经》、《乾隆版大藏经》。
雍正帝对刊造大藏经极为重视，短短三年间曾八次撰写序文，为新刊大藏经作导引。其中，撰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初一的《御制重刊藏经序》最为重要，对佛典源流、刊刻大藏经缘起、宗旨及校雠原则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粤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于大月氏王使者，而震旦教始萌芽。其后摄摩腾、竺法兰随汉明帝求经使臣蔡惜等至洛阳，而四十二章等经乃缄于兰台石室。魏晋而降，大德迭兴，翻译通明，中西不隔。达摩西来，演畅宗风，不立文字之的旨既昭，而文字于以掀天揭地。至隋大业间，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日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胜谛者，曰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而佛经己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矣。唐奘法师出，能博涉经论，谓译者多所讹谬，乃躬往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周流三竺，十有七年。唐太宗诏将所得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与房乔等，集诸硕学沙门翻译，定为经律论三藏。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观大略，则无改于唐之旧也。
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较，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矣。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夫无边契经海，皆以一音演出，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方且立一，是名不可得，而何况于非然。既涉音声文字，则如来固善能分别诸相也，虽一定一句皆有正讹，不可以混。犹夫中乘、小乘，皆以大乘为之纲骨，四十九年所说，无非大乘。智果简出小乘，别安名字，未为得也。而在小乘中，则一语一默，一进一止，皆有佛敕，叉奚可以悖欤?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是为序。 由此序文，可见雍正对藏经内容和校勘经文的重视。那么《龙藏》编选藏经的依据是什么，内容如何呢?由《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共五卷)可知，《龙藏》是按照“大乘经”“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西土圣贤撰集”“此土著述”的分类进行编排的。千字文函号自天字始，至机字止，共724函，每函收经10册，合7240册。这种编排方式源于明代《永乐北藏》，不过在内容上有较大调整。“大乘经”“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松苑续入藏诸论”“西土圣贤撰集”等条目下，所收佛经之部数、卷数、册数与《北藏目录》完全相同。只有“此土著述”部分所录典籍，与《北藏目录》相较内容增减较多。雍正曾于十三年(1735年)四月二十五日钦定入藏《华严会本悬谈》等4部300卷典籍，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十一日又钦定入藏《法华玄义释签》等50部827卷典籍。此外，还增入艺字函《唯识三十颂》一部，虽与前沛字函《唯识三十论》为同一部典籍，但在卷末补入二句颂文，云：“自类具一性，遍一切染心。小无中有初，大随具三义。”致一部藏经出现两部《唯识三十颂》。增加内容的同时，《龙藏》对《北藏》所收史传类的《释迦氏普》等、目录类的《出三藏记集》等、语录类的《宗门统要续集》等、著述类的《止观辅行传弘诀》等、义疏类的《请观音经疏阐义钞》等、音义类的《绍兴重雕大藏音》等进行了删除。
雍正十三年(1735年)初，经文校勘已大体完毕。经板也经多方采访，已基本确定意向，刊造大藏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后虽经雍正帝驾崩等重大政事困扰，但清廷还是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刊板工作，至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十五日工竣，又用了四年时间。
