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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国际三大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得和邦瀚斯(Bonhams，亦译宝龙)在英国伦敦举行了五场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三场大拍，两场小拍。应香港朋友邀请，我于5月12日与之同飞伦敦。
首场拍卖会是5月14日邦瀚斯在伦敦骑士桥举行的中国及亚洲艺术品拍卖会。说是小拍，实不乏珍品。我们淘得的第一件宝就让朋友大喜过望。这是件茶叶末釉水盂，造型规整，釉色呈均匀鳝鱼黄，足圈内有“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识，配原装硬木方座，象征天圆地方。因出现在小拍上，且估价1500至2000英镑，绝大多数藏家都视其为民国仿品，并未引起关注。
我在图录上第一眼看到它就觉眼前一亮：此物虽小(连座才10厘米高)，却非同一般。在预展现场，我们对它仔细审视，特别是图录上没有标注的圈足和印章等部位。该器足圈圆润，俗称“鲫鱼背”，上有铁黑质护胎色，胎釉结合处的微小“锯齿痕”似隐似现，圈足中心盖压的阴文款识自然流畅。我们断定是极难得的雍正官窑真品。拍场上，只有站在后面的两位日本藏家与我们竞争，价格从1000英镑飙至7500英镑时，日本人无可奈何地摇头放弃。我和朋友窃喜，肯定这两位日本藏家也没有真正看出它的价值所在，否则，不会这么快收手的。在邦瀚斯5月17日举行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一件高27.5厘米、刻“道光乙巳夏定府行有恒堂制”款的蟹青釉小口瓶，俗称油瓶，被中国江西藏家以31250英镑竞得。两者相比，雍正官窑茶叶末釉水盂更具文化、艺术和收藏价值。这是我们在伦敦拍卖会初试牛刀。
5月17日，邦瀚斯在伦敦新邦德街举行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我们以无人竞拍的低价购买了一件康熙斗彩徽章纹瓷瓶，成交价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1.33万元。虽然只是康熙朝的“外销瓷”，但有极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首先，它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徽章瓷。它最初的主人是葡萄牙属印度总督圣弗朗西斯科·何塞·桑帕约·伊·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是葡萄牙贵族，曾任葡军首领，1720年至1723年任葡属印度总督，任上死于印度果阿。1720年他令葡萄牙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景德镇为其定制这只瓷瓶，开创了将家族徽章绘制于瓷器之先河。目前，发现的同类徽章瓷有两件，另外一件藏于葡萄牙里斯本博物馆。其次，此瓶造型和纹饰来源于当时葡萄牙著名设计师制作的葡萄酒玻璃冷却器，由此推断该瓶的实际用途应当是葡萄酒醒酒器或冷却器。在同场拍卖会上，另一对乾隆粉彩徽章瓷是用来盛放冰块，为冰镇葡萄酒的容器。近年来，我国新贵一族对进口葡萄酒情有独钟，收藏葡萄酒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酒庄遍地开花，年产30万瓶的法国拉菲酒动辄每瓶单价万元以上。难道这件康熙景德镇窑生产的葡萄酒醒酒器不值得收藏吗?