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等人名录可知，刻藏的组织机构称名“藏经馆”。藏经馆由官员和僧人共133人组成：官员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任“总理藏经馆事务”，工布查等3人任“校阅官”，赫德等9人任“监督”，九龄等64人任“监造”；僧人由敕封无阂永觉禅师钦命贤良寺住持超盛等4人任“总率”，超鼎等3人任“带领分晰语录”，源满等4人任“带领校阅藏经”，祖安等6人任“分领校阅”，真干等38人任“校阅”。此外，还招募刻字匠、刷印匠、木匠、折配匠、界画匠、合背匠等800余人参与其事。
其中经板置办由和硕庄亲王允禄署理，他在雍正、乾隆两朝均多次就大藏经刻板事宜与皇帝商议，最后在乾隆元年确定使用梨木板。其板长二尺四寸(80厘米)、宽九寸(30厘米)、厚一寸一分(3.7厘米)，多采自山东。对于经板底材，朝廷内外曾有议论，认为购买梨花木不仅耗费较大，而且不易采买，倒不如用拼合版，但允禄、弘昼等认为历代刊刻藏经，都因经板年久损坏，不得已要翻新重刻，因而坚持采用梨花木，以流传久远。最后这一建议得以采纳。允禄采买的梨花木多来自山东、河南，运输则一般在秋冬收脂的时候，以防板材翘起变形。为使经板保存久远，板片四周还披麻挂灰。采用这样的标准，费用远远超出预算，为此，乾隆皇帝还曾专门批示“用内府帑粮办理”。可见其对大藏经的重视。
全藏刊竣，计有经版79036块，724函，1669部，7168卷。其中正藏485函；续藏239函。刷印计用纸154211连(张)，佛像、龙牌、韦陀所用之板在外。每函的刻板数字及用纸数字都有详细记载，其统计之详尽，较以前的几部大藏经更胜一筹。全套经板重量约400吨，堪称我国木版书之最。
《乾隆大藏经》经版作为我国现存的唯一一部大藏经版，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不仅是珍贵的文物，也是世界佛教史上极重要的佛教文献，深受政府和信众的关心、重视。“龙藏”经版刻成后，共印刷103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6年再次印刷22部。经版原存故宫武英殿，后移藏于位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至今尚存于北京。
《乾隆大藏经》经板的递藏与保存
清早期几任皇帝曾大兴文字狱，以巩固政权。《龙藏》在乾隆三年(1738年)刊成后，曾被统治者多次撤版。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撤出钱谦益所注《大佛顶楞严经解蒙钞》一种六函六十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撤出《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希有大功德经》《永乐制序赞文》等四种，共撤出俊字函五卷、于字函六卷、务字函一卷、亩字函一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撤出《华严经》《大乘显识经》“入定不定印经》《方广大庄严经》《证契大乘经》《大乘入楞伽经》等经之武后序文。不过总的来说，撤毁者占极少部分，以后也多有毁损，但绝大多数经板留存至今，历二百余年，保存仍较为完好。作为自宋代以降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副大藏经板、国家一级文物，其递藏保存经历也颇为曲折。
《龙藏》刊成后，经板最初存放在武英殿。后来因请印不便，由僧录司的正印和拈花寺住持达天写折子呈交内务府上奏，提请将经板移置位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这一建议获准后，经板也开始由僧录司和柏林寺住持共同负责保管，仍由内务府监督。但此后几朝政府疏于监管，导致经板杂乱失序。光绪四年(1878年)，在理藩院的监管下，由张平泉居士捐资、柏林寺住持昆峰和尚主持，制作了一百副木架。经过三年的整理，才将全部经板排序上架。
民国初年，僧录司不复存在，经板改由内务部和柏林寺住持共同负责保管。民国九年(1920年)，依照时任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的建议，国民政府对经板重新按架编号，制定了相应的颁给规则八条、印刷规则十二条、保管规则八条，并公布施行，仍由柏林寺住持负责保管。不过由于存放经板的房屋年久失修，政府方面又无力拨款修缮，经板仍面临毁损威胁。一批佛教学者、僧侣及热心公益的人士深知大藏经的价值，专门组成了“龙藏经板保管协会”，专门吸纳善款以确保龙藏经板的安全。协会规定，在家会员每年交纳十二元、出家会员交纳六元作为基金，协助官方及柏林寺住持保管经板。民国十七年(1928年)，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又募得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杨子繁、齐斐章、杨明尘、潘对凫等居士的捐助款，开始重修经板库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将《清藏》经板拨归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
1949年以后，柏林寺成为北京图书馆书库，经板即交北京图书馆保管。1966年以后的十年浩劫中，经板被放在院内的临时经板库里。临时库房条件简陋，屋顶漏雨致一部分经板残毁。1982年，经板改由北京市文物局保管，移存北京明代古刹智化寺。1991年文物出版社在印行了清《龙藏》以后，北京文物局又将经板移置北京房山云居寺，由北京石刻博物馆保管。1989年北京市文物局拨款建造了经板专用库房，之后又将经板转拨首都博物馆保存至今。
《乾隆大藏经》的刷印流传
《乾隆大藏经》在学术界和民间都享有盛名，除其本身价值外，近三百年间刷印过多次，流传印本较多，也大大提升了它的影响力。
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刊成后，次年即刷行了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院。
此后清政府多次刷印大藏经，有据可查的印制情况如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刷印3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刷印l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刷印3部；道光六年(1826年)刷印4部；道光十四年(1834年)刷印4部；同治十年(1871年)刷印l部；光绪年间(1875－1908年)刷印10部；宣统三年(1911年)刷印6部。北京白塔寺在1976年进行维修时，在塔身中发现了一部皇帝作为镇塔之宝赐予的《乾隆大藏经》，共724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中山陵筹建藏经楼，开工刷印《乾隆大藏经》。此次刷印了12部，除用于中山陵外，分拨给各大寺庙。
1987年，文物出版社印行了78部。此次刷印，在现存的73024块刻板中，有67090块保存良好或比较良好，仍能用以印书。对已残损的字，采用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光电誊印技术补齐，共补版71967页。对乾隆年间撤掉的经板，从广化寺藏明《北藏》中辑出，进行了补印。
2011年首发面世的《清敕修大藏经》，即成于乾隆三年、习称《乾隆大藏经》或《清藏》《龙藏》的大藏经。因经板自制成已历270年，不仅毁损、遗失严重，多次刷印也致经板上的刻字有较大磨损，不宜一再刷印，所以北京市文物局特别重视，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清洗、修板、补板工作，而且明确说明为最后一次刷印。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后，除翻译外来经典外，历代高僧大德潜心研法，发为著述，留下大批经典作品，蔚为大观。为了传承这些经典，便于民众了解、研习佛法正统，弘法济世，在雕版技术成熟后，北宋以降的历代政府均有不惜成本汇集、编修历代佛教经典以编修大藏经的事迹；而民间也屡有力量介入，通过捐助、化缘募集善款，刊刻佛家经典以利众生。从佛经规模和刊刻水准来看，还是政府牵头，以帝王将相名义通过官版形式出现的大藏经更为权威、知名。
中国古代大规模刊刻佛经，始于房山石经。但正式刊刻、印制佛教经典，则是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间刊刻《开宝藏》开始的。《开宝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完成，历时长达13年之久，雕版共计13万块，共480帙5048卷，用宋代官用文书所采用的黄麻纸精工刷印而成。《开宝藏》不仅雕刻精良，字体端庄秀丽，而且辑录了唐《开元释教录》所涉及的绝大多数佛教典籍，集当时佛教经典之大成，因此在颁之于世后，为研习佛法的芸芸众生提供了最经典、最完备的佛教大典，对社会各界尤其是教界信众影响很大，成为佛教史上的重要篇章。
尽管佛家经典卷帙繁多，刊刻不易，但此后各朝各代大小政权都循例刊刻汉文大藏经，且每次刊刻均有修订增益，加上民间编修、政府支持的《赵城藏》等，共造就了20余部大藏经。如以刊刻时间为序，则辽兴宗时刊刻的《契丹藏》(又名《辽藏》)，为我国第二部大藏经。这部藏经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共579帙。此后有北宋《崇宁藏》(580函，1440部，6108卷)、《毗卢藏》(595函，1451部，6132卷)、《圆觉藏》(548函，共1435部，5480卷)、《资福藏》(599函，1459部，5940卷)、《赵城藏》(682帙，6900余卷)、《碛砂藏》(591函，1532部，6362卷)、《普宁藏》(559函，1430部，6004卷)、《弘法藏》(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元代官刻本大藏经》(651函，6500余卷)。明代形成大藏经刊刻高峰，有《洪武南藏》(678函，1600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636函，1610部，6331卷)、《永乐北藏》(636函，1621部，6361卷)、《武林藏》、《万历藏》(678函，1659部，6234卷)、《嘉兴藏》(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计6种。其中，《永乐南藏》是印本最多的大藏经，影响最大。