收藏的最大乐趣不在于“捡漏”，而在于学习，学习我们感兴趣但尚未了解的知识。参加拍卖会特别是国际大拍，是我们学习的极好机会，当然不能放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国人对明清外销瓷都没有足够关注，双眼紧盯“官窑器”。一件官窑器动辄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而外销瓷远远卖不过同时期欧洲人制作的仿品。以邦瀚斯5月23日在新邦德街举行的欧洲精品陶瓷拍卖会为例，三件康熙景德镇制作的矾红描金花卉纹盘，足圈内的“N109”数字是日本皇家的库存编号，说明它们曾是为日本天皇定制的，估价1000至1500英镑，875英镑成交，平均每只不足人民币3000元。德国麦森公司1730年仿照康熙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花卉纹八方盘制作的商品，估价6000至8000英镑，6875英镑成交，比前者贵15倍以上。
明清外销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瓷胎画珐琅(俗称珐琅彩)并非人们所熟知的清官专利，只供皇家享用。最早的画珐琅瓷器应是康熙朝的外销瓷，用今天的话讲属于“来料加工”。画珐琅所用“洋彩”由欧洲进口，成品全部销往欧洲。瑞典最大的拍卖行彼乌考斯基思(Bukowskis)拍卖的清康熙外销画珐琅花卉纹盘即是其一。这些精美的画珐琅瓷器不曾在国内销售，故除制作者外很少为国人了解。与清代乾隆朝同期，德国麦森瓷厂为代表的欧洲制瓷业迅猛发展，中国外销瓷受到严重冲击并趋于萎缩，工艺复杂的外销画珐琅瓷器逐渐淡出国人视线，以至于民国古董商将早期外销画珐琅瓷器误归入所谓“广彩”系列。其实，早期外销画珐琅瓷器并非产自广东，它与广彩唯一相似之处在于都用大量金彩装饰，品质相去甚远。为欧洲上层人士定制的佳品绝大多数系景德镇产品，只是到清朝晚期，欧洲瓷器质量普遍超过景德镇时，那些以廉价劳动为基础的画工简单、色彩艳丽、以粗代精的粉彩器才是所谓的“广彩”，以低廉的价格在欧美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画珐琅对画工技术要求极高，很难推广，故在它出现不久，另外一种采用洋彩绘制的瓷器品种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当代人所说的“粉彩器”。粉彩绘画技法比画珐琅简单得多，它利用“玻璃白”的特性，很方便地将色彩进行深浅变化，便于上手，因此，很快得到普及。粉彩瓷器与所谓珐琅彩瓷器使用的是同一类彩绘颜料，统称“洋彩”，最初都从欧洲进口，雍正朝始国产化，两者只是绘画技法不同而已。粉彩技法是在画珐琅技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晚清古董商称宫廷画珐琅为“珐琅彩”，致使当今许多人都以为它们是使用不同的彩绘颜料。
中国外销画珐琅瓷器受到欧洲王室贵族的喜爱，来华进入清官的外国传教士将之介绍给康熙皇帝，宫廷画珐琅瓷器由此诞生。以瑞典彼乌考斯基思拍卖行拍出的三件瓷器为例：康熙青花五彩花卉纹盘，釉上彩所用颜料已采用进口“洋彩”，与前朝传统五彩存在明显差异；雍正时期外销瓷，绘画技法已介于粉彩与画珐琅之间；雍正至乾隆时期外销胭脂红描金花卉纹大盘，当属画珐琅系列。
在5月16日的苏富比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我们淘得一件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康熙青花花卉纹大盘，品相极佳，体型硕大，直径50厘米。康熙官窑器带款者多是些小件器物，大件者多不带款识，至多也就画上个双蓝圈。该盘虽没官款，还不能断定是官窑，但与同时代官窑器相比毫不逊色，至少也是民窑精品，看上去透着一股霸气，应是康熙一朝为促进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实物写照。