到了清代，刊刻大藏经虽没有那么频繁，但就水准而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官修汉文大藏经，仅雍正、乾隆两朝历时6年完成的《龙藏》(即《乾隆大藏经》)一部，计经版79036块，724函1669部7168卷，集历代刊刻之大成，成为封建时代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此后，虽有民国初年私版铅印本《频伽藏》、《普慧藏》，但规模和质量都无法与《乾隆大藏经》相提并论。以雕版论，《乾隆大藏经》是最晚完成、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的刊刻
清代建国后，经平定叛乱、巩固版图，逐渐进入休养生息的正常轨道。至康熙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形成盛世局面。康熙帝为显示文治武功，着意编修藏经，最终形成藏文泥金写本《龙藏经》，共108函，每函经叶三百至五百叶不等，每叶正反两面以上好泥金用藏文楷书抄写，制作极为精美，耗资众多。这部藏经因质量高，极受重视，保存也相对完好，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龙藏经》为藏文所写，继承帝位的雍正帝认为还不足以统一人心，于是开始筹划刊刻汉文大藏经。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进行编修、刊刻筹备，到校勘经文、选板定材、雕版刷印，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了经板雕刻和上板刷印工作，前后历时6年。因此次编修的大藏经叶间均有龙纹，所以编成后即号为《龙藏》。同时，又因雕版刻成于乾隆年间，习称《乾隆大藏经》、《乾隆版大藏经》。
雍正帝对刊造大藏经极为重视，短短三年间曾八次撰写序文，为新刊大藏经作导引。其中，撰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初一的《御制重刊藏经序》最为重要，对佛典源流、刊刻大藏经缘起、宗旨及校雠原则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粤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于大月氏王使者，而震旦教始萌芽。其后摄摩腾、竺法兰随汉明帝求经使臣蔡惜等至洛阳，而四十二章等经乃缄于兰台石室。魏晋而降，大德迭兴，翻译通明，中西不隔。达摩西来，演畅宗风，不立文字之的旨既昭，而文字于以掀天揭地。至隋大业间，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日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胜谛者，曰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而佛经己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矣。唐奘法师出，能博涉经论，谓译者多所讹谬，乃躬往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周流三竺，十有七年。唐太宗诏将所得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与房乔等，集诸硕学沙门翻译，定为经律论三藏。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观大略，则无改于唐之旧也。
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较，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矣。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夫无边契经海，皆以一音演出，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方且立一，是名不可得，而何况于非然。既涉音声文字，则如来固善能分别诸相也，虽一定一句皆有正讹，不可以混。犹夫中乘、小乘，皆以大乘为之纲骨，四十九年所说，无非大乘。智果简出小乘，别安名字，未为得也。而在小乘中，则一语一默，一进一止，皆有佛敕，叉奚可以悖欤?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是为序。 由此序文，可见雍正对藏经内容和校勘经文的重视。那么《龙藏》编选藏经的依据是什么，内容如何呢?