英伦淘宝也留下遗憾。苏富比拍场上，朋友十分中意一件康熙官窑青花矾红彩八仙人物纹碗，制作极精，估价3万至5万英镑，我建议的最高价是8万英镑，结果30万英镑落槌，由场外买家竟得。在邦瀚斯春拍上，有尊高37.4厘米的明代德化窑“何朝宗制”款观音像，估价3万至5万英镑。一位香港藏家在预展观摩时，足足在手里把弄了半个多小时，连佛像的耳垂都细细摸了一边，以防有修。竞拍时，现场的众多买家迅速败下阵来。我和朋友竞至35万英镑，无功而返。两名场外电话委托的卖家，竞至44万英镑才分出胜负，成交价达52.92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34.58万元。
近些年，明清官窑瓷器屡创天价。我注意到在此次英伦拍卖会上，以张宗宪为代表的香港客商一反常态，不再去追捧明清官窑，而是对宋代瓷器情有独钟。这是否是他们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下一轮要热炒的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当然，即便国际著名拍卖会也免不了有赝品出现，故提醒藏友：造假已今非昔比。
首场拍卖会是5月14日邦瀚斯在伦敦骑士桥举行的中国及亚洲艺术品拍卖会。说是小拍，实不乏珍品。我们淘得的第一件宝就让朋友大喜过望。这是件茶叶末釉水盂，造型规整，釉色呈均匀鳝鱼黄，足圈内有“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识，配原装硬木方座，象征天圆地方。因出现在小拍上，且估价1500至2000英镑，绝大多数藏家都视其为民国仿品，并未引起关注。
我在图录上第一眼看到它就觉眼前一亮：此物虽小(连座才10厘米高)，却非同一般。在预展现场，我们对它仔细审视，特别是图录上没有标注的圈足和印章等部位。该器足圈圆润，俗称“鲫鱼背”，上有铁黑质护胎色，胎釉结合处的微小“锯齿痕”似隐似现，圈足中心盖压的阴文款识自然流畅。我们断定是极难得的雍正官窑真品。拍场上，只有站在后面的两位日本藏家与我们竞争，价格从1000英镑飙至7500英镑时，日本人无可奈何地摇头放弃。我和朋友窃喜，肯定这两位日本藏家也没有真正看出它的价值所在，否则，不会这么快收手的。在邦瀚斯5月17日举行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一件高27.5厘米、刻“道光乙巳夏定府行有恒堂制”款的蟹青釉小口瓶，俗称油瓶，被中国江西藏家以31250英镑竞得。两者相比，雍正官窑茶叶末釉水盂更具文化、艺术和收藏价值。这是我们在伦敦拍卖会初试牛刀。
5月17日，邦瀚斯在伦敦新邦德街举行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我们以无人竞拍的低价购买了一件康熙斗彩徽章纹瓷瓶，成交价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1.33万元。虽然只是康熙朝的“外销瓷”，但有极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首先，它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徽章瓷。它最初的主人是葡萄牙属印度总督圣弗朗西斯科·何塞·桑帕约·伊·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是葡萄牙贵族，曾任葡军首领，1720年至1723年任葡属印度总督，任上死于印度果阿。1720年他令葡萄牙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景德镇为其定制这只瓷瓶，开创了将家族徽章绘制于瓷器之先河。目前，发现的同类徽章瓷有两件，另外一件藏于葡萄牙里斯本博物馆。其次，此瓶造型和纹饰来源于当时葡萄牙著名设计师制作的葡萄酒玻璃冷却器，由此推断该瓶的实际用途应当是葡萄酒醒酒器或冷却器。在同场拍卖会上，另一对乾隆粉彩徽章瓷是用来盛放冰块，为冰镇葡萄酒的容器。近年来，我国新贵一族对进口葡萄酒情有独钟，收藏葡萄酒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酒庄遍地开花，年产30万瓶的法国拉菲酒动辄每瓶单价万元以上。难道这件康熙景德镇窑生产的葡萄酒醒酒器不值得收藏吗?