由《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共五卷)可知，《龙藏》是按照“大乘经”“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西土圣贤撰集”“此土著述”的分类进行编排的。千字文函号自天字始，至机字止，共724函，每函收经10册，合7240册。这种编排方式源于明代《永乐北藏》，不过在内容上有较大调整。“大乘经”“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松苑续入藏诸论”“西土圣贤撰集”等条目下，所收佛经之部数、卷数、册数与《北藏目录》完全相同。只有“此土著述”部分所录典籍，与《北藏目录》相较内容增减较多。雍正曾于十三年(1735年)四月二十五日钦定入藏《华严会本悬谈》等4部300卷典籍，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十一日又钦定入藏《法华玄义释签》等50部827卷典籍。此外，还增入艺字函《唯识三十颂》一部，虽与前沛字函《唯识三十论》为同一部典籍，但在卷末补入二句颂文，云：“自类具一性，遍一切染心。小无中有初，大随具三义。”致一部藏经出现两部《唯识三十颂》。增加内容的同时，《龙藏》对《北藏》所收史传类的《释迦氏普》等、目录类的《出三藏记集》等、语录类的《宗门统要续集》等、著述类的《止观辅行传弘诀》等、义疏类的《请观音经疏阐义钞》等、音义类的《绍兴重雕大藏音》等进行了删除。
雍正十三年(1735年)初，经文校勘已大体完毕。经板也经多方采访，已基本确定意向，刊造大藏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后虽经雍正帝驾崩等重大政事困扰，但清廷还是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刊板工作，至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十五日工竣，又用了四年时间。
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等人名录可知，刻藏的组织机构称名“藏经馆”。藏经馆由官员和僧人共133人组成：官员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任“总理藏经馆事务”，工布查等3人任“校阅官”，赫德等9人任“监督”，九龄等64人任“监造”；僧人由敕封无阂永觉禅师钦命贤良寺住持超盛等4人任“总率”，超鼎等3人任“带领分晰语录”，源满等4人任“带领校阅藏经”，祖安等6人任“分领校阅”，真干等38人任“校阅”。此外，还招募刻字匠、刷印匠、木匠、折配匠、界画匠、合背匠等800余人参与其事。
其中经板置办由和硕庄亲王允禄署理，他在雍正、乾隆两朝均多次就大藏经刻板事宜与皇帝商议，最后在乾隆元年确定使用梨木板。其板长二尺四寸(80厘米)、宽九寸(30厘米)、厚一寸一分(3.7厘米)，多采自山东。对于经板底材，朝廷内外曾有议论，认为购买梨花木不仅耗费较大，而且不易采买，倒不如用拼合版，但允禄、弘昼等认为历代刊刻藏经，都因经板年久损坏，不得已要翻新重刻，因而坚持采用梨花木，以流传久远。最后这一建议得以采纳。允禄采买的梨花木多来自山东、河南，运输则一般在秋冬收脂的时候，以防板材翘起变形。为使经板保存久远，板片四周还披麻挂灰。采用这样的标准，费用远远超出预算，为此，乾隆皇帝还曾专门批示“用内府帑粮办理”。可见其对大藏经的重视。
全藏刊竣，计有经版79036块，724函，1669部，7168卷。其中正藏485函；续藏239函。刷印计用纸154211连(张)，佛像、龙牌、韦陀所用之板在外。每函的刻板数字及用纸数字都有详细记载，其统计之详尽，较以前的几部大藏经更胜一筹。全套经板重量约400吨，堪称我国木版书之最。
《乾隆大藏经》经版作为我国现存的唯一一部大藏经版，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不仅是珍贵的文物，也是世界佛教史上极重要的佛教文献，深受政府和信众的关心、重视。“龙藏”经版刻成后，共印刷103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6年再次印刷22部。经版原存故宫武英殿，后移藏于位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至今尚存于北京。
《乾隆大藏经》经板的递藏与保存
清早期几任皇帝曾大兴文字狱，以巩固政权。《龙藏》在乾隆三年(1738年)刊成后，曾被统治者多次撤版。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撤出钱谦益所注《大佛顶楞严经解蒙钞》一种六函六十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撤出《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希有大功德经》《永乐制序赞文》等四种，共撤出俊字函五卷、于字函六卷、务字函一卷、亩字函一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撤出《华严经》《大乘显识经》“入定不定印经》《方广大庄严经》《证契大乘经》《大乘入楞伽经》等经之武后序文。不过总的来说，撤毁者占极少部分，以后也多有毁损，但绝大多数经板留存至今，历二百余年，保存仍较为完好。作为自宋代以降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副大藏经板、国家一级文物，其递藏保存经历也颇为曲折。