收藏的最大乐趣不在于“捡漏”，而在于学习，学习我们感兴趣但尚未了解的知识。参加拍卖会特别是国际大拍，是我们学习的极好机会，当然不能放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国人对明清外销瓷都没有足够关注，双眼紧盯“官窑器”。一件官窑器动辄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而外销瓷远远卖不过同时期欧洲人制作的仿品。以邦瀚斯5月23日在新邦德街举行的欧洲精品陶瓷拍卖会为例，三件康熙景德镇制作的矾红描金花卉纹盘，足圈内的“N109”数字是日本皇家的库存编号，说明它们曾是为日本天皇定制的，估价1000至1500英镑，875英镑成交，平均每只不足人民币3000元。德国麦森公司1730年仿照康熙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花卉纹八方盘制作的商品，估价6000至8000英镑，6875英镑成交，比前者贵15倍以上。
明清外销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瓷胎画珐琅(俗称珐琅彩)并非人们所熟知的清官专利，只供皇家享用。最早的画珐琅瓷器应是康熙朝的外销瓷，用今天的话讲属于“来料加工”。画珐琅所用“洋彩”由欧洲进口，成品全部销往欧洲。瑞典最大的拍卖行彼乌考斯基思(Bukowskis)拍卖的清康熙外销画珐琅花卉纹盘即是其一。这些精美的画珐琅瓷器不曾在国内销售，故除制作者外很少为国人了解。与清代乾隆朝同期，德国麦森瓷厂为代表的欧洲制瓷业迅猛发展，中国外销瓷受到严重冲击并趋于萎缩，工艺复杂的外销画珐琅瓷器逐渐淡出国人视线，以至于民国古董商将早期外销画珐琅瓷器误归入所谓“广彩”系列。其实，早期外销画珐琅瓷器并非产自广东，它与广彩唯一相似之处在于都用大量金彩装饰，品质相去甚远。为欧洲上层人士定制的佳品绝大多数系景德镇产品，只是到清朝晚期，欧洲瓷器质量普遍超过景德镇时，那些以廉价劳动为基础的画工简单、色彩艳丽、以粗代精的粉彩器才是所谓的“广彩”，以低廉的价格在欧美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画珐琅对画工技术要求极高，很难推广，故在它出现不久，另外一种采用洋彩绘制的瓷器品种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当代人所说的“粉彩器”。粉彩绘画技法比画珐琅简单得多，它利用“玻璃白”的特性，很方便地将色彩进行深浅变化，便于上手，因此，很快得到普及。粉彩瓷器与所谓珐琅彩瓷器使用的是同一类彩绘颜料，统称“洋彩”，最初都从欧洲进口，雍正朝始国产化，两者只是绘画技法不同而已。粉彩技法是在画珐琅技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晚清古董商称宫廷画珐琅为“珐琅彩”，致使当今许多人都以为它们是使用不同的彩绘颜料。
中国外销画珐琅瓷器受到欧洲王室贵族的喜爱，来华进入清官的外国传教士将之介绍给康熙皇帝，宫廷画珐琅瓷器由此诞生。以瑞典彼乌考斯基思拍卖行拍出的三件瓷器为例：康熙青花五彩花卉纹盘，釉上彩所用颜料已采用进口“洋彩”，与前朝传统五彩存在明显差异；雍正时期外销瓷，绘画技法已介于粉彩与画珐琅之间；雍正至乾隆时期外销胭脂红描金花卉纹大盘，当属画珐琅系列。
在5月16日的苏富比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我们淘得一件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康熙青花花卉纹大盘，品相极佳，体型硕大，直径50厘米。康熙官窑器带款者多是些小件器物，大件者多不带款识，至多也就画上个双蓝圈。该盘虽没官款，还不能断定是官窑，但与同时代官窑器相比毫不逊色，至少也是民窑精品，看上去透着一股霸气，应是康熙一朝为促进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实物写照。
英伦淘宝也留下遗憾。苏富比拍场上，朋友十分中意一件康熙官窑青花矾红彩八仙人物纹碗，制作极精，估价3万至5万英镑，我建议的最高价是8万英镑，结果30万英镑落槌，由场外买家竟得。在邦瀚斯春拍上，有尊高37.4厘米的明代德化窑“何朝宗制”款观音像，估价3万至5万英镑。一位香港藏家在预展观摩时，足足在手里把弄了半个多小时，连佛像的耳垂都细细摸了一边，以防有修。竞拍时，现场的众多买家迅速败下阵来。我和朋友竞至35万英镑，无功而返。两名场外电话委托的卖家，竞至44万英镑才分出胜负，成交价达52.92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34.58万元。
近些年，明清官窑瓷器屡创天价。我注意到在此次英伦拍卖会上，以张宗宪为代表的香港客商一反常态，不再去追捧明清官窑，而是对宋代瓷器情有独钟。这是否是他们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下一轮要热炒的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当然，即便国际著名拍卖会也免不了有赝品出现，故提醒藏友：造假已今非昔比。