《龙藏》刊成后，经板最初存放在武英殿。后来因请印不便，由僧录司的正印和拈花寺住持达天写折子呈交内务府上奏，提请将经板移置位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这一建议获准后，经板也开始由僧录司和柏林寺住持共同负责保管，仍由内务府监督。但此后几朝政府疏于监管，导致经板杂乱失序。光绪四年(1878年)，在理藩院的监管下，由张平泉居士捐资、柏林寺住持昆峰和尚主持，制作了一百副木架。经过三年的整理，才将全部经板排序上架。
民国初年，僧录司不复存在，经板改由内务部和柏林寺住持共同负责保管。民国九年(1920年)，依照时任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的建议，国民政府对经板重新按架编号，制定了相应的颁给规则八条、印刷规则十二条、保管规则八条，并公布施行，仍由柏林寺住持负责保管。不过由于存放经板的房屋年久失修，政府方面又无力拨款修缮，经板仍面临毁损威胁。一批佛教学者、僧侣及热心公益的人士深知大藏经的价值，专门组成了“龙藏经板保管协会”，专门吸纳善款以确保龙藏经板的安全。协会规定，在家会员每年交纳十二元、出家会员交纳六元作为基金，协助官方及柏林寺住持保管经板。民国十七年(1928年)，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又募得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杨子繁、齐斐章、杨明尘、潘对凫等居士的捐助款，开始重修经板库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将《清藏》经板拨归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
1949年以后，柏林寺成为北京图书馆书库，经板即交北京图书馆保管。1966年以后的十年浩劫中，经板被放在院内的临时经板库里。临时库房条件简陋，屋顶漏雨致一部分经板残毁。1982年，经板改由北京市文物局保管，移存北京明代古刹智化寺。1991年文物出版社在印行了清《龙藏》以后，北京文物局又将经板移置北京房山云居寺，由北京石刻博物馆保管。1989年北京市文物局拨款建造了经板专用库房，之后又将经板转拨首都博物馆保存至今。
《乾隆大藏经》的刷印流传
《乾隆大藏经》在学术界和民间都享有盛名，除其本身价值外，近三百年间刷印过多次，流传印本较多，也大大提升了它的影响力。
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刊成后，次年即刷行了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院。
此后清政府多次刷印大藏经，有据可查的印制情况如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刷印3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刷印l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刷印3部；道光六年(1826年)刷印4部；道光十四年(1834年)刷印4部；同治十年(1871年)刷印l部；光绪年间(1875－1908年)刷印10部；宣统三年(1911年)刷印6部。北京白塔寺在1976年进行维修时，在塔身中发现了一部皇帝作为镇塔之宝赐予的《乾隆大藏经》，共724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中山陵筹建藏经楼，开工刷印《乾隆大藏经》。此次刷印了12部，除用于中山陵外，分拨给各大寺庙。
1987年，文物出版社印行了78部。此次刷印，在现存的73024块刻板中，有67090块保存良好或比较良好，仍能用以印书。对已残损的字，采用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光电誊印技术补齐，共补版71967页。对乾隆年间撤掉的经板，从广化寺藏明《北藏》中辑出，进行了补印。
2011年首发面世的《清敕修大藏经》，即成于乾隆三年、习称《乾隆大藏经》或《清藏》《龙藏》的大藏经。因经板自制成已历270年，不仅毁损、遗失严重，多次刷印也致经板上的刻字有较大磨损，不宜一再刷印，所以北京市文物局特别重视，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清洗、修板、补板工作，而且明确说明为最后一次刷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